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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千，现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孔子研究》、《中国儒学年鉴》主编，《儒风大家》总编辑。曾任《齐鲁晚报》副总编辑、《生活日报》总编辑、山东新闻大厦董事长、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经理，参与策划创办了《鲁中晨报》、《半岛都市报》中文名王大千国籍中国民族汉族职业教授主要成就《孔子研究》、《中国儒学年鉴》主编《儒风大家》总编辑
山东王大千，现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孔子研究》、《中国儒学年鉴》主编，《儒风大家》总编辑。曾任《齐鲁晚报》副总编辑、《生活日报》总编辑、山东新闻大厦董事长、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经理
王大千，现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孔子研究》、《中国儒学年鉴》主编，《儒风大家》总编辑。曾任《齐鲁晚报》副总编辑、《生活日报》总编辑、山东新闻大厦董事长、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经理，参与策划创办了《鲁中晨报》、《半岛都市报》
宋之的任北平分盟出版部部长时主编《戏剧新闻》。后任西北电影公司、西北剧社编剧。1937年在上海组织抗日救亡演剧一队，任副队长。1939年在重庆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任副团长。1941年后组织旅港剧人协会、中国艺术剧社。1946年后任山东大学教授、东北文协《生活报》主编。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研究室主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处处长兼《解放军文艺》总编辑，中国文联第一、二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中国政协第一届常务理事，《剧本》月刊主编。作品有话剧《谁的罪》、《雾重庆》、《国家至上》，电影剧本《无限生涯》和《打击侵略者》，古典歌舞剧《九件衣》等。
普利策。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1867年加入美国籍。1868年当了德文《西部邮报》记者。他凭借强烈的求知欲和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新闻，后成为该报的全资经营者。 到1878年，普利策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于当年12月9日出价2500美元买下了圣路易斯的《电讯报》，后与当地《邮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1883年，他以34. 6万美元买下《纽约世界报》。他创造了编辑写作制——即记者采写的材料由编辑润色、整理、综合成稿件见报。这种写作规则，至今仍是整个新闻界的普遍原则。 普利策对报纸的经营与编辑独树一帜。他强调报纸发表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要花力气写好社论。 普利策于1911年去世。他生前立下遗嘱，将财产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普利策奖，该奖后成为美国新闻最高奖。 普利策186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的一生对美国报纸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创办现代美国报纸的先驱者和示范者。1903年，普利策写下遗嘱，决定出资兴办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和建立普利策奖金，由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掌管他遗赠的基金。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逝世。根据他的遗嘱，1912年开办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1917年起设立了普利策奖。所有当过记者的，不论他多出名，在他心里，只有一个最出名的记者：普利策，只有一个新闻业最高荣誉：普利策奖。普利策多有名呢？你说他多有名，他就多有名！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问题描述: 《京报》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 解析: 历史上的京报由著名进步报人、 *** 的老师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 一、新京报是全国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经营管理的报纸。 新京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艰难一步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新京报一小步，中国报业一大步。我国长期以来媒体行业划区经营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盛行的落后局面，有可能因此开始改善。 我国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小，只听过门浅唱低吟，不见正曲引亢高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京报是一个时代大合唱的开腔。新京报是新京报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将会是中国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每一个新京报人，无论在社内从事何种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牢牢记住自己所肩负的重任：新京报成功与否，不仅影响个人的声誉和前途，更影响我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声誉和前途。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只能成功。除了成功，我们别无选择。 二、新京报从一开始就承载了无与伦比的关注与重视，一开始就成为时代演进的风向标，成为外界判断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项不容忽视的指标。 新京报在刊号申请和报名拟定阶段就得到了传媒业界和有关领导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在多次听取光明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关于新京报管理模式和经营体制方面改革创新的设想之后，中宣部领导指出，两大党报集团合作办报符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利于党报集团发挥优势、互补互利、做大做强，是一件大好事；并在有关汇报请示材料上作出明确批示，表示赞成和支持。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也批示同意把新京报作为跨地区合作办报的试点，要求有关部门注意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新京报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正式消息发布之后，全国传媒业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似乎看到传媒产业的春天来了。 北京市几位官员也多次亲自过问及动用行政力量干预新京报报名及审批事宜。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这件事情很不一般。新京报一定是审批过程中受到最多相干和不相干领导过问的报纸。一张小报更名改版这样的小事，都演变成翻云覆雨、明争暗斗的行政事件，这充分说明改革有多难，推动改革的人有多难。所有的新京报人都要打醒精神，新京报一定要好好办，一定要办好。要给推动改革的人争光添彩，不能给推动改革的人添乱添麻烦，更不能给有的人找到攻击改革的借口。 作为现代开放社会的 *** 官员都认识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处理和媒体的关系是考量 *** 自信心、承受能力、透明程度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勇气的一项重要指标； *** 对媒体的宽容度与 *** 的自信心成正比，而 *** 的自信心与 *** 的成绩大小和工作好坏成正比；要警惕极少数官员拿政治正确的挡箭牌为自己遮羞，为官不做亏心事，不怕狗仔队敲门；干得好的、有成绩的官员通常都会把媒体当作舆论阵地和喉舌耳目，而干得不好的、甚至有问题的官员则通常把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在干得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可能是喜鹊，在干得不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则可能是乌鸦。 三、从胎死腹中的北京时报，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杀的京报，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报，我们一出生就历尽沧桑，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多年以后，当我们蓦然回首，我们将无限感慨，我们的内心将无比丰饶。报名千差万别，理想殊途同归。从根本上讲，叫什么报名其实是不重要的！时间马上就要证明，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都是多此一举。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要杀死我。”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其实都是枉费心机。如果有人非要逼我们做他们的终结者，那我们就要像终结者那样对他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终结者终结被终结者，命该如此，事实如此，逃无可逃。 由于历史上旧中国曾经有过一代名报京报，我们这张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新时代新北京的新京报，就义不容辞地承载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我们，新京报人，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中国报业领跑者的角色，要为饱经风霜的中国报业跑出一片新天地。 历史上的京报由著名进步报人、 *** 的老师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邵飘萍的京报以“必使 *** 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宗旨，以监督 *** 、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为方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那时侯的中国，政治黑暗， *** 腐败，战乱连绵，民不聊生。京报几经停复，风雨飘摇，邵飘萍几度流亡，并于1926年4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但京报依然名动天下，风云际会，沈从文、鲁迅、孙伏园、石评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京报主笔或主编。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一个时代的良心，成为与申报双峰并峙的旧中国两大名报之一。 