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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15世纪初震惊中外的旷世壮举——郑和下西洋，简略介绍中国当时发达的远洋航海和造船技术，并以历史大局观阐述郑和下西洋对西洋各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反观中国较之西方海军国家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远洋的历史事实，对其原因进行剖析，以期清晰阐明中华民族的开海意识由来已久，以便传承和发扬。一、世界远洋航海的先驱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郑和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二万七千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三十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最大规模走向远洋的空前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由于《明实录》、《明史》与众多史料不尽一致，纵使法国学者伯希和经多方考证，所得结论仍前后矛盾，一时竟成了难题。好在郑和、王景弘等人于宣德六年（1431年）冬第七次下西洋出航前分别于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和长乐太平港亲自令人撰刻有《通番事迹记》和《天妃灵应之记》两碑。两碑刻于同年，内容基本相同，是姐妹碑。前一碑文在明嘉靖年间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28内有录，1935年夏为郑鹤声在四库全书珍本中发现并抄刊于世。后一碑文不见于历史文献，但其碑身却于1931年初由长乐县县知事吴鼎芬发现，特移置于县署保藏，后又湮没无闻。到1936年，复由专员兼长乐县县长王伯秋于官署思善斋侧重新发现，于是拓文赠海内外学者，并建亭保护，使长乐碑完整保存至今。由以上两碑文看，除第一、第七次下西洋时间外均与《明史》等文献记载大大不同，此两碑碑文的发现最终解决了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年限问题。现按长乐碑文和《明实录》等记载把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简列于下。第一次（1405－1407年）：终点古里。第二次（1407－1409年）：终点古里，分船队到达阿拨把丹。第三次（1409－1411年）：终点古里。第三次下西洋的海域仅至印度西海岸，并肃清该海域中之海盗，对东南亚及南亚诸国抑强扶弱，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和这一海域国家的正常朝贡。第四次（1413－1415年）：终点忽鲁谟斯。郑和宝船队开始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同时还帮助苏门答腊国平息内乱。招徕忽鲁谟斯国入贡。第五次（1417－1419年）：终点东非麻林。第六次（1421－1423年）：终点东非卜剌哇，分船队到达榜葛剌。第七次（1431－1433年）：终点东非竹步，分船队到达榜葛剌、祖法儿、剌撒、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天方。皆有专人代表郑和奉敕前去各国颁诏抚谕。后三次下西洋，郑和总船队和分船队从忽鲁谟斯继续向东非印度洋沿岸国家迈进，与众多西域国家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他们踊跃派使者趁郑和宝船队回航的机会向明朝贡。贡品绝大多数为以往中国未见的奇珍异兽。如进贡号称麒麟的长颈鹿就有三个国家，还有龙诞香亦是各国贡品中常见之物。郑和船队的东非印度洋海岸国家之行，一般大舶皆停在古里，由古里再派出总船队或分船队直航忽鲁谟斯、佐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各国，按到达港口的深浅安排海船之大小组合。古里为总船队或分船队会合之所，郑和于后四次下西洋均去了忽鲁谟斯，由于当地港口水浅，必须换乘小船前往，至于其它东非海岸国家，郑和也均派分船队前往，根据港口深浅，安排合适的船队前往。最后郑和等回到古里换乘大舶回国。可见郑和总船队和分船队在出航时必有严格的航队组配和调度管理，以保证郑和船队在海上的安全航行。上述的古里，英文名为Calicut，即嗣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东航的目的地。郑和航海活动比葡萄牙亨利王子早10年，比哥仑布早87年，比达·伽玛早93年，比麦哲伦早114年。正当欧洲刚从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在欧洲远洋航行的鼻祖葡萄牙人尚未着手进行大西洋海上探险之前，中国的郑和船队竟以气势恢宏的规模，长时间出没于人迹罕至、浩瀚的印度洋上，凌越万里。这不仅对于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操驾和航海技术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船队在远洋航海时的组织协调和管理亦必有过人之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洋航海的科学实践，无疑将以古代最出色的科学航海活动而永载世界航海科技发展的史册。许多中外人士对于在世界科技尚未昌明的古代，中国竟能派出如此规模的、组织有秩的远洋木帆船队长期驰聘于风浪骤变的大洋中，叹为人间奇观。这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国力和造船与航海技术举世无双。二、郑和科学航海郑和下西洋首先要掌握航海技术，大海茫茫一片，特别在远离海岸时，只能靠航海指南针辨识方向，靠星斗确定远近。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是："惟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木为盘（指磁罗盘），书刻干支之字（图1），浮针于水，指向行舟"。时航路又称针路，有单（丹）针和缝针。除了指向仪器，还用特制工具牵星板测量星星在当地的高度，画出过洋牵星图来。图1 航海指南针罗盘刻度图1 航海指南针罗盘刻度在郑和下西洋前，郑和就在搜求专于此道的中外航海人员（其中包括有回回人、西域人和阿拉伯人），称为火长，用作船师。"务要取选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深浅之人在船"。经过前人及郑和船队的航海实践，终于绘制成共24张连续航行的针路图，及4张过洋牵星图，即古里至忽鲁谟斯，忽鲁谟斯回古里，龙诞屿到锡兰山。锡兰回苏门答腊过洋牵星图。可见锡兰、古里、忽鲁谟斯、苏门答腊为郑和船队的主要停靠站，确定这些停靠港的位置至关重要。图2示以用牵星板测天的方法。《郑和航海图》将船舶航行时的天体定位与定向，罗盘指向与针路，路标识别导航，航路指南与推算等航海技术包容于一图，是明初以前中国海员航海技术的百科全书。"只要了解它的绘制方法，配上所记针路、牵星等等，用今图仔细对照，便可发现它相当正确"。《郑和航海图》是郑和科学航海的重大成果。图2 使用牵星板测天图图2 使用牵星板测天图三、郑和宝船队长期来历史学家一直据明史"（郑和）造大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者六十二"这一记载宣传当时中国惊世骇俗的造船能力，依据这一尺度，郑和宝船将长达135米，排水量达2万吨，其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可是由于船用木材强度所限，按照世界较为先进的木船建造技术，15－18世纪其极限吨位是3000吨，19世纪经过英国船舶设计家西萍斯的努力，设计出对角线式的纵向构件网架[1]，才使木船极限吨位提高到5000吨，而且大吨位木船都是有4层炮甲板、航速仅1－4节的低速近海战舰，至于走远洋的快速东印度公司贸易船尚未见有超过1500吨者。据此，上述宝船尺寸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船舶科技工作者的质疑。导致了郑和宝船尺度这一船舶考古学上的难题，长期悬而未决。但自二十世纪以来出土了两件文物资料和发现了一件郑和宝船队图像资料，使最终攻克这一难题看到了希望。1936年春郑鹤声在探访静海寺时，在已作大厨房的壁间里发现了失散已久的《静海寺残碑》，拓得碑文148字，记载当时郑和下西洋所用船舶有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与八橹船，这是唯一记载郑和宝船队船只大小的碑文。与明代祝允明在《前闻记》中所述的第七次下西洋时所用船种颇为一致。碑文记述通番往事，其语气、字迹、格式都与《通番字迹记》及《天妃灵应之记》两碑极为相似。静海寺为永乐年间由郑和奏建，出洋时首先要在此举行祭祀仪式，以求海上航行安全，在静海寺碑上记载郑和船队的船种也较为顺理成章。而其它两碑上就不再记载了。1957年在南京三汊河明代宝船厂遗址出土了长米的大型舵杆。2000年由金秋鹏发现了《天妃经》上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资料。该图为参加过第五次郑和下西洋的唯一一位和尚胜慧在临终时令其后辈按他亲见的船队形象绘成六幅船图（见图3），这是郑和宝船队最珍贵的海船图象资料。图3 参加第五次郑和下西洋的和尚胜慧所绘郑和下西洋船队形象图图3 参加第五次郑和下西洋的和尚胜慧所绘郑和下西洋船队形象图把上述两件出土文物和一件参加郑和下西洋的和尚胜慧所绘的船队图象资料相互佐证，有力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即当时郑和宝船队的最大海船只有千吨级，这是完全能符合木船强度的科学构造原理的。看起来千吨级海船比万吨级海船的尺度是小了些，但是它仍是当时世界上率先实现远洋航海的最大海船，并更具科学性，这就使我们具备了科学复原郑和宝船的基本条件。如根据以往万吨级郑和宝船仅船之长、宽两项数据，是无法复原的。即使复原了，主观因素太重也难以服众。再说2万吨级的郑和宝船也无法实现科学的安全远程航海和港口系泊的，这一方面笔者已有3篇文章发表[2][3][4]，不再赘述。在郑和下西洋期间，船场遍布全国，其中南京龙江船厂分厂宝船厂和长乐太平港都是郑和大宝船的建造基地。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前17年内共造2758艘海船，而单就当时清江船厂及卫河船厂所建造的各类内河船种更是不计其数。李约瑟认为："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种种历史事实无不说明，郑和下西洋期间的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与航海和海军强国。四、造福东南亚的唯一航海家郑和持续28年之久的郑和下西洋拉动了亚、非，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马六甲，过去十分落后，在郑和下西洋前才立国。但自从成为郑和下西洋船队停靠的总站后，在当地设立了官厂，海上贸易的兴盛，使这个国家逐渐富了起来。这种例子在东南亚（即所谓南洋）比比皆是，在苏门答腊、古里等郑和船队会聚之所，都设有官厂，建立排栅和贸易货物仓库。郑和船队在船舶候风时节，有大量时间至印度洋各港口进行海上贸易和探宝活动，致使当时亚非和东南亚许多港口异军突起，出现了海上贸易盛世。亚非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把郑和作为使他们走向富裕的神（三宝太神）予以供奉，600年香火不绝。他们高度评价郑和"继张班伟业，开哥麦先河"。东南亚各地不少井、亭、山、庙乃至城市都有以三宝命名的。这与欧洲航海家的殖民征服恰成鲜明的对照，可以说郑和是一位空前绝后、形象完美、造福世界、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航海家。