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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总结通过为期三年的学习，我在党校全面、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报告等理论知识，使我的理论素养和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现对三年来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总结如下： 一、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通过学习，使我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党性是最高而集中体现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持先进性，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党的十六大报告集中体现了四个字的精神，那就是“与时俱进”，共产党人只有抓住这四个字的精神，并付诸实践，才能保持先进性。如果没有先进性，就不能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产党员的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将荡然无存。党在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体现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中的重要作用。共产党员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习、领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通过学习，我还认识到，在党性的基本特征中，贯彻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领导制度。要谈民主集中制，首先要谈党的纪律，因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纪律的一部分，党的纪律主要有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等。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政治行为规范，它要求党员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要求党的任何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党的组织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原则，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的纪律，党的群众纪律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处理与群众关系的规范，要求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而没有集中民主就失去了意义。现在的有些地区、单位的集中有着“一把手”一言堂的倾向，还有的民主，成了一盘散沙，这就与我党所述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有天壤之别，这样的集中，具有官僚主义的倾向，这时的决策是片面的、被扭曲的。这样的民主，没有汇集众多智慧的基础，也就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因此，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才能把党性原则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不断增强。 1、加强了政治修养。十六大报告集中体现了四个字的精神－－“与时俱进”。而作为一切行动先导的政治工作，也要与日俱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与时俱进的关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修养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加强政治修养还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把政治修养与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2、加强了理论修养。关键是加强对世界观的改造，要加强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确地确定政治方向，解决立场问题，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出、提炼出理论，再以提炼升华的理论指导工作实践，不断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不断地加强党性的理论修养。正确思想，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生活实践和学习，来源于自我的素质，而要提高素质，又必须加强学习、实践，从而不断地提高自我的素质，这样从大处讲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从小处讲，我们才不会被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淘汰 3、加强了思想道德修养。以党性的五个特征为切入点，把之融汇进平时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去，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共产党的基本属性，正确地对待和使用权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人民赋予的。我对权力的理解是这样的，既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又是来自人民，就应该行使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否则，权力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的权力将会有两种后果，一种是失去约束的权力，不断地谋私利，最终遭受人民的唾弃；一种是成为庙里的菩萨，管看不管用，被人民所遗弃。只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两个务必”牢记在心中，不断地加强道德修养，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4、加强了作风修养。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作风修养，共产党员要始终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胸怀伟大的理想，淡泊明志，自觉地锻炼意志品格，把“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贯彻到平时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去，把“两个务必”牢记在心中，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从而不断地增强党性，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更加有利于取信于民。通过三年的学习，使我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我应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决问题，不断地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切实做到居安思危，求真务实，时刻用党的纪律严格约束自己，自省、自重、自警、自励，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外干部要将党性修养作为基本要求党外干部与党内干部在身份上有一条无形的分界线。虽然身在党外，但每一名党外干部都要将党性修养作为基本要求，按照党性的要求，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具体说来，党外干部要做到三点：一是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党外干部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时时处处要想到自己是党的干部。一方面要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党风廉政建设上的成就，正面引导群众拥护共产党，形成积极、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方面要服从党的安排，听从党的指挥，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政策和党委会的决策。二是自觉接受党性教育。接受党性教育不仅是党员的义务，也是党外干部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包括党对党员干部作出的要求，包括党的重大理论、重大决议，例如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党外干部均要认真学习、仔细体会。