外界一般把新京报的创办解读为一次伟大的复刊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善意的、富有创造性的误解。我们尽管不敢掠人之美，但也不能数典忘祖。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我们在向 *** 这样的国外报业巅峰仰望的同时，也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 *** 如此，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行政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暴露——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这也是我国执政党一贯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有责任感的大人物和政治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报业乃是社会生态链条中的一环，不能薄弱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生态链条中如果缺了报业这一环，就好像林子中没有了鸟唱，田野上没有了蛙鸣，屋子里没有了猫叫，耳根倒是清净了，可那是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地区报业兴旺发达与否，乃是判定这个地区社会生活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务必警惕贪官污吏和准贪官污吏假“政治正确”之名打压媒体，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腐败和丑行裹上一层又一层遮羞布；资本主义有天灾人祸，社会主义也有天灾人祸，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矛盾危机和突发灾害，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也绝对不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消弭或稍减，相反只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越演越烈。 四、解读目前以整顿报刊为先导的新闻出版改革的重大意义，有三种思路： 第一，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这是目前宣传最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和最不被争议的说法。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件和报道中广泛使用这一说法。关于这个说法，有两个未经证实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去南方某市邮政发行部门视察，发现成捆成捆过期的报刊堆在仓库里，就问为什么。邮政发行部门的头头说，这些都是强制征订和摊派发行的报刊，被强制和被摊派的单位和部门都不愿意认领属于他们的报刊，说发给大家也没人要、没人看，就建议邮政发行部门就别白费那个工夫了，直接拉到废品收购站岂不是两全其美。另外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最近去西北某省视察，表示新闻舆论也要支持西部大开发。陪同的省领导就见机提出要求说，那就给我们省多保几家报刊，不要砍那么多。这位领导人说，砍得还不够多！多砍几家强制发行和行政摊派的报刊，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支持！ 第二，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还报业经营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其实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行政操作的时候掌握的一条原则，其实也是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条清晰的思路，是此次报刊整顿的理论依据。充满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 第三，新闻出版改革实际上通常是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意义特别重大。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十分敏感，非常复杂，困难很多，阻力较大，所以作为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先声的新闻出版改革也是只做不说，甚至有意矮化它的意义。最多只说到第二点意义，即权力逐步退出报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甚至只说第一点意义，即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 新京报的确是应运而生，它表明新闻出版改革有了实质性成果。新京报必将成为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新闻出版改革的试验田，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3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邵飘萍的一生既做过记者，又做过新闻讲师，还自己办过报，自己办过通讯社，在每个岗位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 邵飘萍从1912年去《汉民日报》供职，到1926年4月26日被执行枪决，从事记者工作共15年。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么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邵飘萍出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邵飘萍在反袁声浪高涨的局势下返回上海，同时为《申报》等三家报纸执笔。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遭到暗杀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当时，许多新闻记者因此而不敢谈论当时的时政，但是邵飘萍却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申报》做过特派记者。他的名字“邵飘萍”就是作为笔名而在那个时候誉满全国舆论界的。 在北京的两年中，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政治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四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jiao）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京报》是邵飘萍自己投资创办的，无党无派，不受军阀操纵，主张言论自由，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京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邵飘萍既是社长，又要搞经营管理，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坚持采访。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时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返回北京复活《京报》。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简短明了（422字），笑逐言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 ，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4月24日，邵飘萍被一名叫做“张瀚举”的人出卖而被捕，于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执行枪决，刑场上，邵飘萍表现得非常从容和镇定，传说当时他对现场进行监督的官兵说了句：“诸位免送。”然后就仰天大笑，从容就义。邵飘萍时年40岁，一个著名记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邵飘萍的《京报》可谓影响深远。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北京的《新京报》没有，这是我国当今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咱们这儿市面上是没有卖的，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买来看一看，或者上网去看看它的电子版。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文化，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判断，这张报纸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邵飘萍所办的《京报》的继承。在这家报纸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 在北京创办《京报》的同时，1918年，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毛泽东、邓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着摇曳的烛光，毛泽东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成长的历史，说到：“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毛泽东作为新闻学会的会员，除听课外还多次去邵飘萍家拜访，聆听老师的教诲。毛泽东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邵飘萍还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新闻学的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主要整理了他的新闻学教学讲义的内容，以他自己的采访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欧美日本考察后的认识，是对新闻采访和写作，记者修养等新闻实践进行理论的概括，这本书立足于实际应用，力求指导记者进行实际采访。《新闻学总论》则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等内容，还简要地介绍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地去读一读，因为这是一个名记者用自己毕生的经验而写成的，而且应该说，这些书至今为止都很有指导意义。这就是邵飘萍的一生，始终在记者的岗位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铁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铁骨铮铮、辛辣无情的意义，成为邵飘萍的写照。邵飘萍的命运也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像他一样能够如实报道新闻的记者的共同命运。比如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比如与邵飘萍同称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记者的典范。 我们知道，你去采访别人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可能就是遭到拒绝。