明史专家吴晗认为，"明成宣时代的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4]。这种历史偶然性是完全存在的，也是中国继续走向强盛、保持远洋航海优势的绝好机遇。可是正统（1436－1449年）后，明廷斥郑和下西洋为一弊政，放弃已成规模的中国远洋航行事业，郑和船队迅速回撤至马六甲海峡内的亚洲地中海，其后撤速度之快，使本可于15世纪与欧洲葡萄牙航海船队相遇的中国海船，竟然又过了80年葡萄牙船队才在中国海与之相遇。在这80年中，中国政府对地处亚洲地中海的南洋同样也放弃经营，放任自流，致使在政治上复由其对中国有向心力而恢复到元代时的离心力，自毁大好机遇。直到葡萄牙人东来后竟然成为他们的殖民地，遭受到西方航海殖民者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奴役，受苦受难，实为南洋各国人民所不欲也。其与郑和时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五、郑和外交——睦邻友好郑和及其船队是和平之旅，从未占领别国的一寸领土，但却是亚、非和平环境的坚强捍卫者。下西洋期间，仅有两次动武，但都是在他人发起兵端的情况下的正当自卫行动。一次是锡兰国王仗其国力，欺侮邻国。在第三次郑和下西洋时见郑和船队盛载货物而回，出兵袭击郑和船队，为郑和捕获，送南京，永乐皇帝把他放了，回国后十分感动，痛改前非，也不再为患领国，就此与邻国保持了良好的国家关系。另一次是在第四次郑和下西洋时帮助苏门答腊平息内乱。对于有一些大国欺侮小国的行为郑和也予以劝阻。如大国暹罗与马六甲等小国交恶，经郑和耐心劝说而作罢。总之，郑和以一个有影响的大国使者宽容的风度，通过抑强扶弱，目的是保持和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明代永乐年间，在东南亚有4个国家共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有17个国家先后有4次每隔2－3年遣使来华。单是永乐21年，古里"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6]，永乐年间，亚非各国来华朝贡达318次，平均每年15次，达到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这是郑和成功外交的生动写照。21世纪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世界任何大国如果想在国家关系中产生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积极影响的话，都可以从郑和外交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六、中华民族率先走向远洋的辉煌年代中国原是一个大陆国家，但自从秦始皇开发中国东部沿海之后，遂一步一步离开国门走向海洋，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唐末、五代间，由于中国海船上已成熟地采用水密舱壁结构，致使中国海船愈造愈大，海上航行更加安全，于是中国海船始进入阿拉伯海。过去中国人在印度洋上要由小型中国船换乘大型印度船，而今情况却一变为中国大船进水浅的波斯湾却要换乘阿拉伯小船。此后号称世界航海民族的阿拉伯人喜欢乘中国海船以策航行安全。到了宋代由于中国海船的结构、性能和操驾技术日趋成熟，12世纪初中国海船已进入远洋航行的新时期，到了南宋和元代，政府提倡海上经商，使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更加发达。泉州成了世界第二大港，中国的航海家们开辟了一条西起东非海岸，东达日本海的远洋航线，泉州成为这条国际航线的中点，当时中国曾以泉州为界称南北洋，南为南洋。中国人比欧洲各国率先走向远洋要早300年。这就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船只如何才能走向远洋是有条件的。李约瑟博士说得好："舵与航海指南针是人类走向远洋的先决条件"。中国于公元2－3世纪发明了舵，公元800年左右发明了水密隔舱，公元1100年左右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到了13世纪后，以阿拉伯人作媒介中国的舵和航海指南针才分别传入北海和地中海，14世纪后欧洲两个海域的海船才合流，在欧洲海船上同时使用舵和航海指南针的时间是14世纪以后的事。中华民族率先走向远洋理所当然。七、超前与落后，开海与禁海中国古代以造船业和航海业为标志的海洋事业始终维系着祖国的兴衰存亡，只要开海，国家兴旺，一旦禁海，造船业和航海业必衰，国家也随之衰落。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总的格局是国家放弃海洋40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朝廷中开海派与禁海派斗争不断，当开海派取胜时期，国家兴，反之，国家弱，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为了反抗朝廷的禁海政策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苦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海权思想的沉沦，使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中，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强从海上频频入侵中国达84次之多，入侵舰艇达1860艘，入侵兵力达49万余人，于是割地陪款接踵而来，使中国人民蒙受亘古未有的百年重负。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可歌可泣，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压迫和痛苦极为惨烈。中国近代受外国侵略的历史，血迹斑斑，历历在目。正当西方各列强向新时代迈进的时候，中国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坐失良机。究其原因，放弃海洋实乃治国者最大的失策。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是全球华人的重大节日，百年难遇。我们必须利用这一重要契机，传承中华民族昔日开海的优良传统，增加凝聚力。努力发展和开拓新世纪的海洋事业，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促进海峡两岸的三通，为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努力奋斗。参考文献[1] Robert Gardiner:《The Line of Battle》，Conway Maritime Press Ltd, 1992, P. 122.[2] 辛元欧：《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技术分析》，2001年9月台北走向海洋——郑和研究两岸研讨会大会报告。[3] 辛元欧、范巨山、卜立鸣："郑和宝船复原的相关思考"，2002年8月上海第十届国际东亚科技史国际学术会议大会报告。[4] 辛元欧："郑和宝船及其船队的船型分析"，2002年10月昆明《第三届中日机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5] 吴晗："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转引自《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1985年6月第1版，第89页。[6] 张廷玉等：《明史》，卷326，"古里传"。2003年10月17日加入
。。是历史上最辉煌的呢？~还是``包括近代现代当代？
1、《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 1986年2期全文转载，《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2期登载。获汕头大学1986年科研二等奖，汕头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社会1986 年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6年增刊。3、《历代宦官名称及其演变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2期。4、《历代宦官来源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4期。5、《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中国社科院)《未定稿》1986年11期。6、《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2期。7、《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4期。8、《试论北魏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1、2合期。9、《略论北宋宦官》，《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4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元明清》分册1989年3期全文转载。10、《宦官生理及心理特点再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5期，《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2期登载。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心理学》分册1988年12期全文转载。11、《司马迁是不是宦官》，(吉林)《史学集刊》1989年1期。12、《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9期。13、《张居正与宦官关系述评》，《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2期，获汕头大学1992年科研二等奖。14、《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12期，本人为第二作者。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1991年2期。15、《三杨与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1992年9期全文转载。获汕头大学1994年科研论文奖三等奖。16、《略论明朝初期军事制度之转变》，《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4期。17、《也谈崇祯朝宦官》，(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3期。18、《翁万达与安南莫登庸之“招抚”》，载于1992年《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潮汕文化研究论集二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19、《无法超越的困惑━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论宦官制度》，载于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20、《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3期。