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本文围绕15世纪初震惊中外的旷世壮举——郑和下西洋，简略介绍中国当时发达的远洋航海和造船技术，并以历史大局观阐述郑和下西洋对西洋各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反观中国较之西方海军国家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远洋的历史事实，对其原因进行剖析，以期清晰阐明中华民族的开海意识由来已久，以便传承和发扬。一、世界远洋航海的先驱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郑和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二万七千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三十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最大规模走向远洋的空前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由于《明实录》、《明史》与众多史料不尽一致，纵使法国学者伯希和经多方考证，所得结论仍前后矛盾，一时竟成了难题。好在郑和、王景弘等人于宣德六年（1431年）冬第七次下西洋出航前分别于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和长乐太平港亲自令人撰刻有《通番事迹记》和《天妃灵应之记》两碑。两碑刻于同年，内容基本相同，是姐妹碑。前一碑文在明嘉靖年间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28内有录，1935年夏为郑鹤声在四库全书珍本中发现并抄刊于世。后一碑文不见于历史文献，但其碑身却于1931年初由长乐县县知事吴鼎芬发现，特移置于县署保藏，后又湮没无闻。到1936年，复由专员兼长乐县县长王伯秋于官署思善斋侧重新发现，于是拓文赠海内外学者，并建亭保护，使长乐碑完整保存至今。由以上两碑文看，除第一、第七次下西洋时间外均与《明史》等文献记载大大不同，此两碑碑文的发现最终解决了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年限问题。现按长乐碑文和《明实录》等记载把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简列于下。第一次（1405－1407年）：终点古里。第二次（1407－1409年）：终点古里，分船队到达阿拨把丹。第三次（1409－1411年）：终点古里。第三次下西洋的海域仅至印度西海岸，并肃清该海域中之海盗，对东南亚及南亚诸国抑强扶弱，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和这一海域国家的正常朝贡。第四次（1413－1415年）：终点忽鲁谟斯。郑和宝船队开始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同时还帮助苏门答腊国平息内乱。招徕忽鲁谟斯国入贡。第五次（1417－1419年）：终点东非麻林。第六次（1421－1423年）：终点东非卜剌哇，分船队到达榜葛剌。第七次（1431－1433年）：终点东非竹步，分船队到达榜葛剌、祖法儿、剌撒、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天方。皆有专人代表郑和奉敕前去各国颁诏抚谕。后三次下西洋，郑和总船队和分船队从忽鲁谟斯继续向东非印度洋沿岸国家迈进，与众多西域国家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他们踊跃派使者趁郑和宝船队回航的机会向明朝贡。贡品绝大多数为以往中国未见的奇珍异兽。如进贡号称麒麟的长颈鹿就有三个国家，还有龙诞香亦是各国贡品中常见之物。郑和船队的东非印度洋海岸国家之行，一般大舶皆停在古里，由古里再派出总船队或分船队直航忽鲁谟斯、佐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各国，按到达港口的深浅安排海船之大小组合。古里为总船队或分船队会合之所，郑和于后四次下西洋均去了忽鲁谟斯，由于当地港口水浅，必须换乘小船前往，至于其它东非海岸国家，郑和也均派分船队前往，根据港口深浅，安排合适的船队前往。最后郑和等回到古里换乘大舶回国。可见郑和总船队和分船队在出航时必有严格的航队组配和调度管理，以保证郑和船队在海上的安全航行。上述的古里，英文名为Calicut，即嗣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东航的目的地。郑和航海活动比葡萄牙亨利王子早10年，比哥仑布早87年，比达·伽玛早93年，比麦哲伦早114年。正当欧洲刚从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在欧洲远洋航行的鼻祖葡萄牙人尚未着手进行大西洋海上探险之前，中国的郑和船队竟以气势恢宏的规模，长时间出没于人迹罕至、浩瀚的印度洋上，凌越万里。这不仅对于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操驾和航海技术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船队在远洋航海时的组织协调和管理亦必有过人之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洋航海的科学实践，无疑将以古代最出色的科学航海活动而永载世界航海科技发展的史册。许多中外人士对于在世界科技尚未昌明的古代，中国竟能派出如此规模的、组织有秩的远洋木帆船队长期驰聘于风浪骤变的大洋中，叹为人间奇观。这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国力和造船与航海技术举世无双。二、郑和科学航海郑和下西洋首先要掌握航海技术，大海茫茫一片，特别在远离海岸时，只能靠航海指南针辨识方向，靠星斗确定远近。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是："惟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木为盘（指磁罗盘），书刻干支之字（图1），浮针于水，指向行舟"。时航路又称针路，有单（丹）针和缝针。除了指向仪器，还用特制工具牵星板测量星星在当地的高度，画出过洋牵星图来。图1 航海指南针罗盘刻度图1 航海指南针罗盘刻度在郑和下西洋前，郑和就在搜求专于此道的中外航海人员（其中包括有回回人、西域人和阿拉伯人），称为火长，用作船师。"务要取选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深浅之人在船"。经过前人及郑和船队的航海实践，终于绘制成共24张连续航行的针路图，及4张过洋牵星图，即古里至忽鲁谟斯，忽鲁谟斯回古里，龙诞屿到锡兰山。锡兰回苏门答腊过洋牵星图。