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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目的： 现在高校的大学生大多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代人成长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思想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多元化。他们有独生子女共有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很强的民主观念。而大学生作为我国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人才资源,他们是否关注社会热点以及他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态度如何,对他们以后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做了此次调查。调查对象：A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调查时间：本次调查从2010年11月下旬开始，12初结束。调查地点：A大学调查概况： 首先，通过详细的讨论和收集资料，我们确定了大致的调查方向：第一阶段：将当前热点的社会问题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娱乐、科研、就业和其他八个主要方面并取其典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解程度的调查。第二阶段：统计数据之后对大学生关注度最高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第三阶段：经过进一步的搜集资料，我们完成了此次实践的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 统计接受调查者的学生信息，包括性别、年级及其关注社会问题的渠道；二． 抽取上述八个方面的典型问题对接受调查者进行了解程度的调查；三． 抽取当前社会上的十个热点问题或活动对接受调查者进行了解程度的调查。调查过程： 经过几次细心的修改，最终定稿后我们将问卷打印150份，分别面向A大学在校的不同年级不同学院的学生进行发放、填写和回收。在发放调查问卷的过程中，我们不忘积极地与接受调查者进行与此次实践有关的交流，以便更为准确的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经过我们的一致配合和努力，我们成功收回了全部有效问卷，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并将本阶段调研结果用图表的形式展现了出来。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接受调查者男生占69%，女生占31%；各年级分布为大一37%，大二23%，大三17%，大四15%，研究生和博士生8%。问卷中第三个问题的结果表明，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还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就业问题。其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分别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后是娱乐、科研等方面。对于本次调查的主要受访者大一大二年级的同学来说，虽然他们还没有直接面对就业问题，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学已经把就业视为上大学后或者以后大学毕业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在对有考研究生打算的同学的调查中，80%的同学认为考究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正如大家所知，考研与就业不仅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也是大学生日常谈论最多的话题。另外，从这次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当代大学生对于时事热点的关注度还是较高的，比如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美韩军演、朝鲜半岛争端、通胀压力、《哈利•波特7》和《赵氏孤儿》等都是大学生们热议的话题和事件。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早已不是之前人们心目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了。当代大学生能够时刻关注到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并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话题和热点问题中，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大事表现出应有的姿态和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观点，了解到这种现状是此次调查之后的一大收获。 然而，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还了解到，当代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手机和道听途说等途径来了解社会动态，这对于大学生要积极融入社会、与时俱进的要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此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教育系统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学校未提供足够的相关平台，成为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形式单一的主要原因；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形式单一、效果不明显，学生反映平平；大学中应试教育依然是主导，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开拓创新等。此外，由于第一阶段的统计结果为当前大学生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我们又沿此方向调查分析了此问题的原因、背景、现状及建议对策等。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后，大学生就业自然要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这种现实情况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同时高校专业调整、学科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高校毕业生的规格和质量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相符合也制约了大学生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得大学生就业问题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如今，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蚁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剪影，他们被冠以“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称号，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他们还被称作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据了解，“蚁族”群体在全国已有上百万规模。与现实生活中“蚁族”的庞大数量相比，在社会关注度上，“蚁族”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现在社会上经常出现以“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为主体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而有关“蚁族”的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则寥寥无几。他们既没有被纳入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很少出现在学者、新闻记者的视野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被漠视和淡忘的群体，这是一个少有人关注和同情的群体。然而，虽然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蚁族”的队伍仍在以超人的速度发展壮大，但是大学生的就业期望仍然较高，这种高期望集中体现在对发展前途、工作环境和薪水的要求上。大多数学生认为爱岗敬业，责任心强是自己在就业竞争中的优势。但我们认为，爱岗敬业、责任心强固然重要，但只是基本条件，远不足以使大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良好的组织、表达能力才是更具竞争力的条件。 大学生就业问题为政府、学校、家庭、学生本人高度重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一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造成了全社会普遍就业压力大，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大学毕业生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需要接受市场选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1.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化体制改革，为大学生的就业提供政策支持 ： (1)政策引导，鼓励大学生毕业之后到中小企业、偏远地区及基层单位就业。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人才，这是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之一。另外，政府要积极为大学生到偏远地区及基层单位工作创造条件：开辟常年性、规范化的渠道，并加强宣传引导工作；为到基层单位工作的大学生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2)建立和完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准确、高效、全面的收集、筛选、分析评估。2.用人单位要按需择人，合理置换冗员 ： (1)要根据需要引进不同层次的大学生。用人单位要转变选人观念，按需择人。高层次的大学生是培养科研、技术开发的人才，中低层次的大学生是培养具体使用操作方面的人才。只有合理地引进不同层次的大学生，才会满足用人单位各个层次对人才的需求，使得各类人才都有用武之地。 (2)要加强人才储备，合理置换冗员。企业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主力军，尽管许多企业面临着人员过剩的问题，但高层次人才仍显不足，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企业竞争力低下。因此，企业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吸纳大学生，加强人才储备，调整人才结构，同时置换不能适应自身发展的冗员，从而增强企业的活力。 3.高校要适应市场办学，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1)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使专业设置更加符合社会需要。高校必须密切关注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就业形势及各专业人才需求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从而确定自己的办学模式、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大力发展社会需求量大的特色专业。 (2)加强就业指导，广开就业渠道，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择业平台。高校要通过就业指导课、就业咨询、讲座、座谈等多种形式，加强大学生求职择业指导，为学生进行职业发展规划设计，帮助他们转变就业观念，确定合理的择业目标。同时，要广开渠道，主动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广泛联系，充分发挥自身既了解学生，又熟悉用人单位的优势，积极主动地为他们牵线搭桥，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4.当代大学生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科学的择业就业观，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 (1)注重综合技能的培养，提高整体素质。大学生要想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自觉地通过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2)更新就业观念，确定恰当的就业期望值。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生要不断更新就业观念，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就业意识。 5、大学生要发挥自主能动性，积极主动的自主创业，在思想和精神上锤炼自己，树立全新的人才观，重视创业素质的自我培养，广泛获取创业经验，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培养自己的创业能力。成功的创业者具备一些核心的主要特质和次要特质，要有创业观念、有才、有胆、有识，同时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创业过程中的困难，这些高要求决定了当代大学生想走上创业之路，就必须按照创业者素质的培养规律，重视创业素质的自我培养，注重培养自己的能力，锤炼自己的胆子，同时培养自己的创业人格、创业者思维和创业意识与技能，克服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积累型”、“继承型”，掌握的死知识多，运用的知识少，胆子小，生存能力差的人才类型。此外，我们要树立自信、自强、自主、自立意识。自信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去开创自己未来的事业。自信赋予人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创业的成功者，尤其在遇到失败和挫折时更需要自信。自强就是在自信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实践，不断增长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进一步磨炼自己的意志，建立起自己的形象，敢说敢当，敢作敢为，不贪图眼前的利益，永远进取，使自己成为强者。自主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性思维能力，不受传统和世俗偏见的束缚，不受舆论和环境的影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善于设计和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自主还要有远见、有敢为人先的胆略，能把握住自己的航向，自立就是凭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建立起自己生活和事业的基础。创业是目前媒体报道的热门领域，无论是传统媒体，如报刊、新书、广播电视、还是网络媒体，每天都提供大量的创业知识和信息。一般来说，经济类、人才类媒体是首要选择，比较出名的有《财富人生》、《创业家》、《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以及“中华创业网”、“中国创业论坛”等专业网站。此外，各地创业中心、大学生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等机构的网站，也蕴藏着丰富的创业知识。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创业知识，往往针对性较强。大学生要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创业。创业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与不同的人和事打交道，对人的能力要求很高。从事创业的人既要懂经营，又要善管理，既要能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又要当机立断，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既要能言善辩，又要能谈判公关，既要能开拓创新，又要不怕挫折、困难。因此，创业能力的综合性很强，其中要有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造能力、经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判断能力、公关能力、应变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把握机遇的能力、谈判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等。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作为21世纪教育的4个支柱”，并把其作为开启未来人生大门的四把“钥匙”。“学会认知”就是教人掌握认知的方法，学会学习的方法、手段，培养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做事”就是要培养人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驾驭处理复杂突发事件、危机的能力。