21、《明代思想家与宦官关系》，(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10期。22、《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2期。23、《叶向高与宦官关系论略》，《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元明清史》分册1995年10期全文转载。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思潮》，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分册1996年9期全文转载。25、《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分册1998年3期全文转载。26、《明清以来韩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潮学》创刊号，1993年12月。27、《浅论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潮学》2期。28、《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资料及研究目录索引》，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1994年出版。29、《十六世纪历史变化中的潮汕海上“盗商”》，1994年《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30、《东南亚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及其反映》，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英文)，1997年6月出版。31、 《叶向高与东林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32、《东南亚海外潮人移民形态的演变轨迹》，《广东史志》1998年3期。33、《严嵩与宦官关系论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34、《明嘉靖朝的安南之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3期35、《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3期。36、《海外潮人与暹罗曼谷王朝初期的制糖业》，《汕头》1998年1期。37、《泰国曼谷王朝海外潮人制糖业的兴衰》，《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5期38、《李时岳与汕头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纪念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9、论文《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分册1999年2期全文转载。40、论文《社会思潮变化中的汕头文化建设》，《社科大观》1998年3、4期41、论文《中国制糖业在日本的传播》，《学术研究》1998年12期。42、《海外潮人与马来西亚麻坡的德教会》，《汕头》1999年1期。43、《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3期44、《18世纪清朝与缅甸及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45、《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1999年1期46、《叶向高‘东林党魁’考辨》，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47、 《东南亚海外潮人与德教的关系》，《当代宗教研究》1999年2期48、《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东北亚研究》1999年2期。49、《发挥历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发展研究》（原《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6期50、《明清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5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9年1期52、《中国古代炼丹术在西域的传播和演变》，《化学教学》1999年10期53、《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历史教学》1999年11期54、《蓝鼎元视野下的清初潮汕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4期55、《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4期，页74-80。56、《郑信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灭亡》，《潮学研究》7期57、《双性同体的历史衍变及文化含蕴》，《文艺争鸣》1999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分册》1999年12期全文转载。58、《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2期59、《潮州学与客家学刍议》，《广东史志》1999年1期60、《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分册2000年8期全文转载。61、《90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3期62、《妇女解放运动与“双性同体”观念的衍变》，《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2期63、《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1998年晋江《中国侨乡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卷，页306-316，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64、《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00年2期65、《潮汕海外移民研究管窥》，《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66、《戚继光平定海盗吴平论析》，《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67、《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分册2001年12期全文转载。68、《国家、区域社会的外延变异—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1999年湖南石门《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69、《“双性同体”在文学中应用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分册2002年1期全文转载。70、《历史教学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71、《历史信息化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第二作者72、《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73、《开设全校选修课的几点体会》，《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9期74、《“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5期，页149-151。第二作者。75、《“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清史研究》2003年1期，第二作者。76、《明清潮州海商研究》，《地位、权力、角色：明清时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的分区域研究》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2001年2月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77、《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期。12000字。78、《论明代潮州海盗》，《李询先生纪念文集》页351-36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79、《增设历史与社会新专业的实践与探索》，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80、《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历史教学》2005年9期。核心期刊81、《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师德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5年12月出版。82、《郑和下西洋与岭南关系论略》，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期。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1.郑和下西洋与开辟新航路的比较郑和下西洋和新航路的开辟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二者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比欧洲的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早半个世纪。在规模和航海次数方面，外国与中国是无法比较的。这说明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能力和胆略征服海洋。第二，从目的上看，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宣扬国威，内容是贡赐贸易，形式是以和平友好交往为主；西欧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侵占海外殖民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第三，从影响和后果来看，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人民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赏赐式的贸易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给明政府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同时，其规模、影响越来越大，为后来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打下了基础。然后你再在里面加点料,不能全部都是别人的东西啊!
