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央企,而且这个企业它诞生以来,就做了很多优秀的工程,而长江三峡集团也将搬迁至武汉了,那么这对当地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呢?
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集团。它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三峡工程,而且湖北武汉与三峡集团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值得注意的是三峡集团本来的总部就在湖北,后来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于是就从湖北搬迁到了北京。如今三峡已经成为了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十佳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之一,本身的集团发展也是非常好的,再加上三峡集团与湖北之间的渊源是非常深的,如今重新搬迁回到武汉也算是对于当地经济一个不错的贡献。
实际上此次三峡工程搬回武汉,对于整个湖北以及武汉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整个湖北和武汉它们都是处于在长江经济带之中的。而三峡集团所做的三峡工程就是跟长江有关的,如今三峡集团搬迁到湖北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湖北以及武汉的经济发展。同时这个搬迁也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增加就能够为当地的人民带来福利,能够更快地建设美丽湖北,绿色的湖北。
在这一搬迁举动做出来之后,实际上湖北省政府对也做了热烈的欢迎,而且会全力以赴的做好总部搬迁到湖北武汉的各项行动以及准备工作。而且还细化了任务清单,也希望三峡集团能够尽快的搬到湖北武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周边经济的发展,可以实现更多人富起来。
为响应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电子等央企纷纷迁出境外,这次的央企外迁,包括了社会需求和企业发展需求的考量。
一:从社会需求:缓解城市压力
从社会发展需求来说,由于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城市交通和人流也开始繁忙起来,经济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北京城交通的堵塞,而且人流众多也导致了生存空间的挤压,非首都功能央企留在北京及时没有必要了。非首都功能央企搬离北京是社会需求的体现,否则某些央企也不会愿意放弃一些便利的福利而离开北京。
二:从企业发展: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讲,其实央企真要做大做强以更好服务社会,那么央企去最合适自身发展的地方反而更好。像中国电力集团能够搬迁到广东的话,最起码生产的电力需求能够更好地调控,因为东部地区也是最需要电力使用的地区,电力集团在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了解东部地区的需求以更好调配集团资源。各方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就是他们保证央企的收益不低于前,央企到了地方以后只会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不是限制发展。
三:央企总部是真搬迁
其实在中国电力跟广东省和深圳市签订了相关协议以后,很多人都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央企总部是真搬迁还是假搬迁的问题。如果央企并不是真搬迁,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只是把厂址迁移到了别的地方,但是领导班子却还在北京,这是不符合中央政策和整体调控的精神的。根据记者调查,这次央企很有可能就是真搬迁了,这是服务于整体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多方将保证央企迁出境外以后最低保持之前的效益水平。在保持央企盈利水平的前提下,这次央企们外迁就是真搬迁。
“央企是政府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可以对其调控。而且,央企总部在北京,其实给北京税收做不了多大贡献——大头是国税,如果迁走,对北京无所谓。”早在2014年,某天津官员就曾这样建议。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钟惠波认为,如果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对北京的影响,短期内主要是经济总量下降、税收减少、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降低、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吸引力降低、城市负担相应减少;对于央企的影响,短期内房价、地价、劳动力价格等运营成本降低了,但运营环境劣质化,包括较低的人才可获得性、较低的交通便利程度、较低的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当然,此举可以拉动迁入地的经济发展。 能够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恐怕这应该是吸引各地政府趋之若鹜的最重要原因。优质央企垄断地位毋庸置疑,对于每个城市都具有促进作用。总部搬迁也是一种刺激内地内需,带动除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发展和就业,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方法。
这会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很严重的影响,而且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经济的发展也会落后,会有着很大的差距。
1.确立了我国贸易大国的地位 ;2.对外贸易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3.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和外汇储备 ;4.对外贸易不仅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就业机会被创造而提供的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5.对外贸易使我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中国自2005年7月21日实行新一轮的人民币汇制改革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状态,对中国的外贸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主要概述了人民币升值以后对我国外贸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以及升值以来中国外贸的现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而且连年保持着贸易顺差,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也使我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后,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存在着各种影响,外贸经济也不例外,人民币的升值将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总额及其结构产生一系列影响。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进口成本的降低 人民币升值以后,进口商品的价格将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降低我国进口商品的成本和在进口环节支付的费用。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天然气、钢铁、航空、电力设备等,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赢利状况,对经济建设非常有利。 2.有利于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经济效益非常低下。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出口企业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附加价值,而不是低价竞销占领市场。一些只靠低成本竞争,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可能因为人民币升值被挤出市场。从长远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从原来的粗放型转向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这会带来出口结构的改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3.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同等数量的商品出口可以换回更多的进口商品。我国虽然每年的贸易顺差很大,但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而导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需要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换回少量的国外高科技产品或稀缺资源。人民币升值以后,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提高,就可以用较少的出口产品换回本国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出口利润不断增加,就可以改善我国目前的贸易条件。 4.有利于推动部分出口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人民币升值以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就会相应提高。但沿海地区投资成本升高以后,一些跨国公司不一定就会撤出中国。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转向中西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近年来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完全可以承接这种产业转移,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更平衡的发展。 5.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 我国自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对外贸易连年顺差,就2004一年,我国的外贸总额为11 54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亿美元。