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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从税金以及自由方面限制王权，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不得征收额外税金，归还原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诉讼，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承认伦敦和其他自治城市的自由，统一度量衡，保护商业自由等。
第一：《自由大宪章》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开始了最早的人权实践。权利与人权的区别在于，人权有着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内涵，换言之，权利只有在获得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地位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人权的初始意义是与把人的思想禁锢起来的独权以及把人束缚起来的政权相对而言的”。所以，权利的历史，人们可以将其追溯到人类的远古，但人权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严格说来，《自由大宪章》规定的并非人权。因为，《自由大宪章》中规定的权利的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人权概念对主体的界定。仅仅指狭义的自由民而非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人们说《自由大宪章》规定的是人权？这是因为在有所希冀的后人的眼里，它就是人权。时间的厚度总是能够加强一个事物的合法性。英格兰贵族在与王权的对抗冲突中挖掘出了权利的价值，并将其书写于文本。于是，权利开始有了独立的载体，而不再像以前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习惯权利这种由历史形成和传承下来的权利，依赖于人们的记忆和言传身教，因而具有不稳定性、不安全性。权利一旦法定化，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便摆脱了这种困境，并且可以为更多的人熟知，产生更大的效用。从《自由大宪章》的文字中，财产权、人身权（第39条）以及抵抗权（第61条）均得以明确表露，社会生活固定化了。《自由大宪章》爱德华三世第二，《自由大宪章》宣告了“国王在法律之下”，将此规定凝渚文字。在贵族和国王的长期抗征中，王权应当受到限制的思想逐渐形成。法律开始成为约束王权的武器。法律不仅针对臣民，而且也应束缚君主。不遵守法律的君主将不享有他对臣民的权利，人们亦有权反抗。这种思想在亨利二世就已经得到了清楚的表述。索耳兹伯里的约翰在其《政治家手册》中说：“受权于上帝者依法行事，他是权利与正义的奴仆；篡夺权力者压制人权，使法律服从他自己的意志。因此，对败坏法律者要用法律的武器去对付他。……而法律本来是应当管束统治者自己的。”[28]这样的思想最终被《自由大宪章》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凝结了下来，并为后世的人民念诵。《自由大宪章》也是思想与实践的总结。第三，《自由大宪章》的意义在追问中。从严格的历史实证的角度考察，《自由大宪章》实质是一个封建文件。它的行文完全是封建的表达，体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它所保障的权利主体是教会、各大主教、贵族以及自由民。作为全国绝大多数的农奴并不在它保障之列。据《牛津英国通史》记载，能确切地称为“自由人”的只占人口的14%[29]。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文件，在后人的不断追问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本原有的含义。在聪明的后人的解读中，《自由大宪章》所带有的贵族烙印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正如詹姆斯所言：“《自由大宪章》所列条款对于新的一代和新的时代的意义，与它们本来试图表述的意义可为差之千里，而且它们逐渐地被视为并非贵族自由的基础，而是平民自由的基础。”在后人的眼中，主要的是，《自由大宪章》所树立起这样的传统，不依赖于王权存在并且能够为王权设定界限的法律，以及不得为王权所侵害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自由大宪章》并非是这一传统的源泉或唯一表述。否则，即使订立了，它也将很难去到相应的作用甚至会很快消失。事实证明：它不仅支持了这一传统，而且它本身也受这一普遍传统的支持。
按得票顺序是人大民法 王轶、法大刑法 于志刚、西政法理 付子堂、武大国际私法 肖永平、深圳大学经济法 应飞虎、清华宪法 王振民、北大行政法 王锡锌、东南大学行政法 周佑勇、社科院刑诉熊秋红、华政法史 李秀清体现了学科和学校的平衡。一般一个学校和一个二级学科只能有一人入选。龙卫球和周光权感觉没入选挺可惜的提名奖（按得票数排序）罗培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两百余篇。王健：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和参加了8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和教改项目，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等。王先林：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等。黎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担任挂职副检察长、北京市监狱局人民监督员。主要著作有《刑法总论问题思考》、《刑法总论》等。齐延平：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自由大宪章研究》、《人权与法治》、《人权法原理》等。虞政平：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高级法官。2009年荣获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主要著作有《英国公司法规汇编》、《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之法律基石》、《中国公司企业法规全书》等。左海聪：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贸易法》，主编、参编著作18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46篇。宋功德：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兼任北大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博士生导师组成员，北大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出版法学专著14部，发表文章一百二十多篇。邱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原论》、《市场法治论》等。傅郁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农村基层法律服务研究》、《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等。