郑和下西洋时候。队伍非常浩大。当时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朝最为强盛的是其。又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传承的小农经济体系弊端日益出现。但统治者为了统治政权。在对外贸易管的很严。仅仅让郑和下西洋。去传播中国文化。物品。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第一。对明皇朝有相当大的好处。第二。也能传播中国文化。还有就是因为当时经济的进步。所促进。才有郑和下西洋
发生于十五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伟大壮举。其科技之先进，人员之众多，规模之庞大，航线之遥远，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无疑郑和在世界航海史和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是历史论文：浅谈郑和下西洋及影响一、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六百多年前，在世界发展的舞台中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依然是世界的中心是其他国家眼中的泱泱大国、天朝上国。永乐年间，明朝国力相对强大，政治较为清明。明朝统治者为恢复以前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重振国威，积极恢复、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外交往来，大规模的开展外交活动和贸易活动。要分析该论题首先必须清楚郑和下西洋中“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据调查明朝把如今的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印度半岛等地区。而郑和下西洋主要活动今天的南洋群岛。(一)经济背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生并非是名门望族，而是卑贱的贫苦农民，他从以前的生活经历中知道“保民之道，藏富于民”的重要性，明白只有百姓富足自己的统治才能更加稳定，并通过总结元朝灭国的教训，进而采取了一些列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形成了“外户不阖，道不拾遗”的繁荣局面，到洪武二十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比建国初年扩大了五倍。“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癝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②]，简单来说就是到了粮食多至吃不完只有让它发霉的境界。矿冶、纺织、造船等手工业生产，都超过了中国的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的稳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活跃，更是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其足以支付遣使下西洋的庞大开销，此时的明朝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此外，在建国初期朱元璋工作的重心是国内政治，外交方面主要以“防”为主，推行海禁政策，虽是当时局面的不得已，但已是与时代发展相背离。中国的国际威望明显下降，每年前来京城朝贡的国家越加减少，许多国家已多年不派使者来华，万国来朝的局面不再，更有甚者，出现了附属国无端杀害明朝使者的情况，这是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而且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后，需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便日益增加，他们需要更广阔的世界，再次提出开展海外贸易也就成为必然，而且海外诸国也希望同中国恢复贸易往来，发展经济。(二)政治背景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动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对此，我大概列举两点,其一是为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朱棣率军攻进南京的皇城以后，未发现建文帝的下落，虽然有人说建文帝已经被烧死，但是对于这个被朱元璋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朱棣还是十分忌惮的，毕竟他才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沈德符的笔记中曾写道：“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在此后的数年间朱棣不断听闻建文帝在西南甚至海外出现过，朱棣担心自己的统治收到威胁，决定派遣郑和出海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其二，招抚张士诚在海外的残部。张士诚和朱元璋一样，当年都是反元义军一支，但是成王败寇，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的起义军队后，张士诚的残余势力逃到了海外。朱棣担心这些势力在海外发扬壮大起来，因而派遣了如此庞大的船队出行西洋，在宣扬国威的同时如果遭遇反明势力也可以一举剿之。二、郑和下西洋的准备(一)海洋调查行动前的详细调查的确保事件成功的保证之一。据福建泉州的郑和研究专家介绍，郑和七下西洋，这么庞大的船队远洋航行，不仅每次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地，而且都能平安归来，这说明他们掌握或具有比较先进的海洋知识，而这些知识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经过缜密的海洋调查才能获得的。郑和等航海家们在航行过程中经行了详细的海洋调查，在必经的一些海区、海域，对其的气候，地形，水势都做了观察记录，“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并且对一些特殊的地形海貌如“老古石地”“泥沙地”等都颇有研究。郑和还向所至各国广泛征集他们所收藏的各种海图和航海资料，使得郑和船队对航海所经历的各地的山势、山峡、海陆分布、水文气象、环境条件都有了更为具体的详细的了解，为以后进行更远的航海旅行提供了科学的海洋知识和经验。《海底簿》记载了郑和当年的海洋调查活动：“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处。一开谕后，下文索图，山峡，海域及水势，日夜不致误也。”这说明了郑和等人正式下西洋之前在广大的海域开展了对海洋情况、海洋环境的调研活动，并且通过此次活动获取了大量有关东西洋各地海岛、山形、山峡、水势、水陆分布特点等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并与以前留下来的各种海图进行了对比和校正。在《顺风相送》等海道针经中记载：“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域，水势，山形图。务要选取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浅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复仔细推详，莫作泛常，必不可误。”文中提到的“牵星”相当于如今的天文导航，而海道针经则相当于现如今的指南针导航，郑和船队在航海行驶中所使用的郑和将二者在航行中有效的进行结合使用，白天用指南针导航，晚上则通过观察星斗位置和罗盘来保持船队的航向。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日月星辰测定自己的方位以及船队航行的位置。此时郑和已经能够熟练的把天文导航与罗盘导航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用，由此提高了对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称之为“牵星术”。这项技术在那个时代是最高天文导航技术。2、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这是郑和船队在前人技术总计的基础之上独造的航海技术，即“针位取海道”，“以六十里为更，以托避礁浅”[③]。这里的一更是指在标准航海下小时所航行的里程。这里的针路是指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主要用于超出了既定的航海路线时使用。3、《郑和航海图》的诞生，虽说它只是郑和船队当时活动所用的一份海图，但它是郑和七下西洋海航成就的伟大体现，是航海经验的积累，对世界海航事业也有着重要意义，对后世研究中国古航海史有着重要作用。(二)技术成熟郑和时期的科技成就表现主要体现在造船术和航海术这两个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海岸线绵长的国家，他的造船与航海事业一直都十分发达，到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换算单位，相当于船长达到约138米，船宽约56米。明初造船业分布范围极广，如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打造船只由地方政府负责派遣专人打造。 “如或新造海运船只，须要量度产木、水便地方差人打造”[④]，在海运交易的各大港口或者海军驻守的地方都设有官办的船厂，且造船工厂遍布全国：北至松花江，南达广东沿海，东到黄海边。在其广泛的区域中尤以江苏、福建、湖广、等地最为发达。至今在南京市下关还残存着当年龙江宝船厂的“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据考查龙江宝船厂是当时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有史为证 “明代文献中有关郑和船队旗舰的尺度，咋看似乎难以相信，但实际丝毫不是奇谈。”据统计，在郑和航海时期，全国共造有大小海船近4000艘，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船，仅南京新江口就有400艘大型主力舰，由此可见，造船技术的先进性在当时是不然而语的。因而李约瑟感叹道：“在明朝全盛时期，其海军也许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的亚洲国家。甚至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以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寺田隆信在书中也赞扬了中国的传统的造船技术，他写道：“造船技术的优劣，是一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像以上所说的那样，15世纪初的中国，以高超的传统造船技术，建造了难以置信的巨大船舶，接连不断的把他们送入大海中。”三、郑和船队的概况郑和下西洋组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郑和每次远航，其船队共百余艘其中包括六十二大、中号宝船加上其他类型船只。郑和船队实际上是一支混合舰队，其中包含宝船、坐船、马船、粮船、和舰船。这些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最小的也有一十八丈。换算成今天的比例尺最大的宝船，约合一百三十点六八米长，五十三点九四米宽，深度达到十二米，吃水线是八米，舷壁高一点五米，载重力高达七千吨，船上共有九根桅杆，四层甲板。如此巨大的船只在当时是令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在如此庞大的船队上必然会有庞大的队伍和完备的机制来调节航行。“永乐三年(1405)六月，名和及其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以次遍历诸蕃国”。这是《明史》中关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记载。在其他各种史料如《郑和家谱》、《菽园杂记》，《前闻记》、《皇明四夷考》中，都明确指出了郑和下西洋的人员数量达到两万七千多人。人员大致分为“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舵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生、铁搭材等匠、水手、明稍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名。”在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迈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位五十三员。”[⑤]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郑和船队有明确而精细的人员分工。例如：有掌管天文气象监测的阴阳官，有掌管医疗卫生的医官医士，有掌管制造的舵工，火长。因而概况人员职务用现代来讲可分为：领导成员：正使太监，副使太监;军官：都指挥;外贸人员：户部郎中，办事，买办，书算手等;技术人员:火长，舵工，阴阳官;翻译、通事;医官医士;工匠;还有水手、民稍等基层人员。四、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是爱好和平的在中国的思想体系可以窥见，从儒家提倡的“仁”“仁政”，到墨家的“兼爱”“非攻”，再到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平已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诞膺天命，统御万方”的世界主宰观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所推崇的统治思想，推行“内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友好政策。(一)维和行动明初，东南亚国家众多，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势力此消彼涨，不时互相争夺，导致战争不断。随着暹罗、爪哇两国势力的不断增长，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欺压领国。中南半岛上安南与占城两国更是仇怨深重，两国时有的摩擦影响到整个中南半岛的政局，甚至出现上文所提到的，在三佛齐出现了杀害明朝使臣，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他国使者的情况。再有就是海盗猖獗,横行海上，经常抢劫商船，海上交通线收到严重干扰。例如：海盗陈祖义是当时海盗中最强的一支，成员在最鼎盛是超过万人，拥有战舰近百艘。 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是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掠财物。”