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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评书体”小说大量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群众口语进行叙述、描写，沿袭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例如《李有才板话》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后来人们把这一群体的作家，形象而友善地称为“山药蛋派”，赵树理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当然的领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他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赵树理的风格，就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 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有两大特点： ★ 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懂”与“动”。“雅俗共赏”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欢读，作品有市场。中国现代的知识层都喜欢读赵树理的作品，读后不觉“土”不感“俗”，写出了感动肺腑的读后感和评论文章。而广大农民看了、听了，不仅觉得不“洋”、不“玄”，却感到亲切，说他讲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儿。“懂”与“动”，简单地说，就是赵树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读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直至看完、听完还回味无穷，还想再看再听。“动”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看了受感动，作品的思想、人物、语言打动了读者；第二层是感动后要行动，行动起来学习书中人。比如1943年底，左权、武乡一些村里的年轻人读了《小二黑结婚》后，自发地成立了“自由婚姻”小组，提倡、支持自由结婚，反对父母包办、买卖婚姻，有的人学习小二黑，逼着父母退了“童养媳”。又如襄垣、平顺一些农民读了《李有才板话》后，要求农会成立“评干”会，监督、评审村干部。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
鲁迅笔下的农民一般都是受苦受难,命途多舛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当时的民众麻木不仁,当权者腐败;赵树理大多歌颂农民朴实,善良
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分析赵树理的小说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人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 是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了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 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 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老一代农民”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秦，等等，都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思想包袱的旧式农民，他们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有“翻身”后的新的困扰与痛苦。赵树理往往写他们的落后，也写他们的质朴、善良，并常安排或暗示了他们的转变与新生。年轻一代农民，即“新人”形象。如小二黑与小芹，还有李有才，他们都是试图开始掌握自己命运，并敢于挣脱旧的精神枷锁的解放了的一代，他们的行为性格被赋予社会变革的政治内涵，又自然植根于解放区的典型环境，有深厚的生活根据。 通过对两类人物的形象分析，应看到赵树理对于农村题材的新的开掘和独特的发现。 赵树理小说中具有浓厚的地域民俗色彩----山西味道晋阳气息中所渗透的文化内涵；民风民习也被他作为一种“社会景物”，即社会精神的附着物。后来在赵树理的影响下形成的“山药蛋”派，也具有此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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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建议不要搞那些都写烂了的，什么余华的《兄弟》呀，鲁迅呀，张爱玲啊啥啥啥的。可以写写路遥啊，什么其他的。以下找了一点做例子，但是看了一下都不是很有新意，你可能还得靠自己找，选择自己熟悉的作家，最好找那种作品少一点的，不然你全部看下来要看累死了，尽管你可以选择只写他的一部作品，但是里面肯定是有对照研究的，你就不得不去把他的东西都看完……累死……还是和你的导师商量一下吧，不过你最好有自己的兴趣点，这样才好给你建议。 郁达夫小说的欲望主题 闻一多诗歌的唯美主义特征 《骆驼祥子》中的个人主义观念 论曹禺戏剧中的伦理冲突 穆旦诗歌的悖论特征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可以自己选择女作家作品) 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叙事 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研究 十七年小说的叙事研究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有关《围城》的研究 有关白先勇的研究 论萧红《呼兰河传》的内容和艺术形象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以某位女作家为例 论丁玲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小波小说,杂文研究
是 追问： 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写什么题目才好啊，帮忙哦，拜托了
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摘要 摘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重点是结论、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3]，以供读者检索。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另起一行，可以引用。 关键词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完整，要求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推广。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 摘要的规范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字数少可几十字，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精。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排在“提要”的左下方，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
