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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语与乌兹别克语相似，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葛逻禄语支。其次与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土耳其语等语言也有些相似。
维吾尔语的历史发展：
1、古代突厥语
古代突厥语是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的基础。古代突厥语时代虽然还没有表现突厥语的明显区别，但当时维吾尔语的很多特征延续到现代。这时代维吾尔人使用古代突厥文。
2、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
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是公元8世纪后形成的维吾尔民族的共同的书面语言。古代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遏逻禄语支，其文献书籍以《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和众多的吐鲁番及敦煌文献为代表。
3、察合台维吾尔语
察合台维吾尔语又称近代维吾尔语。但通用名称是察合台语。察合台维吾尔语从13时代到20时代30年总共600多年广大使用。察合台维吾尔语不仅是维吾尔族的文学语言，而且很多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这时代用阿拉伯字母。
4、现代维吾尔语
现代维吾尔语是现代维吾尔族使用的语言。现代维吾尔语分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三个方言的主要差别表现在语音上。现代维吾尔语书面标准语是在乌鲁木齐土语音位系统为代表的中心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多次规范，现代维吾尔文文学语言（即规范的书面语）成为现代维吾尔族人使用的统一语言。
蒙古、回族、维吾尔、藏族、纳西族、傣族、壮族、朝鲜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
宋代著名历史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3部分。在《突厥语大词典》，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为完整的秦。相应在《突厥语大词典》词条里，回鹘人被称为塔特·桃花石，也有的直译为中国回鹘人。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标示是中国的一部分。《突厥语大词典》是新疆古代喀拉汗王朝朝的维吾尔族人马哈茂德·喀什噶里所著的一部词典。本书是在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用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的综合性知识词书。
比玄奘走得更远，新罗僧人远赴天竺取经，最终留在了盛唐澎湃新闻客户端2020-01-07 12:11澎湃新闻旗下帐号关注原创： 地图书 地图书两汉之际，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此后逐步兴盛，引起了汉地僧侣西行求法的热潮。自三国朱士行以降，历代远赴西域、天竺等国“取经”者不乏其人，而这其中又以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最为著名。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国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位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求法沙门，其西行路途之遥远、阅历之复杂，已经大大超过了上述诸中原名僧；而他因旅途见闻写成的《往五天竺国传》，又在20世纪初的敦煌上演了一幕千年佚书失而复得的传奇。这个人，就是唐代密宗“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和尚的弟子——新罗旅唐僧人慧超。唐代中外交通图慧超其人其书有唐一代，汉传佛教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宗教主流，新罗僧侣多以入唐求法为时尚。慧超虽因远赴天竺巡礼而知名，但文献中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却相当稀少，只能依靠零星的史料，大致推断出他的履历：敦煌藏经洞出土“宝胜如来图”图中戴斗笠、背经箧的行者，即是古丝路上取经僧的经典形象最晚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慧超（一作“惠超”）由新罗入唐，不久即经海路前往印度，先后朝拜东、中、南、西、北五天竺（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佛教圣迹，又向西到达波斯（萨珊王朝旧地）、大食（阿拉伯帝国），后转回东方，取道中亚返唐，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达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回到长安后，慧超在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师的门下受业，长年从事译经工作，最终于五台山圆寂。敦煌壁画中艰难跋涉的求法僧人慧超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记录他由唐至印度往返旅程的《往五天竺国传》。求法僧的行记著作，历来是研究中西交通的宝贵史料，但该书流传不广，大概在五代以后就已亡佚。直至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法国人伯希和在几万件古代经卷中发现了一份首尾俱残、未著题名的楮纸写本。今天的西安荐福寺及小雁塔，慧超曾在这里师从金刚智学习他根据唐代僧人慧琳所编《一切经音义》收录的85个词条引注，对照残卷所记的印度及西域各国的疆域、宗教、物产、民风等内容，确认这正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散佚千年的典籍失而复现，新罗僧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终于清晰地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今藏法国的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部分）西天佛树古代印度几乎没有文字资料可稽，常被称为只有神话传说的“秘密国度”。慧超这次赴竺求法，因此对当时印度社会以及各地佛教的发展情况，都有着详细的记录。这些可信度较高的文字，正好与玄奘、义净、悟空等人的行记著作前后接续，为考证印度古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慧超由海道登陆，在五天竺一路探访摩诃菩提寺、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情绪激动，皆表现在行记中的几首五言汉诗当中。但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也不难看出，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塔，如今皆已废弃无僧，可见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此外，慧超在北天竺国那揭罗驮娜寺巡礼之时，还曾听说一位求法汉僧在归国前夕病亡的事迹，因而创作了一首“悼”诗以表哀痛。联想到高僧义净有关西行求法“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的数字，可知当时长途旅居之艰险。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摩诃菩提寺，如今是印度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慧超在五天竺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因此对古印度社会情况的记载也远较其他地方详尽。书中特意写到，中天竺及北天竺的人口极众，而贫富差距异常悬殊。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皆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的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以蔽风日——高楼大厦与大片密集的贫民窟形成鲜明对比，可知“十亿牲口一亿人”的印度古今皆然。今天印度孟买的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同样对比强烈在古代的南亚和东南亚，大象是各国军队的战力中坚，象的数量即代表国家实力。而据慧超记载，当时的中天竺国“王有九百头象，余大首领各有二三百头”，军力最为强劲，因而经常在列国间的战争中获胜，诸战败国“自知象少兵少”，只得求和赔款，避免交战。只是对比《大唐西域记》可知，这一时期的印度诸侯混战，已然各自削弱，中天竺国虽然力冠群雄，但与近百年前戒日王统一时的“象军六万，马军十万”相比，仍是差得太多。