被采访的对象往往因为没时间或者对你存在戒备之心而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或者是由于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冲突时他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邵飘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做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做戏”，实际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戏剧中扮演一种角色似的，要用这种表演出来的角色打动人，促使采访顺利进行。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正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事件发生前的某一天，邵飘萍正在国务院某秘书的办公室办事，隔壁恰好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办公重地。无意之中听到秘书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段祺瑞总理下午三点将要到美国使馆去访晤。电话立即触动了邵飘萍的神经，他马上联想到当时正值美国与德国断交，为了孤立德国并且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美国拉拢中国，希望两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这时会晤美国公使，无疑是与中德关系问题有关。邵飘萍这时候并没有急着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书，而是抢先来到了美国使馆，以一个事内人的身份向一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和内容。邵飘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过想通过使馆使消息得到证实。在虚虚实实的采访中，邵飘萍又探听到美国政府对驻京使馆的有关训令。之后，他立即赶回国务院采访段祺瑞，同样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邵飘萍的采访圆满结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觉就被邵飘萍钻了空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幕新闻。还有一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所谓佛郎，就是法郎在当时的译名，庚子赔款中法国部分本来可以用纸币来赔偿，但是法国国内通货膨胀使纸币贬值，于是法国要求中国用黄金代替纸币，于是中国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万元。在这次事件中，是严禁记者列席的，但是邵飘萍不甘罢休，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邵飘萍立即尾随。使门卫以为是公使的随从，没有阻拦。第二天，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内容便见诸于报纸，引起民众的激愤。在这两次采访中，邵飘萍分别化装成知情人和随从，而得以获得信任，取得采访成功，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做戏”。这种方式在现在看来，有点类似于暗访。这种方式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采访方式。它常用于揭露黑幕的批评性报道中，比如某个地方贩卖盗版碟，记者就会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他们的地下行径予以揭露。这种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实。但是现在有不少对于暗访这种采访形式的质疑，有些人认为 ，暗访，以及随之而运用的偷拍、偷录等手段，让人有“鸡鸣狗盗”的嫌疑，新闻像是偷来的，而记者也更像是特务，采访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使新闻获得的手段不够真实，因此也有损于新闻界的可信度。1997年，《芝加哥太阳报》得到举报，说一些政府的巡检员勒索小旅店。为了查清真伪，报社训练了两名记者，装扮成一对从小镇出来的夫妇，在当地买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装修过程中，他们的水管和配电方面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纰漏。半年时间里，两名乔装打扮的记者对付了一批批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检查员，尽管旅店在消防、卫生、建筑等方面存在着违规、违章之处，但检查员们都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接受了从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贿赂。而这一切都有被巧妙隐藏的摄影记者一一记录在案。“幻景”旅店结束营业之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揭露文章连载了4个星期，那些激动人心的戏剧化的报道和照片不仅使芝加哥为之震惊，也使全美行为不检的政府官员大为惊恐。几十个电气和建筑巡检员因索贿而遭到起诉。但在普利策的评选中，这组报道先是入围，后来又被取消了评奖资格。当时在《圣彼得斯堡时报》任首席执行编辑的尤金·帕特森是1979和1982年普利策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说，评委中出现了争论，许多人认为把奖项授予隐身采访的作品就等于支持这种报道的方式。”尤金说：“我不愿意看到有人鼓励其成为一种时髦趋势。”他认为：“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布莱德里也是当年的评委之一，他认为：“报纸获取新闻的手段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尊严奋斗！”所以这种采访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制的，邵飘萍对此提出过两条记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有正当之理由——即在道德行为或目的上应是高尚的；二是事后一定要给当事人解释清楚原委。否则的话，将会授人以话柄，有作伪、说谎、假扮之嫌。由此可见，邵飘萍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邵飘萍本人正直的个性。这只是一种迂回的技巧，而不是欺的手段。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对于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话题，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情状态下也需要有不同的谈话内容。如果这个人不喜欢篮球，那么你和他探讨NBA则很可能冷场；如果有人正在为某个事伤心，我们一定是要暂时避开谈论这件事的。这种技巧就是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说到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和控制，应该算是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中最大的一个亮点。邵飘萍非常善于捕捉被采访者的心理特征，顺应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达到使访问顺利进行的目的。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起初还是举棋不定的，有人主张参战，也有人主张中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决定参加协约国(英、美、法方面)，对同盟国(德、意、奥方面)宣战。不过这项决定，还须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枢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当然不会例外。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项消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是在互相打听“咱们到底是参战还是中立”这个问题。然而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样。这是邵飘萍却不仅见到了段祺瑞，而且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新闻。他是怎么做的呢？邵飘萍先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坐上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禀一下。传达长说：“您老不要难为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对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都不见客。”这时邵飘萍掏出了一千块钱，数出了五百元递给了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我。那我再送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一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不是白得五百元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着他的名片走进去了。不多时，传达长笑吟吟地走出来了，高举着名片，嘴里大声说出一个“请”字来。邵飘萍听了这个“请”字喜出望外，便大摇大摆地随着传达长走进了总理的小客厅。不是说三天内不见客吗?为什么段祺瑞竞接见了这位无孔不入的邵记者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缘故的。段祺瑞当时心想拉拢舆论界为自己吹嘘，而他知道邵飘萍在当时是新闻界了不起的权威人士。当他看到来客的名片是邵飘萍时，他虽然明知此来是采访关于参战与中立的新闻来的，可是若不对他谈这个问题只会会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使他碰了壁，得罪了这位大记者，对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传达长把邵记者请进来。虽然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问题，架不住邵记者再三、再四地恳求，并且提出了“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的保证。老段不得不谈了，要他先立保证书，他便即时抽出自来水笔把军令状当场立下了。这时，段祺瑞才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内容不过是中华民国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细节也说了说，首先调动在法兰西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工事等等。邵飘萍得了这项消息，辞别了段祺瑞，又给了传达长五百元，就坐着汽车开到电报局去了。他把这项消息用密码拍到上海新、申两报。上海报馆接到这项重大新闻，立时就印行了几十万份“号外”在上海滩上喧嚷开了。在当时津浦路还没有通车，报纸号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须由轮船运，要走四天路。因之当上海的号外运到北京时，已经超过“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期了。老段知道了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对于被采访对象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准的。