[⑥]他不仅掠夺经过的商旅，而且打劫西洋来华的诸国使节，这不仅影响了明朝与该地区的正常来往，而且使得明朝在国际中的威望有所损害。为消除不稳定因素明，成祖采取了笼络和武力并举的方法，改善航道不稳定的状况。公元1407年，朝廷决定招谕陈祖义，使其归顺朝廷。陈祖义假装归顺，暗中却准备抢夺郑和船队。他对自己的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然多，但是领导者却是第一次出海，而且军队都不擅海战;他们船很大，但也以此行动缓慢，朝廷的水师虽然强大，但是已经多年未参加过战争而且是以步兵主力。”这一阴谋被一个叫施进卿的人告诉了郑和，随后，郑和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待陈祖义前来偷袭时，率兵用火攻烧毁海盗船，剿灭海盗5000余人，并生擒陈祖义押回京城。陈祖义后被明朝廷斩首示众，以警他人。明朝廷此举可谓一举三得：首先，它打击了海外的海盗势力，震慑了一些蠢蠢欲动的其它组织;其次，保证了东南亚航道的安全性;最后，此次举动在西洋各国赢得了声望，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有所恢复。(二)树碑布施在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而文章开篇说道郑和出生于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父、祖先后都到曾到过麦加圣地朝圣，并且获得了“哈只”的尊称，这是只有顺利完成朝觐仪式的人，才能授予的头衔。据史料表明郑和既是回教徒但又信奉佛教，郑和于永乐元年受道衍和尚的教诲，皈依佛教，并受“菩萨戒”取名“福善”。郑和的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在这一地区妥善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能更好的和各国进行沟通。而且郑和船队中还有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浦日和等一批信奉穆斯林的教徒。郑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树碑布施，以表敬意，例如：郑和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佛寺举行的布施活动，盛况空前。正因为明朝政府推行郑和的和平外交政策，使其受到了海外各国的颂扬，于是一些和明朝廷断绝多年来往的甚至是过去从未来往的国家纷纷遣使节来华，和明朝廷建立外交关系，以表敬仰。据统计，明成祖在位时期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更有如今的文莱、满剌加、苏禄、菲律宾四国的九位国王八次亲自率团前来访问，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更有3位来华访问期间因病而逝但明确要求葬在中国的国王。明朝都以王礼后葬。遗留在中国的坟墓已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见证。郑和下西洋所到国家一度掀起“中国文化热”，泰国研究学会会长周正荣说，泰国的礼拜寺，马六甲殿宇等建筑都是郑和下西洋时所建，马六甲有三宝庙、三宝亭、三宝井;爪哇岛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洞等。郑和下西洋把中国先进的优秀的的文化传到了西洋各国，例如丝瓷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货币文化等引起了西洋各国的争相学习。对比此后西欧所进行的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用枪炮和细菌掠夺当地无数居民性命的毁灭性的，殖民性的新航路旅程，郑和七下西洋给东南亚各国带去的是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对此当地人们给郑和建庙树碑，并且世代香火供应不断，对比作为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联合国在1992年决定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定为全球节日之一，但却遭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三)结果反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为何其后在海上销声匿迹，不见其踪迹?客观原因是随着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眼光开始面向世界，在东方国家进行殖民活动，掠夺资源，堵塞交通，严重阻碍了中国同南洋诸国甚至更远地区的交流。主观来讲可分为几个方面：1、统治阶级的反对：明成祖死后，朱高炽继位，史称仁宗，他一登位就下令“罢西洋取宝船”，而且他是一个短命皇帝，他死后传位给年仅九岁的宣宗，此时皇帝还很幼稚不太懂事，于是宫廷便由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当权，朝廷则由杨士奇、杨荣、杨缚掌握。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他们已没有年轻时候的魄力，也没有远大眼光，不赞成朝廷耗费庞大的费用去赏赐那些来华使者。2、经济困难：郑和下西洋的前十年，就从内务府支取了六百万两左右的白银，这还不包括对来华的各国君臣或使节的赏赐，而明朝中叶一年的财政支出才三百万两左右，户部尚书夏元吉曾多次上书反对下西洋。虽然明政府竭力的在发展经济，农业等，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到永乐后期，国库由于多年支付征伐安南和漠北、修建北京城和下西洋等，财政负担加剧。3、其他因素：郑和去死后，朝廷如需再次下西洋，必须派遣以为能够胜任组织如庞大的船队的人。就经济贸易来讲，我们用丝绸，铁器，瓷器交换香料、珠宝、奇珍异兽等是不具备再生产条件的。因而为节省国家支出，航海也便谢幕了~
郑和下西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导，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在主题为《人类历史转轨时期伟大的和平实践》报告中提出，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序幕。郑一钧说，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从此进入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让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了十五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王桂岩与郑一钧观点相近。王桂岩说，郑和率领两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员的庞大舰队出使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海上交通推上高峰，震惊了西洋的航海冒险家，激起了他们东来的欲望，进而使世人认识了海洋，开辟了海上航道，增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及文化交流。 尝试建立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 专家们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了以中国人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郑一钧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是以“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郑和使团在海外努力传播中华文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大同”与“和谐”的理想，也是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海外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儒学会会长林义彪从自己家乡人民对郑和的崇拜来表述郑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义。林义彪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说，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播撒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 郑和下西洋，固然有其贸易上的贡献，因为当时明代的陶瓷、丝绸、钱币等，多为东南亚各地人民所喜爱及需要；而产自南洋各地的香料、染料等，也为国内所需要，这种各取所需的现实，使郑和的远航彰显了贸易的重要性。但专家们认为，郑和远航影响之持久深远的，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海洋科技系教授琼斯把郑和下西洋传播东方文化的旅程称为传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称其比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王桂岩则认为，一方面，就中华文化的西传而言，郑和所到之处，往往立石纪功，宣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西洋基督教大量传入中国，同时使西洋的数学、理化、天文等学术教材也随之传入，使西洋现代化的科技学术启蒙了当时的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这也是郑和出使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满意请采纳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1、“中原北朝期のサッタ太子とスダーナ太子本生図”(《中原北朝时期的萨埵太子与须达拏太子本生图像》)，《MUSEUM》(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志)第580号，2002年 。2、“中国北朝期における定光佛授记本生図の二种造形について”，《美学美术史研究论集》第18号，名古屋大学，2000年。又，“北朝时期定光佛授记本生图像的两种造型”，《艺术与科学》第5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3、“云冈第9·10窟の図像构成について”，《佛教艺术》第267号，东京，每日新闻社，2003年；“关于云冈第九、十窟的图像构成”，《艺术史研究》第10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4、“北朝后期法华经图像的演变”，《艺术学》第21期，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5、“北斉～隋の卢舍那法界佛像の図像解釈”，《佛教艺术》第251号，东京，每日新闻社，2000年；“北齐至隋代三尊卢舍那法界佛像的图像解释”，《艺术学》第22期，台北，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6年。6、“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洞窟图像构成试论”，《艺术与科学》第3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安阳修定寺塔唐代浮雕图像分析”，《故宫学刊》第5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8、“大足安岳宋代石窟柳本尊十炼图像解析”，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9、“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10、“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系谱与样式的整体观察”，《艺术与科学》第9辑，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9年。11、“四川南朝浮雕佛传图像考察”，《石窟寺研究》2010年。12、“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13、“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下)——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年第5期。14、“乐至与富县石窟浮雕唐宋时期观音救难图像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15、“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16、“仁寿能仁寺摩崖浮雕五代前后降魔图像分析”，《石窟寺研究》2012年。17、“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类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3年第3期。18、“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19、“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故宫学刊》2014年第1期。
