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信则有，不信则无
自古以来最让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莫过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存在，对于一些无神论者而言，是不相信灵魂存在，他们认为灵魂是人类脑补出来的生物，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指出它是真实存在，对于一些佛教中人来说，他们对灵魂的存在深信不疑。
1
如果灵魂不存在，那么发生的诡异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例如拍摄到的灵魂照片、被鬼魂附身传说等等，有一些人认为，那并不是灵魂，是空气中的某种物质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现象，所以科学家不断进行实验，来证明灵魂是否存在。为了证实鬼魂是否存在，美国科学家先后做了3次试验，得出答案！
2
一位美国名叫麦克杜格尔的先生，不断进行有关灵魂的实验，他对人生前的体重和死后进行测量，这场实验当中麦克杜格尔一共有6位实验者，这其中有三位病人在死后体重下降了两次，因此他认为，人在死后灵魂不会瞬间离开自己的身体，而是等到大脑中的脑细胞死亡后，灵魂才会脱离自己的躯体。
3
这个实验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随之却被其他科学家给否认，科学家认为人死后体重并没有变，而是人体内的细菌不断运动产生了气体，排出体内才导致体重变轻，和灵魂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并不能证明灵魂的存在。于是人们又进行了其他实验，这项实验被大家称为“上帝头盔”。
4
用这个头盔通过电磁波刺激人的大脑和太阳穴，如果太阳穴被电磁波刺激后，可能会导致人类出现短暂性的无知觉晕倒，一些承受不住电磁波的人会直接导致死亡，因为在太阳穴附近有许多复杂的脑血管，这些血管一旦破裂，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这项实验也备受人们的争议。而这位科学家认为人类在濒死前能看到日常生活中不能看到的事物。但实验证明，实验者受到刺激后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景象，让很多人质疑灵魂或许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上。
5
灵魂是人类处于极端恐惧的环境下，幻想出来的生物，他们认为在恐怖的环境下会有人想要迫害自己，便不自觉联想到灵魂的存在，这些说法并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所以有关灵魂存不存在是我们不得而知的。
有些东西看不见，但是不代表没有。
有的，我中元节晚上左耳听到流水声，右耳听不见，捂住左耳就听不见了，吓的睡不着，起来阳台，看到外面有一个穿着黑袍的，我家26楼，吓我往后跑
传统科学认为灵魂的存在只是人们的想象，属于唯心主义，尤其对于无神论者，一般认为现实中并不真的存在死后的灵魂，灵魂只存在于人们的心里。但是，随着现代物理学的不断突破，科学家们对灵魂的观点也有所转变。例如美国物理学家阿密特·哥斯瓦米在他的《灵魂的物理学》一书中用量子力学来解释灵魂的存在。目前对灵魂的最系统的科学解释是“唯物主义有神论”学说，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苗兴壮在《揭秘灵界生命：神秘现象探索》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作者认为人体内确实存在着一种人们还不清楚的物质和能量，人们的肉眼无法看见它，现有的科学仪器也无法测量到它，作者将其称为“灵质”。当人的身体死后时，这种物质在瞬间离开身体，但这种物质团延续了人体原来的主要结构 。按照“结构——功能”原理，只要结构存在，功能就会存在。所以，离开身体后保持了原来身体主要结构的“灵质团”也一定会保持原来的一些功能，如记忆、思维等等。这样，这个“灵质团”仍然是有生命的，这就是肉体消亡后继续存在的“灵魂”。构成灵体的物质究竟是什么，人们还说不清楚，苗兴壮对此作了推断，认为这种物质很可能是物理学家们探索的“暗物质”或“暗能量”，因为其特性与“灵质”的应有特性高度一致，如不可见，穿透性极强，非常轻等。作者认为传统中医学中讲的“气”很可能就是这种物质。这样解释灵魂，那么承认有“灵魂”并不一定等于唯心主义和迷信。西方一些国家对灵魂的研究已经积累的丰富的资料，有些证据很有说服力，对灵魂的存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些研究包括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对灵魂出体的研究，对灵魂转世的研究，对催眠术的研究等等。尤其对濒死体验的研究，有些实验分析已经非常严谨、规范，有些论文已经发表在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如荷兰心脏病专家隆美尔的论文等 。也有观点认为，人类灵魂的粒子为反物质，也就是人类躯体的映射。人类躯体的体积有多大，其灵魂生物磁场团的映射体积就有多大。组成人类躯体的最小粒子单位是分子，而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的最小单位，原子又是由电子和质子及中子组成，将原子再分，可得到最小的粒子（夸克）。原子核处于正电位，外围电子处于负电位，所有正物质的电子为负粒子，而反物质的电子为正粒子。灵魂负宇宙体的粒子状态和反物质形体延伸了人类思维的潜意识，潜在的科学现象需要的是一种微观的科学研究方向。灵魂粒子组成的物质形体影响了人类的思想变迁多达数千年，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被唯物论学说所埋葬，人类的科学和哲学的论点发展了唯物论，只有人类的图腾宗教学说继承和发展了唯心论点。由于现代科学思想的进步，潜意识状态领域的社会现象已逐渐的被人类有所认识，使唯心的宗教学说理论得到了质的飞跃，新的人类哲学观念有所改观。现代的唯心与唯物观念延伸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继承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思想。