《十月》、《人民文学》、《星火·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文史精华》、《青年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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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报考教育类的学科教学（语文）或者课程与教学论专业。都是培养师资，学科教学是专硕，课程与教学论是学硕。 2、一般都是师范大学招生，建议先选学校，然后去学校官网查看专业目录。当然报考文学类的专业也一样可以做高中语文老师。
题目：《现代小说中的乡土民间世界 ------以许钦文、沈从文、赵树理为中心》 提纲：一、乡土民间：审视现代小说的新视角 1、概念阐述 2、乡土民间的特征 3、现代小说中的乡土民间因素 二、乡土民间：在现代小说中的表现形态 这部分拟从许、沈、赵小说中表现出的乡土民间的共性与个性来阐述。 1、同质（民风民俗、乡土语言、原始生存欲等,还需进一步扩展） 2、异质 a.以许钦文为例—批判的对象、启蒙的对象 b.以赵树理为例—立足民间，从民间内部表现民间，主流意识形态忽视了民间自身的审美价值，一味以行政命令干扰作家 的创作，后导致作家创作的萎缩。 c.以沈从文为例—自觉的审美意识形态（虽然是记忆中的、浪漫的乡土民间，有着作家个人浓郁的情感想象的因素，与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透露着民间文化形态的某种情韵。） 三、知识分子介入乡土民间的方式（或者改为作家的写作姿态）这部分主要承接第2章回答了为什么乡土民间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态不一样） 1、民间叙述（主要是立足民间，从民间内部自发的去表现民间世界的审美意识）如沈从文、赵树理 2、知识分子叙述（知识分子叙事，往往是以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或外在“民间”的立场去审视民间，对民间的批判或者歌颂都与知识分子已有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密切相关。）如许钦文 四、乡土民间在现代小说中的价值
文学类的学得不好就可有可无，所以你在学校最重要的提高自己的能力，至于那所学校好，当然的越有名的越好，就这社会现实。
姐我自己的都没写好。。。真不好意思了，，，这个东东还是你自己写比较好啊！毕竟是你毕业不是别人。。。。。。用心写了，就一定会有人欣赏！
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2002年9月17日写于牛津 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亲爱的刘教授：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 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特邀报告冯其庸 《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 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目录 发布时间：2006年11月03日 中国古代文学部分1、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2、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3、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4、《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5、《水浒传》的忠义观 6、《三四演义》的战争描写7、猪八戒形象分析 8、“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描写 9、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10、《金梅瓶》的家庭生活描写 11、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 12、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13、《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14、大观园的文化意义 15、《红楼梦》的梦幼描写及其意义16、《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 17、《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 18、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19、元代散曲的情感倾向 20、宋江形象分析 21、《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22、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 23、“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24、李贺“童心说”的文学价值25、论《西游记》的谐趣 26、《长生殿》的爱情观27、狐鬼花妖尽世情 28、《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 29、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30、论林黛玉 31、论桐城义法 32、宫体诗的女性描写33、论《文选》对诗的分类 34、王维诗中的禅趣 35、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36、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 37、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38、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39、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 40、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 41、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42、苏轼黄川诗试论 43、论陆游的爱国诗 44、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45、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46、论《子夜歌》 47、《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48、岑参边塞诗初探 49、论李白的梦诗 50、论白居易的感伤诗51、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 