张万明：中央台办法规局副局长。主要著作有《涉台法律问题总论》、《台湾事务政策法律全书》、《台商大陆投资贸易最新政策法律解说》、《台商投资优惠政策汇编》等。梁上上：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论股东表决权以公司控制权争夺为中心展开》，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冯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著作有《行政处罚法新论》、《国家赔偿法释论》、《版权保护法制的完善与发展》、《WTO与中国行政法制改革》等。周光权：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出版《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专著9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一十余篇。郑少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生态主义法哲学》、《从对峙走向和谐：循环型社会法的形成》等，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六十余篇学术论文。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民法总论》、《民法基础与超越》等。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过失危险犯研究》、《严格责任论》、《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资源犯罪》，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余篇。王万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国行政程序法典试拟稿及立法理由》等。邓思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学术部主任，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检察权研究》和《侦查程序诉讼化研究》，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法律期刊上发表66篇学术论文。刘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开设的《公司财务与法律专题研究》课程是国内法学院唯一的，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同类课程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张冠梓：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长、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流变》、《多元与一体：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等。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自由大宪章》-意义 第一：《自由大宪章》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开始了最早的人权实践。权利与人权的区别在于，人权有着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内涵，换言之，权利只有在获得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地位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人权的初始意义是与把人的思想禁锢起来的独权以及把人束缚起来的政权相对而言的”。所以，权利的历史，人们可以将其追溯到人类的远古，但人权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严格说来，《自由大宪章》规定的并非人权。因为，《自由大宪章》中规定的权利的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人权概念对主体的界定。仅仅指狭义的自由民而非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人们说《自由大宪章》规定的是人权？这是因为在有所希冀的后人的眼里，它就是人权。时间的厚度总是能够加强一个事物的合法性。英格兰贵族在与王权的对抗冲突中挖掘出了权利的价值，并将其书写于文本。于是，权利开始有了独立的载体，而不再像以前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习惯权利这种由历史形成和传承下来的权利，依赖于人们的记忆和言传身教，因而具有不稳定性、不安全性。权利一旦法定化，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便摆脱了这种困境，并且可以为更多的人熟知，产生更大的效用。从《自由大宪章》的文字中，财产权、人身权（第39条）以及抵抗权（第61条）均得以明确表露，社会生活固定化了。爱德华三世 第二，《自由大宪章》宣告了“国王在法律之下”，将此规定凝渚文字。在贵族和国王的长期抗征中，王权应当受到限制的思想逐渐形成。法律开始成为约束王权的武器。法律不仅针对臣民，而且也应束缚君主。不遵守法律的君主将不享有他对臣民的权利，人们亦有权反抗。这种思想在亨利二世就已经得到了清楚的表述。索耳兹伯里的约翰在其《政治家手册》中说：“受权于上帝者依法行事，他是权利与正义的奴仆；篡夺权力者压制人权，使法律服从他自己的意志。因此，对败坏法律者要用法律的武器去对付他。……而法律本来是应当管束统治者自己的。”[28]这样的思想最终被《自由大宪章》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凝结了下来，并为后世的人民念诵。《自由大宪章》也是思想与实践的总结。第三，《自由大宪章》的意义在追问中。从严格的历史实证的角度考察，《自由大宪章》实质是一个封建文件。它的行文完全是封建的表达，体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它所保障的权利主体是教会、各大主教、贵族以及自由民。作为全国绝大多数的农奴并不在它保障之列。据《牛津英国通史》记载，能确切地称为“自由人”的只占人口的14%[29]。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文件，在后人的不断追问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本原有的含义。在聪明的后人的解读中，《自由大宪章》所带有的贵族烙印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正如詹姆斯所言：“《自由大宪章》所列条款对于新的一代和新的时代的意义，与它们本来试图表述的意义可为差之千里，而且它们逐渐地被视为并非贵族自由的基础，而是平民自由的基础。”在后人的眼中，主要的是，《自由大宪章》所树立起这样的传统，不依赖于王权存在并且能够为王权设定界限的法律，以及不得为王权所侵害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自由大宪章》并非是这一传统的源泉或唯一表述。否则，即使订立了，它也将很难去到相应的作用甚至会很快消失。事实证明：它不仅支持了这一传统，而且它本身也受这一普遍传统的支持。