连年的顺差导致中国与各个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增加,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可增加我国的进口总额,从而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的数值。低价竞销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弱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势头,减少一些贸易伙伴对我国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攻击的借口。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助于缓和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促进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和谐发展,创造和保持更加平稳的贸易环境。 6.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成本相对来说比以前下降,这使得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在国外建立跨国公司。根据投资地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建立全球性的生产、营销网络。所以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造就出中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的消极影响 1.削弱我国外贸出口增长 人民币升值将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直接削弱我国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目前我国主要是以极易替代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这种出口的制造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可能会逐渐消失,极易发生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人民币币值的提升,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的利润,出口单位产品的外币价格将有所提高,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另外如果保持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冲击。 2.不利于我国吸引外资 虽然人民币升值对已在华投资或在华拥有资金的外国企业家有利,因为他们的资产因人民币升值而增值,但却会使即将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家徘徊不前,因为相应的新增投资成本上升。另外中国许多周边国家都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投资条件,所以新增资金在周边地区存在着引资竞争的形势下,就会转向其他国家投资,这将会导致我国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也会影响到国内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另外,人民币升值使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加,从而使得加工贸易型的外商投资下降。这都将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利润再投资的规模及产业本地化的进程,不利于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的持续发展、升级。 3.使我国就业压力加大 人民币升值以后的一个重要不利影响是导致我国国内就业压力加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国目前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人民币升值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出口量减少必然会增加就业压力。第二,中国目前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贸企业,人民币升值影响了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影响就业,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冲击。“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明确指出,人民币升值会加速中国的通货紧缩,减少经济增长,增加失业压力。这样,人民币升值将对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三个目标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明显。 4.我国的农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国出口增长较快的农产品主要是水产品、蔬菜和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与国外相比,这类农产品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丧失此优势,而且,目前我国玉米和小麦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差不大,但如果人民币升值,进口量可能明显增加,而大米的价格优势也可能消失。因此,人民币升值将阻滞我国农产品贸易出口增长的步伐,进口将明显增加,对我国农业生产将造成冲击,影响农民增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可能发生逆转,由顺差变成逆差。 5.给各个行业带来不同影响 对出口依存度比较大的企业遭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也较大。纺织服装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出口依存度高达51%,而且其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又是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之上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将大大削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据测算,人民币升值2%,我国纺织业出口额将减少25亿美元,行业总产值增速将下降近。家电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是人民币升值的重灾户。当然,对于出口依存度比较小的企业来说,受人民币升值的冲击也就相对较小。 三、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来中国外贸的现状 1.汇改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表现: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减少和进口的增加,贸易收支向均衡方向发展。但从实际效应来看并非如此,2005年我国不但进出口均实现大幅度的增长,分别比上年增加28%和18% ,进出口总额达14 22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3% ,而且贸易顺差有增无减,全年贸易顺差达1 019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1—2004年四年的贸易顺差累计总和),其中下半年贸易顺差达623亿美元,比汇改前的上半年贸易顺差的396亿美元还多226亿美元。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消息称,2006年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达1 058亿美元,同比增长。其中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这是自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我国单月进口增速连续第7个月超过20%,部分月份接近或超过25%,远远超出去年全年的进口增速。同时,单月出口增速也连续两个月再次回升到20%以上,部分月份还接近或超过了30%。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后,我国的贸易量不但没出现贸易顺差减少的现象,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2.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 我国的贸易现状与传统的贸易理论完全相反,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存在着许多别国所不具备的各种条件。主要有以下四点: ⑴加工贸易占主体地位是贸易顺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占我国商品出口的比重已接近55%,加工贸易进口加上外商设备进口和一般贸易中的原料进口已占我国总进口的60%左右,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商品贸易顺差作出巨大贡献。可见,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十分显著的加工贸易型特征。在加工贸易尤其是进料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本币保持升值态势,将会使“进料”的成本减少。由于进料加工的产品均销往国际市场,因此出口产品的成本也呈下降趋势,出口竞争力并不会因本币升值而受到过大冲击。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之高,如果利用这种市场优势提高产品价格,反而可能增加其利润。比如,对于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企业,如鞋类、纺织品企业,人民币升值不见得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美元收入。 ⑵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是长期保持出口优势的主要原因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并不会因为出口价格的上涨而被完全取消,因此出口价格的上涨并不会使出口下降。中国目前国内的平均工资是马来西亚和台湾的1/5,香港的1/10,新加坡的1/10。据郭树清分析说,中国制造业的人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3%,即使人民币升值100%,也才相当于美国的6%。