出版专著《敦煌画稿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概论》、《藏经洞史话》、《敦煌文明再现》、《敦煌壁画故事与历史传说》等6部。参与编著《敦煌石窟知识小辞典》、《敦煌归义军史研究续编》、《敦煌莫高窟百年图录：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等专著。计约180万余字。其中国家级成果两部，《敦煌画稿研究》入选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入选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 《敦煌画稿研究》（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 2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 3 《藏经洞史话》，民族出版社，2004年 4 《敦煌石窟艺术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 5 《敦煌文明再现》，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6 《敦煌壁画故事与历史传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先后在《文物》、《敦煌研究》、《中国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敦煌学辑刊》、《中国藏学》、《西域研究》、《普门学报》（台湾）、《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新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圆光佛学学报》（台湾）、《人民日报》（海外版）、《图书与情报》、《中国宗教研究年鉴》、《兰州学刊》、《人乘季刊》（台湾）、《人大复印资料》、《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奈良美术研究》（日本）、《故宫博物院院刊》、《西藏研究》、《石窟寺研究》、《艺术设计研究》、《装饰》、《文物世界》、《藏学学刊》、《光明日报》（理论版）、《法音》、《西夏研究》、《山西档案》、《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丝绸之路》（理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等30余种学术刊物与30余种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0余篇，计约130余万字。 1 莫高窟吐蕃期洞窟第154窟——主尊彩塑造像的性质与定名考 装饰 2010-04-012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上) 艺术设计研究 2010-03-153 《汉唐佛教造像艺术史》出版 敦煌研究 2009-12-154 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补遗 敦煌研究 2009-10-155 敦煌引路菩萨像画稿——兼谈“雕空”类画稿与“刻线法” 敦煌研究 2006-02-286 莫高窟第231窟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解析 白天佑; 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06-04-307 敦煌写真邈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 敦煌学辑刊 2006-03-308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首次出现的原因 兰州大学学报 2006-05-289 麦积山第127窟为乙弗皇后功德窟试论 郑炳林; 沙武田 考古与文物 2006-07-3010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8-1511 包罗万象的敦煌石窟壁画艺术 图书与情报 2006-08-3012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中国史研究 2006-08-2013 莫高窟第138窟智惠性供养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学辑刊 2006-09-3014 由敦煌各类绘画反映出的画稿问题试析 敦煌研究 2006-10-3015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2-3016 斯坦因与敦煌文物的劫难 郭海成; 沙武田 寻根 2007-04-1017 敦煌遗书壁画表录研究 兰州学刊 2007-05-1518 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 敦煌研究 2007-08-1519 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 敦煌学辑刊 2008-12-1520 莫高窟“报恩吉祥窟”再考 敦煌研究 2008-04-1521 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 中国藏学 2008-08-1522 刘萨诃与凉州瑞像信仰的末法观 张善庆; 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08-10-1523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中国藏学 2003-05-1524 莫高窟第454窟窟主的一点补充意见 沙武田; 段小强 敦煌研究 2003-06-1525 旧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的太子 沙武田; 赵晓星 敦煌研究 2003-08-1526 关于莫高窟窟前殿堂与窟檐建筑的时代问题 考古与文物 2003-01-3027 敦煌“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研究 2005-06-3028 敦煌千佛变画稿刺孔研究——兼谈敦煌千佛画及其制作技法演变 沙武田; 梁红 敦煌学辑刊 2005-06-3029 莫高窟“天王堂”质疑 敦煌研究 2004-04-3030 敦煌壁画榜题写本研究 敦煌研究 2004-06-3031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 西域研究 2004-06-1532 俄藏敦煌艺术品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关系蠡测 敦煌学辑刊 2004-12-3033 敦煌画中的“色标”资料 敦煌研究 2005-02-28 期刊 2 6934 《弥勒下生经变稿》探──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二 敦煌研究 1999-06-3035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程式化表现小议 沙武田; 魏迎春 敦煌学辑刊 1999-12-3036 关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资料 敦煌学辑刊 2002-06-30 期刊 0 5937 莫高窟“三清宫”漫谈 敦煌研究 2000-06-25 期刊 2 4538 与莫高窟五代宋窟顶壁画关系试论──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三 敦煌研究 2000-09-2539 《维摩诘经变稿》试析──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四 敦煌研究 2000-12-2540 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 敦煌学辑刊 2000-06-3041 20世纪敦煌白画研究概述 沙武田; 邰惠莉 敦煌研究 2001-03-2542 《观无量寿经变稿》析──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五 敦煌研究 2001-06-2543 2000年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香港)综述 郑炳林; 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01-06-2544 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之初探 敦煌研究 2002-07-3045 敦煌莫高窟第72—76窟窟前殿堂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2002-10-1546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初探──敦煌壁画粉本系列研究之一 敦煌研究 1998-12-3047 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 彭金章; 沙武田 文物 1998-10-1548 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 彭金章; 沙武田 文物 1998-10-1549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 2005-08-0150 莫高窟第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 沙武田; 梁红 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 2005-07-01
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修缮工程实施时间：1953年至1955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参加人员：李良姣、李全庆、梁超、何凤兰、姜怀英、汪德庆、李竹君、贾瑞广。山西永乐宫建筑群搬迁保护工程实施时间：1958年至1964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杜仙洲、金荣、王仲杰、刘世厚、陈长林、李惠岩、吕俊岭、张中义、陈继宗、王真、梁超、赵仲华、贾瑞广、张智、崔淑贞、秦秀云、王德庆、律鸿年、姜怀英、何云祥、黎辉、张思信等。北京十三陵昭陵保护维修、复建工程实施时间：1985年至1992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孔祥珍、梁超、崔兆忠、张之平、杨新、贾克俭、袁毓杰、闫明、何流以及北京市文物局的同志。山西云冈石窟保护工程实施时间：1974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参加人员：姜怀英、贾瑞广、蔡润、李哲元及云冈石窟解廷藩等。北京大学红楼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77年至1979年项目主持人：罗哲文；结构设计人：崔兆忠；设备设计人：白丽娟；参加人员：傅连兴、陶宗震、杨玉柱、李建勋、张思信等。天津蓟县独乐寺修缮工程实施时间：1997年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杨新；参加人员：崔兆忠、孔祥珍、袁毓杰、顾军。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大修工程实施时间：1977年至1980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孔祥珍、梁超、李全庆、孔德垿、李良姣、李竹君、杨玉柱等。河北承德普宁寺大乘阁落架大修工程实施时间：1963年至1999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李全庆、李方岚、孔祥珍等。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8年至1990年项目主持人：孔祥珍。参加人员：袁毓杰。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95年至2001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审核人：罗哲文；参加人员：贾克俭、张立方、孙刚、甄文宜、鲍雷、程俊峰等。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保护规划与工程实施时间：2002年至2003年项目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员：李宏松、顾军、陈超平、葛川、王金华、刘忠平等。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座舍利宝塔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2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审核人：罗哲文；参加人员：贾克俭。山西善化寺大殿、山门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3年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李竹君。福建泉州洛阳桥修复工程实施时间：1993年至1996年。项目主持人：杨玉柱；参加人员：许言。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修缮工程勘测、设计实施时间：1981年至1982年项目主持人：梁超；参加人员：杨新、孙致云等。宁夏拜寺口双塔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6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参加人员：贾克俭、袁毓杰、闫明、孙燕英等。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勘测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78年至1981年项目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杨玉柱、贾瑞广、李竹君、梁超、孔祥珍等。青海塔尔寺建筑群一期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2年至1996年项目负责人：姜怀英；参加人员：杨招君、刘江、顾军、李宏松、王金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88年至1990年项目负责人：蔡润、王志良。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8年至2006年项目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顾军、刘江、王磊、李宏松、胡源、乔梁。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项目实施时间：1994年至2003年项目主持人：李宏松；参加人员：王金华、陈超平、胡源、鲁民、何流等。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寺庙建筑群复建设计实施时间：1994 年至1996年项目主持人：张之平、张同生；参加人员：杨新、袁毓杰、莫涛、闫明、颜华、孔祥珍、李竹君、宋森才、梁超、杨烈、崔兆忠。北京恭王府府邸保护维修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4年至2005年项目主持人：杨新；子项负责人：丁燕、袁毓杰、闫明；参加人员：张秋艳、永昕群、查群、杨招君等。湖南岳阳楼基础滑坡治理实施时间：1992年至1995年项目负责人：李竹君；基础抗滑工程设计：冯丽娟。青海塔尔寺大金瓦殿维修保护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项目主持人：杨新；参加人员：章忠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设计研究院负责地质及基础勘察。西藏布达拉宫维修保护工程第一期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9年至1994年工程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贾瑞广、袁毓杰、陈超平、许言、莫涛。