可见锡兰、古里、忽鲁谟斯、苏门答腊为郑和船队的主要停靠站，确定这些停靠港的位置至关重要。图2示以用牵星板测天的方法。《郑和航海图》将船舶航行时的天体定位与定向，罗盘指向与针路，路标识别导航，航路指南与推算等航海技术包容于一图，是明初以前中国海员航海技术的百科全书。"只要了解它的绘制方法，配上所记针路、牵星等等，用今图仔细对照，便可发现它相当正确"。《郑和航海图》是郑和科学航海的重大成果。图2 使用牵星板测天图图2 使用牵星板测天图三、郑和宝船队长期来历史学家一直据明史"（郑和）造大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者六十二"这一记载宣传当时中国惊世骇俗的造船能力，依据这一尺度，郑和宝船将长达135米，排水量达2万吨，其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可是由于船用木材强度所限，按照世界较为先进的木船建造技术，15－18世纪其极限吨位是3000吨，19世纪经过英国船舶设计家西萍斯的努力，设计出对角线式的纵向构件网架[1]，才使木船极限吨位提高到5000吨，而且大吨位木船都是有4层炮甲板、航速仅1－4节的低速近海战舰，至于走远洋的快速东印度公司贸易船尚未见有超过1500吨者。据此，上述宝船尺寸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船舶科技工作者的质疑。导致了郑和宝船尺度这一船舶考古学上的难题，长期悬而未决。但自二十世纪以来出土了两件文物资料和发现了一件郑和宝船队图像资料，使最终攻克这一难题看到了希望。1936年春郑鹤声在探访静海寺时，在已作大厨房的壁间里发现了失散已久的《静海寺残碑》，拓得碑文148字，记载当时郑和下西洋所用船舶有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与八橹船，这是唯一记载郑和宝船队船只大小的碑文。与明代祝允明在《前闻记》中所述的第七次下西洋时所用船种颇为一致。碑文记述通番往事，其语气、字迹、格式都与《通番字迹记》及《天妃灵应之记》两碑极为相似。静海寺为永乐年间由郑和奏建，出洋时首先要在此举行祭祀仪式，以求海上航行安全，在静海寺碑上记载郑和船队的船种也较为顺理成章。而其它两碑上就不再记载了。1957年在南京三汊河明代宝船厂遗址出土了长米的大型舵杆。2000年由金秋鹏发现了《天妃经》上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资料。该图为参加过第五次郑和下西洋的唯一一位和尚胜慧在临终时令其后辈按他亲见的船队形象绘成六幅船图（见图3），这是郑和宝船队最珍贵的海船图象资料。图3 参加第五次郑和下西洋的和尚胜慧所绘郑和下西洋船队形象图图3 参加第五次郑和下西洋的和尚胜慧所绘郑和下西洋船队形象图把上述两件出土文物和一件参加郑和下西洋的和尚胜慧所绘的船队图象资料相互佐证，有力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即当时郑和宝船队的最大海船只有千吨级，这是完全能符合木船强度的科学构造原理的。看起来千吨级海船比万吨级海船的尺度是小了些，但是它仍是当时世界上率先实现远洋航海的最大海船，并更具科学性，这就使我们具备了科学复原郑和宝船的基本条件。如根据以往万吨级郑和宝船仅船之长、宽两项数据，是无法复原的。即使复原了，主观因素太重也难以服众。再说2万吨级的郑和宝船也无法实现科学的安全远程航海和港口系泊的，这一方面笔者已有3篇文章发表[2][3][4]，不再赘述。在郑和下西洋期间，船场遍布全国，其中南京龙江船厂分厂宝船厂和长乐太平港都是郑和大宝船的建造基地。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前17年内共造2758艘海船，而单就当时清江船厂及卫河船厂所建造的各类内河船种更是不计其数。李约瑟认为："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种种历史事实无不说明，郑和下西洋期间的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与航海和海军强国。四、造福东南亚的唯一航海家郑和持续28年之久的郑和下西洋拉动了亚、非，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马六甲，过去十分落后，在郑和下西洋前才立国。但自从成为郑和下西洋船队停靠的总站后，在当地设立了官厂，海上贸易的兴盛，使这个国家逐渐富了起来。这种例子在东南亚（即所谓南洋）比比皆是，在苏门答腊、古里等郑和船队会聚之所，都设有官厂，建立排栅和贸易货物仓库。郑和船队在船舶候风时节，有大量时间至印度洋各港口进行海上贸易和探宝活动，致使当时亚非和东南亚许多港口异军突起，出现了海上贸易盛世。亚非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把郑和作为使他们走向富裕的神（三宝太神）予以供奉，600年香火不绝。他们高度评价郑和"继张班伟业，开哥麦先河"。东南亚各地不少井、亭、山、庙乃至城市都有以三宝命名的。这与欧洲航海家的殖民征服恰成鲜明的对照，可以说郑和是一位空前绝后、形象完美、造福世界、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航海家。明史专家吴晗认为，"明成宣时代的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4]。这种历史偶然性是完全存在的，也是中国继续走向强盛、保持远洋航海优势的绝好机遇。可是正统（1436－1449年）后，明廷斥郑和下西洋为一弊政，放弃已成规模的中国远洋航行事业，郑和船队迅速回撤至马六甲海峡内的亚洲地中海，其后撤速度之快，使本可于15世纪与欧洲葡萄牙航海船队相遇的中国海船，竟然又过了80年葡萄牙船队才在中国海与之相遇。在这80年中，中国政府对地处亚洲地中海的南洋同样也放弃经营，放任自流，致使在政治上复由其对中国有向心力而恢复到元代时的离心力，自毁大好机遇。直到葡萄牙人东来后竟然成为他们的殖民地，遭受到西方航海殖民者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奴役，受苦受难，实为南洋各国人民所不欲也。其与郑和时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五、郑和外交——睦邻友好郑和及其船队是和平之旅，从未占领别国的一寸领土，但却是亚、非和平环境的坚强捍卫者。下西洋期间，仅有两次动武，但都是在他人发起兵端的情况下的正当自卫行动。一次是锡兰国王仗其国力，欺侮邻国。在第三次郑和下西洋时见郑和船队盛载货物而回，出兵袭击郑和船队，为郑和捕获，送南京，永乐皇帝把他放了，回国后十分感动，痛改前非，也不再为患领国，就此与邻国保持了良好的国家关系。另一次是在第四次郑和下西洋时帮助苏门答腊平息内乱。对于有一些大国欺侮小国的行为郑和也予以劝阻。如大国暹罗与马六甲等小国交恶，经郑和耐心劝说而作罢。总之，郑和以一个有影响的大国使者宽容的风度，通过抑强扶弱，目的是保持和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明代永乐年间，在东南亚有4个国家共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有17个国家先后有4次每隔2－3年遣使来华。