尽管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平均工资增长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但总的来说,我国劳动力价格的廉价优势仍然可以保持20年,可见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很难抵消这种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对我国贸易顺差贡献较大,就2005年而言,WTO成员间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导致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增加,是该年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如果幅度不是很大,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依然具有比较优势。 ⑶各种优惠措施是促进出口的重要因素 我国在税收、外汇留成、出口补贴、贸易信贷等方面的鼓励出口的各项优惠措施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使用出口退税这项有利措施,2004年1月份由于出口退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在汇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2004年上半年却出现了将近十年没有发生的贸易逆差。所以,虽然人民币发生了升值,出口价格相对来说比以前增长了很多,但是国家对出口企业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可以使企业降低价格,以达到与升值前相同的兑换价格,使企业的出口总量不受影响,甚至在外部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增加出口总量。 ⑷出口企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是出口继续增加的制度保证 我国外贸顺差虽然保持多年,但企业居安思危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所以许多出口企业的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进入2003年以来,出口企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外商投资企业出口2 亿美元,增长,出口增量占总出口增量的;进口2 亿美元,增长,进口增量占总进口增量的。人民币升值以后,虽然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会减少,但通过企业整体策略的调整,整体的损失就可以降到最低。对于我国整个外贸经济也是如此,部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降低,可以通过其他产业进行弥补,以使我国的总出口量保持不变。 总之,人民币汇率升值既存在着对我国外贸有利的影响,也存在着对我国外贸不利的影响。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外贸的顺差额继续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升值给我们带来的有利影响,同时通过多种途径规避升值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使中国的外贸朝着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论文框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介绍
简要地总结论文主题,说明为什么这个主题有价值,也许还可以概述一下你的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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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地介绍背景信息是必要的,特别是当你的论文涉及两个或多个传统领域时。
3、新技术回顾
这部分回顾了与论文相关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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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描述你如何解决问题或回答问题
论文的这一部分形式更加自由,可以有一个或几个部分和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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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部分通常涵盖三件事,并且每一件事都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小节:
7、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列表与第3部分中给出的技术现状综述紧密相关。所有的参考文献都必须在论文正文中提及。参考书目可能包括论文中没有直接引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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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太过具体的材料不适合在论文主体中出现,但可供考官仔细阅读,以充分说服他们。
这篇论文是谁写的
稍微详细一点,澳大利亚央行降息使得同样的澳元前后的收益产生差距,意味着收益率降低,收益率降低,市场上的资金就有澳元转向其他货币,澳元就会由于抛压成重导致对一揽子货币出现短期时间内的贬值,兑美元就会下跌。希望以上信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目前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国际疫情影响后的澳洲商业状态。在这场严峻的疫情危机中,澳洲当然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疫情冲击之下,许多行业陷入营业额急剧下滑和裁员的困顿,尽管政府采取各项福利补助政策,澳洲的失业率仍然突破历史新高,澳洲经济遭到重创。 与此同时,澳洲各类型的移民签证也由于澳洲疫情期间的禁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商业投资移民在这场疫情迷雾逐渐散去的时候,或许迎来新的前景。随着澳洲疫情的逐步稳定,澳洲经济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目前,澳洲的经济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商业投资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 澳洲工商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詹妮弗·韦斯特科特亦呼吁政府,推出更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改革行政审批的繁文缛节,打造一个吸引投资的环境。换句话说,澳洲对商业投资的需求在疫情之后只会更强,这无疑为各类商业投资移民签证带来希望。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铁矿石的煤炭资源大部分都仰赖于澳大利亚的出口,因此中国的经济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澳元的走势情况。中国央行降息实际给市场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这样加大了流动性,对于未来的中国工业,制造业是很好的利好,而中国工业制造业未来成长就会需要更多的铁矿石等资源,这样无形中也利好未来澳洲的出口,从而会拉动澳元的汇率上涨。因此说中国央行降息对澳元是利好
应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也可能是为了解决失业率高的问题。一般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在失业率高的时候采用。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投资。而降低汇率显然是鼓励出口。如你所言,这两个措施都是会进一步使得通胀提高。但是就目前而言,全球来看,首先需要解决的都是衰退的问题,降低失业率显然是首先要做的。因为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故我想澳大利亚政府所做的是为了先稳定住衰退的趋势,降低失业率以稳定民心。至于通胀,则是目前无法兼顾的。。。
报道了引用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和研究的估算预测数据,当然,这得结合具体背景来看: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12位经济学者眼中,包括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等在内的5经济学者认为,雾霾治理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以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为代表的5位经济学者表示尚需观察。只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资源环境问题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说,雾霾治理无疑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他预测2014年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会导致GDP增速降低个百分点,此前他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为7%。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经济效益进行了计算,《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炼钢行业GDP将造成812亿元的损失,水泥、焦炭行业的GDP则分别减少167亿元和142亿元。王金南对《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预测则是,将净拉动我国GDP增长19422亿元,并增加非农就业岗位246万个。
大气污染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似乎开始成为“显学”,查询过往论文则会发现,在环境经济学领域,探寻大气污染和经济的关系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它们的专业说法是: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评估、虚拟治理成本、绿色GDP核算。这些来自环保系统内的科研机构、地方环保局、社会科学院以及北大复旦等高校的研究者的结论主要告知环境污染损失占据GDP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有意思的是,在国外,测算的结果往往表征对就业的影响,而在我国,为引起重视,测算结论都是一大笔资金,且要换算成GDP/GNP的百分比。过孝民的研究是1981-1985年间,平均每年损失为380亿元,占1983年GNP的。郑易生的结论是1993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亿元,占当年GNP的3%以上。