第二期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2002年至2007年工程主持人：张之平；参加人员：颜华、袁毓杰、莫涛、闫明、杨招君、杨新、刘忠平等。新疆伊犁昭苏圣佑庙维修工程勘测、设计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5年项目主持人：丁燕；参加人员：永昕群、闫明、颜华、陈超平。福建泉州德济门遗址保护工程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4年项目主持人：查群；参加人员：付清远、王志良。天安门城楼、城台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7年至2003项目负责人：张之平故宫中和殿区古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2003年项目主持人：张之平；参加人员：丁燕、肖东、闫明、颜华、袁毓杰。甘肃天水伏羲庙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2年8月项目主持人：沈阳；参加人员：肖东等。 宁夏西夏陵保护规划实施时间：1999年至2000年项目负责人及文本编写人：付清远；审定人：王景慧、黄克忠；参加人：高洪莉、赵中枢、张文奇。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项目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员：黄克忠、高洪莉。湖南里耶古城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4年至2006年项目负责人：沈阳；参加人员：王金华。内蒙古阿尔寨石窟遗址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7年项目负责人：王金华；参加人员：付清远。内蒙古大窑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4年项目负责及编写人：冯丽娟；顾问：张森水；审定人：付清远，参加人员：葛川、汪英华。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规划编制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陶刚、高洪莉。 1．国家科技支撑课题铁质文物综合保护技术研究实施时间：2006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孟宪民2．国家级其他项目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族谱校释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崔勇濒危馆藏壁画抢救工程-馆藏壁画保护综合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郭宏南方地区贴金彩绘石刻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保护为例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詹长法、王金华木结构文物建筑变形现状信息采集系统建设—以应县木塔现状信息采集为例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文化遗产灾害风险评估及防灾体系建设—不可移动文物地震风险评估初步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珍贵古籍及文物资料抢救保护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赫俊红新疆出土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刘绍刚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项目二期（茶胶寺）实施时间：2005年至2014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3．国家文物局课题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第一阶段要求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碳酸盐石质文物劣化定量分析与评价系统研究实施时间：2006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李宏松文化遗产资源特性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于 冰新疆且末古国出土玻璃的科学分析与综合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成倩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1年课题负责人：刘爱河可移动文物标准体系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高峰4．国家文物局委托课题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代码编制规则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李战崎成立国际标准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的可行性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范佳翎馆藏铁质文物保护技术手册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建设预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张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技术与工艺科学化问题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梁宏刚古建筑木构稳定性分析与安全性评定预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王林安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存状况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王金华古代发明创造数字展示项目可行性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张谨5．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按主要研究领域分类)岩石类（含石窟类）课题(1)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的破坏状况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田兴玲(2)安岳石窟圆觉洞地质条件及病害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王金华(3)河南龙门石窟潜溪寺石窟岩体构造特征及渗水机理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张兵峰广西花山岩画保护工程相关课题(1)岩画渗水病害热红外成像探测及机理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吴育华(2)三维激光扫描和GIS技术在野外大型岩画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黄玉琴(3)石灰岩质文物裂缝注浆材料及工艺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周 霄(4)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落及褪色病害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孙延忠(5)花山岩画环境监测方法与指标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刘意鸥(6)天然水硬石灰在岩土文物与遗址加固修复中的应用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李 黎木构建筑类课题(1) 应县木塔斗栱静动力荷载下力学性能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王林安(2)木结构文物建筑变形现状信息采集系统建设——以应县木塔现状信息采集为例（二期工程）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颜 华(3)应县木塔二层明层倾斜变形及其对整体结构安全影响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王林安(4)古建筑木材横纹承压增强加固技术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王林安(5)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温玉清(6)木结构建筑不完全落架维修方法研究—以奉国寺大雄殿为例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王雪莹大运河相关课题(1)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导则及实施方案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李宏松(2)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于 冰(3)大运河扬州段水利遗产真实性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崔 明(4)大运河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研究—以淮扬区段和南运河为例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赵 夏土遗址类课题(1)南越王宫署土遗址保护材料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王云峰(2)北方地区非露天条件下既有土遗址加固材料保护效果评估研究实施时间：高句丽壁画保护工程相关课题(1)高句丽墓葬壁画制作材料分析与病害原因研究-以麻线安子沟等四座墓为例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成 倩(2)高句丽墓葬壁画微生物的检测研究-以麻线安子沟等四座墓为例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葛琴雅(3)高句丽墓葬岩土结构前期调查与评价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葛 川金属类课题(1)室外铁质文物保护材料长期有效性评价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沈大娲(2)沧州铁狮子加固方案支撑节点部位应力状况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永昕群(3)高度矿化青铜器腐蚀特征与成因初步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张治国(4)浙江瓯海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腐蚀与土壤环境关系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马菁毓其他研究领域课题(1)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建筑保护修复史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温玉清(2)海洋出水陶瓷、金属和木质文物保护前期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李乃胜(3)南海诸岛文物考古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及初步研究实施时间：课题负责人：范伊然(4)天津近现代工业遗产评价与保护体系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王晶(5)国保单位申报标准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刘文艳(6)意大利文化遗产登录制度与我国国保单位评审制度对比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王乐乐 科研期刊：《出土文献研究》《文物科技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工程与科技保护专著：《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周萨神庙(世界遗产柬埔寨吴哥古迹)》《大足石刻保护》《中国古代建筑——蓟县独乐寺》《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1-4）》《天衣有缝－纺织品保护修复论文集》《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基础工作类专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译著：《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国外文物保护科技编译参考》《国外文物保护机构介绍》《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文物保护研究论著：《内庭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壬寅消夏录》《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科技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孤本、善本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尹湾汉墓简牍》《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教育培训主要出版物：全国文物古建研究所所长培训班讲义；“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一、卷二；中意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东亚纸质文物保护——第一届东亚纸张保护学会研讨会论文集；文物修复理论——中文版；“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三、卷四；天衣有缝——中国古代纺织品保护修复论文集。 