仔细揣摩被采访者的心理，准确把握住他的心理变化，是采访获得成功的要素，同时也是我们日常交往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我们知道，记者大多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交际圈很广泛，能够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交际广泛，才会获得更多的新闻线索，也才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人和事。邵飘萍就是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够在各派军阀中游刃有余，又能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都愿意和他交朋友。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在“五四”运动前那段时间里，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讲新闻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同志，就是在那里与邵飘萍相识的。日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不无深情地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与鲁迅先生也过从甚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起创办了《京报副刊》、《莽原》等周刊，鲁迅许多著名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在这些报刊中发表的。特别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同声怒斥横暴凶残的军阀政府。此后，二人同被军阀政府纳入缉捕的黑名单中。与邵飘萍结为挚友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曾这样形容邵飘萍的文字，他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于是“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的美名就由此而传出。除结交一些社会名人之外，对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等人物，贫寒之士，邵飘萍也从不嫌弃。梨园界的杨小楼、马连良、荀慧生、韩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学期开学，常有一些青年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危险。飘萍知道后总是主动代他们交费。其中一些人还定期领取他给的补助。如到时未领，他则在《京报》上刊登启事催领。对于被他经常痛骂的政界要人，邵飘萍也非常重视和他们的交情。他这个人出手大方，又讲排场，经常宴请一些官僚政客。边吃饭、边喝酒、边高谈阔论，往往酒意正酣的时候，机密也就不经意地吐露出来了。一次，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内阁成员、府院秘书长。就在他们兴致勃勃、海阔天空的时候，邵飘萍却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准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没有终止，消息就已经到达上海。邵飘萍就是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凭着自己与各层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闻的。这主要源于邵飘萍认为新闻应该独立、无阶级性的观念，他说，在采访中，要既无敌友概念，也不以道德为交际标准，只看对方是否与新闻有关。但是，这样一种没有是非的交友标准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我们从小学到的交友标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飘萍却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为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个圆滑而没有原则性的人呢？实际上，邵飘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虽然与各阶层的人都来往，但是他认为应该保持思想、品德的独立，使人人视为可亲，而又视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据说邵飘萍这个人很奢侈，客厅摆设豪华的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因此，办报的收入无法应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权贵的“馈赠”，只不过他拿了人家的却并不手短，他只是把这些视为私交，而与报纸无关，因此在报纸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种丑恶现象。正如他自己在临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写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连毛泽东都说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是作为记者所应该坚持的最高贵的品格。
范长江，男，1909年10月16日生于四川内江。原名：希天。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不属于。文汇报社社长属于副部级，正部级是指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正部级领导职务。
不属于。文汇报社社长属于副部级，正部级是指中央和省级机关的正部级领导职务。
不属于，文汇报社社长属于副部级。
不属于。文汇报社社长的职位一般排在副部级，或者是司级以下的职位。
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新闻的发生是客观的。但是，新闻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要由人来传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事件还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而，对新闻事件进行人为的干预和利用，应该是可以也是可能的。而且，策划，也是媒体编辑部门的日常工作之一。制订一个阶段或一个时期的报道要点，要求记者在某一时段重点报道某一方面的内容……都应属于策划的范围。策划，是实施本媒体的编辑方针和传播总宗旨的手段一一这是广义的策划。 所谓策划新闻，是为达到某种宣传效果或者是社会效果，而人为地策划一起可供媒体报道的事件。与新闻策划的区别是：前者是对客观发生的新闻事件的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后者则全部在主观的预想和操作之中，甚至连新闻事件本身都是人为策划的产物。什么是新闻策划？它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新闻策划广义上可以包括公关策划、广告策划、经营策划、竞争策划”（武汉大学夏琼教授）；“新闻策划只能限定在新闻报道的策划，不要将媒介的经营管理活动拉进来，更不能搞策划事实”（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新闻策划应该包括自觉创造‘信源’的新闻事实策划和体现媒介主体性的新闻报道策划”（华中科技大学舒永平教授）；“应把新闻策划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新闻媒介策划’”。（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新闻策划包含两部分内容-----即对媒体本身的策划和对媒体内容的策划，前者包括市场定位、受众对象、经销策略等；后者包括专版时段的策划、栏目的策划、具体报道的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周建明教授）。[1]本文笔者引用蔡雯教授的定义：所谓“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指的是媒介新闻编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所从事的决策和设计性工作，以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具体说来，这项工作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媒介定位与新闻编辑方针的确定；第二、媒介新闻单元（指媒介产品中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那一部分）的设计与采编机构的设置和管理；第三、新闻报道的设计与组织。[2] 依照这一定义，可以将“网络新闻编辑策划”定义为：网络新闻策划就是网络新闻编辑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所从事的决策和设计性工作，以及对网络传播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它也应该包含三方面内容：一、网站的定位与网络编辑方针的确定；二、网络媒介新闻单元的设计与采编机构的设置和管理；三、网络新闻报道的设计与组织。对新闻策划的再思考□蔡雯今天，我国新闻传媒的“新闻策划”，已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对此也出现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笔者曾在1 9 9 3 年发表论文，较早对“新闻策划”问题进行过一些肤浅的探讨。随着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我感到对“新闻策划”的研究亟需从研究局部内容走向全面地揭示其内涵，建立理论体系；对“新闻策划”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现象要从本质上加以辨别，在理论上加以澄清。笔者对此作了一些新的思考。什么是“新闻策划”新闻理论应该是对新闻实践客观规律和知识体系的集中概括。“新闻策划”近几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新闻媒体的策划是一个内容繁杂的“系统工程”。如新近在报界比较引人瞩目的一家新报纸华西都市报，1 9 9 5 年创办之初就进行过这样一系列的策划工作：———报业发展道路的策划。从四川省已具有区域组合城市雏型出发，华西都市报确定走“成渝晚报”的道路，组建报社队伍时，就在重庆建立了记者站。———报纸整体策划。定位为“市民生活报”，提出“一报在手，全知家事国事天下事，让读者感到天天离不开这张报纸”。目前该报2 4 块版面，就是在此指导思想下规划布局的，表现出强烈的市民生活报特色。———新闻报道的策划。从开办之初的“新闻追踪”到后来的“特别报道”，报道选题、报道形式设计、版面设计等都有独到之处，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带动了发行量上升。———报纸营销的策划。建成了1 0 0 0 多人的发行队伍和全省自办发行网络，推出了电话订报、现场订报、订报送报箱、送保险等促销手段，提供上门订报、送报上门等服务。———队伍建设与内部管理的策划。员工主要从社会上公开招聘，实行全员合同制，开创了以版面质量管理为龙头的新路子，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管住了软广告，并将职工的收入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此外，该报还提出了自己的“企业精神”和建立完备高效的信息网络的构想，制订了技术设备改造以及逐步提高职工住房和福利待遇的规划，开展了多样化的社会活动和经营活动，等等。他们还明确指出：总编辑就是总策划。