物质由粒子组成，物质的波粒特性演绎了宇宙空间的膨胀与收缩，不为人知的潜在的科学问题，我们总有一天会揭开她那美丽的面纱。灵魂的可能构造及组成元素假说「意识能量体-灵魂」的层层组识结构灵-意识能量(超对称-粒子)、 魂-意识体(普通-弦圈粒子)「灵魂」合称为-「意识能量体」「意识质能体-灵魂」的四大元素：1、大统一场(一级暗物质-重力微子、X、Y微子)2、电弱统一场(二级暗物质-希格斯微子，WZ弱波微子)3、氢H0电磁场(三级暗物质-t、b、c、s超夸克,t,m超电子)4、氧O0电磁场(四级暗物质-u、d超夸克组成之超质子、e超电子)「意识能量体-灵魂」的所在次元及组成元素结构表：所在次元-时空波长® 10次元-10^-33至10^-30公分9次元-10^-30至10^-16公分 8次元-10^-16至10^-13cm7次元-10^-13至10^-12cm6次元-10^-12至10^-11cm 5次元-10^-11至10^-10cm4次元10^-10至10^-8cm 3次元10^-8 cm至3Km(公里)即:X光,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至无线电长波意识能量体-灵魂:组成元素¯灵-意识能量暗能量,暗物质-超对称粒子一.重力微子,微子二希格斯微子,WZ弱波微子三.超夸克四.超质子 宇宙(粒子)科学 10次元-大统一场9次元-希格斯场 8次元-电弱统一场,7次元-胶子场6次元-核强力场 5次元-H0电磁场4次元-O0电磁场 3次元-生物能场:红外线电磁场意识科学 10次元-星际万物集体潜意识9次元-星际生命集体潜意识 8次元-星际生物集体潜意识7次元-星际人格集体潜意识6次元-地球人格集体潜意识 5次元-个人转生潜意识4次元-个人做梦潜意识 3次元-个人表面思想意识道教 10次元-天魂(三清)9次元-天魂(五老) 8次元-人魂(圣胎)7次元-人魂(电胎)6次元-人魂(气胎) 魄(地魂)5次元-魅4次元-鬼谷 道心佛教 10次元-菴摩罗识9次元-菴摩罗识 8次元-阿赖耶识7次元-末那识(深层)6次元-末那识(浅层) 5次元-潜在意识(深层)4次元-潜在意识(浅层) 六识(表面意识):色,声,香,味,触,法慈悲,菩提心基督教, 天主教,回教 10次元-大天使长9次元-七大天使,四大天使(回教) 8次元-大天使7次元-天使6次元-天使 5次元-善灵魂4次元-善灵魂 博爱(基督教,天主教)清静心(回教)魂-意识体普通物质-弦圈粒子 10次元-五种超弦:Ⅰ型弦,ⅡA型弦,E型杂弦,ⅡB型弦,O型杂弦.9次元- XY玻色子,重力子,磁单极子,希格斯玻色子 8次元-WZ弱玻色子t顶夸克,t电子7次元-b底夸克,t电子6次元-c粲夸克,m电子 5次元-超子(s奇夸克+m电子)4次元-超子(s奇夸克,ud夸克+高能e电子) 原子(中子,质子,电子)分子,细胞,肉体,物质
如果科学家真的发现了“灵魂出窍”，那就是一棒子打翻了所有的科学理论，那么接下来的10年的诺贝尔奖都授予他都不为过。但是科学家并不研究灵魂，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大多是流传在民间。 1907年美国的一个医生邓肯.麦克道高曾发表一篇研究论文，声称通过测量濒临死亡病人的体重，并且死后再次测量发现体重减少21克。最后就得出了人有灵魂并且质量为21克的结论。这个医生共测量了六例病人，其中五例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用“成功”的一例发表了结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所谓的研究灵魂的学者，测量了近百个濒临死亡的病人，最后得出灵魂的重量是35克的结论。 当然上边的所谓灵魂重量的研究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但是在媒体上传播的到挺多。人类文明就是大脑进化的太聪明了，没事就喜欢瞎想同时也太自以为是了。为什么只有人类有灵魂啊？猫猫狗狗的为什么没有？都说投胎灵魂会转世，那么最初地球上并没有那么多人啊，灵魂不一定够吧？ 欢迎关注我们：科学黑洞！ 又放到科学家身上了，不知道是哪位科学家用的什么实验，用的什么方法实验成功的？如果这事情是真的，那么这位科学家可就了不得了，通过这个研究方向研究也许还可以发现灵魂的秘密，那这就厉害了。但是说是这么说，其实这类事情科学家是不会研究的，应该是哲学家或者宗教人士会研究，题主看到的实验可能是人脑濒死实验，这类实验还是有很多的，科学家利用一些特殊的仪器监视脑电波。 最后结论是人的大脑可以单独存在，通俗的来说，大脑如果拿出来就好像和不能开机的手机一样，里面还有很多数据什么的，如果用特殊手段就可以看到的。但是这类实验要比针对手机实验复杂的多……关于灵魂出窍，也可以称为身体外实验OBES，在2014年有一次记录，这项研究主要针对心脏骤停的幸存者，进行了数百次实验。 为了调查是否真的有灵魂漂浮在自己的头顶上，观看周围的环境，研究人员将照片摆在架子上，这些照片只能从上面看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测试那些经历OBES的人是否真的可以离开他们的身体。结果数百个案例中，只有两个案例可以正确形容上面的照片，至于这两例后续如何研究我们不得而知，总之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灵魂出窍。 哪个科学家发现的？烦请把相关论文的出处、数据、观测过程贴出来，不要张嘴胡说。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科学家曾观测到灵魂，更没有科学家发现“死亡前灵魂出窍”。 灵魂这东西说它有它就可以有，从古至今的宗教、人们的认知中都是存在的，用于解释人死亡后的归处，不需要特别的证明。而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科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根据目前的观测不能证明灵魂的存在。也有的人说了，不能观测不代表没有，空气以前不也观测不到，最后不是被证实存在了吗？可空气好歹还有风、充满袋子这样直观的现象，灵魂不一样啊，除了零星的个人感受，没有可供观测的现象，连一些像模像样的猜想，也无从去证实，所以干脆放弃喽。 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都是来源于观测，没有观测科学就很难进步，一些科学猜想和理论假说无法验证。 历史 上有很多人试图证明灵魂存在，这一点不能否认，可从没有一项实验获得了充足的、有说服力的证据。现代的科学家从爱因斯坦那时候开始，虽然不可否认还有一些存在着宗教信仰，但信仰和迷信不是一回事，现代的科学家已经没有（或者说没几个）去研究灵魂的了，他们更希望去把握那些目前人类通过观测已经触摸到的规律和现象。 