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制定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规定了人民的根本政治地位和各项基本权利，规划和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一般法律所不具备的重要功能：一是调整和规范人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根本法律保障。二是调整和规范国家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保证公权力的有效行使，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三是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四是调整和规范公民和国家、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我国依宪治国和西方宪政的区别论= 呒
首先：自由贸易区的定义；第二：自由贸易区的普遍规则；第三：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机制。第四：自由贸易区的作用，着重写它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普遍作用。（可引入经济全球化加以论证）第五：举例说明，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最后：适当谈谈自由贸易区与中国的关系及相互作用，并谨慎阐明前景。这是我写论文时的框架，如果有疏漏的地方，望赐教。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云南瑞丽口岸出入境人车流量迅速攀升。瑞丽边防检查站调整勤务模式，推出系列便民措施，大力提升瑞丽口岸通关效率。“云南瑞丽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过500万名旅客和114万辆交通运输工具从瑞丽口岸出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和％。瑞丽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柳继明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云南瑞丽口岸出入境人车流量明显加大。柳继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强力推动了瑞丽边境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促使瑞丽口岸出入境人车流量陡增。今年前7个月，云南瑞丽口岸出入境人车流量分别占到全省的4成和5成以上，以“双项”第一领跑于云南陆地口岸。面对出入境流的攀升，瑞丽边防检查站迅速调整勤务模式，先后推出停收口岸收费、增设绿色通道、二十四小时通关、简化通关手续等一系列便民新举措，积极为贸易区的发展营造一个快捷、和谐的大通关环境，目前瑞丽口岸通关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口岸检查员和向星说：我们现在验放一辆交通工具由原来的55秒缩短为现在的34秒，验放一名普通旅客不超过15秒。通过测评，出入境旅客对我们边检服务的满意率已达到了％。
"八荣八耻"的提出，为我们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准绳。古人云："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所以，明是非、知荣辱、辨美丑是为人的重要标准。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可见，个体的荣辱不只是人性的标志，还关乎民族和国家。以热爱祖国为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正规地学习汉字，汉字是民族文化地组成部分，可是，我们有的学生从来不认真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歪歪扭扭、潦潦草草，非常的不端正、不美观。虽然汉字只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它却关系到一个人的民族荣辱。爱祖国，爱民族文化，就应该爱我们的汉字，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团结互助是光荣的，损人利己是可耻的。每到星期一清扫校园时，我们都要去离居民区两米的操场上捡垃圾。可是谁也不愿意去捡垃圾，因为实在是太恶心了，地上乱七八糟地洒落着脏东西。校园空气十分清新，可是地上的脏东西使同学们脸上没有笑容。满地都是臭鸡蛋、烂骨头、干馒头……让人看着提不起兴趣。"干吧！"老师对班长说。大家不情愿地捡起了垃圾。这时，一个男同学抱怨说："脏死了！怎么往学校扔？敢情他们不捡！""就是！"一个女同学接着说"真是损人不利己！没素质！"大家都抱怨起来。这时，一位老师听见了我们的话笑着说："你们觉得乱扔垃圾好吗？那你们今天应该怎样做呢？今后呢？"几个尖子生争先恐后地说"不乱扔垃圾！""及时捡脏东西！"……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我们可不能像他们一样！""对！"同学们呼应。垃圾终于捡完了，我们擦着汗水走进校门。我们不仅要学好汉字，也要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劳动，整理花草，捡拾垃圾，认真遵守学校的规定。在班级，我们要做好小主人，认真做值日，不偷懒，尽职尽责。让我们的校园美丽如画，让我们的教室窗明几净。总之，荣辱观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美德，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珍宝。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参加这次演讲，我们要把"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艰苦奋斗作为人生的准绳。同学们，我们一起行动吧！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写作思路：论文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说明摘要6月20日公布。多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能有效防堵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将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所有主权国家都会想方设法维护国家安全，在国际上，中央主导、地方配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普遍模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端洪说，草案在香港特区政府管辖权、中央驻港国安机构的职责权限等方面给予明确，可释除部分香港市民的疑虑。可以明确地说，“一国两制”方针没有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其实是完成基本法本来就规定了的任务。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叶中说，草案贯彻全国人大决定的相关内容，形成了一套符合决定授权要求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决定内容的全面展开、充分贯彻和具体落实。