印度埃罗拉石窟表现象战的浮雕以及壁画中的大象《往五天竺国传》虽然保存了大量史料，但作者毕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无论是基于宗教感情，还是囿于时代认知，慧超笔下的西天佛国，似乎总是自带一层神圣的美颜滤镜，掺杂了许多言过其实的理想化描述。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天竺各国的政令简易，刑律宽松，民间不蓄奴、不贩卖人口，社会各阶层皆不事游猎，甚至连拦路抢劫的盗贼都是只取财物而不伤人性命，显得极有良心。只可惜，现代学者已经利用考古、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揭露了这些记载的虚妄不实，而究其原因，无非是慧超这个“精神印度人”美化了自己的“故乡”，塑造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梦中净土。取材于佛经故事《鹿王本生》的龟兹壁画由此可知古印度亦多田猎杀生之事异域风土虔诚的信仰以及旺盛的求知欲，这是历代求法僧共有的精神特质。慧超为寻“真法”而踏上旅程，自然也带上了一双猎奇的眼睛，记录下了许多古代西域特有的奇趣风土。据行记所载，在今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山区的西部，历史上曾有“九个识匿国”，其地气候极寒，不生五谷，居民散布于雪山之间，时常有组织地劫掠过往商旅。但令人不解的是，该国人即便劫取了丝绢（古丝绸之路正是以丝织品贸易而闻名），也只是堆积在库房当中，任其腐坏，却不会拿来做衣服。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世情民俗的差异，高原山民这种怪异的“消费观”，只会让来自农耕社会的慧超感到荒唐。丝路沿线出土的唐代狩猎纹印花绢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的崛起，是世界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恰是历史上最早记录阿拉伯风俗的汉文文献之一。传文载大食“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喫（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体现了游牧民族早期的质朴平等之风，只能是“四大哈里发”时期以及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初的社会图景。至于行记中所谓大食“国人爱煞（杀）事天，不识仏（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则体现了汉文化圈对伊斯兰教法的早期认知。又据《旧唐书·大食传》，阿拉伯人这种只拜天神，不跪人王的作风，还曾在两国之间引起过严重的外交争端。米尔·赛义德·阿里绘《宿营地》慧超虽是六根清净的出家人，但他行记里最为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对西域各族婚俗的描述。书中提及在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的吐火罗、罽宾等国，“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这种兄弟共妻的异常婚俗，在我国解放前的藏区，以及如今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山地民族中仍多有遗存。除此之外，慧超还特意书写了波斯、粟特等族“纳母及姉妹为妻”的乱伦婚俗。历史上，信仰拜火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族群认为内婚制度可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和高贵，因而极力主张近亲结合。我国境内出土的诸多唐代波斯、粟特移民墓志，也都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兄控”“妹控”之风古已有之，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坦格利安家族的近亲通婚传统，也并不是完全出于虚构。西安出土的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合书《苏谅妻马氏墓志》中亚剧变公元八世纪上半叶，正是西域局势最为动荡不定的时期。唐王朝、突厥、大食、吐蕃等几大势力在此激烈角逐，直接改写了亚洲腹地的文明版图。慧超于此时亲历其境，不仅感受到了几大强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分野，还见证了沿途各国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剧变。《往五天竺国传》所记印度至西域各地的役属情况简表公元七世纪中期，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向外扩张，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吞灭了整个萨珊波斯以及半个拜占庭，为日后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慧超曾经深入大食领地，也在书中追述了这段“开国历史”。他说阿拉伯人本是波斯治下的“放驼户”，尔后反叛自立，杀死了波斯王，进而征服其国。虽只短短几句话，却把新老霸主交替的历史进程写出了恩仇报复的江湖味道，颇具民间叙事的生动异趣。7~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隋唐史书中的“拂菻”（亦作拂临、拂懔等），就是世界史上常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其“大拂菻”专指君士坦丁堡一带，而“小拂菻”则是小亚细亚地区。阿拉伯人在兴起之初，就迅速攻占了它在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属地，到了倭马亚王朝时期，更是数次向拜占庭用兵。慧超书中提到大食国王因向小拂临进军，所以并不住在本国，指的很可能就是公元716年苏莱曼组织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城。然而，君士坦丁堡坐拥山海之险，城防极坚，阿拉伯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始终未能突破那道让人绝望的高墙。慧超传载“（大拂临）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食数回讨击不得”，说的正是这一段历史。西方古代画稿，描绘了拜占庭人依托坚城抵御阿拉伯人进攻的场景慧超西行求法的年代，阿拉伯军队仍在向印度中亚扩张。当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西域的老牌霸主突厥。突厥于六世纪中叶崛起语阿尔泰山，极盛时几乎将葱岭两侧的所有绿洲城邦都收作了藩属。这些属国不仅要称奴纳贡，还必须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分遣各部以监其政事的官员）以及军队驻节。由于突厥吐屯多为世袭，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土著国王就会被监控国政的突厥贵族所取代。正如《往五天竺国传》所载，建驮罗国（即犍陀罗，在今印度河上游一带）“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煞（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就是这一套“鸠占鹊巢”把戏的标准操作。中亚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的突厥人形象此后百余年里，随着突厥部族日益迁入，各国王统相继变易，突厥人的语言、风俗也开始在中亚大规模的渗透扩散。期间虽然发生了唐灭西突厥这样的大事，但突厥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消失。而当阿拉伯人有事于中亚，他们最先侵夺的，就是这部分原属突厥的势力区域。如慧超传记载，当时的犍陀罗以及帕米尔高原一带的罽宾、谢、览波诸国，仍是“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突厥”，而原先受突厥控制的吐火罗、骨咄国以及河中地区的安、曹、史、石、米、康等六姓粟特，已“并属大食所管”，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则与大食沿跋贺那国的锡尔河一线夹岸对垒，可见竞争之激烈。西安出土唐永贞元年（805）《米继芬墓志》并盖志主是来自中亚米国的粟特移民，而其父“突骑施”则是一个明显突厥化的名字《往五天竺国传》中也有一些涉及唐王朝与吐蕃、大食斗争的情况。例如书中记载了开元十年（722）前后，小勃律国（今巴控克什米尔北部吉尔吉特河谷）请求唐朝驻军以抗吐蕃的史实。而行记所举葱岭以东的疏勒（今新疆喀什）、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等地，皆属唐王朝为控制西域而设的“安西四镇”。慧超说当地“人依汉法，裹头着裙”，可知中原衣冠西渐，安西各族已汉化颇深。只可惜，在慧超归唐二十多年以后，即发生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战败，唐军在葱岭以西的优势尽失。其后又数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边军奉令内调，安西四镇虽然坚守良久，但终不免陷于吐蕃，唐人自此无力向西。敦煌藏经洞出土祆教二神图像画稿作为一名求法僧，慧超对所经之处的宗教状况最为敏感。根据他的行记，我们大致可以画出西域各国在当时的宗教分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正在迅猛东扩，而大食统治下的波斯和粟特人暂时还在礼拜圣火；进入中亚的突厥人改信了当地流行的佛教，而已经完成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则正在反向输出。