王见定教授治霾系列 一、撕开防护林,救活全北京,救活全中国(2016-01-23 13:26:53)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提名者、统计学家、数学家王见定教授, 最近就“ 雾霾问题”向国家献策撕开防护林,救活全北京,救活全中国 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起步的“三北防护林工程”,至今已走过35个年头。此绿化防沙工程被称为:“中国绿色长城”,“生态工程之最”,西起新疆,东至黑龙江,路经13省、市、自治区的559个县,全长近4500公里,死死把境内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一片黄土高原包围或挡在其以外。虽然工程尚未全部完成,但已初见成效,由西北刮向内地的大风沙基本被挡住,甚至多区域出现了旅游、避暑、休闲的胜地,基本达到了原来防风治沙的目的。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由于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的相应的政策和配套措施没有跟上,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危及到人的生存空间。其中雾霾问题是当前重中之重。全民都在谈论雾霾怎么解决。国家在谈,环保学者在谈,老百姓在谈,就是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其中环保、气候专家(院士、研究员、博士...)一致指出欧美、日本用了20-50年时间,才理顺了本国的大气,中国即使在欧美、日本之后有成功经验可借用,依照目前的经济、科技实力用10年时间治理好那只能是人间奇迹。在他们看来中国在一、二十年内治理好雾霾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中国百姓只能在长期雾霾中煎熬? 本人倒有一个良方,不同以上专家、学者的说法,可供政府使用。那就是我们在严格执行减排情况下,同时要借老天之力,不借老天之力是万万不行的。 北京的雾霾几乎与刮风高度相关。今天刮大风,雾霾很快消散;大风一停,雾霾接踵而来。如果不靠风,只有大范围的停工、停产、停车...雾霾才会消散,这已成为老百姓的共识。可是长期停工、停产、停车...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怎么生存? 下面就只能在风上下功夫。王见定教授是一个具有复杂阅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贯通的学者和实践者,他对我们的国家具有深厚的情感,对于这种现状他不能不闻不问不管。他在仔细考查了相关的资料以后,确认我国现仍属季风国家(尽管大气专家说全球大气变暖)。冬季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夏季是来自海洋的东南风。哪为什么西伯利亚的寒风,冬天很少见了?仔细考查以后发现,问题只能出现在这又长又宽的防护林上。三北防护林工程,窄的地方有几十公里宽,宽的地方有几百公里。防护林乔灌混杂种植,灌草混杂种植,其中高大的乔木均在二、三十米以上,对地表风有一定的减速作用(成语“树大招风”就是这个道理)。经过这样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的乔木的减速,再强劲的西伯利亚风也成了微风,所以近些年来,北京的大风沙天很少见了,华北地区也是这样。 现在的方法有了,王见定教授指出:我们只需要把防护林的乔木改种矮小的灌木,强劲的西伯利亚的地表风的减速会变得缓慢,经过防护林的西北风还能达到3-4级的水平。有了常态下的3-4级风,在我们严格遵守减排政策的配合下,就可以使北京、华北地区的空气保持在优良或轻度污染的水平。再有夏季的东南风,由于处在西北、华北、东北部的防护林的改造,也能顺利通过防护林,使北京、华北、东北的雾霾得到相当的扩散。 也就是说通过防护林的整改,使得长年的西北风、东南风运行通畅,北京、华北、以至全国严重的雾霾必然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样就为生活在北京、华北、以至全国的老百姓争取到可以持久的生活空间,并在不超过二十年的时间最后彻底战胜雾霾。 实施方法及说明: (1)马上开始1000公里的“乔改灌”工作,增加10万工人(工人以当地农民为主)每月工资不低于5000元。 ( 2 )此项工作建议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国家环保局和国家林业局具体操办。 ( 3)在“乔改灌”的过程中,适当扩大灌草混种的面积,使得原有的防沙作用还有所加强。 (4)在1000公里的“乔改灌”的工作基础上,逐渐将此工作推广到4500公里。 (5)大部分乔木已到了过、成熟期(枯死期),现改种为灌木真是天赐良机,改种灌木比乔木成本低的多。改种的灌木、草木以选用当地灌草木为好,它们具有天然的适应性,且成本低。 (6)改造的资金由国家财政支出。(鼓励有财力的公司参与捐赠)参考文献: (1)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51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 ( 2)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墨西哥,1998. ( 3)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前沿科学,2008年第2期、北京,2008. 二、“大气变暖”的真实含义 (2016-04-22 21:09:27) 王见定教授对大气变暖的解释: 据科学家的推算,地球形成大约在46亿年前,地球平均半径6371公里,赤道周长40076公里,陆地面积占29%,海洋面积占71%。 地球上的一切现象(比如大陆性气候、海洋性气候、季风气候)都是地球经过几十亿年变迁所形成的结果。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暂短生物种类,它的一切行为对地球来说,都是微乎其微的,当然,所谓大气变暖也在其中。它根本不可能改变地球几十亿年来形成的基本事实(人定胜天只是某些人的狂想),人类只能适应自然而生存和发展。“大气变暖”只是温室气体长期积累引起全球大气温度的细微升高的现象。为什么说它只是引起了全球大气温度细微升高呢?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IPCC)目前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摘要进一步确定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从1880年到2012年,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升高了摄氏度。先前的研究还表明,1981-1990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摄氏度,在20世纪平均温度上升了摄氏度。可见,现在有人到处高谈“全球变暖,并引起了许多巨大灾难”,实有夸大其词之嫌。 三、三北防护林挡住了西北风的佐证(2016-04-24 20:13:53) 表4-17气象情况(1978-2013年)是1978年-2013年北京气象的真实记录,它下载于北京市气象局监制的“北京市2014年统计年鉴表4-17气象情况(1978-2013年)”。1978-2013年,这36年正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尚未启动的1978年到工程已初见成效的2013年的36年。 其中表中“每年刮大风(8级)天气的天数”的数据记录,可以作为三北防护林挡住了强劲的西伯利亚风的佐证。 1979年三北防护林工程正式启动,随着工程的进展和不断的扩大、完善,大风天数由1978年的35逐年振荡下滑到2011年、2012年、2013年的3、3、3。这与老北京人的感觉“近些年来,冬天的西北大风沙很少见了”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大风天数应包括每年都有的一、二次的大气突发事件。如果把这个突发因素考虑进去,可以说这几年的大风(8级)天数几乎是零。这充分说明三北防护林挡住了8级大风,至于3-7级的风就更不在话下,而被挡住的3-8级大风正是可以驱散北京雾霾的杀手锏。 事实上,防护林若挡不住风,治沙从何谈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科学常识。王见定教授再次论证,只是提醒少数科技工作者不要随便忽悠广大老百姓。想当初,建立三北防护林的主要目的是“防风治沙”,不知什么时候,谁把“防风”二字删去了? 4-17气象情况(1978-2013年)年份 降水量 平均气温(℃)日照时数(时) 平均风速(米/秒) 平均气压(百帕) 大风日数(日) 雨日数(日)最高 最低1978 35 641979 33 631980 29 831981 15 921982 26 921983 29 1001984 18 901985 12 1041986 21 961987 23 1021988 17 961989 3 781990 12 1131991 8 981992 6 1001993 12 911994 9 921995 16 891996 16 1031997 11 761998 10 931999 7 862000 10 832001 10 782002 15 842003 6 932004 12 942005 5 792006 5 862007 5 782008 8 1002009 15 862010 14 882011 3 822012 3 852013 3 71资料来源:北京市气象局 四、根治雾霾、全国联合启动才有效(2016-05-01 21:28:13) 王见定教授指出:京津冀已联合治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也有这个趋势,这是由它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决定的,这固然有它好的一面,但从全国治霾层面上来说,这个方法还有不科学的一面。由于空气是流动的,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没有联合治理,会造成治霾相互打架,不仅得不到好的结果,还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王见定教授的方法是尽快地把三北防护林的“乔改灌”工程完成,越快越好,基本恢复到我国原有的季风气候的状态。即长年有西北风和东南风贯穿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如果这时候再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安排“减排”,就可以大大地减少因各自为政治霾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既有效地治了霾,又可大幅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赶快行动起来,那些不解决问题的没完没了的论证该终止了(实际上王见定教授早已完成了必要的论证),因为老百姓的生命不允许这种状态继续下去。 注:“乔改灌”工程进行过程中,各地的“减排”不能停止,但不能追求极致,因为最合理的“减排”应在“乔改灌”工程完成以后进行。