灵魂和科学已经是不搭边的东西了，从流传的一些个人感受，它更像是一类神秘不可探知的东西，你一嘴我一言的，要非认为它存在也挺好，茶余饭后的故事可是借此丰富了很多。 死亡之时“灵魂出窍”纯属无稽之谈！人从死亡开始的那一刻是没有任何人经历过的，那么灵魂出窍是谁告诉在世间的人们的？经常有人说去阎王那走了一遭，但这是活人所说的话，能说这些话的人根本就没有死亡，他们的经历，包括在弥留之时的各种心理活动其实是活人的思维在继续。科学家怎么发现“灵魂出窍”的？到目前为止有哪位大仙或是所谓的“科学家”看到过人的灵魂？不要说即将死亡人的灵魂，就是正常人的灵魂有哪位见过？灵魂又在身体的哪个部门存在呢？人在世界上能够生存靠的不是灵魂，更不是什么神力，而是机体吸收着各种各样的营养原料，这些营养化作能量来维持着肉体的运转。当人的各种或部分器官出现衰老或者意外遭遇伤害时其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人的机体运转就会出现困难，进而出现生命危机，当危机达到一定程度时生命就会终结，生命终结是人体无法正常运转的结果，其灵魂只是人们对人体认识中的一种心理暗示和寄托，人的生命没有了，怎么让人理解和接受呢，就说魂都没了，灵魂已经走出了身体了，去了另一个世界了。“驾鹤西游”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灵魂”只是概念，不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古代还没有诞生科学的时候，人们以哲学来思考认识世界，灵魂是当时人的精神的寄托，古代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稍微发生个伤风感冒都可能丢了性命，人们不理解一些自然现象，常常把希望寄托给“神灵”，产生对于神灵的依赖。 而且，每个人都害怕死亡，如果人有灵魂的话，就放佛有了安慰与寄托，在面临最终要到来的死亡也会有那么一丝的从容。自从科学走到现在，人们借助于科学解决了许多在古代被认为是“神的力量”的一些自然现象，包括了所谓的“血月”、“天狗食日、食月”等等自然现象，古代人容易产生迷信，比如一颗陨星在天空中划了一道光亮都被认为是“大的事件”，放在现在是再寻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了。 科学把人类从蒙昧带了出来，给了一个正确认识世界的工具，要理性不要迷信，要智慧不要盲从。 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学家发现了灵魂”这一说，灵魂不在科学家研究的范围之内。 个人浅见，欢迎评论！ 灵魂出窍真的是有这么回事，但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不适应有四，五年之久，似病非病，总算不影响工作，总的整个身体.灵感……，各方面都发生变化，好似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我能看见一样，以我本人的经历: 灵魂出窍有生人出窍，也有将快死的人出窍、如果是生人出窍去干什么事的，静静，傍人，声音，不能干扰，如有干扰是无法进行，如突到一定的境界灵魂自动出窍，灵魂去到某地方就能看到哪里是怎么事，我曾有一次，我朋友的妈妈因中毒急救在医院，突然间找到我要同他到医院看望他妈，忽然我身体一沉我好似灵魂出窍了，看到他妈灵魂也出窍了，在忙乱中将他妈的灵魂逼回身体，来回几次都无法成功，灵魂出窍是从头上出，慢慢地离开身体，如果是病人必死无旋，后来我灵魂归身一醒，告诉朋友，不日他妈去世。我所说的都是迷信， 我不太相信人死有灵魂。但听到这些故事不像在说谎。也解释不了。 在上个世纪，日本有名有影响的一份报纸披露了一件事，引起了相当的轰动，事情是这样： 在日本某城市的前半夜，一辆出租车 ，路过一家医院门口，一位穿着白纱裙的年轻女人，上了这辆出租车，司机师傅把她送到一个院落门口，她说去取钱， 让司机等会儿，眼看她穿过院落，进入一个亮着灯的房间。却久等不回，只好前去敲门。屋内只有老两口子在伤心落泪，听司机描述后，老人非常吃惊，说这正是他们的女儿，说她患病住院，已经许多天了，刚刚收到医院的电话，说女儿已经去世了。 所以人死之时是否有灵魂出窍？我还真说不准。 中国人存在“三魂七魄”的说法。 “三魂七魄”原本是道教中的修炼方法，认为魂属阳，是善；魄属阴，是恶。如果修炼者能用三魂镇住气魄，那么就能长生不老。 魂代表人的精神，离开身体的魂，就是鬼，但鬼具备人的感情和思想。魄是没有思想的，所以僵尸是无法交流的。 这里的“三魂”长得和本人一样，各自分配三个不同任务，一个负责在阴间受罚，一个转世投胎，一个守在坟墓里接受后人祭祀。 同时也存在另一种说法，一个在阴间，一个在坟墓，一个在家里的牌位上。 人死亡后的灵魂出窍，科学上的解释难辨真假，不妨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寻找答案。 懵逼脸？我从没有听说过有科学家发现灵魂出窍啊？也没看到过相关的学术资料，这怕不是哪个民科搞出来的噱头吧。灵魂这个东西一直是广大神学和民科的热爱词，因为其给人们的死亡寄托了美好的想象。其实这也没错，将一些想法或者行为寄托于虚幻的东西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的。这也是我认为信教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总有一些人打着灵魂的名号去哗众取宠，一切反常事件的出现，我们应该做的是尝试去解释它，而不是直接将其拉扯到某须有的东西。就好比好多人都知道的灵魂21克一样，在目前看来这个实验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这个实验无法重复。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学时浅薄，还没能够去找到灵魂。确实我从不认为自己的知识有多渊博，但我愿意用你的理论去丰富我，但是现在很多坚持人死后灵魂会出窍的人，只是用嘴说。没有具体的实验论证，没有理论解释，这让我如何相信。总之没有哪个科学家提出人死亡之前会“灵魂出窍”，让美好夙愿寄托到灵魂上，这或许不是坏事，但是一味靠灵魂存在博大众眼球就没有必要了。 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这是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个人认为是有的，那么为什么会灵魂出窍呢？