至于如今全民笃信三宝、庙宇遍布的雪域藏区，在那个年代还是“国王百姓等惣（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苯教典籍散页，苯教是吐蕃在佛教传入之前的原有宗教总体来说，在《往五天竺国传》残页所记的中亚，唐与吐蕃的存在感不如突厥和大食。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中亚原有的东伊朗语族进一步接受了突厥人的语言和风俗，变成了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而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以及后续诸王朝的统治，又让当地居民逐步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趋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持续几个世纪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浪潮，直接影响到了亚洲此后千余年的历史走势。11世纪《突厥大语词典》中的《圆形地图》参考文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兰州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董志翘：《评介两部研究〈往五天竺国传〉的新著》，见《学术集林卷》卷9，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黄时鉴：《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识读余论》，见《黄时鉴文集II》，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张文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拾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01期；（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语言与敦煌写本之性质》，见《敦煌·民族·语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朱蕴秋、申美兰：《<往五天竺国传>中的印度人形象》，《沈阳大学学报》2005年03期；田卫疆:《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里“西胡”习俗的记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10月11日；王冀青：《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系由伯希和首定说》，《敦煌学辑刊》2012男04期；杨玉君：《<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陈淑霞：《慧超行纪所见丝路沿线宗教状况考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阳青：《敦煌写本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兼论中世佛教行记的情感抒写及其诗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作者：来耳编辑：曹江阅读原文(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举报/反馈精彩推荐正在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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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分类具有基本大类和细致类别：大类A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B哲学。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等等如T工业技术，它的细致分类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讯技术。等等掌握这个大类，和细分类别就可以在图书馆检索自己需要图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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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3部分。《突厥语大词典》是新疆古代喀拉汗王朝朝的维吾尔族人马哈茂德·喀什噶里所著的一部词典。本书是在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用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的综合性知识词书。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为完整的秦。相应在《突厥语大词典》词条里，回鹘人被称为塔特·桃花石，也有的直译为中国回鹘人。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标示是中国的一部分。
据《全唐文》（卷l0）收录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与“白蹄乌”是武德元年（618）九月至十一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该马通身毛色纯黑，四蹄俱白。 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郡起兵。七月，薛仁杲称帝。十二月，薛举父子竭动10万大军，想趁李渊父子立足未稳，夺取关中长安。次年六月，薛军占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后一直开到豳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唐高祖李渊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出兵抗击。两军在高（言庶）城（今陕西长武县北）一带相持了两个多月。十一月，薛军粮草不济，军心浮动，进退两难。李世民看准战机，连夜调兵谴将，趁机内外夹攻。李世民先用少量兵力在浅水原诱敌，拖住薛军精锐罗侯部，然后出其不意，亲率劲旅直捣敌后。他骑着“白蹄乌”，只带了数名精锐骑兵，率先杀入敌阵，薛军大乱，兵卒向折（言庶）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溃逃。为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又催动“白蹄乌”，带领两千余名骑兵紧紧追赶，一昼夜奔驰二百多里，把薛仁杲败军围定在折慧城内，扼守关口要道，迫使薛仁杲率残部开城投降。浅水塬大战奠定了唐王朝立足关陇的政治经济基础。石刻“白蹄乌”筋骨强健，四蹄腾空，鬃鬣迎风，呈疾速奔驰之状，足见它当年载着李世民在黄土高原上急驰，追击薛军的情景。唐太宗给它题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沉寂千年的唐昭陵六骏“身世”之谜，近期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葛承雍教授破译。葛教授在陕西宣布，他借助语言对音法、墓葬学方法，全新解释了六骏产地来源、马种、名号含义、陪葬习俗等疑点。关于“白蹄乌”的命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持是一匹有四只自蹄的纯黑色骏马的说法。但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白蹄乌”应是一匹冠以突厥语“少汗”之意的荣誉性专名的坐骑，“在立有战功的黑马名称前带有赞美的称衔或加诸各种高贵的官号，其象征意义不仅符合突厥歌颂上层领袖坐骑的习俗，而且也符合唐人颂扬圣皇名君的传统作法。所以，突厥语‘少汗’ （bota）应该是汉语 ‘白蹄’真正的原意。”（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下文所引葛论出处相同）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葛教授认为： 按汉文解释“白蹄乌”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黑骏马。突英对照词典显示“白蹄乌”的突厥语第1个字母不发音，读音还原为“BOTO”，意为幼马、幼骆驼、少汗。 经过英文对译，这匹黑马是冠以“少汗”荣誉性专名的坐骑。用排除法，马不可能和骆驼混合，因此幼骆驼被排除。“白蹄乌”的突厥语音为“BOTO”，与汉语白蹄的谐音的意思相吻合。 再观看雕塑“白蹄乌”，颈硕鼻高，四肢稍短，马齿表明应是不足五岁的幼马。《突厥问题研究论文集》上面记载：马是突厥人不可离开的伴侣，平时生活游牧，战时驰骋沙场。在突厥的葬俗中，有一种奇特的祭祀悼念马功劳的习俗，一般有三种仪式。主人死后，随从会骑着马绕着死者墓地转圈，然后把马杀掉或者活埋到坟墓里。葛教授说，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中国所有帝陵中，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会有战马石刻。 