出版物：2010年4月，首届“紫禁城杯”（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结果揭晓，我院《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两部图书从全国164种入围图书中脱颖而出，分别评为“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和“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最佳译著”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获2002年国家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睡虎地秦墓竹简》——获首届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吐鲁番出土文书》——1999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同年获得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图书评奖一等奖同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199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2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获得江苏古籍图书二等奖工程项目：北京大学红楼维修加固工程——获得1981—1982年度文化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天津蓟县独乐寺修缮工程——获得国家文物局2004年文物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风化石质文物的渗透加固——1992年4月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三等奖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寺庙建筑群复建设计——获得2002年优质工程奖第一名获得2000年香港十大优秀建筑奖获得美国建筑学会亚洲惟一大奖（1998年）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7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山东临沂金雀山帛画揭裱技术——获得文化部1985—1986年科技成果三等奖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竹、木、漆器脱水修复技术——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吉林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墓壁画保护——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出土彩绘陶俑的保护处理方法—北周李贤墓彩绘陶俑保护方法的研究——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四等奖北周李贤墓壁画的揭取和修复新技术——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四等奖AC—I型防紫外线胶片的研制与应用——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1、宣扬明朝国威（政治目的）；
2、扩展海外贸易（经济目的）；
3、还有一说法是明成祖为了寻找可能流亡海外的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西洋，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
2、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给南洋，西洋各国带来了经济实惠；
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4、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全部的开支都依赖明朝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没有对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实惠，于是，明朝全盛时期过后，再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项庞大的工程了，下西洋随之停止。
扩展资料：
郑和是我国明朝初期伟大的航海家，他从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年至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七下西洋(现在南洋一带)，遍访亚洲、非洲30余国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部和红海沿岸，比欧洲航海家远洋航行早半个世纪。
针对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流传早而广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建文帝，名朱允炆，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登位伊始，曾决心削藩，1399年6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建文帝。
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南京城。南京陷落时，“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明史·郑和传》则直截了当地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后来，不少人附和其说，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
其他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等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这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其人忠厚赢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即使逃到国外还会有什么能耐，这些情况朱棣也应当明白，因此他不会几次三番派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
近年来，探索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角度有所改变，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临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以后几次主要是为了通商，以及向未知的世界前进，开阔新的航道等。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他说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
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明王朝刚建立，临近的小国常来朝贡，当时的朝贡实质上是交换物产，番国入贡，明王朝恩赐，赐常大于贡。
明初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限制进贡，由一岁一贡改为三岁一贡，有些国家如日本等限为十年一贡，于是明朝与海外关系几乎断绝，经济贸易几乎停顿。
于是，走私活动非常猖厥，武装走私成风，同时明王朝的声势日下。永乐皇帝上台后决定改变这种政治局面，他每次派郑和下西洋都是以颁“正朔”，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首要任务的。
参考资料：
中国网 郑和屡下西洋到底为何?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说法有多种，其中大多数人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向海外各国展现明朝强盛实力，并借此加强与各国的联系，从而提高明朝在世界各国的地位。
除了上述被普遍认可的观点外，坊间也流传着其它说法，具体可以整理为以下几种：
1、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受朱棣之命去寻找朱允炆的下落。在靖难之役这一战中，朱允炆在战火中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朱棣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希望能够找到朱允炆。因此坊间也有猜测，认为郑和之所以数次下西洋，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寻找朱允炆下落。
2、也有不少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考察海外各国的贸易情况，目的是垄断海外贸易。早在元朝时期，我国的与外国之间的生意来往就十分频繁。当时朱棣认为，海外贸易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于是派郑和下西洋，考察各国情况，让郑和代表本国去和海外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以此吸引各国与本国进行商业贸易。
3、还有一部分人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收集各国的奇珍异宝，来满足中国皇家的奢侈生活。
4、还有一部分人猜测，郑和下西洋其实是为了向海外各国示威，以此向各国表明朱棣是皇权继承的正统。有这种猜测产生，主要是因为朱棣并不是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皇权的，而是以藩王造反的方式获得皇位的。因此，有人猜测“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实则是在向各领国示威，宣布自己是正统”也不足为怪。
郑和原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一个太监，他历尽艰险，屡下西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各家各执其词、莫衷一是。 流传早而广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建文帝，名朱允炆，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登位伊始，曾决心削藩，1399年6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建文帝。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南京城。南京陷落时，“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明史·郑和传》则直截了当地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后来，不少人附和其说，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其他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等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这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其人忠厚赢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即使逃到国外还会有什么能耐？这些情况朱棣也应当明白，因此他不会几次三番派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再说建文帝是否逃出南京城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不少迹象表明，建文帝在南京城陷落前已死于大火。建文帝既死，寻找建文帝之说更无法成立。另外还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同时还担负着沟通中国同海外经济贸易的任务。 近年来，探索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角度有所改变，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临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以后几次主要是为了通商，以及向未知的世界前进，开阔新的航道等。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他说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朱晨光认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明王朝刚建立，临近的小国常来朝贡，当时的朝贡实质上是交换物产，番国入贡，明王朝恩赐，赐常大于贡。明初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限制进贡，由一岁一贡改为三岁一贡，有些国家如日本等限为十年一贡，于是明朝与海外关系几乎断绝，经济贸易几乎停顿。于是，走私活动非常猖厥，武装走私成风，同时明王朝的声势日下。永乐皇帝上台后决定改变这种政治局面，他每次派郑和下西洋都是以颁“正朔”，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首要任务的。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就将长期盘踞在三佛齐剽掠的海盗陈祖义一伙捕捉归案，为沟通海道扫清了道路，提高了永乐政府的声誉。 由于明成祖外交方针的成功，结果“太宗皇帝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但是，这项外交政策给明朝初期社会经济所造成的耗费“也不赀”，故明成祖一死，郑和下西洋一事就遭到激烈反对。 学者们热衷于郑和下西洋使命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在1983年第一次郑和研究讨论会和1985年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讨论会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太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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