(1)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51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2)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墨西哥,1998.(3)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前沿科学,2008年第二期,北京,2008.(4)王见定:《撕开防护林,救活全北京、救活全中国》,新浪博客,2016-01-23.(5)王见定:《大气变暖的真实含义》,新浪博客,2016-04-22.(6)王见定:《三北防护林挡住了西北风的佐证》,新浪博客,2016-04-24. 五、王见定教授紧急呼吁: 补种枯死的乔木,预防冬季的风沙 ( 2016-06-20 10:34:15) 现正值夏季之初,来自太平洋的东南风(季风)登上我国大陆,由于三北防护林乔木的大批枯死,防护林挡住来自太平洋的东南风的作用减弱,北京时常有了3、4级的微风,甚至偶尔有6级阵风的出现,使得与冬季相比,雾霾的天数和程度都有了明显的减少和减弱,老百性可算松了一口气。 但是,王见定教授指出,如果在今年初冬到来之前,不把枯死的乔木补种上,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风(季风)将把塞外的风沙再次吹进关内(或东北),所以补种已成为当务之急。但如果补种原先的乔木(比如杨树),且不说成本高、难成活,即便活了,2、3年之内也起不到防风固沙的作用。怎么办?补种灌木、草木呀!其—,成本比乔木低得多,其二,很易成活,当年见效,其三,固沙能力很强。这样的好事为何不赶快进行,时间不等人哪! 基本事实:离北京仅200多公里的张北县坝上地区,是北京的上风上水,是守住首都北京的最后一道绿色防线。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据记者实地考查报道:在该地区的160万亩的防风林中,杨树面积达到50万亩老化死亡,记者还进一步报道,据了解,由于种植成本低,生长速度快,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的三北防护林中,杨树成为了主要的种植树种,而像张北地区这样杨树大面积老化死亡的情况,在整个三北防护林地区都普遍存在。可见补种是个普遍问题,是个当务之急,且需化大力气去做。 参考文献:(1)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51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2)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墨西哥,1998.(3)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前沿科学,2008年第二期,北京,2008.(4)王见定:《撕开防护林,救活全北京、救活全中国》,新浪博客,2016-01-23.(5)王见定:《大气变暖的真实含义》,新浪博客,2016-04-22.(6)王见定:《三北防护林挡住了西北风的佐证》,新浪博客,2016-04-24(7)王见定:《根治雾霾、全国联合启动才有效》新浪博客,2016-05-01此方案与其它方案相比:1.在治霾的过程中,老百姓的生活是安全的(保证全过程空气质量达到优良及少量的轻度雾霾水平)。2.可大大降低治霾的费用。否则仅靠减排:1.在减排的过程中,老百姓的生活是不安全的(肺癌与雾霾相关的其它疾病发生的比例将会维持在一定水平)。2.要想安全,必须长时期的大幅度的减排,显然我国的经济实力是远远达不到的。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我的方案势在必行,不要再没完没了的讨论了。分享:
一、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着眼全局雾霾的成因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大气污染物来源于我们的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区域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问题、技术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治理雾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全民和各行各业,需要综合治理。在强调科学、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形势下,治理雾霾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必须变革目前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对生态环境实行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必须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和治理雾霾。治理雾霾的根本出路是能源发展转方式、调结构。一方面要以提高能源效率为主线,鼓励节约用能,保障合理用能,控制过度用能,限制粗放用能。要下大决心化解产能过剩,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转变能源生产消费方式,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深化改革是能源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尊重市场规律、加快探索创新,用改革创新解决能源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强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理顺改革总体路径,找准改革切入点和突破口,不失时机推进能源领域改革。从能源行业角度来说,应该坚持“两手抓”,一手抓节能降耗、包括雾霾在内的大气等污染治理,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手抓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着眼全局,确保完成“十二五”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指标,到2020年初步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二、建立长效机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治理雾霾的艰巨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驱除雾霾,非一时之效,而更彻底地治理雾霾,需要长期的、战略性的投入,要打“持久战”、“攻坚战”。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从源头治理,建立起治理雾霾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存在的大气污染问题。否则,不管“临时抱佛脚”的措施有多么“立竿见影”,从长远来看,根本保证不了雾霾天气今后不再重现。笔者认为治理雾霾的长效机制,应该考虑以下四个方面:(一)政府部门要倡导绿色行政,摒弃唯GDP马首是瞻的传统发展思路。树立尽量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理念,把环境治理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同创新驱动发展结合起来,突出抓好重污染城市治理、能源结构调整、机动车污染减排、高污染行业及重点企业治理、冬季采暖期污染管控等重点工作,努力走出一条以治理污染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升级、民生改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的新路子。同时,必须改革领导干部考核标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考核,纠正部分地方和部分领导干部的错误政绩观。要使政府公务人员再不能靠牺牲环境、人民健康为代价创造的GDP来实现提拔的目的。(二)从全面科学的顶层设计入手,把治理雾霾纳入到法治范畴,发挥法治的规范与引领作用,营造公平的法制环境。只有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手段,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和平衡点,建立健全由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包括雾霾在内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才是真正治本之策。建议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同时制定并出台《雾霾防治条例》,深入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三)理顺管理体制,提高监管效率。加强清洁利用监测能力建设,从上到下形成独立的环境监管、行政执法和环境信息公开、社会监督体系,加强环保责任相关制度建设,破除抵制环保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关部门应该推动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联网共享,密切跟踪治理情况,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目标责任,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强清洁利用执法监督,抓好重点耗能单位、重点污染源和治理设施运行监管。提高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市场准入标准,加大对企业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等,解决企业违法排污成本低,守法治污成本高的问题。(四)必须建立跨行政区域的联动机制。“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不是单个行政区块的问题,而是整个区域问题。必须建立跨行政区域的联动机制,追踪污染空气的生成和过程,综合考虑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规划布局,在目前人口高度集中的条件下,限制机动车的规模和排放,以及做好未来城市(群)的建设规划等,逐步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能源效率提高、环保企业发展和环保设备使用,实现多种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和消减。三、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2013年能源消费了亿吨标准煤,可以预见未来能源需求还会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举足轻重。如何在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同时,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呢?就是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促进能源绿色发展。