以突厥语入手，还原对译，排除他意，再对音，可以知道“白蹄乌”是突厥马的一种。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在中学的六年中，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20－30年代至当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我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当时，我简直着了迷，曾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钻在书丛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钻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在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的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一个星期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 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 “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 “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问题一：唐太宗李世民是汉族人还是鲜卑人？ 是汉族，现在史学已经定论了，按史学大家陈寅恪的说法，他家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注意，这个史学家可不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他是建国前就已经成名的学者。 赵郡李氏在唐代属于五姓七望，五姓七望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因为汉族是以父系论，无论母系是什么民族，他就是火星人，只要父亲是汉族他就是汉族。 李世民的家族是崛起于李虎时代，因为李虎寒门出身，所以他的出身现在颇受争议，另外，李世民的鲜卑血统非常浓厚，目前除了不知道李虎的妻子是什么民族外，李氏家族基本上正妻都是鲜卑人。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鲜卑人，因为鲜卑人已经融合进了汉族。 问题二：李世民是鲜卑后裔吗？ 唐太宗李世民堪称一代明君贤主，然而他的身世之谜却永远被湮没在简略的正史记载之中。有考古学家根据《步辇图》留下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最早画像推测，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是鲜卑人的后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人们的议论，李世民是鲜卑人吗？李世民一家祖籍在今河北省赵县，而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所以造成了有皇室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大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里边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渊一门在此之前到底如何，无法从历史上考究得知；二是李渊自称为西凉王李皓后代，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自抬身价？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现在一般的习惯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各民族的混血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然而再进一步的研究却步履维艰，主要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可以称为帝王的楷模，后世人们想尽可能模糊其民族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对考证唐太宗李世民身世问题并不积极。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倾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 *** 。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他的血统。李世民性格凶残、野心勃勃，为李唐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晚年时，唐太宗战志犹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 *** 莫过于使他得以登上王位的“玄武门之变”。这一段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性格凶残、充满野心的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判若两人。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少数民族习俗。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有内外两城。外城遗址已难以考证，门内当年建有献殿，存放李世民生前服用器物。北门称为玄武门，又称司马门，原有14个“蕃酉”的石雕像，现在已不知何处，石雕像到底有些什么来历？现在已是无人知晓。但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还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里。“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有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鲜卑的习俗？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问题三：李世民是鲜卑人还是突厥人还是汉族人 依二十四史中记载，李世民的父系是汉民族，是西凉武昭王李的直系后裔，他的曾祖李虎是西魏北周开国功臣，李虎的儿子李被封唐国公娶了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就是李世民的奶奶），李的儿子就是李渊了，娶的老婆（李世民的妈）是鲜卑贵族窦氏，窦氏生了李世民。所以若单说父系李世民是汉民族，若以遗传学比例上来说，他的鲜卑比例更大（奶奶，妈妈都是鲜卑人，故李世民3/4是鲜卑血统，1/4是汉血统）。实际上，为了更好统治，帝王多伪造家谱，李世民的父系只能推到李虎可以说是事实，再之前就存疑了，依照北朝将领多为鲜卑来看，李虎也有是鲜卑人的可能.顺便说一句，李世民的老婆饥唐高宗的妈，长孙皇后也是鲜卑贵族。所以高宗的汉血统比例就更低了。 问题四：李世民有鲜卑人的血统吗 他们家族有着胡人的血统。世民的祖母是北周鲜卑大将独孤信的女儿，她的母亲窦氏也是北周皇族，鲜卑人，严格的说，他们都是很汉化的鲜卑人，可以说李世民身上有鲜卑血统，但汉族血统还是大于鲜卑血统的，而且中国传统上还是以父系民族定的。 唐朝李氏是住在陇西郡的鲜卑族人，是汉化胡人。可在一些文章中读到，文人如鲁迅、柏扬、李敖等都提到过。宋人黎靖德编的朱熹言论集历代三有一条录：“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说明李唐皇族在伦理习俗上还是受到胡人风俗的很大影响。所以李氏到底汉化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问得。以下历出我所知的几点，给大家一个理性认知。 一：陈寅恪第一篇(本纪第一高祖)文中论述了唐太宗李世民与高祖李世渊同名(同一字)。后来，高祖名中世子被册去。陈评曰：“此例足证李氏习于胡俗”。此习当作习惯，习性解。 二：唐太宗纳巢刺王妃，奸嫂；高宗纳太宗妃武则天；玄宗纳其子李寿正室妻子杨贵妃。此数例印证朱熹言。李氏皇族在伦理思想上汉化的程度并不高，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教后，汉风俗已难接受此事。骆宾王声讨武则天文中有“陷吾君于聚鹿(加七)”。实是以汉文化的伦理来评论李氏。而李氏所持的伦理道德大底上还是胡人的习俗。从这个角度来看，亲历武氏之变的惨痛的唐玄宗仍然做出迎娶其子正室妻子杨贵妃的臭事，就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诞，和不可理解了。 唐朝国风民俗礼教之开放前比之汉晋，后比于宋明清，都过之，我想应该是得益于胡人风俗。当你感受雄浑壮阔的大唐气象时，你是否有秋风骏马原野的联想。 三：朱子语类：唐代夷狄来附者都赐汉性，唐皇族的女子多不出阁。唐时士族的共识是并不把李氏皇族立在最名门望族之类的。当时通婚作为承认门第的最大指标。名门望族对李氏皇族的态度是即不热心嫁到皇族，也不热衷娶皇族的来。其中的一大原因当时李氏的胡人背景。 问题五：李世民母亲是鲜卑族吗？ 杨家和李家都有鲜卑血统 问题六：李世民祖先是少数民族人吗 李世民祖母有鲜卑血统（父鲜卑族母汉族），李世民母亲也有鲜卑血统（父汉族母鲜卑族）。 问题七：李世民的鲜卑血统怎么来的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 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 *** 。