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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不喜欢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就与孟子的理论相违背，他自己是从底层出来的，就无法忍受这个
太平天国以宗教发起，并以拜上帝信仰作为基本意识形态基础。太平天国起义者对包括儒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横加挞伐，特别是对对立面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教，更是加以猛烈冲击。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存在着一条儒家化政治的轨迹。由于这条线索被淹没在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环境中，加之后世对太平天国激进的反孔排儒思潮倍加推崇，所以这一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仅仅依稀隐显出它的印迹。其实，真正能够符合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恰恰是这一儒家化倾向的政治实践。儒家学说自诞生于春秋时期起，在不断与各种政治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的斗争和融合过程中，逐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儒家政治思想就已经具有了“礼”治和“法”治兼备的特征，为后世统治者儒家化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中国政治儒家化方向的确立受益于西汉初期统治集团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重新整合。在秦朝法家政治实践失败的废墟上兴起的西汉王朝，为他们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法律思想，有意识地融入了儒家的中庸色彩。西汉统治集团对儒学的倡导使儒家化最终成为西汉政治实践的主流。从此儒家化政治方向的强势地位不可逆转，即便是历史上对儒家学说最表示怀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法制原则也仍然不背离儒家化轨道。政治法律思想如此，地方行政实践亦然。儒家的“无讼”思想在西汉地方行政中得到确立后，便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因此，如果太平天国起义者提不出可替代的更优越的政治思想，那他们以单纯反孔排儒为外在表现的对儒家化政治方向的背离，便属于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政治逆流。于是，重新认识太平天国政治实践过程中儒家化的政治轨迹，无疑具有学术上的迫切性。笔者发现，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一、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1856年天京事变前，由于东王杨秀清行僭主政治，临朝而不理政、失去天国政务决策权力的天王洪秀全，便把主要精力专注于宗教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他领导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思潮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这种过激行为极大破坏了天国统治区民众的信仰体系，对社会稳定以及民众对太平天国的心理认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主持朝政的东王杨秀清出于现实军事政治斗争需要，对洪秀全文化政策的过激倾向做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他曾借东王府簿书傅善祥口阐述到：“夫英雄之人，是蒙我天父将一点真灵，授之其身。故主而循齐，长而效敏，入则尽孝尽悌，出则真忠报国，至性不移，顶起纲常，维持风化。盖其生也有自来，其升也有所往。魂归天堂，名留人间。虽千古万年不能泯灭。故我天父鸿恩，命将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又有圣旨，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达，总要留下也。”又通过问答形式以天父圣旨名义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道理者甚多，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平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友，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牍，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影?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万古，留为后人效法。”在这篇充斥着宗教语言的政纲里，杨秀清出于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即“正是英雄效命之秋”，试图重新树立“英雄”的标准，对洪秀全的激进文化政策做出“儒家化”倾向的纠正。这也正是“文革”肘期史学界在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描述中国历史时，把没有文化的杨秀清定性为儒家，而把具有一定儒学教育经历的洪秀全定性为法家的原因。因为较之洪秀全，杨秀清的确是以儒教的话语阐述着自己的施政理念，尽管这还仅仅是一种具有儒家化倾向的政治思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一直以崇拜上帝教的资历作为衡量“英雄”的标准。这些客家籍拜上帝会成员在团营时期被天父天兄“超升”灵魂的经历，是他们日后要求“小天堂”物质享受与政治待遇的前提。杨秀清作为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者当然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定都天京后，他通过贵族化的官制确认了这些早期起义者的政治特权与地位。但这种以一个区域性社会集团的特权地位强加于广大占领区民众之上的做法，并无助于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争。杨秀清重新确立英雄标准的意义或许正在于，作为一位理性务实的政治家，他认识到仅靠为数不多且日益减少的以广西客家人为主体的早期拜上帝会众集团是不足以夺取王朝战争胜利的，因此他必须尽可能地吸收能忠于天国、忠于他本人的人才进入统治集团，特别是尽可能争取原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支持。杨秀清所说“天父所遣降忠良俊友，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的人，正是包括历代知识阶层在内的治国平天下所需的人才。他们“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完全是儒家孔孟之道所要求的君子行为。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规律。在重视人文关怀的中国古代社会，神权政治可以动员与发动群众，但决不可能用于统治乃至改造中国农业社会。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以宗教名义发动的运动最终必将回到世俗化、儒家化的轨道上来。朱元璋正是及时把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宗教抛弃，强调政治精神的儒家化，并张扬民族主义旗帜，才得以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开创大明王朝。任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政治上的成功，他们也必须牺牲全部或部分自己的原始宗教，而大张孔孟之道，至少也要融合中原文化的精髓于自己的民族精神中。