三是自觉提出严格要求。态度决定高度。自觉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是党外干部积极态度上的直接体现。党员干部能够做到、想到的党外干部要做到、想到，党员干部没有做到、想到的，党外干部也要做到、想到。委书记于文明特别强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注意全员性，要注重吸收党外干部参与活动，充分发挥党外干部的参谋作用。明确提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外干部要做到“四个积极参与” 。 一是要积极参与学习调研。在学习调研阶段，党外干部特别是担任中层领导干部的党外人士也要按照党委下发的方案要求搞好落实。要通过学习提高对中共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大意义的认识，找准学习科学发展观与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的结合点加以思考，明确高校党外干部在建人民满意大学见成效上的地位和作用。要发挥党外干部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的优长，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找准制约学校发展的问题和瓶颈，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党委在制定学校发展的战略决策上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要积极参与分析检查。作为中层领导干部的党外人士，不仅是各单位、各部门发展建设目标的谋划者，也是发展建设目标的具体实施者，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不可缺少。通过分析检查，既能帮助党员干部提升领导和决策的能力，同时党外干部本身也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从中起到提高觉悟、强化素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三是要积极参与整改落实。整改落实是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关键阶段，党外干部要发挥好监督的作用。特别是在整改中需要集中解决的突出问题、着力完善的体制机制等，在与党员领导干部共同落实的情况下，还要当好“监督员”。 四是要积极参与总结实践。作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单位，总结实践是活动开展的重要环节，也是试点经验出炉的“母体”。党外干部要积极参与并抓住总结实践这个环节，发挥聪明才智，用党外人士的不同视角总结活动开展的情况，通过学习实践，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成工作实效，为学校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贡献力量。做到四个“始终”：一要始终把握政治方向，自觉维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外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自觉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与党委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从当前来看，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充分认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一历史性决策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新时期近30年改革开放宝贵经验的精神实质，更加自觉地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旗帜鲜明的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始终做到勤奋学习，全面提高和增强自身素质。学习是干部修养的永恒课题，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党外干部尤其要牢固树立“学以立德、学以明志、学以增才、学以致用”的理念，通过学习，不断加强个人修养，不断明确人生追求，不断提升能力，不断促进自身工作。三要始终不忘团结共事，切实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党外干部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广交朋友。发挥好党外人士的优势，努力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把本单位全体干部群众的热情凝聚在一起。要提高自我认识的能力，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多讲协作,在工作中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及时补台，在急、难、重任务面前共同面对,相互帮助，共同把本部门的工作推向前进。四要始终坚持有所作为，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事业第一，力求不辱使命，树立“不作为就是失职”的理念。具体来讲，要明确“三个定位”,即思想定位，不忘根本，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作风定位，谦虚谨慎，当好桥梁与纽带;工作定位，求真务实，开拓奋进建功立业。 党外干部要正确理解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好事，始终做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要在工作中要找准坐标，摆正位置，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组织、局部与全局、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主动当好主要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不回避、不推诿，自己能够解决的矛盾不上交，用坦诚、务实、有为的工作赢得大家的尊重和支持。要加强领导管理学的学习和实践，抓住涉及全局的关键，抓住工作中核心的环节和问题，抓住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党课结业论文:端正入党动机、加强党性修养作者：佚名 资料来源：网络 党课结业论文:端正入党动机、加强党性修养文 章来源莲山课件 w ww.5 y kj.Co m来源党课结业论文:端正入党动机、加强党性修养论文摘要：入党动机是否纯正，自己如何加强党性修养，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这些都是现阶段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于是，本论文围绕以上内容，都展开了详细的探讨与思考，并最终得出了一些相关结论。党的建设，离不开党组织、党员以及党外群众，了解党的一些基本知识，有利于加强人民对党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而党也会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事实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字：入党动机、党性修养、自身素质、党的建设敬爱的党组织：经过这段时间的党课学习，我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事业的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是一个严肃的政治组织，因此，我们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应当端正入党动机，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坚定信念，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在新时期我们应当如何端正入党动机呢？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想要入党。入党是为将来找工作方便吗？是为了炫耀吗？是跟风吗？参加培训前，如果我们存在这种思想，那只能说我们还不成熟，但经过这段时间的党课学习，再问问自己，如果还是存在这种观念，那真的不配争取入党。我们的入党目的应当很单纯很简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并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们来自社会，接受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一切资源，现在我们长大了，是否该好好想想该如何来回报社会呢？