单是永乐21年，古里"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6]，永乐年间，亚非各国来华朝贡达318次，平均每年15次，达到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这是郑和成功外交的生动写照。21世纪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世界任何大国如果想在国家关系中产生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积极影响的话，都可以从郑和外交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六、中华民族率先走向远洋的辉煌年代中国原是一个大陆国家，但自从秦始皇开发中国东部沿海之后，遂一步一步离开国门走向海洋，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唐末、五代间，由于中国海船上已成熟地采用水密舱壁结构，致使中国海船愈造愈大，海上航行更加安全，于是中国海船始进入阿拉伯海。过去中国人在印度洋上要由小型中国船换乘大型印度船，而今情况却一变为中国大船进水浅的波斯湾却要换乘阿拉伯小船。此后号称世界航海民族的阿拉伯人喜欢乘中国海船以策航行安全。到了宋代由于中国海船的结构、性能和操驾技术日趋成熟，12世纪初中国海船已进入远洋航行的新时期，到了南宋和元代，政府提倡海上经商，使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更加发达。泉州成了世界第二大港，中国的航海家们开辟了一条西起东非海岸，东达日本海的远洋航线，泉州成为这条国际航线的中点，当时中国曾以泉州为界称南北洋，南为南洋。中国人比欧洲各国率先走向远洋要早300年。这就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船只如何才能走向远洋是有条件的。李约瑟博士说得好："舵与航海指南针是人类走向远洋的先决条件"。中国于公元2－3世纪发明了舵，公元800年左右发明了水密隔舱，公元1100年左右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到了13世纪后，以阿拉伯人作媒介中国的舵和航海指南针才分别传入北海和地中海，14世纪后欧洲两个海域的海船才合流，在欧洲海船上同时使用舵和航海指南针的时间是14世纪以后的事。中华民族率先走向远洋理所当然。七、超前与落后，开海与禁海中国古代以造船业和航海业为标志的海洋事业始终维系着祖国的兴衰存亡，只要开海，国家兴旺，一旦禁海，造船业和航海业必衰，国家也随之衰落。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总的格局是国家放弃海洋40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朝廷中开海派与禁海派斗争不断，当开海派取胜时期，国家兴，反之，国家弱，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为了反抗朝廷的禁海政策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苦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海权思想的沉沦，使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中，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强从海上频频入侵中国达84次之多，入侵舰艇达1860艘，入侵兵力达49万余人，于是割地陪款接踵而来，使中国人民蒙受亘古未有的百年重负。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可歌可泣，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压迫和痛苦极为惨烈。中国近代受外国侵略的历史，血迹斑斑，历历在目。正当西方各列强向新时代迈进的时候，中国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坐失良机。究其原因，放弃海洋实乃治国者最大的失策。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是全球华人的重大节日，百年难遇。我们必须利用这一重要契机，传承中华民族昔日开海的优良传统，增加凝聚力。努力发展和开拓新世纪的海洋事业，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促进海峡两岸的三通，为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努力奋斗。参考文献[1] Robert Gardiner:《The Line of Battle》，Conway Maritime Press Ltd, 1992, P. 122.[2] 辛元欧：《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技术分析》，2001年9月台北走向海洋——郑和研究两岸研讨会大会报告。[3] 辛元欧、范巨山、卜立鸣："郑和宝船复原的相关思考"，2002年8月上海第十届国际东亚科技史国际学术会议大会报告。[4] 辛元欧："郑和宝船及其船队的船型分析"，2002年10月昆明《第三届中日机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5] 吴晗："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转引自《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1985年6月第1版，第89页。[6] 张廷玉等：《明史》，卷326，"古里传"。2003年10月17日加入

。。是历史上最辉煌的呢？~还是``包括近代现代当代？