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做法是不是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 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李世民性格凶残。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阙，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五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 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突阙习俗。“昭陵六骏”是李世民留下的又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根据《突阙问题研究论文集》上面记载:马是突阙人不可离开的伴侣，然而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摘自《历史密码》) 问题八：为什么唐太宗有鲜卑血统 第一，从唐太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一点上来看，印证了唐朝鲜卑族人的风俗。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唐太宗像鲜卑族人一样，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根据鲜卑族人的风俗，父死子娶母为妻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更有甚者一家的男人可以共用一妻。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尴尬的角色，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认为唐太宗系鲜卑族血统的学者从唐太宗的性格上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无论在跟随其父李渊打天下还是治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那种与鲜卑族人一样凶残、野心勃勃的性格特征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即便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晚年时期，鲜卑族人那种喜欢战争的秉性都可以在唐太宗身上找到踪迹，唐太宗晚年亲征高丽便是最好的明证。除此之外，与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相反，唐太宗李世民极善骑射，这与少数民族的传统如出一辙。如果说他是汉族血统，很难进行合理的解释。 第三，这些学者还从今天存留的李世民的陵墓唐昭陵独特的墓葬外形中对李世民的鲜卑族传统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李世民系汉族血统，为何还将陵墓按照鲜卑族人的传统墓葬风俗进行布置？为何会在陵墓之前筑有战马？很显然，他的陵墓并非按照 *** 的墓葬风俗进行设计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李世民系鲜卑族血统无疑。 这种观点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呢？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身上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如果从史料之中也可以找出唐太宗李世民之父李渊亦属鲜卑族人的话，那么李世民的鲜卑族血统将不会有任何异议。但是从现存的资料之中，我们很难对李世民之父李渊的血统进行探寻，这就给后世史学家们的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建立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血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 其实，要想对李世民的血统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代明君，可谓是历代帝王的楷模，所以，后世的史学家一定会尽可能地模糊其民族血统，这也是为何有关唐太宗李世民血统问题的研究，在今天史学界还是一个陌生领域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请采纳谢谢 问题九：既然李世民有鲜卑血统，为什么还说唐朝是汉族的王朝？ 楼主，可能你不大爱听，但我还是要说。 首先，你的问法就有问题。我给你指出来 谁说唐朝是汉族的王朝？唐朝时期，民族众多，而尤以汉族最甚，毕竟 *** 最多嘛。但是，羌族、朝鲜族等少数名族，亦是大唐帝国的民族组成部分。 所以准确说的，唐朝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以 *** 为主。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唐朝时期，朝堂上的文官武将，能看到各种服装和肤色的人种。 唐朝地域广阔，远甚当今的中国疆土。盛唐时期，北起‘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南至南海，西至‘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东至日本海、东海，（朝鲜是臣属国）。大概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吧！ 盛唐时期，中国何其强大！现在中国提倡“振兴中华、复我荣光”，就是追忆当年先人们的伟大。 问题十：到底李世民的父系是不是鲜卑族的，他为什么要说老子是他的祖先这种荒唐的话 谁说唐朝是汉族的王朝？唐朝时期，民族众多，而尤以汉族最甚，毕竟 *** 最多嘛。但是，羌族、朝鲜族等少数名族，亦是大唐帝国的民族组成部分。 所以准确说的，唐朝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以 *** 为主。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唐朝时期，朝堂上的文官武将，能看到各种服装和肤色的人种。 唐朝地域广阔，远甚当今的中国疆土。盛唐时期，北起‘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南至南海，西至‘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东至日本海、东海，（朝鲜是臣属国）。大概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吧！ 盛唐时期，中国何其强大！现在中国提倡“振兴中华、复我荣光”，就是追忆当年先人们的伟大。
兰陵武王高肃，南北朝北齐王室，一名孝瓘，字长恭，文襄帝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后为太尉。与段韶讨柏谷，又攻定阳。韶病，长恭总其众。前后以战功，别封钜鹿、长乐、乐平、高阳等郡公。 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 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又名《大面》 护因慈母归来，颇感齐惠，拟与齐互结和约。偏突厥木杆可汗遣使至周，谓已调集各部精兵，如约攻齐，护不禁踌躇，意欲拒绝外使，转恐前后失信，有伤突厥感情，况母已归家，无容他虑，还是联络突厥，免滋边患。乃表请东征，召集内外兵众，共得二十万人。周主邕祃祭太庙，亲授护鈇钺，许令便宜行事，且自沙苑劳军，执卮饯护，护拜命乃行。到了潼关，命柱国尉迟迥为先锋，进趋洛阳。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师杨檦出轵关。护连营徐进，行抵弘农，再遣雍州牧齐公宪，宇文泰第五子。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屯营邙山，策应前军。 兰陵王 舞乐像(日本甘日市往宫岛渡口)杨檦恃勇轻战，既出轵关，独引兵深入，又不设备，不料齐太尉娄睿，带引轻骑，前来掩击，檦仓猝遇敌，行伍错乱，被齐兵杀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檦逃生无路，没奈何解甲降齐。三路中去了一路。权景宣一路人马，却还骁劲，拔豫州，陷永州，收降两州刺史王士良、萧世怡，送往长安，另使开府郭彦守豫州，谢彻守永州。尉迟迥进围洛阳，三旬不克，周统帅宇文护，使堑断河阳要路，截齐援兵，然后同攻洛阳。诸将多轻率无谋，还道齐兵必不敢出，但遥张斥堠，虚声堵御。齐遣兰陵王长恭，原名孝瓘，系高澄第五子。大将军斛律光，往援洛阳，两人闻周兵势盛，未敢遽进，洛阳又遣人告急齐廷。时齐太师段韶出为并州刺史，由齐主湛召入问计。韶答道：“周虽与突厥连兵，两面夹攻，但北虏狡猾，待胜后进，虽来侵边，实等疥癣，今西邻窥逼，实是腹心大病，臣愿奉诏南行，一决胜负。”知己知彼，究竟还推段婆。湛喜语道：“朕意亦是如此。”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出发晋阳，自率卫兵为后应，亦从晋阳启行，韶在途五日，济河南下，适连日阴雾，周军无从探悉，韶竟与诸将上登邙阪，窥察周军形势，进至太和谷，与周军相遇，韶即令驰告高长恭、斛律光两军，会师对敌。长恭与光，立即应召，韶为左军，光为右军，长恭为中军，整甲以待。周人不意齐兵猝至，望见阵势严整，并皆惶骇。韶语周人道：“汝宇文护方得母归，何故遽来为寇？”周人无言可答，但强词夺理道：“天遣我来，何必多问！”韶又道：“天道赏善罚恶，遣汝至此，明明降罚，汝等都想来送死了！”这是理直气壮之谈。