52、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 53、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54、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55、苏轼对词境的开拓 56、贺铸词的艺术个性57、论诚斋体 58、宋末逸民诗初探 59、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60、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61、《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 62、《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63、《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64、《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65、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66、论蔡邕的碑体文 67、论《史记》中下层人特的描写68、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 69、曹植诗风的衍变 70、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71、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 72、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7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74、《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75、《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76、《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77、宋玉赋试论 78、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 79、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80、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 81、花间词的艺术成就8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 83、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 84、《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85、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86、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87、《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88、《红楼梦》中的丫环群体 89、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90、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91、论明清小说题材的迁变 92、《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93、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 94、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诗的影响95、《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96、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 97、江西诗派宗杜论98、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99、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 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 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 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 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 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 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 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和未来 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 14、鲁迅小说的忏悔意识 15、鲁迅小说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 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 18、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 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 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 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 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 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 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 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的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 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 37、《围城》新论 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 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 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 43、朱自清散文艺术论 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 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 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 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 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 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 54、郭小川诗歌论 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 57、论闻捷的爱情诗 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 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 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 63、论舒婷的诗歌 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的区别 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论柳青的小说创作 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 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 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 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 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 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 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 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 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 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 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 91、论余秋雨的散文艺术 92、论新时期的女性散文
迷宫的叙事简而言之，意即有关“迷宫”这一主题的叙事，这是后现代小说寓意最为丰富深刻的主题。以下是我分享的后现代小说迷宫的叙事手法探析 论文 ，欢迎阅读借鉴。
一、叙事的迷宫
堪称后现代小说先驱的博尔赫斯，是小说形式的最先实验者，他在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就进行着叙事迷宫的实验;20世纪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则将小说形式的创新进行到底，《哈扎尔辞典》营造的“梦网迷宫”体现了他纯熟的叙事本领。这两部后现代小说所呈现的“叙事的迷宫”颇具有典型性，功劳自然要归于两位作家高超的叙事策略。
(一)环形叙事———无开头无结尾
在《小径分叉的花园》开篇，博尔赫斯简单交代了间谍故事的背景后，就直接开始叙述故事的发展，而故事的开端却以一串省略号代之，使得读者一开始就感到一头雾水，稀里糊涂地闯进叙事的迷宫之中。之后，读者将再也走不出这一迷宫，因为小说也没有结尾为读者提供出口。小说的最后一段，余准开枪将艾伯特杀死成功送出了情报，同时艾伯特的死因也得到揭示，真相终于大白，给读者顿悟之感，然而最后一句:“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再一次让读者迷惑不已，因为它似乎是在否定前边以杀死艾伯特、处死余准为结局的结尾。
确实，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尾，而只是形式上的结尾、感觉上的结尾，是博尔赫斯在众多可能性的结尾中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正如余华先生所说:“他的叙述是假装地要确定下来了，可是永远无法确定。”博尔赫斯在小说中也早已借助汉学家艾伯特对彭崔小说写作技巧的探讨，暗示过小说结尾的不确定，主人公可以选择所有的可能性，从而产生许多不同的结局，结尾实际上是游移不定的。《哈扎尔辞典》 “辞典体”的结构形式则更形象地呈现出环形叙事的特点。无所谓开头，读者可以以任意一个辞条为起点开始阅读;无所谓结局，读者在红书、黄书、绿书中会读到三种结局，每一种宗教的代言人都极力宣称哈扎尔族改信了自己的宗教，读者的思绪被淹没在嘈杂的喧嚣声中，找不到方向。
(二)虚构叙事———虚构的真实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然而后现代小说的虚构叙事有自身的特点:小说家一边建构微妙逼真的虚构之笔，一边故意揭露它们的虚构性。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制造出一种云雾缭绕之感裹挟着读者，使他们的双脚想要离地却又分明受到地心力的牵引。博尔赫斯是虚构的能手，他经常“在现实与神秘之间来回走动，就像在一座桥上来回踱步一样自然流畅和从容不迫。”[2]59《小径分岔的花园》一开篇，他先以超叙述者的身份客观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即《欧洲战争史》对英国炮队推迟攻击目的地原因的官方书写。博尔赫斯用历史史料，给随后以省略号为起点开始虚构的余准证言披上了真实的外衣，从而便于自己接下来任意驰骋在想象之中。
然而当读者落入这一虚构的现实之网，博尔赫斯就将大胆地将情节向虚幻的方向转化:现实中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开始和余准记忆里曾祖父彭崔的迷宫花园出现重叠; 汉学家艾伯特对彭崔小说的探讨又悄悄将读者引入哲学的玄思之中。读者被牵着鼻子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来回穿梭，逻辑推理一次次被莫名其妙地打断，头脑混混沌沌、越来越感觉到真假难辨、虚实难分，如入迷宫。帕维奇将小说的虚构性放置在“辞典体”这一客观严肃的文学样式中，从而巧妙地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同时还在很多辞条中有意使用诸多考据学专用语如“据古代文献记载”、“史家认为”“据**编年史记载”、“根据一种史料的说法”等，来加强虚构的真实性。
而小说同时又以多种方式对自身虚构的真实性进行解构，如三种文献对哈扎尔改信宗教之事的记载，在细节或人物的描述上有时候颇为一致，有时竟截然相反且都能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文书尼科尔斯基神甫在忏悔书中说自己“杜撰出不少隐士的生平……编造了新的圣迹显灵的故事”，甚至直接揭露“任何作家都可毫不费力地用两行字宰杀他笔下的主人公。而宰杀一个有血有肉的读者，只消用一本书的人物，或者传记的主人公，稍加隐喻便可做到。这是轻而易举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情节使读者越读越困惑，不知道到底何为真何为假，想要搞清楚却变得更加糊涂，不知不觉掉进作家编织的“梦网迷宫”。
(三)空间叙事———情节的分叉和并置