草案充分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要求，明确了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的根本责任、特区的宪制责任，较好地处理了新制定法律和国家既有法律、香港特区本地法律的衔接、兼容和互补关系等问题。
“面对香港出现的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特别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以及勾结外部势力等行为，加快国家安全立法进程是中央承担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的体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认为，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尽快“落地”有利于维护香港民众的利益，更为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长期实践装上了“安全阀”，将增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为香港的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
专家们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合宪合法、及时必要，是对“一国两制”的坚持和完善，将有效堵住过去存在的制度漏洞。
周叶中表示，中央享有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并依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赋予特别行政区一定的自治权力。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国家安全事务无疑属于中央事权范围，草案提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在维护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体现。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草案充分尊重基本法的上述规定，明确除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本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
张建表示，对于香港社会关心的国家安全法的执法、司法问题以及中央设立的国家安全机构情况等问题，草案都予以清晰、明确的说明，就国家安全案件的立案侦查、检控、审判等问题明确表明除特定情形外都由香港行使管辖权，让香港社会更加认识到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尊重、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尊重。
“树立宪法精神，维护宪法尊严，从争做遵宪达人开始吧！一起跟帖宣誓：做遵宪守法好公民，携手共圆中国梦！”12月2日，大河网友“acmddg”在论坛发帖倡议。大家纷纷响应，并承诺要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短短一天时间，3500多人参与宣誓，4万人次点击阅读。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设立每年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随着这一天的到来，记者发现，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不少网友发起了“宪法日我宣誓”活动，“全社会行动起来，一起遵宪守法”成为大家的共同呼声。宪法与每一个公民的距离有多远？如何培养普通民众的宪法意识？为此，记者采访了郑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博士生导师刘向文教授，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刑法学博士马献钊。
“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强制各种行为的规则的总称.”这是《新华字典》上对法律的解释,但它对于年少的我们来说,是那样的抽象,那样的模糊.是集体的活动让我们懂得了规则的制定和遵守,是《青少年保护法》让我们接触了真正的法律条文,是学校的普法教育让我们学到了许多法律常识.渐渐的,我们知道了学法、守法的重要性,更知道遵纪守法要从点滴做起. 看看社会的种种现象吧.有的执法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的企业家为谋取暴利将法抛于脑后,违法生产经营,大肆造假售假,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的人不劳而获,怨恨报复,把法置之度外,杀人放火、抢劫、横行霸市等等.虽然这些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这些行为却对社会、对我们危害无穷.试想,假若人人都自以为是,轻视法律,那么那些由于缺少知识而心理受污染的青少年又怎能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呢? 邓小平爷爷曾说道：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的确,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是一个及其单纯而特殊的团体,如果我们不从小培养法律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习惯,那么依法治国就将永远是一句空话! 我就举例来说吧：杀人犯赵某仅12周岁,因向一女童索要一包方便面,遭拒绝,竟将她拖至水中溺死.一初中生杨某,只因与同学几句不和,竟一气之下将该同学捅死.事后,他竟无知的说：“是他先来说我的,难道我错了吗?”这看似触目惊心,其实也就是一时的冲动,竞酿成了如此大的悲剧. 法无处不在,但不要将它变成生活的负担,而要将它作为生活的准则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只有现在认真学法,才能在未来做一个懂法的人：因为只有懂法,才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小公民：只有我们自己守法,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进而借助法律维护他人的权益,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将“法”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成为一个理性的守法公民,是时代赋予我们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挺起胸膛,自豪地说：“我们做到了,‘法在我心中’!我们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这个时代!