周军前队统是步卒，遂踊跃上山，来战齐兵。韶且战且走，引至深谷，始命各军下马奋击，周军锐气已衰，霎时瓦解，或坠崖，或投溪，伤毙无数，余众俱遁。兰陵王长恭领五百骑士，突入洛阳城下围栅，仰呼守卒，城上人未识为谁，不免疑诘。迨经长恭免胄相示，乃相率鼓舞，缒下弓弩手数百名，接应长恭，周将尉延迥无心恋战，便撤围遁去，委弃营幕申仗，自邙山至谷水，沿途三十里间，累累不绝。独周、雍州牧齐公宪，及达奚武、王雄等，尚勒兵拒战。雄驰马挺槊，冲入斛律光阵中，光见他来势凶猛，回头急走，趋出阵后，落荒窜去，身边只剩一箭，随行只余一奴，那王雄却紧紧追来，相距不过数丈，光情急智生，把马一捺，略略停住，暗地里取弓搭箭，返身射去。可巧雄槊近身，不过丈许。雄大声道：“我惜尔不杀，当擒尔去见天子！”语未说完，箭已中额，深入脑中，雄不禁暴痛，伏抱马首，奔回营中。莽夫易致愤事。光幸得免害，当然不去追赶，也纵马归营。天色已暮，两下里俱各收军。周将齐公宪部署兵士，拟至明晨再战，偏王雄负伤过重，当夜身死。军中越加汹惧，赖宪亲往巡抚，才得少安。达奚武入营语宪道：“洛阳军散，人情震恐，若非乘夜速还，明日且欲归不得了！”宪尚觉迟疑，武复说道：“武在军日久，备悉艰难，公少未更事，岂可把数营士卒，委身虎口么？”宪乃依议，潜令各营夤夜启程，向西奔还。权景宣得洛阳败报，亦将豫州弃去，驰入关中。及齐主湛至洛阳，早已狼烟净扫，洛水无尘。湛很是欣慰，进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余将俱照律叙功。惟尚恐突厥入塞，亟还邺都。嗣接得北方边报，谓突厥亦已退军，更觉得心安体泰，又好酗酒渔色了。 兰陵王墓(河北省邯郸辖县刘庄村东)齐主纬丧师失地，毫不知愁，反阴忌兰陵王长恭，有意加害。长恭自邙山得胜，威名颇盛，见七十三回。武士相率歌谣，编成《兰陵王入阵曲》，传达中外。齐主纬尝语长恭道：“入阵太深，究系危险，一或失利，悔将无及。”长恭答道：“家事相关，不得不然。”齐主闻得家事二字，几乎失色，因令出镇定阳。长恭颇受货赂，致失民心，属尉相愿进言道：“王既受朝寄，奈何如此贪财！”长恭不答，愿又道：“大约因邙山大捷，恐功高遭忌，乃欲借此自秽么？”长恭才答一是字。愿叹道：“朝廷忌王，必求王短，王若贪残，加罚有名，求福反恐速祸了！”是极。长恭泣下道：“君将如何教我？”愿复道：“王何不托疾还第，勿预时事！”上策莫逾于此。长恭颔首称善，但一时总未甘恬退，遂致蹉跎过去。至江淮鏖兵，长恭恐复为将帅，喟然太息道：“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复发呢？”自是佯称有疾，尝不视事。齐主纬察知有诈，竟遣使赐鸩，逼令自杀。长恭泣白妻郑妃道：“我有何罪，乃遭鸩死？”妃亦泣答道：“何不往觐天颜？”长恭道：“天颜岂可再见？”遂饮鸩而死。齐主闻长恭自尽，很是喜慰，但表面上还想掩饰，追赠长恭为太尉。长恭一死，亲王中又少一勇将了。自折手臂，亡在目前。 ——《北齐书》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关于兰陵王，心痛啊......北齐政权就存在了二十七年，可皇帝是一个比一个NB，无能昏庸，什么乱伦啊，什么别开生面的“放生”啊，什么同性恋啊……只要皇帝看不惯你，后果大家都知道。杀你还是轻的，关键是不是一刀解决，什么灌几十杯酒啊，什么下油锅啊，什么活活打死，什么大卸几块的……回归正题…… 兰陵武王，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也。不知生母是姓氏【因为连老五高延宗的老妈陈氏一个歌姬都有记载而四殿下的母亲却没有被记载。所以给出几种估计：要么地位比歌姬还不如高澄那个花花公子怕丢面子（估计不大可能，花花公子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呢），要么就是高澄自己都不记得是谁给他生的儿子而四殿下的母亲出于对高澄的恨狠心的丢下了儿子（这个也太悲了吧，我可怜的四殿下），要么就是高澄太爱四殿下的母亲不愿显示于人前（爱她就要尊重她让大家都知道你爱她嘛，怎么能让人家为你生了儿子还藏起来呢），要么就是四殿下的母亲是被强迫的，生下儿子之后要求高澄保密。跟四殿下同年的三殿下在文宣时以奉为河间王，而四殿下却是在之后孝昭帝即位时才得以奉为兰陵王，猜测跟身世有关（不知母亲是谁就算了，不得父亲倚重也算了，可最后父母都没了悲情的四殿下啊）。】兰陵王，名高孝瓘，又名高肃，字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忠心事上，和以待下。每有一瓜数果，必于军中将士共享。军中事务，事必躬亲。【四殿下人好好额，眼冒心心……爱死了】 邙山一役，兰陵王为中军以盔胄覆面（后世也有面具一说），率领五百将士冲过周军的重重包围，解了洛阳被困之难。【貌似当时是十万周军包围了洛阳，有位北齐将军在兰陵王之前率了三万将士出马却是全军覆没。我们就当他先为四殿下消灭了三万，还剩下七万。五百对七万，那勇气……四殿下的勇猛是用行动证明的！谁说长得美就不能打胜仗了？歪理！看谁敢小看我们家四殿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因为太有才了，高湛的儿子高纬早就开始嫉妒这位有才又貌美的堂兄了。）有一次呢，后主高纬就对着四殿下说，“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其实，我们四殿下真没那个谋反的意思。要想谋反，你高纬这口吃儿还能坐上皇位吗？】四殿下就回答说，“家事亲切，不觉遂然。” 知道说错话后，四殿下后悔莫及，为求自保不惜背负贪财受贿的污名。处处敛其锋芒，及江淮寇扰，担心自己又会被派出兵打仗，哀叹说：“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终究逃脱不了毒酒的鸩杀，武平四年五月，后主高纬赐四殿下鸩酒一杯，将其毒杀。【只能感叹，高纬那个NC亲手帮助北周除了他们忌惮的两位北齐大将——兰陵王和斛律光。高欢在地下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挨千刀的傻孙子杀了他另一个文武双全的孙子肯定恨不得爬起来咬死高纬！我都有种想咬死他的冲动。】 兰陵王生性懦弱，这点不假。大哥河南王高孝瑜被武成帝高湛灌毒酒最后投河而亡。武成帝不准人为河南王收尸，不许有人为他哭。兰陵王没有忤逆，照做了。亲哥哥啊，哎……其实懦弱归懦弱，那样的环境下明哲保身是对的。河间王高孝琬就是忤逆了武成帝的意思名目张胆的在大殿上哭，早早的让高湛对他起了杀心，最后杖刑至死。 高纬赐鸩酒，凭兰陵王的名声起兵反了又有何不可？若是他做皇帝北齐应该不会灭亡得那么快吧。 可是四殿下呢，没有反抗。一杯鸩酒面不改色饮下……可造成他懦弱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多半跟从小就失去生母疼爱，失去父亲说教有关吧。冯诩公主再好她也只是河间王的亲娘啊，在对待四殿下的方面上总是不及亲生母亲对儿子的。所以，我们的四殿下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就了解了唯有隐忍和奋发图强才能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兰陵王真贪还是假贪？这个问题个人认为是假的吧。邙山一役之前也没听说他贪污啊。明哲保身罢了。还有武成帝送他的二十个美女啊，四殿下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个而已。（不贪色，好样的！）以上皆出自个人对兰陵王的理解。研究过《北齐书》，要文献你可以去看看。不过记载兰陵王的那段并不是很多。兰陵王就是一个谜，一个挖得越久越让人沉迷的谜。 一千个人心里一千个不同的兰陵王。深深地喜欢那个神话！是的，兰陵王就是神话，北齐高氏一族的男人出名的那几个又有几个心理正常呢？帅都帅，可就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而兰陵王，人长得好看，心地又好且正常，又有才战场之上又勇猛无比，跟那群人渣相比确实是神话啊！！！
雕镌天花乱坠的世界 辛德勇 2011-3-23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 辛德勇 2011-3-7题天一阁旧藏明刻本《天台集》 辛德勇 2011-1-13补谈所谓“匆匆不暇草书” 辛德勇 2010-12-8金匮石室与残砖断瓦 辛德勇 2010-11-17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 荣新江 2010-11-15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 刘浦江 2010-10-12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 刘浦江 2010-10-12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 辛德勇 2010-8-24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Deng Xiaonan 2010-5-21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 Deng Xiaonan 2010-5-21The Soviet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in the 1950s' Zang Jian 2010-5-7Further Remarks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Rong Xinjiang 2010-5-7Newly discovered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Tallies Rong Xinjiang 2010-5-7On the Dating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Area of Khotan Zhang Guangda and Rong Xinjiang 2010-5-7The Name of the So-callde Tumshuqese Langguage Rong Xinjiang 