而我，站在这个角度上，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党始终把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一个原则，站在国家、人民的利益思考问题，那么作为党员，也要学会把目光放长远，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我们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就是要为自己将来有更伟大的理想而做准备，不只是为了一些小利益而入党，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更是对党的不尊重。之前我看了《沈浩日记》，很是感动，沈浩作为党员，认真履行党员的职责，始终为人民着想，并且会常常反思，该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与别人的日记不同的是，沈浩的日记基本上都是自己理想的体现，都是热爱共产党的体现，这一点着实让我佩服，我不禁回想自己的日记，自己经常记下的都是一些流水账，而不是写下自己的目标，不是反思自己，不是想到为他人服务。所以，我想向沈浩同志学习，我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合格、优秀的共产党员，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共产党员，做一个“大写”的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增强党性修养呢？我认为最基本的就是学习关于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一个连党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的人，又怎么能说他想加入这个组织，怎么能说他想为这个组织做贡献呢？所以，我们接受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这是加强我们党性修养的一个很好机会。上课时，彭老师的那句“入党前是模范，入党后松一半”惊醒了我，目前我是很想入党，也很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一旦入党后，自己真的就会松懈，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吗？所以，我认为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是很重要的。虽然现在很多大学生理论基础知识薄弱，党员角色意识不强，党的宗旨意识不牢，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够等等，但是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既然我们想入党，就要坚定这个信念不动摇。所以，参加积极分子培训，我们应当认真上课，每一节课老师都会告诉我们关于党的种种知识，也会结合很多生动的例子进行讲解，于是，我们自己就得进行反思，自己有没有跟老师谈到的例子中的人物一样优秀，抑或，自己是否和例子中的人一样，不符合一名合格党员的要求？我想，坚持“吾日三省吾身”，这也是加强党性修养的一个好方法。老师说，共产党员的党性特征体现在先进性、实践性、时代性，所以，加强党性修养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日积月累，与时俱进。我们在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政治素养等等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只要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就能够自信的迎接党组织对我们的考验，更能够大声地说：“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颜如玉。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读书。知识缺乏，目光短浅，又怎么能成为做大事的人呢？每个人的生命有限，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获得知识确实很难，而通过读书，可以了解更多人情世故，可以看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可以学习更多自己之前没有掌握的学习方法，可以通过别人的经验吸取一些教训。所以，我认为我们作为大学生，有空的时候应该静下心来，去图书馆，找个适合自己的角落，坐下来看几本有用的书，而不是一天到晚上网，或者是空虚发呆，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多一些有意义用的事。二是交友。我认为在人生的历程中，我们认识了什么人，和什么人成为好朋友，这对我们自身的素质影响是很大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们总是和一些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人在一起，和他们谈话的内容又没有一点营养，日复一日，自己也会变得他们一样，即使最后自己很想改变估计也是很难的了。与其讨人欢心，抑或是不想让他人伤心，还不如去找几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听听别人是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听他们对自己的一些建议或诤言，这些都是一些提高自己素质的好方法。三是自律。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外界的都是客观因素，最终我们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决我们自己，态度决定一切，能不能成为党员，能不能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要看我们自己舍不舍得让自己吃多点苦。尤其作为党员，我们可以想象到，党员要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九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多难！多少经不起诱惑的党员，牺牲人民利益，走上了贪污腐败的道路，留下一身骂名，所以，一旦我们入了党，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入党的初衷，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是来服务的，不是来索取，不是来压迫人民的！最后，我想谈谈在新形势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事业的核心，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其次，我们要加强党内建设。我们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血液，不断促进党的发展，使党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对于党员，也要加强清正廉洁教育，一旦发现贪污腐败现象，要严肃、严格处理，决不能让贪污之风在党内盛行，所以，党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党要做到真正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不断促进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要真正做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支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地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不断的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真正的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在自己的工作中要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决不能脱离群众。最后，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可以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力，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所以，在新时期，端正入党动机，是对我们每一个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是我们每一个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的必修课程；提高自身素质，是我们每一个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的必备条件；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们每一个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相信党在新时期必定能顺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而一旦我们成为共产党员，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和党外群众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签名：谢建莹 2011年5月18日 文 章来源莲山课件 w ww.5 y kj.Co m来源