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仅仅从某些局部内容去定义“新闻策划”是不全面也不准确的。“新闻策划”理论应该从广义上做全面、科学的界定。我认为，新闻媒体运作策划的客体从广义上说，已经不局限于新闻报道本身，而是揽括了所有与信息传播活动有关的行为。由此而言，新闻策划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运作策划”，是对新闻传媒生存发展的战略规划，包括对传媒的受众定位、经营方针、产品（通讯社新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节目等）设计、制作与营销、广告经营、员工构成、内部管理、资产资金、技术设备，以及传媒的其他各类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等，进行运筹和规划。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作为一种信息产业来说，“新闻策划”便具有企业形象设计（C I ）的性质。“新闻策划”的本质，是在新闻媒体实际运作之前及运作过程中，根据对相关信息的占有与分析，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周密地设计与修正行动方案。孤立地看报纸策划、电视节目策划等，固然都具有媒体策划的属性，人们也在习惯上把它们看作是“新闻策划”，但这毕竟是一种狭义的理解，相对于整个媒体的策划范畴而言，它们只能算是整体中的分支，是总系统下的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中，还有更小的子系统，比如媒体产品策划本身是“新闻策划”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专版专栏策划、新闻报道策划等又是这个子系统下更小的子系统。所以，广义上的“新闻策划”或曰“新闻媒体运作策划”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其运作范畴应该揽括媒体精神、媒体的受众定位和方针政策、媒体产品形象与质量、媒体产品的营销服务、人才阵容与管理模式、资金投入与技术设备、经济效益与福利待遇和媒体的标志、外观、地理位置以及媒体的广告业务及多种经营、媒体集团化发展、社会公益活动及公关活动等等内容为主要策划对象。“新闻策划”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无可否认，“新闻策划”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大胆的构想、独特的创意、周密的筹划，是“新闻策划”的灵魂。因此，“新闻策划”的主观性容易使人对策划结果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特别是对某些选题的新闻报道的策划，如典型报道、问题报道、批评调查性报道等，人们更易将报道策划的主观性与事物本来面貌的客观性摆到相互对立的位置上进行质疑，猜测其中“人为”的因素究竟有多少，使报道效果难以确定。的确，在今天报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为了树立良好的报纸形象，赢得社会公众的青睐，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表现出融报道策划与传媒的活动策划为一体的特征。如1 9 9 0 年天津今晚报发起的“跨国寻母”活动及报道、1 9 9 3 年钱江晚报发起的“挂牌值班”活动及开设的专栏、1 9 9 4 年羊城晚报发起的“情暖珠江———失窃单车还家”行动及连续报道、1 9 9 5年华西都市报救援被拐儿童的“孩子回家行动”及其“新闻追踪”等，都是报社直接参与、组织的新闻事件的报道，传媒身兼报道者与被报道者双重角色，而且这种复合型的新闻策划均取得成功，好评如潮。这些策划是否违背了“新闻是对事物变动的客观报道”这一基本原则？是否与新闻规律相悖呢？要辨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对报道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判定，即确定报道内容是否客观存在？以及新闻报道是否反映了事物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由此看，上述这些报道都是以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或者新闻线索（如窃车现象、儿童被拐、寻母来信、市民对政府服务的客观需求等）为基础的，新闻媒体顺应社会的客观需要，发起行动并组织报道，促使事物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使其达到预期效果。这些策划，既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又顺乎国情和民意，并不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特殊的是，促成这种正常结局的外界力量是报道者自身，故而有人称这类现象为新闻媒体“制造新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不应以片面的眼光看待新闻报道的客观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又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具体表现为，意识活动有目的性、计划性、主动创造性以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等。新闻报道从本质上说，是报道者对客观存在的意识反映，而且，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要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还要通过舆论引导社会生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十月革命前夕，列宁通过创办《火星报》建成了俄国统一的政党，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报纸的作用不限于传播思想，而且还应充当“集体的组织者”。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报纸致力于发动群众进行大生产、支援前线，新闻媒体的宣传、组织作用也非常突出。尽管过去不曾从策划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新闻传播活动，但事实上，媒体在许多重要报道过程中，既是报道者，又是发动、组织和参与者。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传媒同样应该以自己的宣传报道及身体力行的组织、参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那些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新闻策划活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而对于那些置客观事实于不顾，甚至有意歪曲事实、误导受众的策划，必须禁止。其次，辩证唯物主义早已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认为通过实践，主体能动地反映客体，又能动地改造客体。正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人们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着自己的认识能力。新闻报道的策划正体现了这一认识发展的过程。新闻传媒从客观地报道社会变动，到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行动方案，直至参与社会活动，本身就是人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并且不断对客观世界发挥作用的表现。因此，我们不能因新闻报道策划具有主观能动性而否认它的客观基础，也不能因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而排斥策划的主观创造作用。正确的“新闻策划”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的有机结合，是客观与主观这一对矛盾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要求“新闻策划”严守以下行为规范：一、策划必须以客观存在为基础，决不能以假象或者被扭曲了、肢解了的事物为策划依据。1 9 世纪末，美国报业巨头赫斯特办的《纽约日报》，就曾以歪曲事实的报道煽动了美国对西班牙的侵略战争。1 8 9 6 年，赫斯特派了一位速写画家到西班牙作战争速写，画家致电说：“这里很平静，不会有战争，想回去。”赫斯特复电：“请留下，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后来，一艘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被炸沉，《纽约日报》便断言是西班牙人所为，并悬赏5 万元征求查明罪犯的证据，制造战争气氛。这样的新闻报道及活动策划是以扭曲事实为基点的，完全违背了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也违背了新闻规律，只能对社会公众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消极后果。新闻报道策划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公关策划也表现于此，企业的策划行为以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为目的，有时不惜制造假象，自编自演，以达到此目的（这其实也不符合公关原则）；而新闻报道策划以传播真实准确的信息、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为目的，它服务于社会公众，决不允许任何造假和欺。二、新闻报道策划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策划者对报道内容的选择、表现、评价等方面，所有这些行为必须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新闻传媒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事态向有利于社会公众、有利于大局、有利于历史进步的方向转变，争取积极的社会效果。因此，新闻策划中要严格区分“新闻报道策划”与为企业搞“广告宣传策划”的界限，严禁以“新闻策划”为名为企业做变相广告。而新闻媒体策划的其他范畴，如媒体产品策划、营销策划、广告经营策划等，同样也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充分考虑媒体的社会文化背景、生存环境、战略目标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合乎实际的、积极有效的规划和设计。如何提高“新闻策划”水平“新闻策划”的成败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如何才能提高策划水平？我认为，以下几方面很值得重视：一、信息占有量与分析准确度，决定“新闻策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新闻媒体通常是在自己面临的内部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进行各类策划活动。比如在媒体创办时进行全方位策划，在濒临险境时进行改变经营方针、产品形象等方面的策划，在受众或者报道对象发生变化时进行改版策划、报道策划等。所有策划，都是对客观变动的反应。因此，这种反应是否正确，首先取决于策划者对客观变动的认识。这种认识越全面越深刻，策划才越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如华西都市报在创办之初，就非常重视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调查和分析，当时总编辑等人专门到北京、天津、海南、广州等地对1 5 家各种类型的报纸进行了考察，在全面了解市场与传媒格局的基础上，才提出办“新型城市晚报”的构想，从而保证了整体策划一步到位。实践证明，策划的合理性、可行性是以策划者充分地占有信息、准确地分析信息为前提的。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时代，信息是最宝贵的资产，是一切决策的依据。