2010-5-7草原地带の突厥石人から见た东西文化交流 Wang Xiaofu 2010-5-7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 Li Xiaocong 2010-5-7The end of the Five Virtues theory：Chang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Liu Pujiang 2010-5-7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の视点からみた父子连名制 Liu Pujiang 2010-5-7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 Luo Xin 2010-5-7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 Li Xiaocong 2010-5-7拝火教と突厥の盛衰 Wang Xiaofu 2010-5-7日本の人文学杂感――中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7多面的な政治业绩と调查宋代の情报处理システム Deng Xiaonan 2010-5-7考古资料と唐宋女性史研究――唐代西北と宋代华北を事例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14TheAncestors' Family Instructions：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in Song China Deng Xiaonan 2010-5-7白江口の战いに関する历史的地名の考证 Wang Xiaofu 2010-5-7靺鞨、女真逓兴述论——渤海国を中心として Wang Xiaofu 2010-5-7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Li Xiaocong 2010-5-7Women Returning Home-A Topic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Zang Jian 2010-5-7Autorite imperiale et gouvernement dans la Chine medievale Deng Xiaonan 2010-5-10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Song China Zang Jian 2010-5-7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 Deng Xiaonan 2010-5-10论细柳仓与澄邑仓 辛德勇 2010-3-25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辛德勇 2010-3-22隋大兴城坊考稿 辛德勇 2010-1-22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 辛德勇 2010-1-21一时故实，百年蓍龟 辛德勇关于《水经注图》 辛德勇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刘浦江《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 辛德勇题嘉庆初刻两卷本黄钺《壹斋集》 辛德勇十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形态与结构演进之研究 李孝聪论《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的意义 辛德勇创新与因循：从“祖宗之法”看宋代政治基调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邓小南“真吏”新解 罗新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 罗新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 王小甫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 王小甫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罗新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辛德勇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辛德勇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 辛德勇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辛德勇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辛德勇“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 邓小南《契丹地理之图》考略 刘浦江西汉宗室绝国考 陈苏镇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荣新江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 荣新江浅议宋人子嗣观念变化及对妇女生活的影响 臧健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 辛德勇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 辛德勇《绍良书话》序言 辛德勇谈传言所说晚近存世金刻本《旧五代史》乃绝无其事 辛德勇论阙特勤之阙 罗新中韩关系视野下的《三国史记》撰作 王小甫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 辛德勇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邓小南苏联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影响 臧健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 陈苏镇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盦辑校《草窗词》 辛德勇读《隋代墓志铭汇考》 辛德勇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辛德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辛德勇《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 刘浦江默室求深，备其宣导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辛德勇《王重民向达先生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序 荣新江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序 荣新江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罗新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 陈苏镇“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 邓小南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王小甫金中都“永安”考 刘浦江清代城镇街头的公众文字信息 辛德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辛德勇释《南史·宋本纪》之“禾绢闭眼诺” 辛德勇显曲江风度 见武溪风采 辛德勇上古史地研究二题 辛德勇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张希清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阎步克“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刘浦江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陈苏镇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邓小南柔然官制续考 罗新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王小甫收养：一个不可忽略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宋元民间收养习俗异同初探 臧健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 荣新江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李孝聪肃慎辛氏箧存稀见明人别集题录 辛德勇 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 辛德勇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辛德勇 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辛德勇 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谭其骧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辛德勇 