来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外国的一些科学家从几百名又活过来的人的口中证实，人刚开始死亡的时候很痛苦，梦见在黑暗的不远处有一束光亮，觉着自己飘起来了，向光亮处靠近，渐渐的感觉不到痛苦，反而很快乐，很祥和。这也是人们所说的灵魂出窍吧。 第二：还有的科学家在人死后，称了一下重量，结果少了21克，认为这21克就是灵魂的重量。人死了，灵魂走了，也就少了21克。 第三：从纬度分析，科学家们把宇宙划分11纬度，我们人类生活在四维空间中（长、宽、高、时间）人死后，灵魂也就是意识，能进入到更高的纬度当中。 第四：用量子力学来解释，我们都知道物质99%的空间都是空的，而量子粒子是一个零维的点，我们可以验证在高速下时空旅行是可行的。量子可以穿过坚不可摧的墙，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而当一个发生变化时，另一个不论远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亲人在很远的地方出现不测时我们会感到很难受，或者坐立不安，或者缝衣服时用针扎着自己的手指，这就是灵魂意识的感应。 第五：纵观我们的宇宙，大大小小的星体，都是按照自己的轨道井井有条的来运行的，好多好多的事情、自然现象都是有规律的，也包括人类、动物的生死病老在内，那么是谁在背后主宰着他们？我个人认为是灵魂，也就是意识在主宰着它们。 所以说，我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也就是意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人死后大脑慢慢的也就死亡了，灵魂也就从大脑中飘出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看不见他们，因为他们进入到更高的纬度。
量子力学研究发现人的意识对量子可产生作用，这叫做测不准原理，这种作用式就是灵魂图式的一个种类。大自然存有规律，宇宙充满秩序，分子原子也是如此，灵魂是物质，是微物质构成的，这灵魂物质不可能是个例外，中国的阴阳学说在分子原子中体现阴阳原理，对灵魂怎样存在想来也合阴阳规律。
大家应该都知道“三魂七魄”这个词，这是我国道教对人体灵魂的说法，他们认为，人的精神可以称为魂魄，而魂有三种，分别是天魂、地魂和命魂，而魄有七种，它们是天冲、灵慧、气、力、中枢、精、英，分别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如果人肉身去世了，那么七魄也会随之消失。
虽然对于灵魂的说法有很多，但关于灵魂是否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问题，从始至终都一直困扰着我们。
有些人从不相信任何鬼神论，但如果灵魂不存在，那么曾经发生过的种种诡异现象又该怎样解释呢？例如拍到灵异照片、被鬼魂附身、能梦见死去的亲人跟自己交代事情等等。所以，为了解决这个谜团，科学家出动了，他们决定用现代科学的方式，来验证灵魂的存在与否。
灵魂的重量
有一位美国医生叫邓肯.麦克道高，他为了验证灵魂是真实存在的，于是做了一个测量灵魂重量的实验，并于1907年4月，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关于灵魂是物质的假说并用实验证明灵魂物质的存在”的研究论文。
他找了6名试验人员，其中有4个是结核病人，1个是糖尿病昏迷的病人，还有一个没有记载。对于这些试验人员，邓肯设计了安装在一种很灵敏的秤上的床，试验方法是让将死的人躺在上面，然后一直精确测量这个人的体重，看在死亡的瞬间体重的变化。死亡的瞬间轻了部分就是因为死亡丢失的部分，就被称之为灵魂的重量。
而邓肯对一个患结核病垂死的男人观察了3小时又40分钟，在这短时间里，病人的重量是在缓慢地下降的，每小时减少约有克，不过这不是还不是灵魂的重量，这是因为体液的蒸发所致的。
然后邓肯把秤的平衡调到接近上限条，以期待死亡时候的下降，然后在死亡的瞬间，秤的指针快速下降到了秤的下限条，就再没有弹回来，这一瞬间重量下降了克，所以，通过这个例子，灵魂重21克的说法就诞生了。
然而对于另外5个试验者的实验就不太顺利了，所以也没有测量出想要的数据。所以对于灵魂21克的这个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之所以会减少21克，可能只是因为当时测量器材产生的误差，或者是人体内的细菌和称上的空气形成了对流，影响了指针造成的。
上帝头盔实验
因此，人们将目光转向其它测试方法，“上帝头盔实验”是另一种测量灵魂的实验。这是加拿大劳伦森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波辛格进行的一项神经神学实验。迈克尔让参与者带上一个经过改装的摩托车头盔上，接着磁场开始刺激大脑。
他宣称，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如亮光，上帝现身，见到已故亲属，但也参与此实验的人称非常失望，因为并没有体验到想要的感受。但不管怎样，这种方式对于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磁场过度刺激会引起蛋白质变，配合引起记忆丢失，甚至会威胁生命安全。
灵魂转世实验
虽然这两个实验都否认灵魂理论的存在，但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彼得·拉姆斯特在1983年拍摄了一部名为《灵魂转世实验》的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一个女人回忆起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生活。在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下，这个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且非常纯正无口音，用法语回答抛给她的问题，知道一些旧时街道的名称，而这些街道的名称早已改变，只有在旧地图上才能找到。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他们认为这些信息都可以提前查找记下的，所以并不是那么的真实。
关于这三个试验，其实我认为，还是那句话“信则有，不信则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未解之谜，通过我们目前的科技手段，还无法解密，只能期待在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有所发现了。