入党积极分子结业论文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有幸参加了党校第二十六期"党的基本知识培训班"！经过这次在党课的学习，各位老师对党的精辟解析，独到的见解和大量的旁征博引，让我在无比叹服的同时深受鼓舞和教育。使我对党组织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我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定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坚定了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感觉自己的思想收到了升华。 因为父母都是党员，他们的言行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小时候，感觉当党员很光荣和骄傲，现在在我脑海里的，更多的却是作为党员的责任！我深深地懂得共产党员意味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入党只是为了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全身心透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要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需要增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新鲜血液！作为年轻一代，我们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党校开课第一讲的内容便是讲党的性质和宗旨，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是申请入党的必修课，是端正入党动机的前提条件，是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必须前提，努力做合格共产党员就从这里开始。 党的性质反映了党的特征，党性是一个立场问题，党性并不等于阶级性。革命导师列宁就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党性要求在对事要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就要求共产党员的立场，旗帜要鲜明，要坚信共产主义。 党的十二大以来党章把党的性质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党的本质和生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它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宗旨的确立和贯彻，关系到党的纲领，路线的制定和坚持，关系到党的建设方向，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要坚持不断的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做到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领导仍然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六大的精神始终贯彻着这次党课的学习。展望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党要永葆生机和活力，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江同志关于"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我们大学生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前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知道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而且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进入社会后能将自己的所学应用到工作中，创造一定的效益，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也应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尽自己所能去向需要帮助的同学伸出一支援助之手，做到想同学所想，急同学所急，同时也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 这次党课对帮助我们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十六大精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十六大精神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党课有针对性的教育让我们沐浴在十六大的春风中，帮助我们看清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促使我们定下了终身为祖国科技事业奋斗的目标。可谓收益非浅！ 但是我也认识到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上，决不可能是一帆坦途，也许将面临着可以预料和不可预料的种种困难。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总结和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认真、系统地学习，特别是学习政治理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员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才能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业务能力；只有通过学习政治理论，用马列主义、毛思想以及邓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防腐拒变的能力，才能在纷乱复杂的思潮中保持清醒，经历各种考验。战胜所有的困难！ 首先我们要先切实抓好自己的本职的工作。然后通过实践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关心时势政治，参加党组织生活学习党的重要精神和指示。 在新的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 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辉的事业，它无先例可参考。做为一个入党的积极分子，我决心以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加紧学习，因为，要做到"三个代表"之中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牢牢的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我们才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真正起到代表的作用。我也深知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在工作和学习中，牢固树立共产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积极从思想上争取入党，才能成为新时期的合格共产党员。 通过这次党课的学习，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十六大党章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党员发挥自身的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明年，我也将毕业，那时候我将全身心投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我相信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紧密地凝聚到十六大精神上来，凝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下，就能在党的领导下和我们的人民大众一起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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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拿过来参考