总之，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是不可能被任何神权政治取代的。太平天国领导层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实际上从1852年太平天国政权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开始，他们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考虑。在武昌期间杨秀清曾亲自谒孔，“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于是，在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作为主持全局的最终仲裁者，他认识到通过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以争取与补充军政人才便顺理成章。所以杨秀清勇敢地对洪秀全“防妖太甚，毁尽古书”的偏执行为做出纠正。他以“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道理者甚多，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的名义，建议以“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的标准保 护古今文化典籍，最大限度地克服洪秀全激进文化政策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在确立英雄标准的基础上，杨秀清试图改变部分太平军军政人员在民众心目中的恐怖形象，有意改变太平天国政权由团营时期沿袭而来的严刑峻法，呼吁各级军政人员改变粗暴简单的工作作风，尽力取信于民，努力减轻国家暴力的负面影响。他以身作则，借启奏洪秀全虚心内省道：“其犯人固属死有余辜，但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杀之，未免有误。弟大胆，凡属男官女官有犯死罪之人，恳求二兄格外开恩，交付弟等细心严查，究问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若遇情有可恕者，即恳二兄开恩赦；若实犯死罪至极，无可宽者，启奏二兄御照处决。如此庶无不白之冤，而我二兄之恩威并行，赏罚更为周密矣。”19J他还要求各级文武官员检讨自身施政得失，自觉改变工作作风，虚心听取下属意见，保证施政的公正，尽力减少行政误差：“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既有错处，亦须待他言毕，悠然教导，不然恐他自后即有合理之处，其亦不敢来禀也。”诚然，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特别是“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的人才观，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拜上帝宗教有一定冲突，但并非不可调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杨秀清的高瞻远瞩。因为失去社会精英绅士阶层的拥护而导致的军事政治人才的缺乏，正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太平天国前期从1853年到1858年，主要在安徽、江西实施的农村政治，是以“照旧交粮纳税”为原则的。但太平天国地方当局的实际施政与既定原则距离很大，因为太平天国政权贡役制的社会权力结构，使他们更习惯于用征贡办法与农村社会发生联系。而如果充分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必须建立相对稳定和制度化的乡官制度，所任用的乡官也最好应该具有操作传统地方行政事务的经验。但太平天国当局除了在安徽艰难推行了传统的田赋征收外，江西几乎没有推行。任命乡官的情况也不乐观。他们无法获得行政经验丰富的绅士与胥役的合作。总之，前期天国农村政治，基本上没有贯彻“交粮纳税政策”，当然更无从谈及触及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太平天国当局面临着对地方行政和农村政治经验的总结和思考。同时，以广西客家人拜上帝会众为特权贵族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也面临着深刻危机。定都天京标志着太平天国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这样的社会结构也正是太平军习惯的以征贡方式驾驭农村社会的政治土壤。但是天京事变和惨烈的战争使客家人贵族，特别是富有政治热情和初具行政及军事才干的干练之才损失惨重。加之清朝方面也利用太平天国贡役制的社会结构大做文章，试图进一步分化新老兄弟的团结，这加剧了太平天国贡役制社会结构的危机。同时天京事变造成的信仰危机，也使广西客家人贵族继续通过精神控制支配普通民众的统治手法难以为继。太平天国领导层很自然地将特权贵族的范围扩大。许多新兄弟甚至地方人士都获得了贵族身份。李秀成部下的许多高级将领就是由“新兄弟”提拔而来，如安徽人陈炳文、钱桂仁，湖南人邓光明、郜永宽，江西人周文嘉等。这种社会结构由原来僵硬的由广西客家人严格控制的刚性结构，不可避免地走向等级界限的模糊化，尽管贡役制的社会组织原则并未放弃。这为太平天国后期农村政治的质变提供了社会基础。历史的发展对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需要他们总结前一阶段农村政治与地方建设的经验，适应江苏、浙江农村社会的特点，推行新的农村政治。太平天国苏南、浙江地区的最高领导者李秀成经过长时期对农村政治经验的总结，经过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逐渐形成他的地方建设新思维，从而形成天国后期政治观念领域的一次质变飞跃。李秀成的早期经历并不显赫，后因其“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得到上司的喜爱而步步提升。特别是在“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之后他又随胡以晃北征庐州，“破郡之后，来之往庐郡守把安民”，得到了基层行政工作的锤炼。但看似平庸的早期经历其实并不平凡。与他的同乡陈玉成相比，他因为在朝中没有显赫的宗族关系做靠山，自然只能一步步从基层苦干。但李秀成因为不仅从军，而且有机会做“安民”、“巡查民务”这样的地方行政事务，所以他便比陈玉成这样的显贵更有机会直接体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在农村的具体实施情况，并时常思考其经验得失。从他自述中“各上司故而见爱”，就连杨秀清都亲自保举他做太平门新营军帅来看，李秀成地方行政方面的才干很早就得到了认可。更可贵的是，李秀成并不像大多数广西客家籍太平军贵族那样留恋征贡习惯，相反他善于独立思考，对地方行政有着自己的见解。天京事变后的严峻形势给了李秀成充分展示军事才华的广阔舞台，天京权力中枢的真空也使他得到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他谈到：石达开出走后被“朝中议举我与陈玉成带兵外战”，后又“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进入中央决策核心集体。然而，李秀成不是被动的政治受益者，相反，他大胆地向洪秀全提出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改革内政的方略。他自述：“我自为兵出身，任大职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审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李秀成的这一改革建议因为涉及天国立政诸多原则问题，必然招致与天王的冲突。特别是李秀成以“依古制而惠四方”作为“本章”的主要精神，客观上挑战了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拜上帝信仰的权威地位。太平天国以广西客家人贵族为特权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是依赖拜上帝信仰维护的。广西客家人贵族凭借拜上帝信仰和早期团营经历，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支配社会其他族群的天然权利。