《澶渊之盟新论》前言 张希清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前言 张希清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辛德勇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辛德勇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辛德勇 两汉州制新考 辛德勇 落伍的一年 辛德勇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之“卤地”抑或“恶地”与合理对待传世文献问题 辛德勇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与中国古代的铜活字印本问题 辛德勇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 辛德勇一份有关《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史料——史念海《述<中国疆域沿革史>书》汉长安城的兴建与变迁 辛德勇我与绍良先生的书缘 辛德勇《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后记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序言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第二卷（宋辽金元）目录 张希清《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三卷（宋）简明目录 张希清“无情如造化 至公如权衡”——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张希清“清、慎、勤”——为官第一箴言 张希清历史上的包公 张希清斯波义信先生北京大学座谈记录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下） 辛德勇河山集提要 辛德勇《靖逆记》原本判别 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前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 辛德勇在书市的最后一个秋日里 辛德勇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辛德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刘浦江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 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 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 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 辛德勇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阎步克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 辛德勇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阎步克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阎步克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罗新北魏北齐“职人”初探 阎步克北朝墓志丛札（一） 罗新北魏直勤考 阎步克墨山国之路 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 罗新北大与敦煌学 荣新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 荣新江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 王小甫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邓小南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邓小南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刘浦江辽朝“横帐”考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 刘浦江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 刘浦江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辛德勇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辛德勇
不知道你是否有信仰，但是个人感觉似乎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首先，他是一个正教，他是可以度人的，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缘起，他的修炼方法，他的戒律，他的经书；其次，就为了完成任务的论文而言，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想说的话，最后去求证他。可是，我想你如果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释迦牟尼传的法，是要求实修的，也就是“定”，只有通过实修你才能明白更高深的道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偏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和尚，把念经当成修佛的全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先到百度贴吧中的正见吧看看，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真实，祝好~~
【五藏】 佛教中五类经典，素旦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杂集藏、禁咒藏 【五藏】古代印度大小乘部派对佛典的分类。分为五种，故谓五藏。所谓藏，是含藏、摄持之意；典籍含藏摄持种种法门故名藏。关于五藏的内容，有下列诸说。 (一)依《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一所述︰指 (1)素呾缆藏， (2)毗奈耶藏， (3)阿毗达磨藏， (4)般若波罗蜜多藏， (5)陀罗尼藏。依该经所说，素呾缆译作经，主要在诠显定；毗奈耶译作律，主要在诠显戒律；阿毗达磨译作论，主要在诠显性相分别的慧；般若波罗蜜多藏，是在诠显大乘真实的慧；陀罗尼藏是对不能受持以上四藏的四重、五逆、谤法、阐提者，令其悟得涅盘的真言密咒。经中并谓素呾缆藏是由阿难诵出；毗奈耶藏是由邬波离诵出；阿毗达磨藏是由迦多衍那诵出，般若藏是由曼殊室利诵出，陀罗尼藏是由金刚手诵出。(二)大众部所立︰指 (1)经藏， (2)律藏， (3)论藏， (4)杂集藏， (5)禁咒藏。《大唐西域记》卷九云（大正51·923a）︰‘复集素呾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而此结集凡圣同会，因而谓之大众部。’其中，杂集藏是诠显戒定慧之三或二者。(三)法藏部所立︰指 (1)经藏， (2)律藏， (3)论藏， (4)咒藏， (5)菩萨藏。三论玄义》云（大正45·9c）︰‘三百年中从正地部又出一部，名法护部。其本是目连弟子，得罗汉恒随目连往**中，有所说法皆能诵持，自撰为五藏。三藏如常，四咒藏，五菩萨藏。有信其所说者，故别成一部也。’ 其中，摄诸咒等谓咒藏；摄菩萨本行事等谓菩萨藏。(四)成实论师等所立︰指 (1)经藏， (2)律藏， (3)论藏， (4)杂藏， (5)菩萨藏。《成实论》卷十四〈恶觉品〉云（大正32·352c）︰‘当读诵修多罗、毗尼、阿毗昙、杂藏、菩萨藏。’其中，杂藏依《分别功德论》卷一所述，（大正25·32b）︰‘非一人说，或佛所说，或弟子说，或诸天赞诵，或说宿缘三阿僧祇菩萨所生，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 此外，犊子部于其所诠之法立三世、无为、不可说五藏。
一、关于佛教的论文，这个题目太大了！佛教的经典如大海这么多，五部大论，大藏经，那不是三五年，十年八年能看完的。佛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世间人能有智慧参透！你能看到的佛教论文，你能写的佛教论文，只能是一个大概，或者一个细节！二、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教育。作为修行佛道的人，把佛教当做一种知识，当做一种文化，又是佛教的一种悲哀！因为佛教是教你了生脱死的，让你断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的！如果你大家佛教当做一种文化知识，而没有实修，而没有去证悟，佛教很快就会毁灭掉了！
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写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是言禁未开之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中国现代杂文产生于五四文学革命中，在30、40年代风靡文坛。文集，就是多篇相似文体的文章组合起来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