领导干部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陈庆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高党员素质，要求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先进性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我们党的先进性，既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奋斗纲领、路线政策、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的作风等方面，又体现在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理想信念、思想观念、道德品格以及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是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领导干部不仅要认真负责地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更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带头接受教育，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天赋的，不可能自发形成，只有经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和锻炼才能形成。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员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就是共产党员自觉地用党的要求、用党的先进性来塑造自己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挑战，重申和强调加强党性修养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充分认识党性修养的重要性紧迫性，才能不断增强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坚定性。加强党性修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的性质的直接体现者。党要坚持自己的先进性，就必然要求每一名党员在自己的言行中体现这种先进性。我们党能否始终保持“两个先锋队”性质，永远保持先进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广大党员是否具有党性。加强党性修养，是提高党员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对党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党员必须具有良好的素质，包括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等，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素质是党员先进性的保证，党员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础。提高党员素质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党员按照党性原则办事，加强党性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思想修养、政治修养、作风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才能提高素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修养，是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需要。我们党要实现历史和时代赋予自己的庄严使命，必须建设一支党性强、素质高的党员干部队伍，始终保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提高党员的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前提和保证。党性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但是，党性原则不是静态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党性的具体内容也会随之发展和丰富。当前，领导干部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注重理论武装，在深入学习中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先锋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加强理论建设，加强共产党员的理论修养。加强理论修养，对于领导干部尤为重要。只有加强理论修养，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才能正确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才能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清醒是政治上清醒的前提，理论上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保证。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不可能有坚强的党性。一些党员干部对理论学习认识不足，理论素养和水平不高，不能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致出现种种偏差和错误，无法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论上的贫乏必然导致思想上的落伍，一些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政治意识日渐淡薄，革命意志日渐衰退，忘记了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哪里还能发挥好领导和表率作用？这些现象与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和掌握科学理论作为人生的不懈追求，真正做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学习理论。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是增强党性，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前提。强化党的观念，在严格执行党章中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共产党员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想到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想到党的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想到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就要身体力行，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章。党章是我们党全部活动的总章程，是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强化党的观念，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尤其要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要求，也是检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党内政治生活的现状看，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对民主集中制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不能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导致不是民主不够，就是集中不够。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领导干部应当进一步深刻理解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义，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自觉坚持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是坚持“四个服从”的原则，特别是坚持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是遵守政治纪律的最基本要求。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不仅关键时刻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平时也要守规矩、听招呼；不仅对重大方针原则要坚决贯彻，对具体制度规定也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军队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无论何时何地和发生任何情况，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牢记党纪国法，做到“事事不离原则，处处不逾规矩。”坚持执政为民，在自觉践行党的宗旨中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对党的干部来说，承认并实践这个宗旨，并不是新的要求。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能否始终如一、言行一致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否坚持这样做，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而集中的考验。