虽然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但洪秀全仍然试图通过重新组建上帝家庭等宗教领域的建设，配合他强化自己君主专制制度的努力。这说明洪秀全绝对不会放弃拜上帝信仰，因为这是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而李秀成大胆提出“依古制而惠四方”，间接质疑拜上帝信仰的精神指导和洪秀全的宗教建设，或许是因为他感性地认识到在拜上帝信仰影响下的太平天国贵族阶层，更可能习惯使用倨傲而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农村社会。李秀成具备一定的地方行政履历和经验，又勤于思考。他本为广西客家人，且正冉冉升起为天朝显贵，不但不迎合洪秀全重建以上帝家庭为核心的君主权力的努力，反而反其道而行，提出“依古制”，这不是偶然的，而恰恰是李秀成总结天朝前期地方行政经验的结果。天国前期虽然制定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但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差强人意，原因正是部分太平军将领们习惯于以军兴时期的征贡方式处理行政问题，而这种习惯定势也正是拜上帝信仰形成的社会心理和依靠拜上帝信仰强化的贡役制社会结构的反映。因此李秀成充分认识到，只有“依古制”才能真正做到“惠四方”，即改善太平天国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可以推想，深受李秀成崇拜的杨秀清理应给他许多启发。杨秀清的一些 诸如重新确立“英雄”标准的具有儒家化倾向的言论都被收入太平天国官书，这或多或少会对正在实践地方行政工作且勤于思考的李秀成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李秀成的“依古制”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方面是李秀成对自己以及太平天国前期地方行政的经验思考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继承。李秀成在“依古制而惠四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太平天国政治的具体改革设想。其中涉及农村政治者颇多。所谓“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等各项建议，无不具有现实针对性，对天朝前期地方建设经验有所感悟，不仅是对天国贡役制社会结构导致的权力分配不合理状况的反动，也是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继续。李秀成所谓“择才而用”，其“才”的标准，既然是对洪秀全出于维护其绝对君主权威、重用佞臣的否定，那就应该是对杨秀清“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的英雄标准的肯定。推广到地方建设领域，就是对受抚于太平天国政权的地方名流社会声望和行政素质的肯定。而李秀成在“本章”中所涉及“定制恤民”以及“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则对地方建设有直接针对性。他希望太平天国军政人员改变倨傲粗暴的工作态度，主动寻求地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绅士名流的合作。特别是“宽刑”、“轻粮”二款更是对地方建设和农村政治几年来实践的具体总结和反思。太平天国在安徽和江西的施政，由于部分太平军将领行事方式简单粗暴，为求得一时物欲满足，不惜采取“打先锋”手段，甚至纵容乡官中不肖之徒横征暴敛，使“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执行十分有限，农村社会的负担有时甚至因为肆无忌惮的征贡而有所加重。因此李秀成呼吁当政者“宽刑”、“轻粮”，正是以他为代表的部分太平军将领，在长期地方行政经验的量变积累基础上的一次思想质变。李秀成“依古制”改革方案不仅涉及属于意识形态基础的拜上帝信仰和贡役制社会结构等立国根本方面，也涉及到一些直接针对地方建设的具体细则。因此李秀成“依古制”思想不仅具有理论认识的闪光点，也具有现实操作性。李秀成的改革主张不仅是在维护太平天国运动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所能做到的可以解决政治、军事和信仰危机的唯一方案，而且是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自然继承。以“依古制”为主导精神的改革建议，是后来他地方建设新思维的理论基础。此后李秀成配合陈玉成，苦战大江南北，终于在1860年迎来了运动的又一次高潮。是年李秀成等太平军主力，乘二破江南大营战役胜利的余威，大举东征，连克江南名城，在苏南和浙江嘉兴开辟了新疆土。之后李秀成联合李世贤夺取了几乎整个浙江，终于得到了可以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广阔舞台。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在政治上关注地方政权的本土化，即与地方名流和拥护太平天国的地方人士的合作。他试图改变太平天国的征服者形象，尽力减轻社会动荡带给民众的苦难和精神创伤，争取地方人士，特别是社会名流缙绅的合作，为太平天国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面对苏州初定时“苏民蛮恶，不服抚恤”的困境，李秀成决心以理服人，“并不回手，将理说由明，民心顺服，各方息手，将器械收”，追求长远的统治效果，主动放弃习惯的镇压手段。李秀成卓越的表现甚至连清朝方面也感到惊讶。时人记载：“贼中称为伪忠王李姓，其渠假作仁义，慈爱军民，约束手下各头目，勿行杀害良民，无故焚掠。叠出伪谕，远近张贴，招徕四民开设店铺，俱各复业。释放男女难民出城。”从中不难看出李秀成作风确实令世人耳目一新的事实。他还改变起义以来固有的把清朝文武官员一概视为“妖”一律诛杀的政策，模仿历史上统治阶级“怀柔”手段，试图为天国尽力争取人心。虽然效果并不如意，但价值取向值得肯定。这是他向洪秀全建议“依古制而惠四方”、通过“宽刑”减轻太平军留给绅民的恐怖形象建议的具体表现。在开拓疆土过程中，他对清朝社会的某些上层人士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姿态。先有礼葬清朝江苏巡抚徐有壬，后有礼葬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等顽抗毙命的清朝高级文武，释放高级俘虏米兴朝、林福祥。这种优待清朝官员的态度在太平天国将领中较为罕见。清、太双方均视对方为洪水猛兽，清朝当局对起义者自然要剿杀灭绝，而太平天国也始终对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官府、官员以及代表清朝礼制的顶戴、朝服，极尽毁灭能事。但李秀成一改往日作风，对被俘清朝高级官员充满仁慈之心，礼葬顽抗到死的文官武将，释放俘虏，这些都是以前太平天国当局没有做过的。李秀成此举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一场关于他叛徒问题的争论中，被作为他最终投降变节前期征兆的重要证据。但从本质上看，恰恰因为李秀成的行为并非普遍现象，才更应该高度肯定他政治思想中的创新意识。即便李秀成的努力对天朝后期局势的崩坏并无补益，但是在李秀成的带动下，在天国苏南浙江占领区的部分太平军将领，特别是非广西客家籍将领中，形成了一股礼贤下士的具有儒家化倾向的政治风气。他们不仅对地方名流垂拱求贤，而且对一些拒不与太平军合作的顽固绅士宽容优恤，不似前期一律斩杀。驻守桐乡石门的归王邓光明主动结交辖区资深名士沈庆余，鼓励他“遇有事端，亦不得畏缩不前”。宁王周文嘉在驻守绍兴期间，也“谦卑恭让，展礼贤下士之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其总的指导精神是通过改良太平天国自身的施政观念，尽可能缓和与占领区民众特别是绅士阶层的矛盾，为太平天国求得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争取广泛的民众支持。这符合杨秀清倡导的用儒家化思路鼓吹社会合作的精神。特别是李秀成主张在继续维护太平天国客家人贵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地方人士的合作，主张任用行政经验丰富的地方人士出任乡官，施行传统的地方行政，也符合杨秀清关于英雄标准的思路。所以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是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继承和弘扬。