“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培养人的团结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培养人的竞争意识和管理能力。“学会生存”就是要不断增强人的自主性、判断力和个人的责任感，培养人的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判断能力等等。因此，大学生要主动树立“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的意识，提高创业能力，从而使自己在创业时“走得出”，“站得住”，“干得好”。实践环节能使大学生在校期间积累创业经验，培养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所以大学生在校期间要积极参与创业实践活动，如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书大赛等。其次，大学生还可通过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创业见习、职业见习、兼职打工、求职体验、市场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来接触社会，了解市场，并磨练自己的心志，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第三，商业活动无处不在，大学生平时可多与有创业经验的亲朋好友交流，甚至还可通过Email和电话拜访自己崇拜的商界人士，或向一些专业机构咨询。这些“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往往比看书本的收获更多。通过这种人际交往途径获得最直接的创业技巧与经验，将使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受益无穷。其四，投身于真正的创业实践。在毕业前后进入创业启动阶段，可以单独或与同学轮流租赁或承包一个小店铺，或加工、修理、或销售、服务等，在真刀真枪的创业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创业能力。这些活动成为大学生步入社会大课堂的第一步，同时大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既为他们将来开展创业活动积累了经验，也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热情，为大学生提供应对挫折，面对各种困难的心理准备，促进大学创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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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市场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建立的。它不仅使毕业生资源得到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促进了学校的教学改革，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然而，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立还处于初始阶段，需要经历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育过程。（一）、学生就业市场的内涵及特征大学生就业市场有4项基本职能：（1）依法组织市场，根据法律和市场规范运作；（2）维护进入市场的供需双方合法权益，使双方在市场中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保证公开公正地进行双向选择；（3）监督运作过程和达成协议的合理合法性；（4）在双方出现争议时，依法据理进行调节。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运作要遵循供需双方在市场中独立自主进行就业洽谈，实行公平竞争和公开协商的原则，即“自主、竞争、公开”的原则。其中公开协商是前提，它要求就业岗位公开化，凡符合条件的毕业生都可以参与竞争，自主地与用人单位进行就业洽谈。竞争是市场具有活力的表现，也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为了保证公开竞争，就必须实行独立自主和公开协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运作结果是就业协议书。确保就业协议书的法律地位是保证大学生就业市场正常运作的关键。就业协议书最终需要得到负责大学生就业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如省教委）的批准，这是为了保证毕业生顺利就业的必要行政手段。尤其在当前社会人事、户籍等制度没有配套进行改革时，需要用行政手段保证就业协议的执行，以维护市场运作的结果。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有6种类型：（1）各高等学校的校内大学生就业市场；（2）校际联合的大学生就业市场；（3）省、市、区主管毕业生就业部门设立的地方大学生就业市场；（4）中央部门所属院校的行业大学生就业市场；（5）各大经济区的区域性大学生就业市场；（6）教育部设立的全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二）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特征大学生就业市场作为一种高级人才市场，具有与一般劳动力市场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专门性，即大学生就业市场是一种专门的人才市场。与一般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就业率是比较高的。与一般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就业率是比较高的。（2）初次性，即大学生就业市场是初次就业市场。大学毕业生是学成初次就业，缺乏就业经验，而就业的愿望又比较迫切，对就业的期望值一般都比较高，理想与现实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因此，就业指导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3）时限性，即大学生就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譬如，我国大学生一般是在每年七月毕业，因此，此前数月便是毕业生就业市场最繁忙的时期，在此期间要让绝大多数毕业生就业，任务十分艰巨。（4）群体性，全国每年有近百万名高校毕业生第一次进入社会就业，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必须精心组织安排，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才能实现大学毕业生的充分就业。（三）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现状在当今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其现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需求不平衡近年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以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的增强，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呈现出“行情看长”的趋势，然而仍然存在着学科专业、学历层次、地区、院校及用人单位等方面的不平衡。（1）学科专业之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大，计算机、通讯、电子、土建、机械、自动化、医药、师范等学科的大学毕业生需求旺盛，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农学、林学等学科的社会需求时有波动。（2）学历之间：社会对毕业生学历层次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研究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高层次的复合型、外向型和开拓型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出现了对人才结构、学历层次“重心”上移。在毕业生就业中，形成了研究生需求旺盛，本科生供需基本持平，而专科生、高职生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有的用人单位甚至提出“研究生多多益善、本科生考虑考虑、专科生免谈”。这就形成了一方面高层次、高学历的毕业生争夺大战愈演愈烈，而另一方面，低层次、低学历的毕业生就业却较为困难，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3）地区之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社会需求比较旺盛，呈现出供需平衡或供不应求的局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需求也有所回升。而一些边远省区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需求明显不足。（4）院校之间：重点大学、名牌院校、名牌专业的“名牌”效应呈现出优势，社会需求增长，其就业率也较高；而一般院校、一般专业的需求相对较弱。（5）用人单位之间：作为传统毕业生就业主渠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引进毕业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例如国务院部委所属院校的毕业生到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 1996年为％， 1998年为,， 2000年为， 2001年为。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用人指标有限，难以接受大量毕业生。而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的需求数量却连年增加。2．社会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提高目前毕业生就业形成了“买方市场”，就业竞争愈显，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标准越来越高，选择毕业生也更加理性。不再单纯追求人才的数量，而是更加注重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许多用人单位已将综合素质作为评价毕业生“实力”的主要依据和择人标准。例如，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即使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由于综合素质不同而就业差别较大的现象。综合素质高的毕业生受到青睐，他们就业面宽，就业机会多，选择余地大，常常是供不应求。相反，综合素质低者因受到嫌弃而过剩，出现了“就业难，难就业”现象。综合众多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可以看出具有下列素质和条件的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1）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高尚的品德。从多年大学生就业情况看，用人单位普遍欢迎政治思想素质好、品德高尚的毕业生。例如，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共产党员及诚实守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大受用人单位的青睐。（2）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事业心和责任感已是许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素质的基本要求。用人单位特别欢迎事业心强、眼光远大、心胸开阔、具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而对那些最大的追求是实现个人价值，或刚到就业单位稍不顺心就“跳槽”者则表示极大的不满。（3）具有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现在的大学生由于在基础教育时，家长、师长包得过多，其最大的弱点是怕吃苦，缺乏实干的奋斗精神。因而，许多用人单位十分看重毕业生是否具有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那些缺乏吃苦精神，“骄”“娇”习气十足，想坐享其成的人是不受欢迎的。（4）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宽广的知识面。在就业市场上，学习成绩优良，知识面宽，综合能力较强的毕业生普遍受到欢迎。外语四级、计算机二级及其以上等级证书已是许多用人单位和一些城市接收毕业生的基本要求，更多的高层次单位要求学生外语六级以上。（5）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创业意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总希望毕业生动手能力强，并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历。例如，当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之所以“走俏”，就是因为他们大多适应能力强，一上岗就能独当一面。学生在校期间有论文、作品、著作发表者之所以很“抢手”，也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成果”证明了其实际能力和创新意识。（6）具有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越来越需要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因此，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的过程中，十分注意考察了解毕业生是否具有团队协作精神。那些集体观念淡漠，自以为是，很难与他人合作的人是不受欢迎的。（7）身心健康者。身心健康是现代企业对人才基本素质的要求。如果一个毕业生其他方面条件不错，但若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或者体弱多病，甚至未工作先要治病，用人单位也是不愿意接收的。现在，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对毕业生进行心理测试、身体健康检查等，就是对身心素质要求的体现。3、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在当今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一方面大学生择业受毕业时间相对集中、选择职业时间较短的影响，另一方面，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多，而社会的有效需求却在短期内增加有限，因而就业岗位有限，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当前大学生趋之若鹜的“热门”职业、“热门”岗位，求职毕业生多，就业竞争更为激烈。除毕业生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外，学校之间、用人单位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学校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毕业生顺利就业，在提高学校的就业率和就业层次、就业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按市场需求调整学科专业招生，加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和实施宽口径培养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就业指导，拓宽就业渠道，加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优质的服务。另外，学校还建立就业“基地”，建立集管理、教育、指导、服务为一体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就业指导的“重心”下移，从一入学的新生开始，就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和资料，促使学生面向未来、面向社会需要塑造自己；在就业工作方式上实行“四化”，即态度上主动化，时间上经常化，力量上全员化，手段上信息化。作为用人单位，也在加大宣传自己的力度，树立企业形象，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不断提高人才的待遇。近年来，愈来愈多的用人单位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选拔到优秀的毕业生，已不再局限于参加校园招聘会，而是采用各种方法与学生接触，经常与学校保持联系，随时物色合适人选。4、以学校为基础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尽管社会上已形成了各类人才市场，但由于市场规模大，缺乏严格的市场规则，或由于针对性不强，而使就业签约率不高。相比之下，以学校为主体的就业市场，由于学校与用人单位常年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供需双方专业较对口，学校的中介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等，这样就使得学校的就业市场签约率较高，市场的效益发挥较好，因其高效、可靠、真实、规范而受到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许多高校的调查显示，毕业生对就业信息的获得主要通过学校，并已对学校举办的就业市场产生了依赖性。这标志着以高校为基础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已经基本形成。