1、《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 1986年2期全文转载，《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2期登载。获汕头大学1986年科研二等奖，汕头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社会1986 年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6年增刊。3、《历代宦官名称及其演变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2期。4、《历代宦官来源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4期。5、《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中国社科院)《未定稿》1986年11期。6、《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2期。7、《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4期。8、《试论北魏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1、2合期。9、《略论北宋宦官》，《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4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元明清》分册1989年3期全文转载。10、《宦官生理及心理特点再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5期，《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2期登载。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心理学》分册1988年12期全文转载。11、《司马迁是不是宦官》，(吉林)《史学集刊》1989年1期。12、《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9期。13、《张居正与宦官关系述评》，《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2期，获汕头大学1992年科研二等奖。14、《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12期，本人为第二作者。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1991年2期。15、《三杨与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1992年9期全文转载。获汕头大学1994年科研论文奖三等奖。16、《略论明朝初期军事制度之转变》，《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4期。17、《也谈崇祯朝宦官》，(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3期。18、《翁万达与安南莫登庸之“招抚”》，载于1992年《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潮汕文化研究论集二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19、《无法超越的困惑━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论宦官制度》，载于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20、《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3期。21、《明代思想家与宦官关系》，(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10期。22、《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2期。23、《叶向高与宦官关系论略》，《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元明清史》分册1995年10期全文转载。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思潮》，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分册1996年9期全文转载。25、《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分册1998年3期全文转载。26、《明清以来韩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潮学》创刊号，1993年12月。27、《浅论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潮学》2期。28、《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资料及研究目录索引》，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1994年出版。29、《十六世纪历史变化中的潮汕海上“盗商”》，1994年《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30、《东南亚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及其反映》，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英文)，1997年6月出版。31、 《叶向高与东林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32、《东南亚海外潮人移民形态的演变轨迹》，《广东史志》1998年3期。33、《严嵩与宦官关系论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34、《明嘉靖朝的安南之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3期35、《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3期。36、《海外潮人与暹罗曼谷王朝初期的制糖业》，《汕头》1998年1期。37、《泰国曼谷王朝海外潮人制糖业的兴衰》，《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5期38、《李时岳与汕头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纪念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9、论文《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分册1999年2期全文转载。40、论文《社会思潮变化中的汕头文化建设》，《社科大观》1998年3、4期41、论文《中国制糖业在日本的传播》，《学术研究》1998年12期。42、《海外潮人与马来西亚麻坡的德教会》，《汕头》1999年1期。