三、钟良相“濮院仁政”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虽然经过李秀成的亲身垂范和身体力行，其贯彻仍然要依靠各太平军贵族的具体施政表现。在中小军事贵族林立的苏福省和浙江省，农村政治表现最优异者，当属浙江桐乡太平军将领钟良相以濮院为中心实施的农村政治，其堪称“仁政”。钟良相是湖北汉阳人，“名教束身，屈志降贼，非其本怀”，应该是在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武昌时被卷入运动洪流的，在杨秀清时期属于“新兄弟”。所谓“名教束身”，说明他有一定儒学教育经历，受到儒家伦理浸染“束身”颇深。既然是被卷入运动洪流，自然属于“屈志降贼，非其本怀”。到1860年太平军经略浙江嘉兴时，因为在天京事变和多年惨烈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广西客家人贵族，尤其是干练的军事和地方行政人才稀缺，于是钟良相这样的“新兄弟”便有可能补充由原广西客家人垄断的高级贵族职位，并有可能主持新开辟疆土的地方行政事务。当钟良相在嘉兴桐乡担任主将时，他已经拥有了符天福的爵位，成为一位决定地方万千百姓命运的地方军事小贵族。钟良相的儒家化施政是以一系列文告的颁布为先声的。首先为发布于1861年农历七月初一日的“设列规条十三则”：“一、立军师帅，准周礼二十五之制；二，清朝绅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给廪禄，听归 林下；三，清朝政事利弊，可伸报因革损益，酌宜定制；四，留须蓄发，复中原本色，其外出经商者，准其剃头；五，编户口，给付门牌，以为安民识认，庶长毛客兵不敢来镇掳掠；六，避难迁徙，流离失所者，速即迁回，各安其所；八，商贾贩卖，平价交易，不准低昂其价；八，里中有强梁无赖子造言恐吓，使迁徙者不敢归宿，而彼从中抢劫者，经军帅禀明立究；九，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缺字)侵占者立究；十，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十一，弟兄放卡，应在三汉路口神庙及空屋借住，其无屋者，准搭芦扉栅，不得谋占民房，其有占夺民屋及强买货物者，经军帅禀明，立斩示众。(后二条佚失)。”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实行内蒙外汉、蒙古本位的国策，将原本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边缘化。他虽也兴办学校，但却迟迟不开科举，又使儒士边缘化。
元仁宗延祐年间复开科举，明令“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指程颢，程颐兄弟），朱晦庵（朱熹号晦庵）注解为主”，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定为官本，使理学完成官学化的过程。但元廷仍然坚持蒙古本位的国策，儒学与儒士边缘化的状况并未改变，因此，以华夏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便受到严重压制与阻滞。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决心扭转这种局面，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制礼作乐，立法定律，兴办学校，推行科举，大力振兴传统文化。
明朝刚建立，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即下诏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祭祀孔子于国子学，遣使前往曲阜祭孔，并郑重戒谕使臣说：
“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儒学于是又重新恢复了独尊的地位。
为了树立儒学的崇高地位，朱元璋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他在登基的次月，即下诏召元代最后一位衍圣公、国子祭酒、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孔克坚入京。四月，孔克坚入京朝觐，朱元璋说：“尔祖明先圣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并赐田二千大顷，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十一月，诏以孔克坚之子孔希学继为衍圣公、品秩由元代的三品升为二品，赐银印，置衍圣公官属，以其族人孔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并免除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的徭役。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诏全国通祀孔子。五月，京师国子监落成，又释奠于先师孔子。到第二年二月，据谏官关贤报告：“国朝崇尚儒学，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崇儒之风盛极一时。
在儒家学说中，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先秦儒学的“外王”之外，着力于解决“内圣”问题，将内圣与外王有效地贯通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因而也更加适应在战乱之后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因此，朱元璋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登基之后，他继续任用朱学在金华（婺州）的传承人物与学者如宋濂、刘基、王祎、许存仁等，让他们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或礼乐制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进一步树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朱元璋还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倡读经。他反复告谕大臣：“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他除经常命儒士为太子、诸王和文臣武将讲授儒家经书外，还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并特命国子祭酒许存仁教授生员“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全国的科举考试，一概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以程朱注疏为准。这样全国上下的思想言论，都被纳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轨迹中。
朱元璋自己，更是努力学习《四书》《五经》，他小时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流浪淮西三年，眼界大开，返回於皇寺后，“始知立志勤学”，跟几个老和尚学习佛经，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参加起义后，在战斗的空隙，更是抓紧时间读书，“甚喜阅读经史”，并四处寻儒问道，每到一处，就设法招揽儒士，留置幕府，朝夕相处，讲论经史。明朝建立后，虽未确立经筵制度，但仍不定期地令儒士为之讲读经书，如命宋濂、王祎等进讲《大学》，陈南宾讲《尚书·洪范》九畴，朱善讲《周易》。自己在宫中无事之时，“辄取孔子之言观之”。经过长期的学习、钻研，他对儒家经典不仅烂熟于心，而且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朱元璋对元代施行的蒙汉杂糅的礼法之制深恶痛绝，明朝建立后，即致力于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礼法制度，说：“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礼与法两手，朱元璋尤重礼制的建设。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被视为“国之柄”。儒家传说的礼，一般包括乐在内。