当前，我国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在利益面前，是先替自己打算，还是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大公无私，随时都在检验着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党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比一般党员、比其他社会成员更自觉地做到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然而，有的领导干部却私欲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局部利益，把党性原则和人民利益丢在脑后。有的争名争利，跑官要官；有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有的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权谋私；有的对党的决策和上级的指示，各取所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的诸如此类违反党性原则的情况，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党的事业，应当坚决纠正，决不能听之任之。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把精力放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上不愧党，下不愧民，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现在很多人都有慢性肾脏疾病。这个比例在人群中越来越多，有些是生活压力大过度透支。有些是应酬多饮食不均衡而引起，也有些是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影响……。
肾脏疾病的早起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临床表现，随着肾脏疾病的发展，随着肾脏功能的不全加重，会出现容易疲惫，恶心，食欲不良，夜尿增多，腰疼，腿部浮肿等，一般会伴随血压升高。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变成尿毒症。
正因为肾脏已经受损，如果饮食再不加以控制，大量的尿酸排不出去，结果就是进一步加重肾脏和心脏的负担。
科学饮食的意义在于让肾脏疾病患者通过食疗逐步帮助身体恢复，保存肾脏功能延缓病情发展。
人体必需的营养有宏量与微量之分。
宏量的营养素是人体必需的大量的营养物质，比如水、碳水化合物、脂肪等。
微量营养素是少量用来辅助身体功能运转和身体修复的必需物质。一旦缺少这些物质，身体的功能就不正常，受损的身体就得不到修复。比如维生素ABCDEF,蛋白质和钙镁锌铁等元素。
肾病患者更要注意营养的全面补充，营养的补充原则首先是均衡，不要偏食。偏食是大多数人的难以改变的毛病。 然后再将不足的营养补充足量。 先是均衡，然后足量。
慢性肾病患者因为肾脏损伤，功能不全，要注意减少摄入一些对肾脏产生压力的食物。这些食物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堆积，然后进一步影响肾脏的功能。
上一篇文章有写过，有四类食物的嘌呤含量最高，这些食物会产生过多的尿酸。
一是啤酒、二是海产品、三是动物内脏、四是豆类。
大量的废蛋白进入身体，必定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大量嘌呤经代谢后产生的废物，就会堆积在肾脏从而加重肾脏的负担。
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蛋白质摄入要突出两方面：一是控制，要控制摄入。不能多，不能少。一个字，那就是优质！什么蛋白质才是优质的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食物中的蛋白质有两类，一是动物中的络蛋白，二是植物中的植物蛋白。
络蛋白最容易被人体吸收，植物蛋白最容易被人体利用。各有优点。女外医比较偏向于喜欢植物蛋白质。因为很多肿瘤细胞也很喜欢络蛋白。
日常生活中，动物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有牛肉、羊肉、鸡肉、鱼肉。鸡蛋等。
植物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有豆制品。比如腐竹豆腐等。
各位看官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均衡饮食，那么请看看我之前关于 健康 疾病预防的文章。写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谢谢我的读者们的支持。
营养 食物所含的养分，生物从外界摄取养料滋补身体以维持其生命。营养学家对营养所作的解释是：食物中的营养素和其他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与平衡对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以及机体摄食、消化、吸收、转运、利用和排泄物质的过程。 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单细胞生物到高等动植物，从水中生活到陆地生活，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态各异。因之，所需要的养料和摄取养料的方式也不相同。 生物所需的养料，其元素组成，大量的有氢、氧、氮和碳。这些是组成生物体的蛋白质和储存能量的主要元素。此外，还有少量的硫、磷、钙、镁、钾、钠、氯和多种微量元素。有些微量元素在生物体内仅有痕量。 含有叶绿素和紫色素的植物和微生物能够经过根、叶或细胞膜直接从外界吸取这些无机化合物，并利用日光的能量来合成自身生长、发育等生命活动所需的有机物质，如蛋白质、脂质和碳水化合物（糖类）等。具有这样营养方式的生物称为自养型或无机营养型生物。另一些生物（如动物）不能直接利用外界的无机物合成自身生命所需的有机物，必须从自养型生物或其它同类生物获取养料。通过代谢过程将摄取的物质转变成自身所需的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等有机物。具有这样营养方式的生物则称为异养型生物。 营养学即是研究食物对生物的作用的科学。营养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包括食物进入机体内的变化，如参与生化反应和结合到组织细胞中；还包括指导人们如何选择食物以保障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与繁殖。所以营养学除了有其生物学意义外，还有其社会经济意义。 营养素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摄入生物体的食物成分。现代营养学对于营养素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和禽畜的营养素需要。营养素分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糖类）、维生素和矿物质（无机盐）、水、纤维素7大类。如果人体出现亚健康状态或者发病，首先是肠胃出现亚健康状态或发病，然后逐渐影响到全身。不过，到了第五个系统开始，慢性病的发病可能出现全身性发生。据人体的功能及原理，人体的八大系统发病顺序可以简单列表如下： 第一个出现疾病的系统：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包括口腔、咽喉、食管、胃、肠道、消化腺。原因：消化第一大关是胃，接着是肠道，如果胃和肠道受到损伤，就会影响食物营养的吸收，无法保证各个器官获得足够的营养成分，从而引发其他系统机能的衰退和病变。疾病列举：胃胀、胃酸分泌混乱、胃溃疡、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肠道炎、痔疮等。 第二个出现疾病的系统：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包括泪、粘膜、淋巴、肝、脾等。原因：由于持续的营养缺乏，锌铁硒等无法正常吸收，免疫系统就受到伤害。疾病列举：易感冒、肩部酸痛、腰痛、淋巴疼痛、淋巴结肿大、皮肤黑斑、体质虚弱等。 第三步出现的疾病的系统：呼吸系统。包括鼻、喉、气管及支气管、肺、胸膜和纵膈等。原因：免疫系统受到损伤，呼吸气管受到堵塞，大量毒素不能通过呼吸道有效排出体外，蓄积于呼吸道薄弱地方，该系统开始出现肺功能衰弱、气管发炎、肺部出现垃圾堆积等。疾病列举：哮喘、肺炎、肺虚、肺结核、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等。 第四个出现的疾病的系统：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包括脑干、间脑、小脑、大脑、脊髓、脑神经、植物神经、脊神经等。原因：免疫系统、呼吸系统无法从营养中得到保证，减弱了对神经系统的保护能力；神经系统开始受到损伤、衰退。疾病列举：过度压力感、烦躁、易怒、失眠、消极、神经衰弱、抑郁症、神经性疼痛等。 第五个出现的疾病的系统：循环系统。循环系统包括心脏、动脉、静脉、血液、淋巴系统等。原因：神经系统混乱，对营养需求反应迟钝、血液循环系统对排毒反应能力减弱，循环系统开始受到损伤、破坏。疾病列举：微循环障碍、低血压、高血脂、贫血、中风、心律不齐、心脏病等。 第六个出现的疾病的系统：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包括脑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胰道腺、性腺、胸腺等。原因：循环系统出现混乱时，内分泌系统平衡能力就会降低，内分泌系统开始出现血糖混乱、胰岛素功能衰退、性腺混乱。