43、《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3期44、《18世纪清朝与缅甸及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45、《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1999年1期46、《叶向高‘东林党魁’考辨》，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47、 《东南亚海外潮人与德教的关系》，《当代宗教研究》1999年2期48、《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东北亚研究》1999年2期。49、《发挥历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发展研究》（原《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6期50、《明清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5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9年1期52、《中国古代炼丹术在西域的传播和演变》，《化学教学》1999年10期53、《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历史教学》1999年11期54、《蓝鼎元视野下的清初潮汕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4期55、《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4期，页74-80。56、《郑信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灭亡》，《潮学研究》7期57、《双性同体的历史衍变及文化含蕴》，《文艺争鸣》1999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分册》1999年12期全文转载。58、《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2期59、《潮州学与客家学刍议》，《广东史志》1999年1期60、《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分册2000年8期全文转载。61、《90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3期62、《妇女解放运动与“双性同体”观念的衍变》，《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2期63、《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1998年晋江《中国侨乡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卷，页306-316，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64、《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00年2期65、《潮汕海外移民研究管窥》，《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66、《戚继光平定海盗吴平论析》，《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67、《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分册2001年12期全文转载。68、《国家、区域社会的外延变异—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1999年湖南石门《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69、《“双性同体”在文学中应用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分册2002年1期全文转载。70、《历史教学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71、《历史信息化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第二作者72、《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73、《开设全校选修课的几点体会》，《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9期74、《“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5期，页149-151。第二作者。75、《“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清史研究》2003年1期，第二作者。76、《明清潮州海商研究》，《地位、权力、角色：明清时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的分区域研究》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2001年2月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77、《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期。12000字。78、《论明代潮州海盗》，《李询先生纪念文集》页351-36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79、《增设历史与社会新专业的实践与探索》，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80、《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历史教学》2005年9期。核心期刊81、《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师德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5年12月出版。82、《郑和下西洋与岭南关系论略》，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期。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如果要说是古代的话是唐朝，如果要说是现代的话，应该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