5、就业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完善（1）以学校为基础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和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已经建立，并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指导和服务。据统计，已就业的大学生中， 80％是通过学校来落实就业单位的。目前，各学校的就业指导正在向专业化方向迈进，即通过就业指导的专门化、专家化来进一步提高就业指导的水平。（2）市场机制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得以充分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择业氛围正在逐步形成。（3）毕业生就业市场正从传统的管理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管理模式转变。就业指导的手段正在向信息化、网络化迈进。各高校积极创造条件，依托全国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站，为毕业生提供网上信息交流和服务。（4）就业关系合同化。即无论企业、事业单位，还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只要录用毕业生，都必须签订就业协议，这从客观上反映了毕业生就业工作已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目前社会医学研究热点领域是什么，这个他应该有他乡专业的定义，这个你还是到相关的书籍上发一下比较专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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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第一，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种种弊端的问题。 具体分为四个小点： （1）城乡分割。长期以来，由于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体制进一步加剧了这个矛盾。 （2）城乡公共医疗体系不健全。在传统发展思路影响下，单纯重视GDP的增长，对卫生事业相当漠视，因此导致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 （3）超标等级制。有人说，现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造成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怀念传统体制下的所谓“公平”局面。 （4）公立医院多数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服务态度不佳。从微观看，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一二级和三级医院处于低效和亏损状态；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医疗卫生体制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养懒人”的局面。 第二，对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势力渗透到医疗卫生领域所形成的腐败风气的问题。 第三，对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失衡和医疗卫生改革中的某些偏差问题。 第四，对改革中一些新的正当的举措实施的问题。 对策 1、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应该把对社会卫生服务工作的关注落到实处， 加大对卫生事业投入，设立专项补助经费，用于启动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保证对基本必要的医疗设备的投入，并将其纳入财政和卫生事业的常规预算。 2、要改善配套政策把符合标准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医保定点，纳入城镇基本医保范围，实行比较大医院更为优惠的的个人自付比例，引导病源的合理分流。 3、政府要加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监督管理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同时还要依法加强经常性的监督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服务经营管理制度，一套完善的评价、监督、奖惩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医疗卫生服务的和谐、公平、有序竞争。
社会医学是医学 教育 的重要学科,加强社会医学教学是健康观念与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社会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 医学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载体是人的生命，其目的是无限地接近人类生命过程的真理。医学应满足社会的医学需求，在社会中实现其维护人类生命的作用，因此医学又具有社会性。医学的社会性体现在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体现在医学社会工作中。
1 医学的发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事实上也坚持了“客观性的原则，坚持可检验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1];医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过程;并且医生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与 经验 来保护人们的健康，消除他们的疾苦。医生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是医学科学技术，但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是人，因而医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高科技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
医学的发达与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1)我国在上古时代医生就已经是专门的职业，如周礼天官就有正式文献提到医师的职责。然而，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并非每个医生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一般人中只要略有学问且自己对医事有所把握者，都可为人切脉开药，直到如今仍有其余迹。(2)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了中国，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 总结 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还有一本传世巨著，那就是《黄帝内经》，她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3)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 文化 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4)到了金元时代，中国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了《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到了现代，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医学在各方面都取得好成绩。2003年抗非典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子。
医学的发展对人类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1)中国古代医学发展较早，与传统儒学联系紧密，历代许多医学伟人都是由儒入医，积极用世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仁”与“礼”同时也指导了医学的从业思想。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序”非常明确指出“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教含灵之苦，”清代袁枚评薛雪从医一语中的“圣学莫好仁，先生能以术全其民，使无夭礼，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从《周礼医师章》到《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一部中国医学院史，“仁”的思想贯穿始终，可以说，中国医学史是一部闪耀着耀眼光芒的人文主义的历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不少人为攫取财富，践踏人性，毁灭人伦，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在医学界，草菅人命，乘人之危，坑蒙，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以中国医史作为当今医学界澄澈的参照，作为对当今唯利是图的人的棒呵，积极意义是明显的[2]。(2)中国古代的医学伟人。常带着实事求是勇敢探索的精神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医疗活动。因而他们在当时以致对后世都具有模范作用。从张机到后来的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大家，他们无不是科学地牢记前人，批判地吸收前人经验，大胆提出自己见解，创立自己学说，推动中国医学事业不断发展，从而不断地促进人类的进步。
2 不同的社会时代有不同的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科学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为保护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时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标准形式和 方法 。历史上曾有过多种医学模式。(1)西周时已确定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置医师，掌医之政令;又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等，为医学分科之始。当时政府机关已设官员掌管藏冰，变火，以救时疾。公元前五世纪，医学家秦越人(扁鹊)诊病已用望、问、闻、切的诊断法，尤长切脉诊断。(2)现在正面临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包括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探究到社会层次，医学模式增加了心理与社会的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在旧的模式下，不会因不被认识而不发生作用，也不会因被认识而替代生物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因其影响生物因素成为医学模式的内容，但医学的载体仍然是人体生命，医学所研究的本质上依然是人体生命过程。因而新医学模式并未使医学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科学―实质上就是社会医学[4]。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甚至在此认识上形成了社会医学、心身医学、临床心理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它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取决于医疗技术、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医学模式不仅从观念上对健康与生命作出了这些理解，而且开始从医学角度对之进行论证，如不同文化心理的人群对于疼痛的忍受力、心理因素对糖尿病治疗的影响、医患关系对老年患者康复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对 儿童 精神健康的影响等等研究。这些研究不断地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医学观符合于人类健康维护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它才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医学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统一[5]。
3 医学的社会性对医务人员的要求
如今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足迹已遍布世界许多国家的医院和社区。医学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关注患者的社会属性，把握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担医护技术之外的社会工作，扩展有利于患者和家属应对疾病、死亡等方面的社会心理调适工作，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调动患者机体内在的自愈力，构建医疗技术之外的另一条途径，促进患者尽快康复;目的是强化医疗服务的人文关怀与照顾;与医护人员一起努力实现医疗的“全人”服务目标。目前应把化解医患矛盾、降低医疗纠纷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医学社会工作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树立良好的医院形象，提高医院声誉，增强医院竞争力，最终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1)医学服务于社会，仅有医学是不够的。若说医学的社会实现“是一门社会科学”可谓恰当，甚而可言为“一门大范围的政治学”。在使用医学过程中进行的卫生服务机构研究、卫生经济学研究、技术及标准评估、决策分析等已不可能是医生所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有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加入。医学必须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一起，共同实现社会赋予的使命。基于这一点，医学应该超越狭窄的视野，在 社会实践 中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促进医学在社会实践中也不能只专注于医学，社会同样也需要战略的眼光，主动运用经济的、社会的手段，促进以医学为基石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医学的社会实践既要落脚于医学，又不能孤立地依赖医学，既要充分地利用医学，又不能将医学的范畴扩大化。(2)医学社会工作关注的重点是患者的社会属性，弥补单纯生物医学的缺陷，强化人文关怀照顾，实现健康服务模式的完善，为此有很多与医护人员密切合作，需要与医院其他部门协调关系[6]。例如，患者对诊断治疗中的情况提出问题和意见，我们可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给予正确的解释，但有些问题必须由医护人员向患者和家属说明。尤其当前医学社会工作要特别协助医患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了解患者和家属的希望、要求和意见，及时反馈给医院的管理者和医护人员，改进医院的工作。(3)社会工作具有国际公认的涵义，即以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帮助他人。虽然社会工作的具体专业领域有所不同，但社会工作要充分考虑到受助人的需要及其主体性，人道主义是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原则[7]。维护生命，关爱健康是医学社会工作的第一价值原则，医学社会工作者必须尊重患者，关心患者，一切从患者的健康利益出发，热情、理解和真诚是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医学社会工作者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社会职业角色，要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达到助人活动的有效性。他们要用广博的知识、技能和价值为社会提供安全、有效和建设性的社会服务。我国现在不能要求过高，但经过一定培训还是必要的[8]。价值理论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培训必不可少;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是基础。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学习讨论也很重要;医学 健康知识 的具备有利于医学社会工作的专业需要[9]。
医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同时又具有社会性。我们所作的医学社会工作还是初步的探索，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转型，医学的发展，健康观念的转变，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社会工作一定会发展、成熟起来。
【参考文献】
1 蔡子微,胡怀明,侯维志.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初探.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04，5:23-242.