自由落体运动2008-10-16 22:37自由落体运动 教学目的：1、使学生理解自由落体运动的内涵,并使学生能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熟练应用于此. 2、使学生在了解不同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都有相同加速度的特点的基础上,对自由落体加速度有较深认识. 3、通过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培养学生运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自由落体运动的理解. 教具： 1、面积等大的圆形纸片,金属片数张 2、抽气机、牛顿管等. 一、复习提问： 1、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的规律又如何? 2、如何用实验方法来判断一个变速直线运动是匀变直线运动? 看运动物体是否在任意连续相等时间内们移差为恒量,（即Ds=at2） 二、新课教学 1、向学生指出物体自由下落运动是一种常见的运动,（可叫几位学生举例）接着演示粉笔的自由下落运动. 引导学生得出：物体自由下落运动是在重力作用下沿着竖直方向向下的直线运动. 2、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从同一高度同时释放纸片和金属片,可以看到金属片比纸片下落得快,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结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由它的重量大小决定的,物体越重,下落得越快. 学生们都能很快否定此结论.接着问,为什么说此结论不正确呢? 让学生讨论： 引导学生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来分析验证此观点： （1）理论分析： 根据上面的结论,一块大石头的下落速度要比一块小石头的下落速度大.假定大石头的下落速度为8,小石头的下落速度为4,当我们把两块石头拴在一起时,下落快的会被下落慢着而减慢.下落慢的会被下落快的拖着而加快.结果整个系统的下落速度应该小于8.可是两块石头拴在一起,加起来比大石头还要重,因此重物体比轻物体的下落速度要小.这样,就从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快的结论,推出一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慢的结论.使此结论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重物体不会比轻物体下落得快. （2）实验验证： ①演示：将上面实验中的纸片揉成团,重做以上实验.（引导学生分析,很容易否定此观点）. ③牛顿管实验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可得结论：物体下落快慢跟物体重量无关,通常看到的物体下落有快慢是由于空气阻力引起的. 2、自由落体运动 ①定义：物体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 ②条件：只受重力和静止开始（两者同时具备）. 3、自由落体运动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运动? ①在相等的时间间隔里,小球下落的位移越来越大,表明小球的速度越来越在,表明小球的速度越来越大,即小球在做加速运动. ②让学生测量运动球在相邻位置的距离（按图片上的尺子测量）,并计算相邻的两个距离的差值,可以看出小球在连续相等时间内位移差在实验误差范围内相等,由此可证明自由落体运动是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 4、自由落体加速度 在同一地点,从同一高度同时自由下落的同物体,下落快慢相同,同时到达地面.又因为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变速直线运动,根据V=at或s=at2均可得到结论：做自由落体运动的不同物体具有相同的加速度. ①定义：在同一地点,做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均具有相同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叫自由落体加速度,也叫重力加速度,通常用g表示. ②方向：竖直向下,它的标准什：g= ③经过对不同地区g值的精确测量,可以发现地球上不同地方g值不同. 三、应用 要想测量井口到井里水面的深度,以便能知道井里水的容量,该如何办呢? 让一石块从井口自由落下,在落下的同时开始计时,测出从井口一井底水面的运动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再根据s=gt2即可算出. 四、布置作业
《关于教材严重滞后现实社会、利益链对教材质量的拖累、实践与理论严重分离导致人的行为退化及创新性、活力下降的初步研究》建议墙网后深步前沿，研究迥异教学方式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前提是大量基础调查访问研究，并跳出单一学科的局限。