从现代的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记忆就是人们把在生活和学习中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编码加工，输入并储存于大脑里面，在必要的时候再把有关的储存信息提取出来，应用于实践活动的过程。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将记忆的含义表述得更确切一些。所谓记忆，就是人们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和应用过程，是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一个人脑的网络系统远比当今英特网还复杂。科学家认为，一个人大脑储存信息的容量，相当于十亿册书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即使每一秒钟输入十个信息，这样持续一辈子，也还有余地容纳别的信息。这说明：我们大脑的记忆容量是无限的，有很大的记忆能力。
关于大脑的研究报告（转）大脑学习新指令的过程 能够遵从如“红灯停”这样的强制性指令的本领，是日常行为的组成部分，灵长类的大脑可以很快学会。“额叶前体”和“纹状体”都与这一过程有关，但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在一项实验中，当猴子学习新的关联指令时，研究人员对其大脑中这两个区域的活动做了记录。该实验结果表明，与学习有关的变化在“纹状体”中发生的速度要快得多，但在“额叶前体”中发生的变化与猴子在完成新任务时表现水平的提高关系更密切。实际过程有可能是这样的：“纹状体”首先学习，然后对“额叶前体”进行“训练”。睡眠有助于记忆 人们知道，睡眠在一些学习情形中有助于巩固记忆。现在，研究人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一些大学生从一个语音合成器中来识别简单的单词。结果表明，一晚上很好的睡眠可大大提高识别能力。这一实验类似于学习外语，睡眠周期似乎可让大脑中记忆的各种内容巩固下来。另一项研究考察的是一种基于键盘的运动技巧任务，其结果向认为记忆的巩固是一个单相过程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该研究发现，记忆的形成有几个不连续的阶段，人清醒的时间段和睡眠的时间段对记忆的巩固过程的贡献是不同的，但却是互补的。与白内障形成有关的基因 眼睛的晶状体由单一一种细胞组成，被称为纤维细胞，是从上皮细胞分异出来的。在分异成纤维细胞的过程中，线粒体、核体和其他细胞器发生降解，从而确保晶状体是透明的，但这一过程的机制并不清楚。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在晶状体细胞形成过程中负责DNA降解的一种DNA酶（Dnase），缺少为这种酶编码的基因的老鼠，会在眼睛晶状体的内层致密部分形成白内障。所涉及的酶为DLAD（DNaseII-like acid DNase），在人体中也有。这说明，一些人类白内障患者可能缺乏DLAD基因，也说明缺乏该基因的老鼠是研究人类白内障形成的一个很好的模型体系。先天性心脏病的遗传原因 先天性心脏病是导致新生婴儿非感染性死亡的首要原因。而发病的50%是由于心脏隔膜受到破坏，并且需要进行心脏开刀手术来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对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史的大家族的分析显示：有心脏隔膜缺陷的家庭成员，位于第8号染色体上的转录因子GATA4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但是在未受影响的家庭成员身上却保持正常。在有心脏病的人身上筛选GATA4突变，可显示先天性心脏病是怎么发展的，并可能找到新的治疗或预防方法。某种蛋白质可能会影响人类记忆力 美国东部时间月20日(北京时间10月21日)消息，《新科学家》杂志网站今日发表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类大脑中的一种普通的大脑蛋白质会对我们的记忆产生相当不好的影响。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特定的蛋白质与智能有关。 人类的智能可以部分地遗传。研究表明，子女一半的聪明才智是来自于父母而不是外界环境。来自苏黎世大学的Dominique de Quervain和他的同事发现了其中一个可能遗传的基因。科学家怀疑这次发现的基因可能是决定人类聪明与否的关键。科学家称，智能包括许多的方面，如综合与推理等，但是记忆能力显然是相当重要的。 这种神经传递素的复合胺会让人消沉。同时，大脑中的这种复合胺还会对短期记忆产生影响。这种复合胺的名称为5HT2a。研究表明，9%的人类的体内的5HT2a基因以氨基酸酪胺形式存在。而91%的人类的体内5HT2a基因以氨基酸组胺的形式存在。De Quervain小组研究了70人。这些人的5HT2a基因是氨基酸酪胺形式。同时，为了对照实验，科学家还研究了另外279人。这些人的5HT2a基因是氨基酸组胺形式。 科学家叫这些人记忆五个单词，时间为五分钟。研究发现，氨基酸酪胺的人的记忆能力比氨基酸组胺的人差21%。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对于长期记忆能力，几乎是一样的。科学家称，这是首次发现与记忆相关的复合胺。在此之前，美国的科学家也做过类似的研究肿瘤中是否存在癌症干细胞 人们知道，调节基因Bmi-1在老鼠和人类的肝脏和骨髓的造血干细胞中都有表达。现在，研究表明，Bmi-1既调节正常干细胞、又调节白血干细胞的细胞增殖。缺失该基因的成年老鼠不能产生补充血液所需的新的造血干细胞，移植自这种老鼠的胎儿肝脏和骨髓细胞只是暂时对血液形成有贡献。对白血干细胞中的Bmi-1进行分子目标处理，可能会产生有效的、特定的治疗效果。最近关于BMI-1在某些肺癌和乳腺癌细胞中有所表达的报道让我们看到，“癌症干细胞”有可能存在于其他类型的癌症中。而对于血液干细胞的生成和生长有关的一个关键基因的识别，这一成果支持了认为在构成肿瘤的众多细胞中存在一组少见的“癌症干细胞”的观点。大脑处理视觉图像的机制 大脑从由视觉系统提供的静态画面序列构建外部世界动态画面的方式，自19世纪Helmholtz 和Mach的时代以来，一直是认知科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当收集关于眼前事物的信息时，眼睛快速移动，对所观察的事物进行快速扫描，并将目光对准视野中不同的景象。