(一)借鉴国际经验,调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雾霾高发时期,无一例外的特征是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高;其治理雾霾的经验也说明,有效治理雾霾需要尽快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将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国治理雾霾也必须从调整能源结构入手,逐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难以改变,并仍将继续承担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重任。1、从能源安全看,立足国内是我国能源战略的出发点。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难以改变。从资源储量看,煤炭资源储量丰富,截至2012年末,全国已查明资源储量万亿吨,占一次能源资源总量的94%。2013年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分别达到和。必须有一种稳定、可靠、经济的能源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2、近三年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下降,从2011年的69%到2013年的。从非化石能源发展看,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受技术、经济、安全等方面因素制约,未来供应能力仍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难以大规模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为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百年”战略目标,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我国能源需求还将持续增加。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2亿吨标准煤,煤炭需求量47亿吨,约占60%。虽然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长期来看,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目前很难判断煤炭消费峰值何时到来,煤炭仍将承担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重任。(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尽管这些年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但到2013年清洁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仅为,距离2015年清洁能源的比重达到的规划目标,还有个百分点的距离,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两年,平均每年必须提高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两项承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必须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三)水电和核电应是加快清洁能源发展的重点2013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亿千瓦,比上年增长。全国全口径发电量达到5347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其中水电、核电、并网风电、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亿千瓦、1461万千瓦、7548万千瓦、1479万千瓦,共计亿千瓦,分别占全国发电装机的、、、,清洁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水电、核电、并网风电、并网太阳能发电量分别达到8963、1121、1401、87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国发电量的、、、,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现阶段水电和核电是清洁能源中能够发挥优化能源结构支撑性作用的能源,是加快清洁能源发展的重点。1、加快推进西南水电基地建设。我国水电资源丰富,具备集中规模开发条件,是供应安全、成本经济的可再生的的绿色能源,替代煤电的安全性、经济性和灵活性都很高,需要放在优先开发的战略位置。要在加强生态保护和做好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加快核准开工一批大中型水电项目,完善水电相关政策措施,保障水资源充分利用。我国西南地区既是水电资源富集区,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地区,推进西南水电基地建设既可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又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实现较快发展。2、推进沿海核电开发建设,尽快启动内陆核电站建设。核电是高负荷因子、大功率密集型能源。目前我国核电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负荷中心煤电成本,是煤电有经济竞争力的替代电源,且具有低排放特点,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保障我国能源电力供应、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要尽快开工一批核电项目。同时,核电投资要多元化,国家应鼓励具有实力及相关经验的大型发电集团参股东部沿海核电开发,培养其核电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能力并获得核电项目开发资质,尽快使大型发电集团具备主要甚至独立承担核电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能力。尽快启动内陆核电站建设。(提示:普卫欣美国进口, J@@@@D可找)3、积极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分布式能源系统。非水可再生能源开发要在充分考虑电力系统消纳能力、电价承受能力以及保持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条件下积极推进。要积极推进技术较成熟、开发潜力大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加快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能力,掌握装备与运行的核心技术,逐步降低发电成本,提高产业化水平。结合城乡天然气管道布局推动分布式冷热电多联供发展,提高天然气利用效率;在有水资源、风资源或太阳能资源地区发展地区鼓励发展小水电、小型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等分布式能源系统发展,加快研究应用微网技术。(四)加快推进电网建设为促进大型能源基地集约化开发和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必须立足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坚强主网架,加快建设跨区域输电通道,继续加大投入,加强城乡配电网建设改造,推动各电压等级电网和一、二次系统协调发展,不断提升电网的资源配置能力、安全稳定水平和经济运行效率。依靠现代信息、通信和控制技术,提高电网智能化水平,适应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四、进一步提高煤电的清洁化水平我国煤炭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煤电具有较好的供应安全性和经济性,在当前煤炭消费总量大,未来还将增加的情况下,必须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能源统筹规划,共同推进,才能为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能源生态文明作出贡献。(一)我国燃煤发电的生产情况2013年,我国燃煤机组装机容量达到78621万千瓦,比2012年增长,占全国发电装机的,占比降低了个百分点。燃煤发电量达到39474亿千瓦时,比2012年增长,占全国发电量的,占比降低了个百分点。同时,2013年关停小燃煤机组447万千瓦,3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容量所占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供电标准煤耗321克/千瓦时,比2012年降低4克/千瓦时。上述表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煤电仍是我国的主体电源。(二)我国燃煤电厂的污染控制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据初步统计分析,截止2013年底,具备脱硫能力的燃煤机组占煤电机组比例接近100%,脱硫设施运行可靠性水平进一步提高;近2亿千瓦机组完成烟气脱硝改造,全国脱硝机组投入容量接近亿千瓦,煤电脱硝比例接近55%;煤电机组除尘器加大改造力度,高效电袋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的应用比例进一步提高。由于这些污染控制装置发挥了巨大的减排的作用,在发电量持续增长、燃煤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全国燃煤电厂每年烟尘排放总量从1980年的399万吨,下降至2012年的151万吨,每千瓦时的烟尘排放量由1980年的克降至2012年的克;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1300万吨降至2012年的883万吨,每千瓦时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克下降至2012年的克;每千瓦时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也由2005年的克下降至2012年的克。2013年,虽然煤电发电量同比增长约,但预计电力行业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将分别下降约6%、7%、12%,排放总量将分别降至约142万吨、820万吨、834万吨,相应的污染物每千瓦时排放绩效分别下降约12%、13%、18%。同时,近20多年来除城市供热电厂外,绝大部分纯发电电厂建设在我国西部、北部地区或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地方。当然,燃煤电厂继续减排的空间也在缩小。在我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改以来,以减少排放为目的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和各种环保要求下,新一轮的电厂污染控制的技术改造正在进行。据了解,2013年浙能集团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燃煤机组烟气超低排放”项目建设,采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除尘技术--湿式电除尘技术,该项目实施后使燃煤机组的排放可达到天然气机组的排放标准,将大幅度降低等物质的含量。