自由落体运动2008-10-16 22:37自由落体运动 教学目的： 1、使学生理解自由落体运动的内涵，并使学生能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熟练应用于此。 2、使学生在了解不同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都有相同加速度的特点的基础上，对自由落体加速度有较深认识。 3、通过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培养学生运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自由落体运动的理解。 教具： 1、面积等大的圆形纸片，金属片数张 2、抽气机、牛顿管等。 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 1、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的规律又如何？ 2、如何用实验方法来判断一个变速直线运动是匀变直线运动？ 看运动物体是否在任意连续相等时间内们移差为恒量，（即Ds=at2） 二、新课教学 1、向学生指出物体自由下落运动是一种常见的运动，（可叫几位学生举例）接着演示粉笔的自由下落运动。 引导学生得出：物体自由下落运动是在重力作用下沿着竖直方向向下的直线运动。 2、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从同一高度同时释放纸片和金属片，可以看到金属片比纸片下落得快，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结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由它的重量大小决定的，物体越重，下落得越快。 学生们都能很快否定此结论。接着问，为什么说此结论不正确呢？ 让学生讨论： 引导学生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来分析验证此观点： （1）理论分析：根据上面的结论，一块大石头的下落速度要比一块小石头的下落速度大。假定大石头的下落速度为8，小石头的下落速度为4，当我们把两块石头拴在一起时，下落快的会被下落慢着而减慢。下落慢的会被下落快的拖着而加快。结果整个系统的下落速度应该小于8。可是两块石头拴在一起，加起来比大石头还要重，因此重物体比轻物体的下落速度要小。这样，就从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快的结论，推出一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慢的结论。使此结论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重物体不会比轻物体下落得快。 （2）实验验证： ①演示：将上面实验中的纸片揉成团，重做以上实验。（引导学生分析，很容易否定此观点）。 ③牛顿管实验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可得结论：物体下落快慢跟物体重量无关，通常看到的物体下落有快慢是由于空气阻力引起的。 2、自由落体运动 ①定义：物体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 ②条件：只受重力和静止开始（两者同时具备）。 3、自由落体运动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运动？ ①在相等的时间间隔里，小球下落的位移越来越大，表明小球的速度越来越在，表明小球的速度越来越大，即小球在做加速运动。 ②让学生测量运动球在相邻位置的距离（按图片上的尺子测量），并计算相邻的两个距离的差值，可以看出小球在连续相等时间内位移差在实验误差范围内相等，由此可证明自由落体运动是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 4、自由落体加速度在同一地点，从同一高度同时自由下落的同物体，下落快慢相同，同时到达地面。又因为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变速直线运动，根据V=at或s=at2均可得到结论：做自由落体运动的不同物体具有相同的加速度。 ①定义：在同一地点，做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均具有相同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叫自由落体加速度，也叫重力加速度，通常用g表示。 ②方向：竖直向下，它的标准什：g= ③经过对不同地区g值的精确测量，可以发现地球上不同地方g值不同。 三、应用 要想测量井口到井里水面的深度，以便能知道井里水的容量，该如何办呢？ 让一石块从井口自由落下，在落下的同时开始计时，测出从井口一井底水面的运动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再根据s=gt2即可算出。 四、布置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