礼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既是国家典制、仁义道德的规范，也是人际行为的准则，具有定尊卑、明等威、叙长幼的作用。儒家的乐，指被赋予某种道德属性的德音雅乐，起到陶冶性情、淑化人心、协调人群、团结社会的作用。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年）六月，他务未遑，即首开礼、乐两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修成《大明集礼》五十卷，“其礼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鹵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此后，又陆续修成《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大礼要义》《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书，厘定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种礼制。这些礼制皆“斟酌古制”而定，《明史》称“其度越汉、唐远矣”。一些懂音律的儒臣，还根据朱元璋“锐意雅乐”的旨意以及乐章要“章和而正”、乐曲要“协天地自然之气”、和谐自然的指示，相继制成朝贺、祭祀、宴飨的乐歌和祭祀之乐歌节奏、朝贺之乐歌节奏及祭祀朝贺之乐舞器服制度。朱元璋还亲自动笔，撰写了《圜丘乐章》《方丘乐章》《合祭天地乐章》和《先圣三皇历代帝王乐章》。
在强调“明礼以导民”的同时，朱元璋也重视“定律以绳顽”。明朝建立前夕，他即于吴元年（1367年）十月下会议定律令，于当年十二月编定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二百八十五条，与记载诸司制度的令一百四十五条合在一起，编为《大明律令》。洪武建国后，律条经过洪武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的几次修订，最后于洪武三十年正月正式颁行全国，这就是通行于明一代的《大明律》。除大明律外，朱元璋还亲自汇集一批针对“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的“奸顽刁诈之徒”施行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编成《御制大诰》四编，先后颁行于洪武十八年十月、十九年三月和十二月、二十年十二月，作为《大明律》的补充。洪武三十年正月重新颁布改定的《大明律》时，又择取《御制大诰》的有关条目，与有关律文一起编成《钦定律诰》，附载于《大明律》之后，规定“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
《大明律》以唐律为蓝本，但在体例结构与内容方面均较《唐律》有了发展。在体例结构上，洪武七年编成的《大明律》将唐律的末篇《名例律》列于首篇，洪武二十二年修订时，又将唐律其余十一篇归并为六篇，按六部官制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样，不仅分类更为合理，而且内容更为集中，条理更加分明，也更接近近代按部门的分科立法。在内容上，为了强化君主专制，《大明律》设立“奸党”条，增加有关惩治思想言论犯罪的条款；并设立《受赃》的专卷，加重对官吏贪污的惩罚；适应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明律》还加大经济立法的比重，设立《户律》和《工律》两个专篇和《课税》《钱债》《市廛》等几个专卷，并取消了唐律中有关“占田过限”的规定。明律充分反映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意志，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高度成熟的一部法典。
基于礼法结合的精神，明律远引礼入法。《大明律》特在卷首开列《二刑图》（《五刑之图》《狱具之刑》）与《八礼图》（以儒家纲纪伦常为依据制定的丧礼服制图）。朱元璋说：“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从重礼的原则出发，《大明律》还立有“犯罪存留养亲”的条款，规定犯有死罪之人，所犯死罪不在“大恶”范围的，如有祖父母、父母老而无养者，可奏请免于处死，留下性命以奉养亲人；还立有“亲属相为容隐”条款，规定同居亲属犯有“十恶”之外的罪行，可以互相容隐，不加举报。此外，明律还规定，除了“十恶”大罪，奴婢不得告发主人，子孙不得告发父兄；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得证兄，妻不得证夫，奴婢不得证主人。
元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极为有限，又迟迟不开科举，元仁宗复开科举后，汉族儒士仍不受重用，“凡负大器、抱大才、蕴道艺者，俱不得与其政事”。朱元璋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说：“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龙凤五年（1359年）正月，即在婺州设立郡学，十一年九月又在应天设国子学。洪武建国后，更是大力发展教育，形成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类学校。
国学是由中央设立的高等学府，前身是龙凤十一年在应天设立的国子学，洪武十五年改为国子监。洪武八年三月还在凤阳设立一所国子监，二十六年并入京师国子监。两所国子监合并后，生员人数多达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监生分为官生（包括品官子弟、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和民生（包括贡监即地方官从府、州、县学中选拔的岁贡生员，和举监（即保送入监补习的会试下落举人）。监生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汉代刘向的《说苑》外，还要学习数学和书法，并兼习骑射。考试结业后，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参加科举，及第后做官。
郡学又称儒学，是由府、州、县设立的中等学校。龙凤五年开设于婺州的郡学是最早的一所儒学。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朱元璋诏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各地陆续开设儒学。整个洪武年间，全国共有儒学一千三百一十一所。
儒学的生员，起初规定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后来又命扩增，不限名额。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驾车）、书、数设科分教”，并学习《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生员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者可岁贡为国子监生；也可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如果入学十年学无所成，或有大过，则送吏部充吏，追夺廪粮。
此外，同府、州、县儒学相近的还有都司、卫所所设的儒学。洪武年间，全国计有都司、卫所设置的儒学二十六所。另外，还有边疆少数民族土司设立的土司儒学。
社学是设在基层的启蒙性质的初级学校，遍布于府、州、县的乡里城坊。最初属于官办，后来由于地方官经常借此扰民，一度停办。洪武十六年（1383年）十月，朱元璋下令民间自立社学，于是又出现民办社学。社学也以《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作为必修课程。洪武年间，各府州平均设有社学六十一所。至明中后期，虽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学”。
除上述几类学校，还有为宗室子弟开设的宗学，为武官子弟开设的武学，等等。