2 梁浩材.社会医学的历史使命.医学与社会，1998,11(2):1-3.
3 袁震.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临床应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6.
【摘要】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素质的核心，然而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医学生 人文素质 重要性 方法与途径
中国医科院院长刘德培院士提出：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医学的使命就是对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的关爱和尊重。 反思 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这不仅偏离了医学的本质要求和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也与时代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1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现状
我国医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欠缺。
教育教学方式落后。
人文类教育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2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必备的素质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医学的灵魂。医学生在治病救人，揭示生命、健康和疾病奥秘的同时，必然包含着对生命的认识，对患者的情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等至关重要的人文使命。医学与人文的不解之缘，势必形成对医学人才的特殊要求，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本身的发展，医学人才的人文素质在医学人才成长过程中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人文素质教育在当今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
对医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内在的必然要求。未来社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基本素质主要是由自然科学技术素质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构成,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因此，医学教育只有在重视医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也注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才能培养出关注现实、关爱生命、关怀平民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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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医学的人文属性必定使医学突破以往生物、生命科学的框架,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医学涉及到了社会、心理、伦理、哲学、环境、经济以及法律等人文社会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社会对医学发展要求的变化和医学内涵的不断拓展，必然提高对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引起医学教育目标的调整。 3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更新教学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了全新的教学理念才能真正领悟教育的真谛。今天的医学生就是明天救死扶伤的医生，面对病人，医务工作者既需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更需要有一颗慈善的爱心，只有与病人充分地交流合作，才能真正了解病人的痛苦，真正知晓疾病的根源，更好地治疗疾病。 因此做到文理渗透、情理交融、身心统一，用自己的博学与专长去治愈病人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也是医生素质的最好体现。
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一样都是医学生从事医学事业的必修内容，要把医学生的人文教育与科学专业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变传统教学理念，使施教者明白医学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同时也是“通才教育”，使受教者明白人文精神是医学教育的精神支持、动力源泉。
构建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医学院校应根据社会与医学发展的要求，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优化和重组医学课程结构，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文课程体系。不仅要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必修的传统医学生人文课程，而且要根据实际需求有选择的开设人文科学课程。
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 教学方法 应积极尝试多种形式。如指导性自学、实践性学习等。必须讲求实效性，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在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学习成绩评价方法方面，应逐步推广以撰写论文、讨论、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考核，侧重培养医学生综合、分析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在加强人文教育上，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直接通过课堂内容学习，还要让学生间接的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人文修养。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学校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加强学生社团的建设和引导，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充分发挥医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者，要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学术活动不仅能够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有利于学生文化品位的提升和创新潜能的积淀。?
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还包括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中，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人文关怀。“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培养医学生专业技能的机会,而且是培养医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校应把握好这个环节，协同社会和家庭正确引导学生，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建立起回报社会的理念和奉献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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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相关论文【1】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日常经营管理在企业发展中产生的各项花费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中，但相关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很多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中均存在监督管理机
制不足、预算编制方法缺乏合理以及不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等问题，本文则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望给予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
企业;财务会计管理;问题;对策
当前各个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再加上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伴随着财务风险，其中财务会计管理问题在企业管理问题中尤为突出，所以企业想要实现稳定快速发展就有分析财务管理存
在问题，根据企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方案，由此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一、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中存在问题
1.监督管理机制存在不足
财务管理是企业财务会计管理核心，然而很多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过于注重预算编制，则忽略预算分析和预算执行，常常会存在预算偏离情况以及随意对预算调整和增加。
最重要在预算中缺少有效的监控机制，长期以往会分离编制预算和执行预算，如果企业在此过程中没有树立正确项目绩效评价观，造成随意浪费预算资金，从而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2.预算编制方法缺乏合理
当前很多基层单位都运用基数+增长的编制预方法，很少花时间去考虑基数是否科学合理，更不考虑分析当年项目变动因素。
甚至部分单位夸大支出项目和虚增预算支出，目的在于增加本部门利益。
而在较大的专项经费方面，高层领导成为利益保护伞，上报资金需求数量时出现了报价奇高现象，审批过程中也没有严格两上两下的规定程序。
部分企业预算指标下达时间常常会滞后，也正是因为指标下达时间而在使用资金时缺乏相应的约束依据，常常出现在指标没有下达之前就用完了当年预算经费，最终形成大量预算缺口和赤字。
3.不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
部分中小型企业没有雄厚的资金，甚至对企业未来发展也没有树立长远的目标，因此缺乏全面且正确的认识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风险，
不仅增加企业发展难度，一定程度还会损害企业经济利益，不利于企业未来发展。
二、解决企业财务会计管理问题对策
1.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内控是财务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加强企业财务内控管理能有效提升各种风险防范能力。
必须在内控管理中确保完善各项制度并将其作为提高内控管理的基础，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众所周知，企业财务内控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即会计控制制度，需要通过设立企业内控机制并在明确职务分工的情况下实现授权批准与
执行业务、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审核监督与业务经办以及会计记录和财产保管等相分离制度，由此才能实现会计内控目标。
在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做好会计控制的同时加强票据管理，进一步规范发票管理工作，就需要制定相关发票审批权限、审批制度等，将具体管理责任落实到个人。
企业也应面向社会聘请有能力和有工作经验的财务会计管理人员。
定期考核财务人员业务水平，要求财务人员具备会计和财务等相关工作经验以及企业的办事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使其在财务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2.运用正确预算编制方法提高财务预算效果
预算编制是财务管理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应改变预算编制方法，提高财务预算效果。
对此可运用以零基预算法，该预算方法也称为“以零为基数编制的预算和计划”，打破传统预算编制的基数概念，即先分析对比上年度的
实际收入和支出情况，从而找出收支规律，并将其列为预算年度编制的基础参考依据。
之后详细了解和编制工作有关的经费数据资料，准确掌握今年需要花费资金的活动信息，拟定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标准，同时要求工作
人员提出未完成的项目预算申请以及新增项目需要提交的经费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再根据预算编制情况对预算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全面规划新年度学校工作计划。
3.加强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提高财务风险意识
企业预算要严格控制支出，加强监管力度。
首先深入实际情况调查分析，在编制预算前应认真分析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之后要全方位了解国家制定的各项财政政策，从而增加来年预算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其次使用经费部分应根据预算项目执行，并管理部门预算执行目标，实行一支笔审批和一本账制度，领导严格审批经费较大的项目。
坚持从单一会计核算向预算管理的管理转变，学习更要坚持批钱、花钱、管钱等思想理念上下一致，避免出现财务风险。
企业应根据实际财务情况制定相应的财务会计规章制度，加快对财务执行控制与管理，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并加以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财务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更重要是确保财务上报的部门预算都能满足企业发展目标要求。
此外如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取得经济效益，就应学会善于在财务会计管理中随时对企业财务情况进行监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风险预警，能起到降低企业风险发生率。
同时还应学会判断各类风险，尤其对于无法避免的风险应建立预警系统来尽可能减少因风险产生的损失，从而做到防范有预案，解决有措施。
三、结语
总之，财务会计管理在企业运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综合性管理应不断进行完善，使企业良好地适应激烈的市场环境。
企业财务会计管理在进一步医改的大环境下要以发展的眼光实施各项完善措施，从而推动企业稳定快速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小兰.中小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东方企业文化，2015，(2).
[2]曹广喜，李玲.中小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20)：12～13
财务会计相关论文【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探析
[摘要]全球化经济对我国经济市场造成了影响，也对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的工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财务会计的工作方向是以会计准则为基础，而税务会计的工作准则是税法。
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将这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充分协调，才能发挥出二者职能的真正作用与优势。
因此，本文将对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关系及协调思路展开探讨，以期促进我国企业全面发展，从而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良好发展。
[关键词]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关系;协调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社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对财务会计、税务会计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只有进行互相协调、互相发展，才能促进企业持续发展，并推动社会经济繁荣。
在进行实际工作过程中，财务会计、税务会计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关人员需要区分二者的职责，并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以提供更加准确、高效的会计信息。
1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的职能分析
1.