疾病列举：痘疹、激素失调、甲亢、肾虚、子宫肌瘤、胰岛素功能衰退、糖尿病等。 第七个出现的疾病的系统：泌尿生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男女生殖系统。原因：泌尿系统受到损伤，泌尿系统平衡能力降低，该系统开始出现肾功能衰退、前列腺混乱。疾病列举：肾亏、尿频、尿路结石、膀胱炎、前列腺疾病等。 第八个出现的疾病的系统：骨骼系统。包括骨、关节、骨骼组成。原因：以上个系统及泌尿系统受到损伤，骨骼系统平衡能力降低，疾病真正侵袭入人体深层骨组织，该系统开始出现骨骼细胞增生速度加快、钙流失过度、骨关节胶原蛋白受损，造成骨质疏松、增生等。疾病列举：骨质疏松、缺钙、骨质增生、腰椎增生、关节炎、骨膜炎等。 即人体八大系统慢性病发生的顺序为：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生殖系统——骨骼系统 实际上，每个系统都有最长的承受期限，比如肠胃功能可以有12年，免疫系统最长承受期限是20年。如果在初期一两年出现不良现象，人体一般不会有特别的症状表现，即处在潜伏期，直到病重症状才被发现，但是那时患者往往要付出较大的治疗代价。但是，如果人体的八大系统已经病变到第五个系统还没有进行护理，八大系统将全面出现病变症状，所以提前护理十分重要。根据人体慢性病的发病顺序知道，消化系统是人体的第一系统，有且只有当消化系统出现病变时，才会引发其他系统的病变；病变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病种到多样病种，从一系统到多系统，逐步形成复杂的慢性疾病。消化系统的代表器官是胃和肠，人体八大系统慢性疾病的发病顺序以此简称为“肠胃中心论”，即慢性病是以肠胃为中心，逐步形成并扩散到各个系统的，当其他系统出现病变时，肠胃是首先进入疾病状态或发生病变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八大系统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过程，可以不断地重复“健康—亚健康—疾病—痊愈—健康”的循环。随着患者用药、营养食品的治疗过程，人体各个系统会自动出现调整现象。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试论******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丰富和发展论文关键词：******党的基本路线丰富发展论文摘要：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志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志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同志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提高了全党同志对奉本路线的认识水平。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志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为开创世纪之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一、******同志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l991年，******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党的基本纲领的雏形，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1997年9月，******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具体阐述，并明确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和具体化。面对新世纪，******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党的行动纲领，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具体依据是：(一)理论方面首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曾规定和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纲领性要求。******同志借鉴了毛泽东的这种理论表达方式，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其次是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形成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对于在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出许多精辟、深刻的论述。诸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不能顾此失彼，单打一。提出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理论。******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依据之一。(二)实践方面其一，是吸取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偏离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训。诸如，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时期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一软一硬不相称的问题；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存在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讲“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少的倾向；讲金钱多，讲勤劳致富、合法经营少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不规范性，全面、完整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进行了规范，对党的基本路线雍分展开论述菏具体化，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使、全党同志髓够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其二。是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十几年来的基本经验，面对新世纪、新机遇、新挑战，实现了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二、******同志充分阐发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论．提高了全党同志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水平******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在讲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时，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重提党的最高纲领，把党的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统一起来，从而把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同志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这里，******同志高度概括了我们党的各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第一既提出党的长远奋斗目标—-—最高纲领，又提出党的近期目标——最低纲领。第二，明确指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即现在为最低纲领而努力，是为了实现最高纲领这一大目标。放松了今日为最低纲领的奋斗，就是放松了为最高纲领的奋斗。以往，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虽然坚持了二者的统一，但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的论断。******同志第一次明确作出这样的新概括、新论断、新总结，是对我们党在这一理论问题上的继承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但是为了完成当前的历史任务，而且也是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做贡献。为我们党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提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统一的依据是：(一)理论方面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完成最低纲领规定的目标和任务，是实现最高纲领规定的目标的必经阶段和步骤；而最高纲领的目标和任务又指导、规范着共产党人更好地实现最低纲领的目标和任务。