为了推动教育的发展，朱元璋采取了许多措施。第一，考核地方官吏的办学成绩。洪武五年（1372年）规定，“今后有司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如所在地方“师不教导、生徒惰学者”，地方官“皆论如律”。第二，重视教官的选拔，稳定师资队伍。洪武十五年十月，朱元璋特命各按察司严格考核学校教官，不通经术者送吏部调任他职，有通经术、能文章而受压制，任用不当者，由朝廷另作安排。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十月又制定教官考课法，规定教官在任九年，所教生员，府学有九人、州学六人、县学三人中举，本人经考试又精通《四书》《五经》者提升官职；所教生员中举人数较少，本人又不通经，则降黜之，调任教官以外的职务。此外，朱元璋还严禁随意将教官调离学校，担任其他部分的职务。第三，优礼师儒。规定在学生员由官府供给廪粮，并享受免役特权，除本人外，又免除其家二丁的差役。对教官，规定有司不得随意差遣，教学成绩优异者，可升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第四，规定书籍笔墨免税。这些措施的施行，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从而形成“无地而不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的局面，“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学校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传播阵地，洪武年间学校之盛，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办学校的同时，朱元璋还大兴科举。吴元年（1367年）三月，他就下令设文武二科取士，命各级行政机构“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科之岁，充贡京师”。洪武建国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下诏正式建立科举制度，定于当年八月举行科举考试，务“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四年三月，又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以后每三年一举。连试三年后，发现录取的多为后生少年，缺乏工作能力，洪武六年二月又下令停止科举，别令察举贤才。此后停止科举十年。但举荐上来的人，滥竽充数者也不少。朱元璋又决定对被荐举者实行考试，国时恢复科举，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礼部制定科举之式，颁行各行省，遂为定制。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内容，与学校教育相一致，专取生员所学的《四书》《五经》命题，“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五经》以指定的程朱注疏为准。乡试录取的名额，开始定为五百名，除直隶一百名，广东、广西各二十五名之外，其他行省各四十名，“才多或不及者，不拘数额”。洪武十七年，又下诏不限数额，以实际成绩录取。中试者称为举人。会试的参加者，必须是乡试中试的举人，录取名额临期奏请朝廷定夺。中试者称为贡士，可参加殿试。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仅取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所取进士，或授翰林院官，或到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实习，称庶吉士，待熟悉政务，再擢任具体官职。其他或授中央部门的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官职，或授地方行政机构的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举人、贡士多次参加科举落榜的，可以考入国子监，卒业后也可担任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正官，或做儒学的教官。元代儒士被边缘化的局面，也就因此得到根本的扭转。明代官员的任用，国初是荐举、监生、吏员三途并用。由于朱元璋规定应“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逐渐受到朝廷的重视，“内外重要之司，皆归进士”，后来就逐渐形成所谓进士、科贡、吏员三途并用的格局，儒士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传承者。儒士特别是进士受到重用，恰恰印证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从而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学校读书，从而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并采取措施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传统文化，奠定了明初盛世的基础，这些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滥用刑罚、屠戮功臣，对当时和后来都曾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这也是必须指出的。但总的说来，他不愧是封建帝王中一个有作为、成就较为突出的人物。
大明律
朱元璋确实在他的洪武时期内，大力复兴儒学，尊重读书人，重用读书人为官。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地对这些传统知识分子进行尊重与照顾。但是儒学的春天并没有到来，朱元璋一系列对读书人、对儒学的重视尊重，他实质的目的只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让天下人都臣服于他而已。一、当时朱元璋为了达成一种统一的国家意识，朱元璋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作为官方主导文化，而理学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基础。二、推崇孔子，建立孔庙，尊卑有序观念的强化，对于传统农耕社会而言，要想保持其稳定，就必须从上至下建立起一种极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三、修建学校，鼓励入学，驯服天下人民的方式，要想对人民施加最为彻底的控制，那么最好便是从小开始。而对人民进行从小教育的地方，那便只有学校。其实，这样一种看似是对人民百姓极其有利的活动，正是洪武皇帝朱元璋的温柔陷阱。
是说液压和气动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液压和液压和气动技术在生活中比应用比较广泛，比如说液压机，然后还有装载机等等
液压和气动技术在生活中应用很多，比如我们的这种高箱气体的床或者是一些拉动的这种气柱的杆。并且还有很多车辆的液压设备都可以完成操作使用。
液压或启动技术在生活中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一些化工上面。
从工程的角度讲：气体是可压缩流体，液体是不可压缩流体 当然气压传动的压强小于液压，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气体容易泄露不易密封；气体可以被压缩而产生高温；气体可被压缩导致其很难用于产生伺服动作；气体的高压缩比是同样的压力下提供同样的动作量需要的气体很多；平时不易储存…… 气压传动更适宜与远距离传动,因为气压传动可以直接从空气中获得气体进行加压,而液压传动要靠液体,而一般机械他自身携带的液体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如千斤顶,只适合短距离的传动,但是稳定性更好,传受较大的力效果更好1829年出现了多级空气压缩机，为气压传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871年风镐开始用于采矿。1868年美国人G.威斯汀豪斯发明气动制动装置，并在1872年用于铁路车辆的制动。后来，随着兵器、机械、化工等工业的发展，气动机具和控制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1930年出现了低压气动调节器。50年代研制成功用于导弹尾翼控制的高压气动伺服机构。液压传动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因此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如一般工。业用的塑料加工机械、压力机械、机床等；行走机械中的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农业机械、汽车等；钢铁工业用的冶金机械、提升装置、轧辊调整装置等；土木水利工程用的防洪闸门及堤坝装置、河床升降装置、桥梁操纵机构等；发电厂涡轮机调速装置、核发电厂等等；船舶用的甲板起重机械（绞车）、船头门、舱壁阀、船尾推进器等；特殊技术用的巨型天线控制装置、测量浮标、升降旋转舞台等；军事工业用的火炮操纵装置、船舶减摇装置、飞行器仿真、飞机起落架的收放装置和方向舵控制装置等。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