从上所述,由于发电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成熟,单位燃煤的污染物排放强度较低,燃煤电厂对环境的影响不断减少。总之,要高度重视煤电的清洁高效利用,要把进一步推动煤电的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能源发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三)提高发电用煤占比,有利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实践表明,煤炭利用的清洁化关键是提高煤炭的集中利用程度,减少其在终端分散利用的比例。让煤炭更集中在发电等减排优势明显的领域,实现集中应用,集中治理,同时,尽可能地减少终端分散利用的煤炭。这样,能有效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这是一个国际大趋势,据浙江大学资料介绍,2012年,我国电力行业消费煤炭占煤炭消费总量的。同一时期,美国、德国的发电用煤占比分别高达、。说明我国发电用煤占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提高我国发电用煤占比,将更加有利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四)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燃煤发电的清洁化水平建议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发电企业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燃煤发电的清洁化水平。在存量方面,发电企业要像浙能集团那样,积极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对运营机组进行升级改造,使燃煤机组达到天然气机组的排放标准,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这对我国在天然气资源少、价格高的条件下,优化发展煤电有重要意义;在增量方面,要优化煤电布局,加快西部、北部煤炭基地煤电一体化开发,推进输煤输电并举。在供热负荷落实地区,优先发展热电联产。发电企业要像华能集团那样,在新建项目中研究创新清洁发电技术,建设大容量高参数煤电机组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机组、循环流化床机组,进一步降低污染排放。五、重视对非电用煤行业和散煤用户的减排治理(一)燃煤及污染排放的简略分析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燃煤的比例大体上是发电占50%多一点,工业窑炉占25%左右,中小型锅炉占25%左右。燃煤造成的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大体上占全国的70%左右,工业窑炉的排放大体上占其中的25%,燃煤发电仅占其中的15%左右,其余的主要是中小型燃煤锅炉的排放。也就是说,占煤炭消费25%左右的中小型燃煤锅炉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占全部煤炭污染物排放的60%以上。因此,降低燃煤消费和减少污染,要避免“鞭打快牛”之嫌,而要狠抓非电用煤行业和散煤用户的减排治理。(二)加强对非电用煤行业的减排控制和改造国家对发电行业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最为严格,取得的效果也最显著,这为钢铁、水泥、化工等重点用煤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提供了先行经验。同时,要像对发电行业那样,加强对非电用煤行业的减排监管,加快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工程建设。实施钢铁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有色金属行业冶炼烟气中二氧化硫含量高的冶炼设施安装硫回收装置。大幅提高焦化行业炼焦炉荒煤气硫化氢脱除效率。水泥行业要实施新型干法窑降氮脱硝,实施烟气脱硫改造。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现有除尘设施要实施升级改造。加快采用高效低污染煤粉锅炉替代现有低效高污染中小型锅炉。(三)加强对散煤用户的减排控制和改造我国冬季需要采暖的人口超过7亿,其中至少有2亿人相对分散居住,中国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等现实情况决定了燃煤中小型锅炉和部分居民用煤将长期存在。由于中小型燃煤锅炉大多缺乏专业管理,存在设备和系统设计不科学、运行情况复杂而不稳定、环保设施不完善或建设滞后,加之燃煤混乱多变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使得其高污染、低效率和安全隐患问题十分严重,所以控制中小型燃煤锅炉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是当务之急。建议国家对散煤用户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其存在的原因、改造的成本和替代的方法;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居民尽快用上清洁能源及天然气、以电代煤的支持政策以及政府加强监管的措施。
最起码的直接影响旅游业GDP。雾霾天气都足不出户了。没人去旅游。就比如我们郑州。如果你朋友要来找你,告诉他不用来了。郑州的新标志,中原第一高塔,中原福塔。郑东新区标志大玉米楼,在漫天雾霾中若隐若现。千年古刹白马寺,也难逃雾霾的魔爪,在浓密的白雾中将自己,与外界得纷扰隔为两半。
相比之下我们的河南老家。但有的城市雾霾比较轻,但依然还是十面霾伏中。可见这样的旅游环境能吸引多少游客来游览?不是直接的影响了GDP吗?相比之下我们的河南老家。但有的城市雾霾比较轻,但依然还是十面霾伏中。可见这样的旅游环境能吸引多少游客来游览?不是直接的影响了GDP吗?相比之下我们的河南老家。但有的城市雾霾比较轻,但依然还是十面霾伏中。可见这样的旅游环境能吸引多少游客来游览?不是直接的影响了GDP吗?
在这里我呼吁大家保护环境,首先从自我做起,低碳出行。从身边小事做起。并且,要做好宣传,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现在面对的环境问题。大家一起来,维护环境。多普及环保知识,做到科学的治理环境。不要因为雾霾了太久,而忘记本属于你的蓝天。
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外部参与因素,而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才会是整个市场更加完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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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消费。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和.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和,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和+.但是,以1985年价格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比从1991~1996年的水平低了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而从1997~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年均增长、集体经济年均增长、个体经济年均增长、其他经济年均增长.这说明从趋势上看,与1997年以前相比,199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不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种经济来看都呈现下降态势。
从1993~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分别为、、和,而从1997~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只有、、、和;从1993~1997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资本形成率的分别为、、、,而从1998~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是、、和.
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
这说明:与亚洲危机以前相比,1998年以后从增长趋势上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呈下降状态,而且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降低的也比较快;全社会固定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投资的结果。
3.积极财政政策与出口。从1991~1997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的增长速度分别是、、和.除2000年我国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等原因使出口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比较慢。这说明,我国仍然没有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后不利影响的阴影。
4.积极财政破策与经济增长。从1998~2002年,我国保持了、、、和的经济增长率。据有关部门测算,这期间,围债投资,包括带动的银行贷款和地方、的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
5.积极财政政策与就业。首先,从职工人数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2331万、-564万、-486万和-468万。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是-63万和-177万。
其次,从从业人员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的变化情况分别为+357万人、-423万人、+871万人和+940万人。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变化情况分别为+903万人和+750万人。
第三,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从1996~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20万、570万、571万、575万、595万和681万,登记失业人数呈递增之势;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从1991~199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都在~之间,而1997年以后,这一比率都在以上。其中,2001年达到.