1财务会计职能分析
财务会计是企业会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能是统计企业与财务相关的各类信息，并为投资人、债权人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管理。
财务会计利用有效的会计方式，将企业内部的财务整体状况进行计算，可为企业决策者提供有效的参考建议与会计信息。
财务会计是现代企业生产、运营、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对企业能否健康、有序发展造成影响的重要因素。
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的优劣，对企业经营综合效益产生直接影响，并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与市场核心竞争力。
1.
2税务会计职能分析
在企业内部税务与财务互相交叉组合产生的会计系统便是税务会计。
税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对纳税人需要缴纳税款的数量、成因、申报，进行有效的统计、计算与管理工作。
税务会计的工作基准是国家颁布的相关税法，同时还要确保税务工作的精准性，为不重复收税、漏税提供保障。
2财务会计、税务会计之间存在的职能联系
2.
1财务会计是税务会计工作的基础
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税务会计强调的是严谨性，因此在进行税务会计工作过程中，要对财务会计提
供的各类信息进行参考、借鉴，从而达到以财务会计信息为基础，展开对纳税人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核算、监管的目标，从根本上加强会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
企业整体的经济活动都与企业内部的财务会计密切相关，企业与政府可以通过会计信息掌握、了解企业内部的真实经营生产状况。
国家税务部门也可以根据财务会计信息及时掌握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编制程度，并对企业进行良好的控制与管理。
同时，企业利用财务会计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可以对相应的税务会计工作进行处理，并将从财务会计处得到的核算结构，灵活应
用在税务会计处理过程中，为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经营综合效益提供保障。
但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进行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由于时间性差异造成的诸多问题，这便对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工作人员在进行财务处理工作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国家相关税法执行，才能为国家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助力。
2.
2企业财务报告体现财务会计、税务会计之间的协调性
反映财务会计与税务之间关系的有效依据便是企业的财务报告，只有在进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将二者之间存在的关
系充分协调，才能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明确企业的内部管理目标，并确保企业适应经济市场的发展规律，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所得的综合效益。
通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存在协调性的主要表现方式便是财务报告。
由于税务会计对其进行制约，所以，财务会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严格遵循相关的税务会计规定。
企业通过对自身负债情况、资产情况进行比较，便可充分反映出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并利用这种差异造成的所得税，
将会计整体收益与所得税之间产生的差异进行准确记录。
例如，企业税务会计在对所得税进行计算的过程中，要将时间性差异妥善处理，便需要设置有效的递延税款科目，这样才能具体展示出企
业的长期资产以及负债资产情况，为二者共同协调发展提供保障，从根本上确保企业可以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规律。
3财务会计、税务会计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3.
1核算对象不同
在进行财务会计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进行核算处理的主要对象是以货币计量企业为主的企业经济事务，通过财务会计的正确核算，将企业内
部的真实财务状况准确的反映出来，还能显示出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动规律。
同时在涉及纳税事宜、纳税数量的过程中，为了确保企业债权人、国家宏观调控、投资人、企业经营管理者等多方面的利益，相关人员要对企业的投资、资金周转、市场退出等情况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
另外，在税务会计进行核算的过程中，其主要核算对象与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其主要是对税收收入、收益分配、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等与税务相关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同时，税务会计的主要核算对象是税款缴纳等各项经济活动、资金流动。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财会人才应该是一个学历高层型会计专业型电算网络型操作合作型新型管理型终身学习型职业道德型素质综合型的具有研究分析决策管理能力的复合型财会人才 关键词：市场经济；现代企业；财会；复合型人才 知识经济对会计领域产生的冲击，思考着知识经济对会计人才能力的新要求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更需要学历高层型会计专业型电算网络型操作合作型新型管理型终身学习型职业道德型素质综合型的具有研究分析决策管理能力的复合型财会人才 1 学历高层型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会计专业的教育滞后，造成会计专业人才短缺，加上人们对会计专业的技术性认识不足常常出现会计岗位上多是一些没有会计专业学历，甚至只有初中学历，仅经过短期的培训或跟随老会计学习一阵，就匆忙上岗的现象，造成整个会计行业学历偏低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许多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或开设会计专业，同时，在岗的会计人员又都在积极地进修学习，提高学历因此，会计岗位的高学历比例不断提高与前些年相比，近年来，会计人员的学历层次正在稳步提高 2 会计专业型多年来，我国会计人员大多理论知识贫乏，业务素质不高，不适应会计发展的需要财政部从 年开始直接组织高层次会计人才培训，计划用年左右的时间，培养和造就一批高素质复合型领军会计人才同时，国家还通过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会计技术职称考试会计执业资格考试（ 等）以及组织选拔高层次会计人才培训等方式，正在逐步建立完善科学客观的会计人才评价选择机制和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并从大批高校会计本专科生中不断充实会计队伍，使专业型的会计人才大大增加 3 电算网络型随着以计算机技术为平台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会计处理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记账算账报账电算化这就要求现代会计必须具有现代化会计网络意识，以适应会计工作网络化管理的新环境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学好计算机知识，并学好一门外语，努力提高外语水平，熟悉相关学科知识，扩展专业视野等，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更要掌握随时代发展的边缘知识 4 操作合作型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计工作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会计人才不仅要掌握现代核算工具。 而且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在现代会计工作中显得非常重要因此，现代会计工作要求会计人员在工作中能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财务机构内部，有效地避免重复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在外部，能密切财务机构与财政税务机关 银行 会计师事务所的关系 5 新型管理型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工作仅是核算型，知识经济促使生产的知识化信息化，也促使行业管理中的会计管理方法在适应性灵活性创造性等方面向多变多维的方向转化，形成一种新的会计观，即会计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信息加工系统，而是一个组织监督协调控制经济活动的管理系统；会计工作不再是以核算为主体的工作，而是以内部控制为核心的管理；网络经济时代，使得管理在空间时间效率上都发生改变，形成具有网络程序化实时动态化的管理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会计人员能力的要求越广泛越全面越多样因此，现代的会计人员应当是既懂核算，又懂财务管理，具有创新性适应性的复合型管理会计人才 6 终身学习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会计人员的知识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就成为会计人员成功的必备条件这种学习能力既是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能力，也有综合知识的博览能力，若把前者叫专业技能，则后者可称为复合技能有资料显示：一个人的专业技能知识只有1来源于学校，其余的则取决于日后的不断学习和积累，所以提高会计人员的能力需要终身学习，不断进取。 7 职业道德型职业道德是一个合格的会计人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同时，职业道德也直接左右着会计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市场经济的前期，对会计工作要求只是一般职业要求，并没有上升到职业道德高度，造成有些会计人员为维护小集体的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和法律；只接受本单位负责人的指令，置会计制 度于不顾，弄虚作假，致使会计信息失真，成为社会公害随着经济管理规则和会计法的健全，会计制度进一步完善，加强会计人员的敬业爱岗 实事求是 恪守诚信严于律已操守为重的职业品德教育，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会计人员必须对自身角色与职能进行重新审视，并加以调整，努力提高职业道德求实讲真恪守会计职业道德是社会对会计人才的第一要求以诚信为本做好会计工作，是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最基本的准则，是会计人员特 殊职责赋予的崇高历史使命。8 素质综合型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传统的记账算账单一能力型的会计人员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型经济形态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打破原先束缚个人思维能力发展的桎梏，主动积极地去适应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迁，重新审视自身的业务素质，重视知识，对自身能力进行一次革命，融入到综合素质型会计人才的社会主流，才能在激烈社会竞争中取得优势。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更需要复合型财会人才王军副部长强调：一个人的视野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要真正成为行业领军人才，必须具备开阔的思想，宽广的胸怀；应关注会计以外的学科，跳出就会计论会计的定式只有更多更好地反作用于母体学科及经济社会，会计学科才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有所贡献，会计的社会价值才会更好地体现因此，时代要求会计人才应该是一个具有研究 分析 决策 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会计人才。 就我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的职能在不断的扩大。 建立高素质、复合型财会人员队伍，已成为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对高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校在深化体制改革和内部挖潜的同时,面向教育市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多模式、多层次发展高等教育.高校发展环境的多元化,使得高校财务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多变化特点,如何加强学习,建立学习型的高校财会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管理能力,以"管理出效益、管理促发展",日益成为各高校财务关注的热点之一.所以，会计人员应由以往的记录型人才飞跃为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管理型人才。 面向21世纪,高校财会人员队伍建设要注重群体结构优化、建立新型的管理体制,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且使引进人才与现有财会人员的培训相结合,以适应现代化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需要.