Niemeier等人现在开发出一个关于“transaccadicintegration”过程的新模型，大脑通过这一过程在每次眼睛移动之后构建一幅景物画面。按这一模型，大脑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计算，这些计算所依据的是它所接收到的不同类型传感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将不同的信息拼凑成一个连贯的画面。我们所观察到的空间感的失真，可以用最佳推论过程的性质来解释。人体内真有第二个大脑吗？ 在生命体的活动中，除大脑外，脊髓的作用也极其重要。如果把大脑比喻成生命指挥中心，那么脊髓便是大脑与四肢唯一的信息交换通道。但是，通常并不能把脊髓称作人的第二大脑。 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格尔松教授经研究确定，在人体胃肠道组织的褶皱中有一个“组织机构”，即神经细胞综合体。在专门的物质——神经传感器的帮助下，该综合体能独立于大脑工作并进行信号交换，它甚至能像大脑一样参加学习等智力活动。迈克·格尔松教授由此创立了神经胃肠病学学科。 同大脑一样，为第二大脑提供营养的是神经胶质细胞。第二大脑还拥有属于自己的负责免疫、保卫的细胞。另外，像血清素、谷氨酸盐、神经肽蛋白等神经传感器的存在也加大了它与大脑间的这种相似性。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胃肠系统之所以能独立地工作，原因就在于它有自己的司令部——人体第二大脑。第二大脑的主要机能是监控胃部活动及消化过程，观察食物特点、调节消化速度、加快或者放慢消化液分泌。十分有意思的是，像大脑一样，人体第二大脑也需要休息、沉浸于梦境。第二大脑在做梦时肠道会出现一些波动现象，如肌肉收缩。在精神紧张情况下，第二大脑会像大脑一样分泌出专门的荷尔蒙，其中有过量的血清素。人能体验到那种状态，即有时有一种“猫抓心”的感觉，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如惊吓、胃部遭到刺激则会出现腹泻。所谓“吓得屁滚尿流”即指这种情况，俄罗斯人称之为“熊病”。 医学界曾有这样的术语，即神经胃，主要指胃对胃灼热、气管痉挛这样强烈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倘若有进一步的不良刺激因素作用，那么胃将根据大脑指令分泌出会引起胃炎、胃溃疡的物质。相反，第二大脑的活动也会影响大脑的活动。比如，将消化不良的信号回送到大脑，从而引起恶心、头痛或者其它不舒服的感觉。人体有时对一些物质过敏就是第二大脑作用于大脑的结果。 科学家虽然已发现了第二大脑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但目前还有许多现象等待进一步研究。科学家还没有弄清第二大脑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低级动物体内是否也应存在第二大脑等问题。人们相信，总有一天，科学会让每个人真正认知生命。[科技日报]超常记忆力的大脑是什么回事情？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轻易回忆起任何事情，而我们其他人若能够记住下班回家准备顺路购买的是牛奶还是鸡蛋就已经很难得了？研究表明，这些个体差异可能是由于我们用来记忆事项的方法不同。结果显示，优秀记忆可能并非少数特殊人物的优势，相反能被几乎任何希望加以学习的人所掌握。 伦敦学院大学的Eleanor Maguire及其同事对普通人和那些被伦敦世界记忆锦标赛列入记忆力最强的人进行了比较。除了具有更强的记忆能力，记忆超群者在语言和非语言能力的综合测试中与普通人没有差别，磁共振成像技术（MRI）测试也表明，他们的大脑结构并没有明显差异。 然而，当要求这些人记忆一系列事物的顺序（数字、面孔或雪花形状），同时用功能性MRI对其大脑活动进行测量时，记忆超群者参与位置记忆的脑区比普通受试者更加活跃。测试过后，记忆超群者都表示他们用了记忆方法来记住测试项目，尤其是“路线记忆法”，该方法将记忆对象置于一条假想的道路上，记忆者能够沿着这条路漫步前行。 因此，看来较强的记忆力并非来自超凡的智力或大脑结构，而是优秀的记忆方法。由于该技术仍有可能无法探知记忆超群者的大脑差异，因此对这些发现的一项重要检验将是教导普通受试对象使用路线记忆法，然后测试研究中所观察的脑区是否能被激活。遗忘蛋白PP1在限制学习效率的机制中的作用 一项关于调节蛋白PP1(磷酸化酶-1蛋白)在限制学习效率的机制中的作用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能性：与衰老相联系的记忆丢失可能未必与分子成分不可逆转的减少有关，而是有可能与PP1的积极干预有部分关系。PP1可抑制学习和记忆，是大脑清除不想要的记忆和重新学习所涉及的复杂体系的构成部分。PP1活性被抑制的转基因老鼠在学习和记忆测试中表现较好，相对来说也不大容易忘记其所学的东西。抑制食欲的又一关键物质 人们知道，食物摄取受若干不同的通道调节，其中包括位於丘脑下部弓形区域的黑皮质激素和神经肽Y-体系，但饭后许多小时都能抑制食欲的强大机制尚未搞清楚。现在，Batterham等人发现，饭后肠道会释放出激素肽YY3-36，该物质会通过作用于丘脑下部神经肽Y2受体来抑制食物摄取。所以，激素肽YY3-36会成为治疗肥胖症的又一个潜在目标。不愉快的记忆是怎样消失的？ 不愉快记忆的逐渐消失是记忆处理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此前，关 于不愉快记忆消失的机制人们基本上是不了解的。现在，一项研究表明， 大麻醇受体和内生大麻醇(多年来人们知道它们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在 消除不愉快记忆中起著重要的生理作用。这种记忆的消失是一个截然不同 的步骤，其机制与记忆获取和巩固的机制是不同的。这一发现表明，内生大麻醇系统有可能是治疗与不愉快记忆无法消失有关的疾病(包括创伤后压 力失调、恐怖症和一些类型的慢性疼痛等)的一个目标。GABA与灵长目动物脑的演化 对人类新大脑皮层所做的分析表明，人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GABAergic 神经元，其中的一种在啮齿类动物中没有观察到。这一结果对于了解灵长 目动物脑的演化可能具有重要意义。GABA是局部回路神经元中的抑制性 神经传输物质，发现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目动物存在这一差别的研究结果表明，前脑中的转录因子的表现模式的差别，可能与前脑中生成局部回路 所需的、具有物种特异性的程序有关。