后现代小说家将传统的线性叙事(开端———中部———结尾)转换成生动的空间叙事，主要是通过情节的分叉和并置两种叙事策略来实现的。情节分叉，即一个情节随着时空的变换不断地进行分叉，由一个主情节可以衍生出多个次要情节，而每一个次要情节再向四面八方开出多个分支……就这样无限延展分岔下去，拓展出情节的内部空间，使得无数的情节得以相互交织缠绕形成一个迷宫之网;情节并置，是在同一个时空内放置多个情节，情节与情节之间构成交叉，增生出更多的情节，使得情节越来越复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主要运用了情节分叉，以配合形式上的间谍故事。他在紧张、快节奏的追捕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悄悄将情节引向余准的心理活动，由此衍生出余准曾祖父彭崔的故事和余准对迷宫的想象，而当余准走进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一特定时空之后，叙事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叉，其具体形态是故事嵌套故事———先是横生出汉学家艾伯特的故事，艾伯特的出现又引出余准祖先崔朋建造迷宫的故事，由迷宫故事又延伸出彭崔小说的故事……由此，情节一直向叙事的深层空间扩展，无限延展下去，永无止尽。
同时余准传递情报的情节又与马登上尉实施追捕的情节在空间上是并置的，而分岔出的艾伯特的情节又与以上两情节在某一时刻、在花园中心发生交汇，不难想象这些分岔的情节在交叉之后又会继续像四面八方蔓延开来，由此也再次证明小说的结尾只是所有结局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博尔赫斯以这种将情节无限向内部扩展的叙事方式，在短短十几页的小说勾织出庞大的、枝杈交错的网状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迷失着方向，最终落入迷宫的深渊。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里首先最明显地采用了情节并置的手段，小说的“辞典体”形式确保了每一个辞条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情节，叙述者可以轻松地将同一时刻发生的不同事件平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由此，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一个辞条作为阅读的起点，也可以以任一辞条作为阅读的终点。然而，毫无顺序的多重情节，也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发起了挑战，读者要想拾起那些碎片化的情节，“重建书中的世界”，可以说纯属妄想，即便是细心的读者能够析出词典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小说到底讲了什么，可以说，还是一无所知。情节分叉在《哈扎尔辞典》里被运用得较为隐秘，它是在情节自身的多次重复中实现的。书中无论是关于捕梦者、哈扎尔族的研究者、天神或者魔鬼的生平事迹，还是有关“哈扎尔大辩论”这一事件，都要分别在红书、黄书、绿书中叙述一遍，不过，看似重复的情节内大有文章。帕维奇在对一个事件或人物进行重复叙述的时候，在其中稍加入一点新的叙事因素，就使得人物或事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异:一个人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可以同步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里;好几个人经历的事情可以重复、集中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命运相连的人们会穿越几个世纪于同样的地点重新相遇，只不过都换了面孔……情节在多次重复和变异中，一点点拓展出越来越广阔的空间，促进了叙事迷宫的形成。
二、迷宫的叙事
何为“迷宫的叙事”?简而言之，意即有关“迷宫”这一主题的叙事，这是后现代小说寓意最为丰富深刻的主题。可以说，后现代小说家营造的迷宫结构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结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因为在其结构框架内往往蕴藏着一个迷宫主题，那些有关时间、历史、梦、死亡的迷宫叙事填充了“迷宫”式的结构框架，使得它不仅骨骼健全，且血肉丰满。“迷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它把从外部到内部，从形式到冥想、从有时到无时的象征性运动永久地固定下来……在迷宫的中心有一个生命，即怪物或神。不管是神还是怪物，迷宫的中心蕴藏着一个谜。”《小径分岔的花园》显在的线索是一个典型的侦探故事，但在迷宫结构的中心就隐藏着一个谜———汉学家艾伯特讲述的时间之谜。艾伯特认为彭崔创作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本小说实际上是一个掩盖着“时间”之谜底的谜面，由于时间是 “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组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彭崔小说中的主人公才能“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
金庸小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作为小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叙事结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景观.它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本文从固定模式的创新运用、"建筑框架式"的叙事结构、设置悬念的结构艺术和演绎人性的情节驱动模式四个层面入手,对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一粗略的探索.讨论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武非武、侠非侠、奇非奇，这是金庸小说的艺术特点，当然也涉及了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为什么王一川博士会将金庸列入“20世纪文学大师”之四？为什么北大严家炎教授说金庸小说标志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问题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还必须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将俗文学的形式提升到高雅而又精深的境界；金庸小说又是怎样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固有模式及文类的局限，而获得创造性的艺术成就？我们还要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超越了武侠小说及其通俗文学的极限，从而看是武侠小说，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却又不是武侠小说——别的作家，包括武侠小说的另两位大师梁羽生和古龙，他们的小说仅仅是写得好的武侠小说而已；只有金庸的小说不能在武侠小说的概念范畴内获得充分的解释，必须突破这一概念的局限，才能真正地理解金庸小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庸才有可能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师并列。金庸小说的叙事方法及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与众不同，不仅与所有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不同，而且对非武侠类型的小说作家也大有启发。