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
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
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
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
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
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
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
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
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
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
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
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
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
将来也会适用。
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
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
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
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
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
礼的思想并没有错。
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
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
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
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
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
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
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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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导论就是概述一下计算机这门学科要学的内容，重要不重要吧。可能刚开始学习觉得没什么，可是当你学完计算机的全部内容以后发现计算机导论就是大纲。所以这个重要程度，没那么重要，谨代表个人观点。
西安工业大学操作系统课程设计报告课 目：¬¬¬¬ 银行家算法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指导教师： 姜虹学 生： 王丽娇班 级： 网络工程080610127完成时间：2010年12月25日操作系统课程设计报告课 目：¬¬¬¬ 银行家算法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指导教师： 姜虹学 生： 王丽娇班 级： 网络工程080610127目 录1、项目内容、要求与分组情况总体介绍 22、概要设计 开发工具及环境 任务及需求分析 功能模块设计 工作原理 33、 具体实现 类设计 模块及实现代码介绍 34、运行调试与分析讨论 45、设计体会与小结 66、参考文献 7附录：（源程序） 71、项目内容、要求与分组情况总体介绍项目内容、要求：本次实验的目标是制作一个计算器，可以进行简单的四则运算（加、减、乘、除）。小组的具体分工情况见下表：小组组长 谌江波成员 子项目名称 具体要求谌江波 模块的组合及测试 查找出程序的错误并改正肖权 数字键的注册 将数字键注册监听者，使其功能正常刘达辉 窗口的创建和分配 设计计算器的界面李晓阳 组合其余同学的工作 是程序完整化詹烨刚 编写具体的计算方法 添加运算符号及功能代码2、概要设计开发工具及环境文本编辑器：记事本；运行环境：命令提示符（DOS环境）。 任务及需求分析设计简易计算器程序，实现简单的运算（加减乘除），具体任务如下：1） 计算器窗口界面布局设计；2） 各种计算功能的算法分析；3） 编程实现具体的计算功能；4） 运行测试程序，调试纠正运行错误。5） 调试无误，运行，测试具体算法功能。 功能模块设计计算器的模块设计图如下： 工作原理点击相应的数字键，即会在显示文档中显示该数字。进行相应的运算，首先输入第一个计算数字，然后输入运算符，再输入第二个计算数字，点击“=”按钮即得计算结果。同时，还有归零功能，点击该按钮，显示栏中即可归零。3、 具体实现 类设计类名：jisuanqi作用：功能代码，窗口布局设定public class Calculator extends WindowAdapter{}¬WindowAdapter实现了WindowListener的类，实现了(new WindowAdapter(){});———————————————————————————类名：WindowDestroyer作用：用于退出窗口动作关键代码：class close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0);} 模块及实现代码介绍Frame fm = new Frame("简单计算器");for (int i = 0; i <= 16; i++) {b[i] = new Button(ss[i]);}for (int i = 0; i <= 15; i++) {(b[i]);} //创建按钮 并添加到P2b[16].setBackground();txt = new TextField(15);(false);for (int i = 0; i <= 16; i++) {b[i].addActionListener(new buttonlistener());…… }注：此方法主要设置窗口、面板、各个按键。对各个按键进行定义（定义好各按键该实现什么功能）、排布，将各个按键注册到监听器上。———————————————————————————(() + ());if (() == "归零")("");注：该代码使每次进入时的文本都清空———————————————————————————class close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退出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0);}注：该方法实现了窗口的关闭4、运行调试与分析讨论调试运行4*5运算，运算过程如下所示：1）命令提示符中运行计算器程序，如下图：2）计算器界面显示，输入第一个运算值“4”，如下图：3）输入运算符“*”，如下图：4）输入第二个运算值“5”，如下图所示：5）点击计算器按钮“=”，得出计算结果。如下图：5、设计体会与小结通过这次课程设计，我们了解到java也是可以分工合作的，虽然最后的整合过程非常麻烦，但是在整合完后，我们发现，课本被翻过很多遍，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就这样豁然开朗了。我们还引用了很多从来没有用过的语句块，大多是从网上找到，然后自己整合进入代码，再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编程是个艰难的过程，很多功能语句都需要上网或者是查其他书籍来查看他们的用法，课本上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目光放长远一些。