101. 价值链成本分析 102. 企业集团税务筹划问题的探讨 103. 税务筹划的财务管理基础 104. 股票价格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研究 105. 财务决策权配置问题的初探 106. 工程项目内部会计控制的探讨 107. 会计控制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 108. 内部控制的博弈分析 109. 现代公司财务权安排：多维配置模式 110. 资产评估有关问题研究 111. 构建会计约束机制的构想 112. 财务杠杆及其应用 113. 财务比率分析若干问题研究 114. 企业筹资方式的理性选择 115. 企业最优财务结构研究 116.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 117. 企业资金成本研究 118. 关于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有关问题研究 119. 论公司财务的价值创造功能 120. 论我国外币折算方法的最佳选择 121. 通货膨胀对传统会计的挑战 122. 论成本跟踪控制 123. 采购与付款业务的有效控制研究 124. 关于担保内部控制的探讨 125. 担保业务的基本流程及其控制 126. 公司内部财务报告体系的设计与应用 127. 现代企业财务控制系统的构建 128. 公司采购环节内部会计控制方式问题的分析 129. 建立有效内部控制制度的要素问题探讨 130. 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 131. 有效构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几点思考 132. 投资项目评价标准的比较与选择 133. 战略管理会计的内容与方法问题的探讨 134. 战略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135. 战略成本管理在企业并购中的运用 136. 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137. 公司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38. 平衡记分卡导向企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探讨 139. 价值基础的管理层业绩评价体系初探 140. 企业业绩评价：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博弈 141. 关于价值导向业绩评价模式的探讨 142. 公司经营业绩的度量与披露问题的分析 143. 战略型CFO激励机制的设计框架 144. 利用ERP实现全面预算管理的设想 145. 公司预算控制模式的构建 146. 公司预算管理问题的探讨 147. 论会计与审计的关系 148. 如何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探讨 149. 论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体系的构建 150. 论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 151. 论审计理论基本要素 152. 论社会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153. 会计软件的设计如何适应现代审计的要求 154. 论审计的本质、特征及职能 155. 关于审计规范的思考 156. 审计质量问题的研究 157.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研究 158. 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控制研究 159. 关于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问题研究 160. 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跨地区执业问题的研究 161. 关于注册会计师专业教育问题的研究 162. 审计证据充分性和适当性问题的研究 163. 审计证据和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 164. 审计重要性问题的研究 165. 审计风险问题的研究 166. 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责任问题研究 167. 注册会计师审计行政责任问题研究 168. 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169. 舞弊审计责任问题的研究 170. 错误审计责任问题的研究 171. 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问题的研究 172. 注册会计师验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73. 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责任防范问题研究 174. 会计方法和审计方法的比较研究 175. 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问题研究 176. 内部控制制度审计问题研究 177. 内部控制方式的探讨 178. 抽样审计问题研究 179. 存货审计问题研究 180. 应收账款审计问题研究 181.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问题研究 182. 期后事项审计问题研究 183. 盈利预测审核问题研究 184. 审计监督与专业经济监督关系研究 185. 注册会计师审计环境问题研究 186. 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制建设问题研究 187. 审计责任与审计质量关系研究 188. 审计法律责任对审计职业选择的影响 189. 会计报表审计若干问题研究 190. 关于注册会计师专业课程设置问题研究 191. 期初余额审计问题研究 192. 审计证据与审计意见关系研究 193. 关于审计报告说明段问题的研究 194. 知识经济对审计发展的影响 195. 我国加入WTO后对审计的新要求 196.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问题的探讨 197. 会计信息质量成本及其控制 198. 注册会计师与政府监管者的博弈分析 199. 财务报表舞弊行为特征及预警信号 200. 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的问题剖析 201. 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失真问题的探讨 202. 盈余操纵行为监管的模型分析 203. 从博弈角度分析会计诚信的缺失及其治理 204. 关于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的思考 205. 会计信息失真与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分析 206. 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与政府管制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会计热点问题,希望对大家的论文写作有帮助:1.小规模纳税人3-5月征收率3%减按1%,但是由于会计操作失误,3月开出的普通发票有的是1%的征收率,有的是3%的征收率,且3%征收率的发票由于联系不上购买方已经无法收回,那么4月申报第一季度增值税时,3月开错的3%征收率发票是否应按照1%计算缴纳增值税?是否需要收回原发票并开具红字发票?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13号)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在上述复工复业政策实施期间,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超过10万元,开具了征收率为3%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可以在申报纳税时直接减按1%征收率申报缴纳增值税.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纳税人应如实开具发票.纳税人享受减按1%征收率征收政策的,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当在税率或征收率栏次填写"1%"字样.今后,纳税人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2.我公司经营广告业务,能不能享受疫情期间生活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8号)规定,对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规定,广告服务属于现代服务.因此,你公司提供的广告服务不适用生活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3.我公司是客运企业,享受疫情期间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我公司开出的免税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客户是否可以抵扣?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39号)第六条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若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暂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照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你公司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向客户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时,应当在税率或征收率栏次填写"免税"字样,发票上不显示税额,下环节不能据此抵扣进项.4.我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在季度申报时既符合小微企业增值税免征,又符合生活服务免增值税政策,那么在进行季度申报时,我应该按照小微还是按照生活服务免增值税填写申报表呢?答:同时符合小微免征增值税政策和其他免税增值税政策的,按照小微企业免征政策填写申报表.5.湖北的小规模纳税人,符合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免税优惠,2020年4月部分业务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业务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请问开具普通发票的部分是否可以享受免税优惠?答: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为购买方就某一笔业务开具3%征收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要就该笔业务按3%征收率申报缴纳增值税.未开具专用发票的其他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仍可以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业增值税减征或免征政策.6.由于疫情原因,继续教育成人高考学历教育,本来今年4月毕业,现在只能7月毕业了,这种情况5到7月还可以享受继续教育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吗?答:扣除终止时间按照学校统一规定的学历教育截止时间确定.7.电影行业今年遭受疫情影响很大,请问对于企业发生亏损的,有延长结转年限的规定吗?答: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5号》的规定,对电影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电影行业企业限于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企业.你单位如符合文件规定的条件,对于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8.企业在成立时登记为一般纳税人,2019年5月依据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号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后来由于业务量扩大,销售额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在2019年再次登记为一般纳税人.那么,该纳税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如果符合连续12个月或四个季度累计销售额不足500万元的条件,可以再次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吗?答: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第六条规定,一般纳税人符合以下条件的,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日前连续12个月(以1个月为1个纳税期)或者连续4个季度(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因此,纳税人在2019年及之前曾选择由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后又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允许在2020年再次由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9.企业为湖北员工在湖北做核酸检测费用进行报销,员工取得的是个人名字抬头门诊收费票据,票据有财政部监制章,可以作为企业税前扣除凭证吗?答: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10.我公司疫情期间出租房产,减免了承租方的租金,根据规定按减收后租金作为计税依据,依法计征房产税.请问,减征的房产税是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答:企业出租房产,按规定缴纳的房产税,可以在税前扣除.减免租金后,导致房产税少缴,按实际缴纳的数额扣除.11.疫情期间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有什么优惠政策吗?答:按照《财政部国家电影局关于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电影局公告2020年第26号)第一条规定:湖北省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条规定,符合本公告规定的免征条件,但缴费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缴费的,可抵减缴费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或予以退还.12.我们公司是一家KTV,疫情期间遭受打击很大,请问文化事业建设费上有什么优惠政策吗?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5号)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因此,你公司可以按规定享受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免征政策,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的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免征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可抵减以后月份应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或予以退还.13.我不是电影行业的企业,但也受疫情影响严重,关注到总局近期在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中提到今年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想问有行业限制吗?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5号》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只要是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费人在此期间均可享受免征.14.我是一家广告公司,看到文件说今年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想问下这个优惠期间是指费款所属期还是申报期?答:优惠期间是指费款所属期.15.受疫情影响严重,我公司想享受文化事业建设费的优惠,请问我是公司在申报时是直接全填0进行零申报,还是正常填写报表项目同时选择减免性质代码按免税进行申报?答:你公司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5号)享受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需要据实填写申报表相关项目,选择该文件后,对所属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自动完成免征申报.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社会学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论文当中引用的学术内容是作者对文献作者研究成果的肯定和认可，它的写作也是对前人劳动成果道德尊重，参考文献是论文写作的重要部分，它表明了文献和论文之间的继承性。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社会学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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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一) [1]屈智芳.社会保障与女性职业发展[D].郑州大学2010 [2]朱力等着.社会学原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美)戴维·迈尔斯()着，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5]刘杰，徐祥运编着.社会学概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6]李春凤.不同组织高学历女性职业生涯阻隔差异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7]程慧.我国女性职业结构研究[D].北京物资学院2009 [8]耿飞.社交网络中趣缘群体互动模式转换的影响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9]洪睿旋.微博环境下女性话语权的现阶段提升与再提升困局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0]张廷成.社会角色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退役运动员再社会化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1]赵雯雯.选秀类电视节目作为新型向上流动途径的社会学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3 [12]冉娟.公共部门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13](美)孙隆基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刘梦主编.小组工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5]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二) [1]刘泉红，刘健.国外中小企业政策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1(19) [2]赵玲玲.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11(08) [3]张彻.区域经济差异识别及预警研究[D].武汉大学2010 [4]李红艳.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J].数据.2011(08) [5]赵德余.广东积分落户管理政策的经验及其对上海的启示[J].科学发展.2013(08) [6]何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制度冲突与出路前瞻--基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经验[J].上海城市管理.2013(04) [7]李璐颖.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3(03) [8]李峰.我国中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武汉大学2013 [9]王文军.中国企业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研究[D].武汉大学2014 [10]肖红蓉.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D].武汉大学2010 [11]钟怀宇.城市化进程中非均衡性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02) [12]王本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13]刘国新.中国特色城镇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14]王建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合理预测方法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07 [15]叶玉瑶，张虹鸥，许学强，周春山.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J].地理研究.2011(12)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一鸣.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J].中国金融.2010(04) [2]刘梦琴.广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J].南方农村.2010(06) [3]姜达洋.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05) [4]昝剑森，刘扬.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与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06) [5]晏月平，廖炼忠.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6]窦金波.以制度创新推进城市化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9) [7]邢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浅议[J].大众文艺.2009(24) [8]李爱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完善--以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03) [9]周小刚，陈东有.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10]周弘.国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面面观[J].求是.2009(22) [11]周小辉，屈胜喆，夏沁田.论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J].科技创业月刊.2009(10) [12]鲁德银.土地城镇化的中国模式剖析[J].商业时代.2010(33) [13]鲁德银，王习春.试论中国特色城镇化新道路--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迁与城镇化政策[J].孝感学院学报.2009(05) [14]孟祥林.城镇化进程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论我国存在的问题[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15]田永坡.德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现状及改革趋势[J].行政管理改革.2010(04) 猜你喜欢： 1. 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2.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3. 社会学论文参考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5. 关于社会学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要突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性、科学性和应用性 ,以及学科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沟通、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的总称。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长期以来，如何创建一个能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都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单位制，到八九十年代采用的街居制，都是我国政府追求良好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繁出现，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失范”的风险。为了控制社会风险，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采取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成效不能低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单位制：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