新闻媒体，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它一方面为社会各个组织和成员提供最新信息，另一方面同样要靠信息来帮助自己决策。二、超越竞争的创造性思维，决定策划的水平。“新闻策划”是媒体竞争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传媒实际处于买方市场，社会公众有权利、有条件自由地选择传媒，媒体的生存、发展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其价值才有保障，因此它们必须进行发展战略策划。市场竞争是孕育策划的土壤，但策划水平的高低却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竞争，即超越别人。超越竞争的思维，实际就是一种超前性的、创造性的思维。1 9 9 2 年，北京青年报创办《青年周末》，仅仅3 个月发行量就扶摇直上，广告应接不暇。“只有办周末版才能走向市场”，这时成了报界的一致看法，“周末版热”热遍全国。就在周末版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北青报总编辑提出一个新观点：“报业市场的争夺最终必然是新闻的争夺。我们必须捷足先登，用新闻规律打开正报市场。”他们先声夺人地推出了《新闻周刊》，取得成功。北青报的这一策划充分体现了超越竞争的思维方式。三、运作过程中的应变能力，决定策划的可持续性。“新闻策划”是一个与策划的运行同步并行的“系统工程”，也就是说，策划不是孤立冒出的一个点子，不是灵机一动的思想火花，而是成龙配套的创意与设计，是一系列方案的组合。策划也不是一次性操作、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在最初的策划方案交付运作以后，仍然要持续进行的精神劳动。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讲的“策划”与过去习惯于说的“计划”的区别。计划是静态的，而策划是动态的。策划效果以策划的可持续性为保证，任何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策划都不可能赢得最终的成功。策划的可持续性来自于运作过程中策划者的应变能力。比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今晚报的“跨国寻母”报道、华西都市报“孩子回家行动”的“新闻追踪”等，在运作过程中情况都复杂多变，有的甚至一度险些夭折。而报社领导处变不惊，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动，寻找对策，修正与补充原先的策划方案，使活动及报道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到了最佳效果。应变能力是策划者眼光、胆略、经验和计谋的综合表现，也是策划型人才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新闻策划”对于我国新闻媒体来说，是一个需要探索的新课题。完整意义上的“新闻策划”，目前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新闻传媒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媒体必将在更广的范畴和更深的层面上进行策划运作。笔者愿以上述见解“引玉”，期待更多的人为此做出探索。《新闻战线》（1 9 9 7 0 9 ）新闻报道策划与策划新闻报道(2002-10-15 09:38:04)随着媒体大战的硝烟日浓，不少媒体专门设置了策划中心等部门，安排资深编辑、记者负责策划相关事宜。大致说来，目前对于新闻的策划有两种，一种是新闻报道策划，另一种是策划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策划：让内容更充分所谓新闻报道策划，指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对于如何报道进行策划。如建国50周年、澳门回归、北京申奥、足球出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策划，并且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策划出一组好的报道，要尽可能收集各方资料，了解事件全貌，从中提炼出最精华、最具时效性、读者最关注的部分放在首要位置，将各种资料进行编辑归类组合。编辑的吸纳与判断能力在这里能得到最好的展现。策划是编辑的归纳与综合能力的全面体现。现在，一些报纸在日常运作中，深感因为缺乏策划而使新闻报道大大打了折扣，或者逊色于其它注重策划的报纸。因此，不少报纸采取了将策划与新闻采访同步进行的改革。有的报纸设立了总编辑值班制度，遇有重大事件，值班的总编辑能够及时调集采访力量，将新闻做足做深。新闻报道策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贯彻始终。因为新闻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时可谓瞬息万变。一位总编辑经历多次大策划后，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一个好的策划，如果没有一个对这个策划理解得特别透彻的人一‘盯’到底，这个策划的结果就可能和当场设计的不一样，而且在‘盯’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开掘、丰富和升华原来的策划。”策划新闻报道：无新闻处觅新闻说到策划新闻报道，这可能是有较大争议的一个话题。对于策划新闻报道，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认为“新闻始终不是策划出来的”。甚至有人认为是违背了新闻规律。但客观地讲，在我们日常的运作之中，仍经常进行策划新闻报道的工作，只不过这种工作我们不曾意识到而已。因此，有必要对策划新闻报道加以研讨。笔者认为，所谓策划新闻报道就是于无新闻处觅新闻，多半要靠新闻从业者的经验与智慧嗅出新闻的味道，并加以发掘。它不是主观地制造新闻，而是前瞻性地预见新闻，充分地发掘新闻源的价值。所以可以说，新闻原本是存在的，只不过策划者将其“挖”出来了而已。因为有些新闻就隐藏在看似没有新闻价值、很程式化或者很公文化的东西之中。这种策划，在近年来的重大节日或纪念日的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另外，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一些记者暗访的体验性报道，实际上也是策划新闻报道的具体实践。但在做这种策划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原则：即策划者不能先入为主，记者也不能在暗访和体验中，作出一些具有诱导性的提示，以怂恿当事人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制造新闻。这样的策划是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的。两种策划的对比对比新闻报道策划和策划新闻报道的实例，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新闻报道策划更多地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策划，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达到“人有我优”的目的。而策划新闻报道更多地是对某一段时间或某一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进行集纳，通过某一个契机报道出来，引发人们对某一个问题或事件的关注。相比来说，新闻报道策划的对象是动态的，而策划新闻报道的对象则是相对静态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提倡对新闻报道进行周密策划，但并非硬性策划出新闻。因为策划毕竟是第二性的，不能用它来代替新闻的原创。在新闻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对策划的误区。有些记者甚至以主观臆想来制造新闻，人为地追求轰动效应，导致侵犯他人的名誉，甚至造成一些假新闻的出笼。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已越来越为同行所认识。还有一些策划较为低俗，过多地着眼于别人的隐私，这种策划实际上是一种炒作。归根到底，无论是新闻报道策划还是策划新闻报道，实际上都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因为唯有不断地创新，才能使报道吸引读者、满足读者，使自己的报纸更具独特性，体现出不可替代性，在竞争中始终能引领潮流、立于不败。（作者单位：深圳晚报社)(胡文)
天津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在各大城市中率先出版了新中国最早的晚报《新生晚报》。薪火相传，今天的《今晚报》，已经成为天津市目前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国报业著名品牌。 解放前，天津各种晚报纷纷登台亮相。从1945年到1948年，天津先后发刊的晚报就有《自由晚报》、《新生晚报》、《大众晚报》、《人民晚报》、《夜报》、《民国晚报》、《大路晚报》、《真善美晚报》等8家，其中除《民国晚报》是附属于《民国日报》的国民党党报外，其余都是独立经营的。这些报纸中以《新生晚报》影响最大，其它多无特色，销路也甚窄。创刊于1946年7月31日的《新生晚报》社长是常小川，发起人和第一任总编辑是张道良（今名张道梁），随后约请马际融任总编辑。分工上，马际融分管副刊和本市新闻，张道梁任主笔，编要闻版，管理社内外事务。天津解放后，则由贺照担任总编辑。《新生晚报》平时日销量在一万五到两万份左右，社址设在罗斯福路240号（今和平路百货大楼旁），1956年搬出。《新生晚报》在南京、北平、沈阳等处约有记者，经常拍发专电。该报也像其它报纸一样“偷电”，即通过电台接收各大报、通讯社的电讯，同时，也有自己的专电。如张道梁与北京《世界日报》成舍我约定，每日中午定时由两家晚报以长途电话交换上午各自采访的新闻，由马际融负责记录并写成新闻稿。报道上，《新生晚报》晚报特点比较突出，时事新闻迅速翔实，重要新闻多当天消息。配合新闻的评论和专页文章，许多谈得比较深刻，为一般群众喜闻乐见。因为报道倾向于人民，曾多次受到国民党天津当局的警告。如1946年9月3日，该报播发了解放军解放大同的消息后，国民党市党部即派人带着特务持枪到报馆质问威吓，后经常小川托人疏通才平息。《新生晚报》有七个周刊，即“文艺大地”、“读书”、“人物”、“妇女”、“星期专页”、“报与报人”、“宗教论坛”。其中不乏名家作品，如北京著名作家徐凌霄和张中行均开辟了专栏。由于该报是由基督教百万基金会资助的，《宗教论坛》由教徒乔维熊编辑，报社只负责校对、印刷等，其它并无宗教色彩。《新生晚报》的政治态度，开始基本上是中立的，以后逐渐倾向革命。同时，其负责人张道梁、马际融等与中共人士也有联系。更重要的是，解放前的天津地下记者协会在《新生晚报》发展了8名地下成员，其中就包括解放后成为总编辑的贺照等，编辑部基本上已处于“地下记协”的控制之下。正是由于《新生晚报》表现不错，解放后得以继续刊行。 1949年1月15日当天，《新生晚报》和《民国日报》发行了天津解放的号外。随后，旧有各报一律停刊。1月18日，党中央给北平、天津两市市委发了指示，要求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经过市军管会文教部对旧有报刊的审阅，3月，《新生晚报》复刊。复刊后的《新生晚报》，仍然为民办报纸，社长仍然是常小川。工作人员大体上是原班人马，贺照担任总编辑，张道梁、马际融改办书店，后分别从事其它工作。但是，在新的环境下究竟如何办晚报，许多问题不清楚，加之也没有别的晚报可以借鉴、参考，因而思想放不开，总的来说，版面反而不如解放前的《新生晚报》生动活泼，发行量也仅万八千份。随着1951年“三反”“五反”的进行，社长常小川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报纸的控制。1952年夏，《新生晚报》原有资金财产或没收或退回，《新生晚报》收归公营，要求常小川自动离职。经历了短暂的停刊后，更名为《新晚报》继续出版。 《新晚报》社址仍在原《新生晚报》的社址，仍然是贺照担任总编辑。但《新晚报》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完全公营，归市委宣传部领导，行政主管机构为文化局。同时，也增加了人力和设备。然而，对于如何办出晚报特色，当时领导上和报社负责人则似乎都缺乏考虑，因而报纸内容比较简单枯燥，读者意见很大，订报者越来越少，从而销路日窄，经济困难，入不敷出。1953年初，市委宣传部领导对报社领导提出了批评、建议，报社同志的思想有所解放，内容渐见起色。