这次的课程设计使我对JAVA的许多东西都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以前对自己的要求是看得懂就行，现在才发现，光能看懂是远远不够的，能看懂并不代表你会!只有自己真的亲身体验到了，才会知道。这个礼拜的课程设计是这个学期最累的一个礼拜，但是，我们的付出总算有回报，虽然我们的计算器可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是，至少它可以正常运行四则运算，基本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要求，所以，这个礼拜同样是我最充实的一个礼拜。6、参考文献[1]杜春涛,《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语言》,中国铁道出版社.[2]丁振凡,《JAVA语言实用教程》,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3]附录：（源程序）import .*;import .*;public class jisuanqi extends WindowAdapter {Panel p1 = new Panel();Panel p2 = new Panel();Panel p3 = new Panel();TextField txt;private Button[] b = new Button[17];private String ss[] = { "7", "8", "9", "+", "4", "5", "6", "-", "1", "2", "3", "*", "归零", "0", "=", "/", "关闭" };static double a;static String s, str;//定义变量 创建对像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new jisuanqi()).frame();}public void frame() {Frame fm = new Frame("简单计算器");for (int i = 0; i <= 16; i++) {b[i] = new Button(ss[i]);}for (int i = 0; i <= 15; i++) {(b[i]);} //创建按钮 并添加到P2b[16].setBackground();txt = new TextField(15);(false);for (int i = 0; i <= 16; i++) {b[i].addActionListener(new buttonlistener());//添加监听器}b[16].addActionListener(new close());(this);();(new BorderLayout());(txt, "North");(new GridLayout(4, 4));(new BorderLayout());(b[16]);(p1, "North");(p2, "Center");(p3, "South");();(true);//都是些窗中设置 添加相关组件和监听器}public void windowClosing(WindowEvent e) {(0);//退出系统}class buttonlistener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编写监听器事件 通过按键得出给果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Button btn = (Button) ();if (() == "=") {jisuan();str = (a);(str);s = "";} else if (() == "+") {jisuan();("");s = "+";} else if (() == "-") {jisuan();("");s = "-";} else if (() == "/") {jisuan();("");s = "/";} else if (() == "*") {jisuan();("");s = "*";} else {(() + ());if (() == "归零")("");}}public void jisuan() {//编写具体计算方法if (s == "+")a += (());else if (s == "-")a -= (());else if (s == "*")a *= (());else if (s == "/")a /= (());elsea = (());}}}class close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退出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0);}}
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最为著名的国家之一，其双元制职业教育在整个欧洲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而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找到一些启示和借鉴意义。以下是我认为的三点：第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我国当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依旧注重“知识传授”的模式不同，德国的职业教育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学生在校期间，一边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一边在企业或机构实践操作，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这种模式能够使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获得实践经验，增加就业竞争力。
第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注重行业与市场需求。德国职业教育设置的专业齐全，涵盖工业、商业、服务等多个领域，而且每个专业都与市场需求紧密相关。这意味着德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不是靠领导决策，而是由行业和市场来决定。这样能够保证教育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毕业生毕业后更易就业。
第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注重企业参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中，企业参与非常重要，企业不仅提供实习机会，还担任着校企合作、教育规划和教育评估等职责。通过企业参与，不仅能够让学生充分接触真实的职业环境，还能让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需求，从而更好的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毕业生。
总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行业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企业参与等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们应该在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中，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的经验，不断完善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应该怎么写呢？你知道吗
目前我国大部分教育模式，都停留在书本知识，而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注重学员的理论知识及动手能力，而我国的教育大多由于设备紧缺、根本不可能实现德国的双元制，要想在我国实施，就一定要普及教育设备，从小学实验，到中学社会实践，到大学的社会经验，尤其是职业教育，许多技术类的职业学校，在这方面更是注重动手能力
有样本哦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