青春期的起源研究 多数动物从童年直接进入成年，只有人类有青春期。青春期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形成以及通过学习获得知识的关键时期。人类学家对于追寻人类青春期的起源很感兴趣。青春期这一时间点的位置有可能被看作是我们所说的“人性”的首次萌发。出乎意料的是，在化石记录中有一个指示器可帮助科学家进行这种研究。这个指示器就是牙齿的发育。穴居人和人类具有“现代的”牙齿发育轨迹，而类人猿、australopecines和很早的人科动物(habilis和rudolfensis)具有迅速进入成年的牙齿发育特征。 最令人吃惊的是，能够直立行走的“直立人”虽然能够熟练地制造工具，虽然发现了火，但却是直接从童年进入成年的。决定面部特征的因素 我们关于胚胎发育的知识很多都是来自干扰试验，但这一方法很少能够反映关于决定面部特征的一系列事件发生次序的信息。现在，对小鸡胚胎正在发育的脸部中神冠细胞身份的管理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Noggin(一种生长因子拮抗物质，在人类疾病指(趾)关节粘连症中发生突变)和类维生素A酸(一种与成形素类似的物质)的结起着一个显著的作用，引起一个复制喙的形成。这一发现说明，存在着一个决定部突出特征的机制，该机制涉及不同水平的骨头形态蛋白和类维生素A。大公无私的背后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有一点是独特的：他们有时会与并非是自己亲戚的人合作，即使他们不大可能再和这些人见面、名利所得很小或不存在时也是这样。这一现象几十年来使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迷惑不解。《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实验研究有可能为这一现象提供一个解释。一个有240人参加的“合作与惩罚”的游戏结果表明，“利他惩罚”是这一现象的驱动力。多数人会愿意自己遭受损失来惩罚那些逃避为公众利益做贡献的人；而且，那些被惩罚者一般会对这种惩罚做出积极响应。杀虫剂影响儿童大脑发育
以下供参考。1、关于大脑，我的建议首先是应该健康。而健康的大脑不仅表现在生理上的健康，也表现在心理上的健康。所以，陶冶我们的性格、锻炼我们的为人处事，都是在不断提高我们的心理（大脑）健康水平。2、关于锻炼我们的大脑，我们应双管齐下。例如锻炼我们的身心健康水平，既要在直觉上（形象思维）就要意识到自己的习气是什么，之后加以改正，又要在逻辑上分析自己的习气，之后加以改正。而改正的方法也是二者都可以运用的：一种是不要找原因、找过程的当机立断地改正习气（形象思维）；一种是通过分析原因，从改变原因上着手改变习气（逻辑思维）。3、医学认为人的身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很好地修养能够更好地营养大脑，从而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病。例如中医认为怒则气上，怒太过，很可能得了脑溢血了，这种病态的大脑，又怎能很好地思维呢？4、菩萨也是人。人的大脑基本结构、功能、状态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菩萨境界的这个大脑只是领悟到了“假我”的法理和功用。5、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是大脑的功用，只是前者侧重于整体性、直观性思维，后者侧重局部性、推理性思维。6、关于真心尘。首先真心之本体的状态佛家认为是不生不灭的真如之体的状态。《楞严经》：“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同时我们又认为真心“由真心尘组成”。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大经卷在一微尘内】唐沙门慧海曰：经云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内在微尘中。一尘者是一念心尘也。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河沙偈，时人自不识。”这个里面提到了“一念心尘”，是佛家心物一如的表述。当然“心尘”也有烦恼的含义。《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中提圆悟禅师对真心佛性描述的话：“到这里高而无上，深而无底，旁尽虚空际，中极邻虚尘，净裸裸赤洒洒，是个无底钵盂，无影杖子。”这里的“邻虚尘”状态就类比于“真心尘”状态。但是要注意，我们虽然说“真心尘”（邻虚、极微）实有，但是是认为它可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如果大脑死亡了，“真心尘”也就没有了，从而更进一步地达到空——真如的状态。所以它是处于无常变化过程中的。这和外道所认为的事物永恒实体性存在不同。这个观点虽然在佛家一般认为是小乘观点，但由于对我们理解空（析空）也有一定的意义，故我们也选用了这一说法。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邻虚】……佛教之小乘有部宗，虽立极微为实有。然以为因缘所作，业力尽，极微亦坏，故明为无常生灭。是内外道之区别也。”摘自 郭旭东——蓝色莲花 博客
这说明人们以后的大脑进行的生理活动可以让机器来帮忙完成。
baidu ： 布莱恩博士+轮回；濒死体验+life after life； 催眠+前世记忆 ； 离体+超心理学；沈今川教授；台大校长李嗣涔 特异功能；意念摄影；舍利子的形成和详解；人体彩虹+灵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知名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和角度去研究灵异现象的文章。到天涯社区，莲蓬鬼话栏目 搜索作者：光音 （百度 天涯+光音） 他的帖子大都是这方面的。刚搜到魏斯博士的几本前世回溯经历集① 前世今生--生命轮回的前世疗法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多次生命,多位导师) ② 生命轮回--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 (Through Time Into Healing) ③ 返璞归真 (Only Love is Real) ④ 前世今生之回到当下 (Message From The Masters:Tapping into the power of love)这些网上大多有中文版的内容的。life after life是雷蒙德·A·穆迪博士关于濒死体验的科研纪录片，网上有视频