(一)单位制的特征
单位制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以企事业组织为单位，承担政府的社会分工目标，并对其成员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企事业组织称为单位。[1]单位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单位制中的国家垄断控制资源的供给。单位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2]单位制下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的分配资源的功能，而政府本身则是一切资源的垄断者，是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
其次，单位制的组织机理是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双重的依附与庇护。单位依附于国家，国家为单位提供庇护。同时，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为个人提供庇护。美国学者Andrew. G. Walder曾提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崭新视角――单位和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短缺经济以及单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条件下，职工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3]
第三，单位制中的单位承担了无限的社会功能。“从单位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 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4]在这个意义上讲，单位成为社会的代名词，单位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无限重合。
(二)单位制的执行效用
首先，单位制的实施使得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后者付出的代价却是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最终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人格，限制了人性中的创造力。因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庇护，个人就是孤独的和无所依托的，根本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必要资源。同时，“单位所控制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 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5] 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如果个人希望从单位中获取这种制度性资源，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单位的束缚和控制。
其次，单位制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实现，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单位制下的个人必须做好单位所赋予的角色，遵循单位中的秩序而无法脱离单位自主行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化自由度极低，但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极端稳定，克服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结构性危机。
第三，单位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控制。“全国人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的整合。”[6]中央政府借由单位制运用行政权力塑造了一个“无缝隙”的政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国家经由单位对每一个体制内的人负责，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社会失范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控制。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运用地理编码技术、网络地图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使其部件、事件数字化，同时将部件、事件管理与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到指挥平台，通过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 (一)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行流程
图1网格化社会管理运行流程图1.信息收集。网格长对本网格区域内各类不稳定因素、治安隐患、事故隐患、居民矛盾进行随时排查，监督员在若干单元网格内巡视，在县级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社会公众的举报。上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领导批转的问题，由监督员进行核实。对于能在自然村(社区)解决的问题，解决后登记备案;需要上报处理的问题由自然村(社区)或监督员提交乡镇(居委会)处理并备案;需上报县级指挥中心处理的问题由乡镇(居委会)上报或监督员直接上报，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
2.案卷建立。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接收各乡镇(社区)或监督员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的处理预案进行立案，并报值班班长审核。
3.任务派遣。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值班班长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交由坐席人员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4.任务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联合答复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位协调各协办单位答复或解决，并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督促落实。
5.结果反馈。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之后，要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系统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
6.核查结案。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利用短信和网络等方式通知相应区域的监督员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理情况，并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经坐席人员核查、值班班长审核后，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协调服务中心将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将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立案督办。如督办未果将转交县效能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综合评价。在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平台系统中设置绩效评价模块，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同时，社会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发布问题处置情况和各责任单位的绩效评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配套机制
1.“网格化管理”问题流转机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领导组与部门、部门与乡镇(居委会)、部门与行政村(社区)之间建立问题流转办理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监督员汇报工作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每月底进行 经验 总结 和下月工作部署。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建立基础台账，统一登记、造册、分类，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对群众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行政村(社区)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再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通知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县直各部门要及时答复或解决乡镇(居委会)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的问题。
2.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于各部门、乡镇、行政村在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县级政府建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采取联合执法形式予以解决。
3.“五个每天”管理机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社会管理监督员即网格员上报案件为切入点，监督员在负责区域内不间断巡逻，对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五个每天”：责任主体“每天维护”;城市管理监督员“每天监督”;社区、乡镇等“每天管理”;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每天执法”;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五类主体(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每天评价”。通过“五个每天”管理体制，有效推进各方认真履行职责，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和常态化运作，提高城市(农村)问题的及时解决率，改善城市(农村)面貌和秩序。
4.建立量化绩效考评体制。将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打分，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在政府网站以及报纸等媒体和信息平台进行公示，逐步推进监督方式的社会化和公开化。
(三)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
1.组织架构特点：
打破部门区隔，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往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没有效率，原因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管理的问题却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远远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时候部门分立区隔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基本缺乏协调联动机制，出了问题之后互相扯皮，谁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处理问题。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实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分拣和处置平台，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这个平台统一把收集到的问题加以归类和分拣。这样不仅避免了各个横向的职能部门自己分类和处置问题所可能带来的不科学和不积极的情况，而且形成了一个处理问题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协调有关的部门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问题处理的最终结果形成监督和控制。
2.管理技术特点：
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业当中，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又一大特点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的广泛运用，可以说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就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政府社会管理之后的产物。社会管理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异质化的社会，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庞杂，而且我们社会管理的中心――政府也很难保证自身所有的政策都能覆盖到社会的边缘，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也并非那么强。不过，当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当中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社会的分散性和异质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政府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强自身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尤其是在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显著地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把社会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行政流程特点：
被动处理与主动吸纳并重，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双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问题的发现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和反映，而且问题的解决和处理还依赖于群众的反映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接受单位，并且相关单位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是热心尽责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具备。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则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收集和归纳平台，通过网格员的努力把社会问题发现和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单个的老百姓去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这样社会问题的收集就拥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网格员的主动吸纳和收集，另一种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网格员也需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群众也可以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社会控制思维的延续――单位制与网格化的相通之处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模式却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其中仍然包含着单位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基因，二者之间仍然有内在逻辑继承性。
(一)社会管理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单位制中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承担了社会管理职能，而这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由政府赋予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可以说是政府借由单位这只手实现了对单位中的个人的管理，虽然单位是个人的直接管理者，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才是最终的控制者，单位只是一个实现社会管理的中介工具。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虽然不是由单个的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却是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个大型“单位”的职能基本上是无限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由它去组织协调。这个网格化协调服务中心却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组织，而是由政府创建的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它的运行依赖行政资源，耗费公共财政。可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推动力还是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社会管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管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是行政对于社会管理的吸纳和化解。似乎社会管理工作只能通过行政化方式来进行。无论何种需求都必须被吸纳到行政运作机制中才能得到化解与解决。”[7]在单位制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单位负责职工的薪资、升迁、调动等一切管理活动，员工需求的回应也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到现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依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县级政府建立一个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推动网格化社会管理这项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事业，出发点无非是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依然是行政化的，不是通过社会自身和自发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再设立一个政府部门去统筹协调社会反馈的各种问题，而且对于反映的问题往往一股脑地通过网格化这一统筹平台加以分拣，然后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充当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整个运行流程就是一个收集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很少考虑 其它 利益主体的意见。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之前单位制下应对社会需求的 方法 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行政化路径依赖的结果。
(三)社会管理依赖“中介组织”：单位抑或网格
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单位的角色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国家如果直接面向个人提供和分配资源，会造成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所以国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其实是依赖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的。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个人也只能依附于单位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较良好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反过来讲，国家庇护单位，单位庇护个人，于是，单位就充当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中介组织。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再也不可能去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人也无需一定通过单位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于是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也就解体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力的下降，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增多。这时候国家就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来增强对社会状况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网格也充当了一个中介组织的作用，既要向政府部门反映社会的问题，也要帮助公民个人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控制导向重于社会发展导向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采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都可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标。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包办和控制一切的手段把个人牢牢地与单位连接在一起，单位成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托，个人必须通过单位才能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控制就实现了，国家可以通过单位来控制个人，进而控制社会秩序。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也是同样的目的，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把每一个公民个人都框到一个网格当中去，由网格员来负责向政府反映网格内民众的意见和问题，然后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协调处理社会问题，进而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简而言之，不管是单位制还是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社会控制的意味在其中都体现得较为明显，都强调运用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单位制和网格化则是两种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和活力，推动社会本身的良性发展并不是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目标。