内容上，《副刊》坚持“杂俎”的方针，面向一般读者（具体读者也可看、愿看），内容越来越广，版面越来越活，不少栏目成了读者欢迎、关心、每日必读的栏目。新闻报道面也日见广阔，有的抓住重大事件，连续报道，有的则着重反映天津人民的新风尚，反映天津的社会新面貌，有消息，有特写，有专访，有专栏，大都以短小精悍的文字，表现天津各方面的新变化随着报纸内容的改进，销路日广，收入日多，经过了两三年，财政收支达到了平衡有余。《新晚报》后期发行量达到十几万份。 1960年6月30日，《新晚报》在头版发表了简短的“本报启事”，声明：本报今日终刊，和天津工人日报、天津青年报合并，七月一日创刊天津晚报。各单位和读者所有同本报联系的一切事宜，请继续与天津晚报联系。1960年7月1日，《天津晚报》正式创刊。《天津晚报》的“创刊词”，表明了这份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对象、主要任务、内容结构和办报特色。创刊词称：天津晚报是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的一张综合性的报纸，以城市人民为主要对象。它将遵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围绕党的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配合和辅助天津日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向全市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创刊词称：天津晚报在宣传报道中力求准确、鲜明、生动、活泼，认真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努力提高报道的质量。《天津晚报》面向市民，抓住市民这一共性，晚报天地自然宽阔了。随着晚报的发展，销量达二十万份左右，为历来天津的晚报所未有。这些销路，绝大多数是自愿、自费订购的，说明广大群众喜欢阅读晚报。内容上，晚报也不断改进。其一，由于全国晚报多了，新华社每天上午播发国内外时事新闻，晚报的时事新闻比以前充实多了。其二，《副刊》的质量、格调不断提高。谢觉哉等老革命家和冰心、老舍、谢国桢等一批名家都成为晚报的作者。其三，增加了文体版，几家晚报合作，经常互发专电，充实了报道内容。其四，本市新闻方面增加了移风易俗的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天津晚报》仍能正常出版。1967年1月，全国报界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天津晚报》面临灭顶之灾。1月6日，《天津晚报》总第2067号报纸如常出版，当天4个版面。而1967年1月7日，代替这份报纸的是一纸“查封《天津日报》、《天津晚报》声明”。这份声明没有报头、没有总刊发序号，落款为：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等。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全国一批晚报相继复刊、创刊，天津人民关于恢复天津晚报的要求和呼声十分强烈。1983年8月，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正式发出《关于恢复出版<天津晚报>的批复》，原则同意天津日报社关于出版《天津晚报》的请示。1983年11月，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正式给市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我市晚报定名<今晚报>的函复》。文件明确：经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我市晚报定名《今晚报》。随着《今晚报》的复刊，天津晚报重新获得了新生。1984年7月1日，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题写报头的《今晚报》横空出世，很快成为中国晚报界“四大名旦”之一。进入21世纪，《今晚报》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报业发行百强”之一、“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国媒体标杆品牌”，其海外版遍及各大洲，品牌价值高达亿元。特别是，《今晚报》在天津人民心中形成口碑，被公认是天津城市的名片。今晚报业发展如日中天。1997年岁末，被列为天津重点工程之一的今晚大厦建成。今晚大厦是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经过数年的努力，由今晚报投资数亿元兴建的。1998年初，今晚报正式搬入大厦办公。2005年9月，今晚传媒集团成立，今已形成拥有《今晚报》、《渤海早报》、《天津老年时报》、《今晚经济周报》、《中国技术市场》、《智力》杂志、《家庭育儿》杂志、《今日天津》画刊以及今晚网在内的“五报三刊一网”的新格局。今晚传媒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众多公司，业务涉及广告经营、发行快递、酒店、网络技术、印刷、文体发展、人力资源、餐饮、投资、保险代理等。今晚传媒集团经过深化两分开的体制改革，正向着跨区域、跨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前进。今晚报新增了《今晚报数字报刊》浏览今晚报数字报刊，在这里您可以阅读采用新型媒体技术，结合网站互动的多媒体报纸。通过今晚报多媒体版您将看到版面中相关新闻的广告，不仅仅是平面图案而是新闻图片或广告以视频、Flash等多种形式呈现。采用带有区域定位的版面图在网页中直接显示，点击版面图中的任何区域，即可看到对应的文章、图片或广告。
我怎么看不见问题呢？
于国清，1950年8月生于江西景德镇，祖籍江西波阳。20世纪70年代末期参加本市工人文化宫灯谜小组。历年猜谜和创作时有获奖，创作灯谜数千条，有近千条发表于公开报刊及各地内部谜刊。1988年在《中国谜报》策划主持过全国猜谜。自费创办小谜刊《景华虎》，已出十几期。于忠东，谜号寅灯、西鸣。1968年3月生，山东栖霞人。大专学历。现为金猴谜社理事、金鸡谜社社员、虎友谜社社员、《中华谜报》特约通讯员、《全国灯谜信息》通讯员、保定市灯谜学会会员。曾获纪念李万超友情谜擂二等奖、“炎黄杯”海内外灯谜大赛三等奖、“万丰杯”全国灯谜大赛三等奖、保定市“红佳宾杯”灯谜展猜三等奖、“冬乐杯”第三届全民谜赛优秀奖、“乐凯杯”第六届全民谜赛优秀奖。谜作入选《中国谜语库》、《当代青年灯谜精选》、《中华谜报》、《虎友谜苑》、《花果山风采》、《北京晚报》、《鼓楼灯影》等报刊。卫斌虎，网名：水虎。1970年生，山西运城人。现在太原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工作，1985年接触灯谜，1989年从谜，曾任虎友谜社副秘书长，现任伏虎谜社副社长、山西灯谜学会理事。灯谜作品见于《当代青年灯谜精选》、《一字谜手册》、《毛泽东诗词灯谜集粹》等书及各地报刊。偶有谜作被评为佳谜，在各地竞猜中时有获奖。1999年平遥谜会获“最佳射手”奖及团体三等奖。曾责编伏虎谜社社报一期、虎友谜社社报两期。 马立炳，笔名马寅。1964年11月生，福建福鼎人。大专文化。1991年至2000年11月当任福建柘荣灯谜协会理事，2000年11月11日当选为会长，曾任腾龙谜社理事。加入虎友谜社，被评为积极会员。积极参与灯谜的宣传和普及活动，为金融、保险、工商、税务、烟草、石油、环保、司法、水利、消防、文化、卫生、工会、企业等单位举办50多场专题谜会。自费主编《银河赏灯》第一、二期，著有《谜目随笔》文章，撰写《试评罗文锋长句谜二则》、《汽笛一声肠已断》等数篇灯谜赏析。谜作在各地报刊发表700多条，其中有23条入编《中国当代灯谜精选》。获得首届虎友谜社灯谜创作奖、《虎友谜影》第15期状元奖、首届“腾龙杯”全国灯谜创作一等奖、“华东杯”灯谜创作佳谜。有谜作荣登《春灯》第28期金牌榜。猜谜方面，在全国大小谜赛中多次获奖。王茂林，1938年生，河北辛集人。高级工程师，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职工谜协副会长，三槐堂谜社副社长，劵海谜社副社长，《天津谜苑》副主编。灯谜作品散见于《今晚报》、《北京晚报》、《中华灯谜》、《全国灯谜信息》、《智力》等120多种报刊书籍，谜作还入编《千家灯谜》、《实用灯谜大全》、《毛泽东诗词灯谜集粹》、《中华当代谜海》、《现代灯谜精品集》、《20世纪灯谜精选》、《全国灯谜创作大赛佳谜精选》。在《中国灯谜库》一书中担任“宗教类”主编。主编《虎友谜苑》（第7期）、《虎友谜影》三期、《劵海临风》，合编《电报谜集锦》、《圆圈谜集锦》、《方格谜集锦》、《三角谜集锦》。参与组织了天津市第二、三届“津门谜会”，并担任灯谜比赛的评委，1993年参加了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举办的部分城市灯谜名家邀请赛。在首届中国灯谜国际大奖赛中获“中国灯谜好射手”称号，在全国和地方举办的各种灯谜比赛中共获奖300多次。《今晚报》、《中华谜报》报道过其灯谜活动。冯忠良，谜号渝人、西陵风。1933年4月生于重庆市朝天门，高中文化。现为湖北省灯谜协会会员，宜昌市灯谜协会副秘书长，虎友谜社副秘书长，葛洲坝云林路小学希望谜社顾问。参加谜社十年来，制谜近万条。千余条谜作散见《中华灯谜》、《春灯》、《全国灯谜信息》、《宜昌谜苑》、《虎友谜苑》等数十种谜刊、谜报上。获湖北省十二届谜会佳谜奖、湖北十三届谜会优秀射手奖、江西省“南铁杯”制谜创作奖、虎友谜社“新世纪”竞猜二等奖。在“老年智多星灯谜创作大赛”中，荣获“灯谜智多星”称号；在“新世纪灯谜之星”创作大赛中，获二、三届“新世纪灯谜之星”称号。
叶圣陶(1894．10．．16)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原名绍钩，字圣陶，主要笔名有叶陶、 圣陶、桂山等。江苏苏州人。 叶圣陶原名时绍钩，生于江苏苏州。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 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用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更多…… 作品目录： ·稻草人 ·潘先生在难中 ·生活 ·昆曲 ·三种船 ·记游洞庭西山 ·驾长 ·桡夫子 ·牛 ·没有秋虫的地方 ·藕与莼菜 ·客语 ·“良辰入奇怀” ·两法师 ·牵牛花 ·看月 ·说书 ·一个少年的笔记 ·《苏州园林》序 ·倪焕之(长) ·“今天天气好呵！” ·从焚书到读书 ·我们与绅士 肖复兴资料（较详细，还有肖复兴自序） 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叶文玲，女，当代小说家。生于1942年11月4日，浙江玉环人。1957年毕业于楚门中学试验，因受哥哥叶鹏错划右派株连而辍学，即在故乡担任幼儿园教养员、小学教师、农场职工等职。 1962年迁居河南郑州，先后在郑州金水区工业办公室、郑州金笔厂、郑州机械工具厂任干部、冲压工、生产科计划统计等职，工作期间坚持业余创作。 1979年因创作成绩突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调入河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1980年被推荐去中国作协文讲所学习毕业；1981年开始进行长篇小说创作。1986年调回浙江省文联任专业作家；1990年起担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联任至今；1992年起担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成员，联任（两届）十年；2002年底换届改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96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五届、六届连任至今）。 叶文玲自幼酷爱文学，13岁读初中时在县办的《玉环报》上发表《夫妻间的小风波》和《七角钱》两篇小说。至今已有800多万字39本作品集及一部8卷本《叶文玲文集》出版。 出版小说集多种：《无花果》、《心香》（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当代》荣誉奖）、《长塘镇风情》、《独特的歌》、《湍溪夜话》、《浪漫的黄昏》、《此间风水》、《叶文玲小说选》等；散文集有《梦里寻你千百度》、《写在椰叶上的日记》、《艺术创造的视角》、《不了情》、《有你不寂寞》、《灵魂的伊甸园》、《永远的诱惑》、《七彩梦瓣》、《素心如简》、《叶文玲散文选》《枕上诗篇》《叶文玲品味文集》《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情有独钟》等。 长篇小说有《父母官》、《太阳的骄子》、《无梦谷》、《秋瑾》等。《无梦谷》发表后，曾引起强烈反响，在获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后，再获浙江省优秀文艺作品奖；1997年叶文玲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1997年春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也获如潮佳评，香港明窗出版社即以《秋瑾之死》为名重新推出，作家出版社1998年以《鉴湖女侠——秋瑾》再版。 2000年、2004年又因长篇小说《秋瑾》、长篇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再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优秀成果奖”。2002年，因散文创作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还曾创作一些影视文学剧本；如《太阳的骄子》、《背上的桥》；后者曾获省“五个一工程”奖。长篇传记《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常书鸿》改编的电视剧《大鸿飞天》，正在筹拍中。 叶文玲的小说主要表现普通人的命运和心灵世界，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流畅。