文献党下载器下载知网论文，没有每日限额可以试试
下载知网文献只需要3步，1、在文献党下载器资源库双击“知网”名称即可进入知网数据库
2、进入知网输入检索条件检索文献
3、检索到自己需要的文献，点击PDF下载全文
中国灵异网，据说记录真实灵异事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灵异网站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方面的网站我最喜欢的是：百度帖吧 灵异吧这个我认真的不错，虽然都是大家的论述，但是好过很多人的网站，里面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且还有异人的QQ号，你可以联系一下，劝你一句：帖子很多，看的时候要有耐心
校园鬼故事,恐怖图片,短篇鬼故事,在线听鬼故事 鬼吧恐怖网,中国最专业的恐怖网站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死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1. 语义转移规则在修辞翻译中的应用《福建外语》，期合刊 （独立撰写）2. 浅谈合作原则在翻译理解中的作用《外国语》，（独立撰写）3. 视点转换法在汉英翻译中的应用《中国翻译》，（独立撰写）4. Towards Mother's Role. An Analysis of Change in Hagar’s Character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Margaret Laurence Review, Volume 2-3, 1995, （独立撰写）5. 简评“译文功能理论”《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撰写）6. 试论“译文功能理论”在应用文类翻译中的指导作用《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撰写）7. 《残月楼》为何能获总督奖提名 《外国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独立撰写）8. 从文化接受角度试析《首席》英译本的得与失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独立承担）9. 发自内心的歌唱──析加拿大华裔作家小说诗歌集《多嘴的麻雀》，《文艺报》，1999年4月29日出版（独立承担）10. 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1. 桥梁的另一端──论翻译影响译语文化《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承担）12. “小说真实”的完美实现──析艾丽斯·蒙罗的“爱的进步”《福州大学学报》（独立撰写）13. 商务词汇翻译中的回译与借用 《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4. 从英语专业8级翻译测试看目前英专学生亟待加强的几个方面《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5. 从《中国古代风俗一百则》翻译看译文功能决定翻译策略《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独立撰写）16. 石黑一雄和他的“国际化小说”《青春阅读》，2002年第5期（独立撰写）17. 论文学翻译中的作品研究——《使女的故事》翻译谈，香港《翻译季刊》第24期，2002底出版。该刊论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编辑的半年刊《翻译学摘要》（独立撰写）18. 一部反映现实的未来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评析，《当代外国文学》（独立撰写）19. 网络的双刃剑——析《蓝色虚拟空间》，《译林》，2003年第5期（独立撰写）20. 商务语篇的翻译《中国翻译》， （独立撰写）21. 在学科的交汇点上——读《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04年第3期（独立撰写）22. 通俗文学对译者的挑战《中国翻译》（独立撰写）23. 口译教学中的相关语用链接，《上海翻译》（原上海科技翻译），2005年第2期（独立撰写）24. 当代英美通俗小说的译介与影响，《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独立撰写）25. 论译文用词的与时俱进，《中国科技翻译》，2005年第3期（独立撰写）26. 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中国翻译》（独立撰写）27. 翻译教学中的软肋及改进方向《上海翻译》（独立撰写）28. 外宣标语口号译文建构的语用修辞分析《福州大学学报》（独立撰写）29. 新版《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语用信息及其双语对照的必要性，《外语研究》（独立撰写）30. 语用与翻译中言语资源的得体利用《中国翻译》（独立撰写）31. 翻译教学中‘守土有责’意识的培养——中式英语遭追捧现象剖析，《上海翻译》，2010年第3期.32. 韦努蒂“异化”理论话语的修辞分析，《中国翻译》，2010年第4期.（该论文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3. 《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的修辞解读，《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34. 论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35. 外宣翻译：从“新修辞”理论角度的思考，《东方翻译》，2011（5）8-13 双月刊36、汉英文化展馆说明文字的修辞对比与翻译，《上海翻译》，2012（1），29-33 双月刊37、对德国翻译功能目的论的修辞反思，《外语研究》，2012（1），91-95 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