四、超越单位制：网络化治理的生发
(一)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
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有一些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基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网格化社会管理就一点优点也没有，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社会管理模式。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内部横向的部门区隔，构建了一个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让它们联合起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但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和联合还是很难达到社会事务的良性治理，因为政府虽然强大却并不具有完全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的事务单靠社会中的某一组织――政府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各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协调和联合，于是，“网络化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提出了 “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网络化治理是“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供应商网络的政府管理”，当“政府横向联合并纵向推行服务的时候”，[9]政府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供应服务问题。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各种复杂的问题组合在一起，然后将需要提供的服务安排给各个组织，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广泛的、互相连接的、以顾客为导向的网状服务网络。“网络化管理主要表现是高程度的公私合作， 又意味着政府有效地管理公私合作网络。 网络化治理针对的是公共治理，除了传统的层级治理外， 还必须依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9]
(二)网络化治理对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补构和超越
1.治理主体的转变：从单主体到多主体。现在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主张政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社会信息然后加以整合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治理的主体依然局限在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而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则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只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是不够的，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具备独力建立良善社会的资源和能力，每个治理主体都只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内有比较优势。所以，社会的良好治理一定是各个治理主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结果。具体来说，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政府只是治理网络中的一个中心和节点，并不负有处理所有社会事务的无限责任。
2.治理工具的运用：从强力管控到平等沟通。现在所实施的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每个人公民个体都框到一个网格中去，由这个网格来收集和处理问题，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管控式的。这种管控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效用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而网络化治理则减少了这种管控手段的使用，着重采用沟通协商的手段来达成意见的整合。而且政府在其中依然需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政府作为在政策网络中具有‘驾驭’能力的主体，灵活地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影响和协调其他主体的行为，发挥‘领航’的作用，实现对目标群体行为的改变，达到预期目的。”[10]
3.治理流程的再造：从单向度推进到螺旋式上升。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治理的流程主要是单向度推进的，网格员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网络化治理则实现了政府的流程再造，“以业务过程为中心，摆脱传统组织分工理论的束缚，提倡公民导向、组织变通、向基层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的目的，以期政府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组织结构的优化。”[11]可见，网络化治理的流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向互动，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运行过程。
结论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情的反映和部门的协同。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基因，期望再次把公民个人固定到一个个政府划定的网格之中，由网格员来反馈网格内的问题，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归口和解决。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控制一切资源，所以要想通过网格化的手段再次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所以，超越这种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思维，采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种主张多元、协同、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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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城市城镇建设论文作者：本站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06-9-22 18:34:00 发布人：admin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目前的工业文明虽取得很大成就，但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当前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过渡，这种新文明即为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也将从工业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从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生态化发展模式。 生态化发展模式是在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顾人类福利和生态后果的唯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兼顾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持续发展的，注重复合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生态化发展模式是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开拓新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城市生态化及其发展对策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所谓城市生态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化"已不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蕴含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内容，城市生态化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人-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生态化表现为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及健康水平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有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化表现为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交通和住区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经济增长，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质量的提高，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环境生态化表现为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自然环境及其演进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开发建设活动始终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开发模式向复合生态开发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一场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中国特色"城市生态化发展之路。以下几点建议对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是重要的。 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首先必须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只有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才会改变!自觉的生态意识是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关键。 制定行动计划，实施符合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政策 城市生态化应作为我国城市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并与《中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政策、计划中去。改变以前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政策、计划，制定城市各领域、各行业生态化发展的战略、步骤、目标等，并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加快城市生态化发展步伐，使城市逐步走上生态化发展道路。 加强生态立法 建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法规综合体系，使城市生态化发展法律化、制度化，是保证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样城市生态化发展得到法律保证，有法可依，对不符合生态化发展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设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职能机构 在城市各机构中可通过联合设立综合的、跨部门的生态化发展管理决策机构，组织、协调、监督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作为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宣传、咨询、交流和推广中心。 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凡是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环境污染、社会异化、经济非持续发展的技术，都是与生态化发展相违背的，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生态学原理创造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城市生态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积极选择"适宜技术"，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无)污、低(无)废、低耗，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是实现城市生态化的基础。 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仅仅注重自身繁荣，而掠夺外界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都是与生态化发展背道而驰的。城市间、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技术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它城市的利益。 2 走向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释义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市(ecocity)。"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前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1，2〕。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保护环境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它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形式，自然、城、人溶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包含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系统和谐三方面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才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 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实质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城市价值取向所在，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内涵式"的，采用有利于保护自然价值，又有利于创造社会文化价值的"生态技术"，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实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太阳能、水电、风能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形式，智力将成为资源的开发方向〔5〕，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循环利用；从生态社会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将"生态化"。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建立有自觉保护环境、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机制，有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社会环境；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达到动态平衡状态。它具备良好的生产、生活和还原缓冲功能，具备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城市发生和发展，以及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保证生态城市的持续稳定〔6〕。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高效利用，自然的演进过程也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复合体，城与乡融合、互为一体，这里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从不同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它会有不同的"面目"，即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态城市的内涵。以上几方面实际上也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叉的。总之，生态城市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 生态城市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p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现在人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关心人、陶冶人的"爱的器官"，文化是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性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p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 p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其发展的健康、持续、协调。 p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p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区域观念就是全球观念。 生态城市创建策略 现代城市与生态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不能因此而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尽善尽美、不可实现的理想乌托邦。现代城市到生态城市可能是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1990)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的倡议，并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7〕。 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致力于疏浚城市内部、外部物质与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研究，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保护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设立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部门，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 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building)，力求为居民创造多样的自由生存空间； 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 调整和完善城市生态经济结构； 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 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取消汽车补贴政策； 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这十项计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生态城市建设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城市不可照搬，只有从国情和城市实际出发来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生态城市道路。但一些成功经验应该借鉴的。 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走"，即三个阶段： 第一步：起步期(初级阶段) 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对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初步调整，为建设阶段作好准备、打下基础。第二步：建设期(过渡阶段)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进一步增强人的生态意识，使之自觉广泛参与生态化建设。第三步：成型期(高级阶段) 这一阶段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强。但若其正负反馈失衡或自我调控失灵也会导致衰败。 以上三个阶段，对于不同城市因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第一步和第二步实际上就是城市生态化发展阶段，生态城市则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高级境界。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已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有很多城市仍在继续重蹈传统工业化发展老路。 3 结语 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已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反自然"的，与生态城市价值观是相悖的，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