《中国妇女》杂志1999年改为半月刊，上半月记录中国女性的成功成长 ，并为女性提供心理疏导和健康服务。其关键词是“成长、成功、快乐”。下半月为“法律帮助”专刊，是读者“身边的律师、法律的顾问、维权的指南”。《中国妇女》杂志改版改彩获得成功。 2003、2005年，杂志荣获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好主妇》杂志创刊于2000年，是一本时尚家政月刊，她以“没有好主妇，哪有好生活”为口号，传播、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都市主妇的精致生活读本；《悦己》杂志是与美国康泰纳仕集团《self》杂志通过版权合作创办的一本心理健康生活杂志。她以“快乐由自己”为办刊主张，倡导女性关爱自己，追求身心健康的个人幸福。《安邸》杂志创刊于2011年，与美国康泰纳仕集团《AD》杂志进行国际版权合作，是一本介绍建筑和设计的高端杂志。除发展办刊主业以外，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开拓了新的事业增长点：1 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自2001年起开展年度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评选活动。同时还创建了70多个“星星火”农村妇女家庭图书室，为关爱农村妇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韩湘景，总编辑尚绍华。
叶圣陶（1894．10．28～．16），原名叶绍钧，字秉臣。江苏省苏州人。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叶圣陶的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角（音lù）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 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 1923至1930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 于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继续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 1928年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为我国 语文教学、科研也发表过很多精辟见解，论著收入《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189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12年毕业于苏州公立草桥中学。他曾先后执教于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中国公学、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校。叶圣陶曾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四·一二”事变后，主编《小说月报》。与此同时，叶圣陶还担任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参与编写或主编《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国文八百课》以及课外读物《文心》等。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邀请，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已解放的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并参加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7月叶圣陶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建国后，叶圣陶曾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叶圣陶曾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还是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叶圣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解放前，他曾发表许多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小说、散文、新诗、童话等。如我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等。 叶圣陶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70多个春秋，为我国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在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出大量有关教育、教学的专论、专著和书简。他很早就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提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提倡引导与启发，主张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习惯”。另外，他对促进汉语语言的规范化、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系统化工作，见解独到，贡献巨大。 叶圣陶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所编辑的大量书籍、杂志和课本，都体现了处处为读者着想的特点。他特别注重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态度诚挚，工作极端认真。他热情地帮助和扶植新作者，许多成名作家的处女作，是经过他的手发表的，并写了不少对新人新作的评价，对他们给予鼓励和推荐。建国后，他先后出版过《叶圣陶文集》、《叶圣陶选集》、《叶圣陶小说集》等。 肖复兴是北京人，于1947年生，现未逝。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肖复兴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创作较为活跃，收获颇为丰厚的作家之一。作者的作品朴实无华，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看上去颇为平常的故事。而正是在这一系列似乎谁都可能经历过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观感，写出了人的处境，人的精神渴求，写出了社会在其演进发展过程中的细微变化。肖复兴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有有关风土人情、自然境界及音乐艺术的记述作品。在作品中，作者文笔细腻，意味隽永，写出了水之经典、山之精魂、音乐之永恒，引导读者漫游于自由广阔的艺术天地。肖复兴，曾经当过十年的记者。他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说。我知道，无论过去是对是错，是可以伤感，还是可以悔恨，都是不可追回的了。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过去的路是一张弓，只能弹射得我们向前飞奔，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又不可选择的命运。”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早恋》、《青春梦幻曲》，中短篇小说集《四月的归来》、《北大荒奇遇》，报告文学集《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多梦时节——肖复兴报告文学集》、《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青春回旋曲》，报告文学《和当代中学生对话》、《和当代中学生通信》。近著有《音乐笔记》、《音乐的隔膜》、《聆听与吟唱》、《浪漫的丧失》、《纸的生命》、《遥远的含蓄》等。曾经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向往奥运》、《荔枝》、《银色的心愿》、《寻找贝多芬》等篇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报告文学《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生当作人杰》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他还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到天堂的距离>>.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肖复兴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创作较为活跃，收获颇为丰厚的作家之一。作者的作品朴实无华，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看上去颇为平常的故事。而正是在这一系列似乎谁都可能经历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观感，写出了人的处境，人的精神渴求，写出了社会在其演进发展过程中的细微变化。肖复兴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有有关风土人情、自然境界及音乐艺术的记述作品。在作品中，作者文笔细腻，意味隽永，写出了水之经典、山之精魂、音乐之永恒，引导读者漫游于自由广阔的艺术天地。肖复兴，曾经当过十年的记者。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近著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作者语：“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说。我知道，无论过去是对是错，是可以伤感，还是可以悔恨，都是不可追回的了。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过去的路是一张弓，只能弹射得我们向前飞奔，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又不可选择的命运。”代表作：线上作品阅读 报告文学 啊，老三届 当金山的母亲中短篇小说 面的司机 今冬无雪 远在天边 影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