金庸小说除少数几部如《连城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及《笑傲江湖》等外，其余都有或深或浅的历史背景。——《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写的是清乾隆年间事；《鹿鼎记》写的是清康熙年间事；《鸳鸯刀》的时代背景也是在清代；《碧血剑》写的是明末清初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写的是南宋末年间事；《倚天屠龙记》写元末年间事；《天龙八部》写的是北宋年间事；《越女剑》写的是春秋时期事。这些小说的历史背景、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多为民族矛盾冲突激烈，或诸侯争霸、或改朝换代的“动乱时代”。金庸的小说取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宋辽矛盾、宋金矛盾、元明矛盾、明清矛盾、汉满矛盾这样的分裂、动荡与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一是“乱世出英雄”；二是冲突出奇闻；三是可以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题；这些之外，还有，四是金庸不想写纯粹的江湖——武林故事，而是要想办法提升小说的主题意义，并施展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之所以要这样写，表面的原因是要使读者感到可信；再是要改变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开拓新的路子。金庸达到了真正的文学层次及美学层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出，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被认为是“真命天子已出世。”是因为，金庸正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完全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即上述的三维世界。——《射雕英雄传》不仅写了，（1）江南七怪、全真七子、乾坤五绝及其徒子徒孙的江湖世界中的奇人奇事；（2）宋金对峙时代，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卑恭屈膝及昏庸无能；金国君臣的狼子野心、傲慢横行；以及蒙古大草原上成吉思汗逐步统一蒙古部落，并东征西讨，又试图灭金伐宋；（3）前两种背景交织，目的是写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他的父母从山东移居临安，未“安”多日，又被金国王爷弄得家破人亡，母亲怀着郭靖逃到蒙古苦苦挣扎，这才使孩子出生，并一天一天地长大，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而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打一场赌，又决定了郭靖此后的人生道路，这又是“江湖”造成的：郭靖从一个讷、迟钝、憨直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勇敢、刚毅、正直、淳厚的大英雄，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才是本书当中最为人称道、让人激动的因素。也正是小说中最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特殊的身世，及他的极为特殊的形象，他甚至连平凡的孩子也比不上，怎么能成为一个盖世英雄、侠之大者？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令人信服地叙述了这一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人生历程。他的成长——成才（练武）——成功（保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玄机巧妙而又真实可信，都牵动了读者的心。《射雕英雄传》成了一部经典性的作品。它不仅是武侠故事的经典，也是小说艺术的经典，因为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形式。《射雕英雄传》当然也成了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分界线。以前的《书剑恩仇录》还没有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陈家洛这个人上，而是集中到传奇情节上；《碧血剑》稍好一些，写了袁承志的童年、学艺的一些经历，但也仍是匆匆而过；《雪山飞狐》则又回到说故事及其“怎样说”（这当然也很重要）上面去了，直至《射雕英雄传》才将叙事重点真正地转移到人上来。围绕人物的成长来结构小说、发展情节，这就像高尔基所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形式。《神雕侠侣》叙述了杨康之子杨过的人生故事，比《射雕英雄传》更为精彩生动、曲折动人。《倚天屠龙记》叙述了张无忌这一人物的不幸经历，我们已经说过张无忌的父亲是武当派的弟子，而母亲则是魔教的殷素素，正邪结合，非灾即祸，因为正邪不两立，仇怨极难消。所以在回到武当山不久，张翠山、殷素素便双双自杀，张无忌从此成为孤儿。更不幸的是他还身中寒冰毒掌，祖师爷张三丰束手无策，张无忌生命危在旦夕，只得让他到当地名医胡青牛那儿去碰运气……此后张无忌便开始了他孤苦飘零的人生，当然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奇遇，一次又一次的磨练和考验。这些，不仅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还能深深地打动我们。有时我们会觉得“张无忌就是我”，或者是我们极亲近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他的人生故事中受到更多的启迪。这样的三维结构，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而且也使小说的结构形式更加严密，因为它围绕主人公的人生来写，既可保证“人学”的重点，又可保证“小说”的完整严谨。而利用这样的三维结构，在叙事操作上，也有了极大的自由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创造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有“法”可依，那就是以人为主。可以简单地说：它比一般武侠小说多了艺术品味；而比纯文学创作多了传奇性及其想象与创造的自由度；它比历史小说更神奇；而又比一般的武侠故事更深厚。
《一事能狂便少年》《如果他求我三次，我就原谅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就知道这些
你说的那个是女生日记系列的夜读本吗？和《天使爱做白日梦》是一套。妖精只在夜里哭，是夜读本，天使爱做白日梦是昼读本。你买过女生日记的杂志就该知道，它一般都是两本，一本彩色的封皮，一本黑色的。里面是50个魔幻的爱情故事。目录：鱼祖神珠偶人之恋爱在西元前一剑双心精灵之伤藏游·堕泪水晶之恋诅咒之蝶朱雀涅盘唐门少女的千千心结人鱼故事之完美版女巫的碎心七叶草剑侠传说夺魂镖天国神使灵魂进化曲奈何女巫的红葡萄酒天堂的最后一趟班车…………初中时候买的，里面的爱情小故事还算温馨可人，后来看多了，就没啥意思了。私以为，比不上《湖边有课许愿树》里的一些故事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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