一、这场危机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如消费习惯、价值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对于我国来说,尽管因金融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创新水平不深等原因,遭受的直接损失还不是太大,但危机给世界造成的长期、深层次的影响,已经宣告了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真正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们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使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所谓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使相关企业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市场力量开始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启动内需的动力:投资依靠消费:其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客观上要求政府把民生和国民福利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我国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使我国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偏低;其二,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安居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欠账太多,有必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予以弥补;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和刺激出口的方式拉动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消费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增加投资是必要的,但增加消费意义更为重大。民消费率不断走低。1978年至2007年,在世界平均消费率提升趋势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下降到了。目前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水平超过了55%,美国近年大体稳定在67%左右。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因为消费和服务总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一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如学校、商店、医院等;另一种是为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如金融、物流、广告、产品设计等。只有第二类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企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才能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能力,才能使“中国制造”不再成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象征。尤其是,当实体经济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2007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为249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2008年底我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正好与我国面临外需放慢和结构转型的压力上升重叠。如果政策环境得当,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二、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提振内需,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后两年多时间内约4万亿元新安排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直接。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将实施以“增支减税”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为七年来首次负增长。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中国最大的税种,从明年1月1日起实行的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改革,在短期内将减轻企业税负约1200亿元。“增值税转型不仅可以拉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可以理顺税制关系,完善税制,符合国家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 。中国还将继续执行今年下半年先后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税费等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中国财政部:研究取消和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并落实出口退税率调整政策,同时取消了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支持出口。长期以来,中国的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更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增加居民收入将成为明年减税的目标,以刺激消费。在减税的同时,中国将加快实施资源税、燃油税改革,研究开征环保税;将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到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项目,并逐步调高税率。中国11月的PPI增幅已跌至2%,CPI增幅跌至%。通胀压力的消除也为资源税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我专门编辑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前言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这种制度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上升到了1995年的(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 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权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激励,因为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响应地方选民的偏好,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Tiebout,1956)。近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功能的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有利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增加,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减少。Heine(2006)认为,流动性强的个体会以自己所拥有的退出选择为谈判筹码,不惜损害流动性差的个体的利益,要求政府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提供。 相对于理论上众多的文献,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傅勇和张晏(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类支出不足。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会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会对政府的支出结构产生扭曲。 二、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引起地方支出结构的改变,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拥有了自主安排支出的权力。因此,现有的文献在探讨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无不将重点集中在支出分权的作用上。而对于这种作用方式,现有的分析思路无非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支出分权使得财政的决策者由全国选民转为地方选民,因此,可以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支出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反映不同区域选民的不同偏好;二是从地方政府入手,认为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财政的决策者更接近于居民,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偏好的信息,与集权体制相比,会使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改变。这两种分析思路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落脚点其实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强调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改变,或得到了更好反映。这种分析思路既表明了财政分权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居民偏好的不同也形成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特征。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因素,有体制上的也有地方官员本身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重视基础建设投资,轻视科教文卫支出;重视生产性投资,轻视社会福利支出;重视政绩建设支出,轻视居民生活投资;重视行政管理支出,轻视民生投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以科教文卫事业为例,其4项支出的总和只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而仅仅一项工业商业事务就占到了。中央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预算时可能会参考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而忽视科教文卫事业是有其根源的。而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在减少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同时,却将财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因此为了保证科教文卫事业的总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比例,这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紧张。为了缓解这种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以获得高额回报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过分强调GDP 在我国,地方政府最大的激励可能来源于中央所制定的晋升机制,而晋升的标准,据Li and Zhou(2005)的统计分析,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在分权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呈现商业性的趋向。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或者是将精力投向经营盈利企业(黄佩华,2004),或者是努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张卫国,2005)。这意味着作为官僚机构的地方政府只对取得生产率和效率等市场目标负责,而不管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它更大的支出自主权,却缺乏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的政策,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这是导致教育事业投入比例低的根本原因。 (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 地方政府普遍患有“投资饥渴症”,即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普遍都有无边无际的投资冲动,甚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就象一个企业,一切以投资问题为中心,而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问题很少关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加大了居民的财政负担,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过度的投资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对地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出发点来讲,投资与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问题是政府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反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上项目?显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能在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这么做,同时,不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想要治疗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必须在确立市场化取向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改革,这是解决“近忧”和“远虑”的根本途径。 (三)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建设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名声与晋升的需求,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政绩建设,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后,分税的比例使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财政 拮 据,一些领导干部要出政绩、搞建设,不是紧着手中这点钱办事,而是要用这点钱办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因此政府拖欠也是必然的。这种投资体制再不改、干部考核机制再不变,这种现象将无法根除。 (四)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合理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例”,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比例的提高,在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二个比例的提高,却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支付超过收入能力的责任,地方政府自然要选择首先完成考核的“硬指标”,比如GDP增长,至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软指标的被忽略,比如说教育质量。 可以说,地方财政过于追求投资性建设也是为了缓解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事权的下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如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就分别为和。为了确保这一部分的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高回报性的投资必然成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完善财政分权、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民生建设,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比例 我国对于GDP过于执着,可以说是在刻意追求GDP的增长。虽然GDP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许多的缺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而且存在无效的GDP与消失的GDP,也无法反映居民的幸福程度。所以,经济增长应该采用更为综合的指标进行衡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好民生建设与公共基础事业建设。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指导,根据各省的经济 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下达相应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倾斜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的结构。 (二)制定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 在我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科教文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与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科教文卫支出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更加降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投入的支出上,也是最明显的,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教文卫。因此,要纠正我国地方财政这种支出结构的偏向,显然,在分权体制下,必须要改变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在对地方所制定的晋升机制中,转变GDP的考核方式,以居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作为 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官员的考察指标也要有所不同,应该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不能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