共产党人为最高纲领的目标奋斗，只能为在实现最高纲领远大目标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即最低纲领的任务而奋斗。在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把我国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推进了一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奋斗。(二)实践方面针对了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和党的现状。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那么，两大势力谁强谁弱呢?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敌弱我强。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力量削弱。上世纪8o年代束期和90年代初期，苏联红旗落地、东欧演变，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挫折。资本主义不仅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而且还有较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实质上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在这种格局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能否顶住资本主义的压力，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成了我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国内，我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人思想、信念淡漠，认为“不管这主义、那主义，有钱就是好主义”，“这理想、那理想，吃好喝好最理想”。思想指导着实践，志向驱使着行动。存在这种思想，怎能贯彻和实现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理氨是我们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精神动力。今天，我们要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需要这种精神动力。这就需要我们清除党的队伍中存在的各种腐朽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总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同志在建党8O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提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论的实践依据。综上所述，******同志在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这已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朽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党章规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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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翻译方法分析论文
[摘要] 商标是对产品宣传的一个首要途径，如何翻译文字商标，使产品商标同本国文化相切合则成为企业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文字商标的汉英译法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从翻译方法上进行分析，以提高商标翻译的艺术性。
[关键词] 商标音译法意译法兼译法
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商标是对产品宣传的一个首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翻译文字商标，使产品商标同本国文化相切合则成为企业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文字商标的译法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从翻译方法上进行分析，以提高商标翻译的艺术性。
一、音译法
音译法，即把原语商标中的音翻译成发音相似或相同的目的语的翻译法，其特点是翻译快捷、简便，能够显示商品的异国特色，切合大众追求外国品牌的心理。这种译法可分为纯音译法和谐音译法两种。纯音译法也称为直接音译法，即根据外文商标词的读音，选择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组合在一起，这些词组在汉语中常常没有任何意义。纯音译法保留了原文商标的音韵美和呼唤功能，如Nokia诺基亚(手机)、Sony索尼(彩电)，Jeanswest真维斯（西部牛仔），雅马哈YAMAHA。Ford福特，Audi奥迪，BUICK别克等轿车；服装商标如PierreCardin皮尔.卡丹等。
谐音译法也称谐音双关法，即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不同国家文化取向，选择一些能够激起消费者联想的具有国家特色的词汇，当然，这些是以读音为相近为前提而进行的翻译活动。通常在翻译时大多选择发音响亮、意境优美的字来表现。很多化妆品牌因大多面对女性，在意境选择上特色尤为突出，如大家熟知的L’Oreal欧莱雅、Arche译为“雅倩”、Pantene译为“潘婷”，既保留了原音音节的响亮，同时选用“倩”、“婷”等表现女性的秀美汉，字更突出了化妆品的的商品特色。谐音译法也经常适用于国外研制的农药，如：Decis敌杀死，Ordram禾大壮，Saturn杀草丹，Sumisadin速灭杀丁等。
二、直译法
直译法其实是一种对等翻译，即将商标按照词义直接翻译，译文的目的语与原文的始发语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往往相同。这也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方法，这种译法能够让消费者更能体会到原商标的涵义，甚至引发联想而产生兴趣、好感，利于商品的`销售。比如“Jaguar”（轿车）美洲虎——风驰电掣，如美洲虎一样；“Pony”(轿车）小马——小巧快捷；“Pioneer”（音响）先锋——音响行业的先驱。轿车Crown译为“皇冠”，暗示轿车的显贵，若音译为“克朗”，感觉就相差甚远。
三、意译法
意译法就是注重原文内容，而不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也称解释性释义法。其特点是重在使产品的效用、性能等表达得更加准确、形象，有时还富于感染力，引发联想，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比如饮料Sprite，原是“可口可乐”广告上促销小孩的名字，后扩展为一个新品牌。如果采用音译“斯普赖特”，则不能明确产品特征，或直译“小妖精，调皮鬼”，显然不妥。饮料初次出现在香港市场上时，根据港澳取吉利心理的常规，按其谐音取名为“事必利”，实际销售情况并不好。后汉译为“雪碧”，给人以冰凉解渴的印象，充分表达了产品的特性，产品也随之为消费者接受。再如洗发液Rejoice，直译是“高兴”，意译为“飘柔”，意为头发飘逸柔顺，既能充分地显示商品的特性和品质，又能给消费者留下美好的心理回味。
四、兼译法
兼译法或称分译法，就是把原商标名按词或音节分别进行不同汉译的方法。如前部分直译，后部分音译，或后部分直译，前部分音译等等。其特点是灵活利用发音、文化，更有利于商品名同文化的结合。这种方法可以更灵活深入地挖掘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充分表达商品的特性和效能，从而更有利于诱导消费。例如：Goldlion直译应是“金狮”，本来寓意很不错，但根据谐音在粤语中是“金输”，实在不吉利，自然不受欢迎。“Goldlion”商标的创立者曾宪梓先生绞尽脑汁为“金狮”更名，最终将前部分“Gold”直译为“金”，而后部分“lion”用谐音译为“利来”。金与利一起来，使商品更添富丽堂皇的气派、并切中人们渴望吉利，追求豪华的心理，进而使“金利来”迅速成为驰名而响亮的品牌。再如日产唇膏英文商标“KissMe”，直译就是“吻我”，“亲我”。这种译法难于被含蓄的国人接受，因此有人用谐音法把它译成“奇士美”。对此汉译名，译界评论多，总的讲不是很满意，因为原文生动幽默的语义，以及同文化背景的结合都没有表达，但也没有人拿出受大家公认的译名。设想如果采用兼译法译作“西施”，将“Me”用谐音译为“美”，即“西施美”，应该会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吧。
好的商标翻译是宣传商品的一面旗帜，有人把商品销售比作一场战争，商标无疑是先头部队，是商品的一面旗帜。商标的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翻译，更是一种文化翻译。因此准确地掌握商标的翻译方法，注重同目标语国家文化的结合，才能译出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商标，从而争得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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