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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有过炫目,有过黯淡,有过多的褒扬,也有太多的争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当前，随着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让我国在国际文坛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做出不菲贡献。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使中国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已成为保障我国强国策略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善，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英语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
当前我国已经将“走出去”作为传播 文化 的重要战略，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则对文化传播成果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课题目前受到国内外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将对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发展的优化对策。
一、翻译选材现状与对策
目前英语世界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题材范围宽广，但是普遍缺乏系统性，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选择的作品大多受到作家所处学术地位的影响。例如，夏志清在《现代小说史》中表扬了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美感，所以张爱玲作品被广泛关注并大批量翻译，如《金锁记》、《色、戒》等均被翻译为英文版本，知名译者包括JulieLovell，KarenKingsbury等;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对我国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予以肯定，英国国家大量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次，英美出版商大多关注我国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作品，忽视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平。虽然一些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是没能体现出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再有，目前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剧本翻译较少，究其原因很多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社会学著作，而真正关注我国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解决翻译选材的问题，应该从改进选题方式着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选题应该着眼于全球目光，体现当今主流价值观，如人性、权利、自由、环保、尊严等，这些能够引起全球读者兴趣的话题，更易产生共鸣。通过选择翻译作品，体现了我国的独特文化，也表现了我国融入世界文化的意识，因此选材要体现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
二、国际市场接受现状与对策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作品在世界的传播效果，而文学作品的销量则是最好的反馈。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中鲜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分析原因主要为：首先，大多读者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了解较少，对我国的研究有限，缺乏兴趣;更有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存有偏见，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眼光评判其他国家作品，认为我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欠佳，缺乏美感;其次，我国本土作家也应针对作品翻译的现状从自身查找原因。过去，我国作家的创作受到“”的影响与制约，始终围绕“服务与政治”展开，而很多作家根本不懂外语，写作时过于随性，没有从国际发展角度选择写作题材，写作的内容不具备国际化视野，写作技巧与国际作品需求不相符，作品略显粗糙。再有，翻译不精准，缺乏专业的汉英译人才，也是阻碍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原因;即使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无人有能力翻译，影响了翻译质量水平，不仅无法还原作品本意，还可能导致外国读者对我国文学作品产生误解和负面看法，例如，Eoyang认为一些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类似于__中“说方言”的形式：“scholarlyglossolaliaoracademicspeakingintongues”，认为很多时候翻译并不是以交流为目的，而是单纯的直译。这是由于国外读者本身对我国的文化、政治、发展等不了解，他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中国，如果不能如实翻译作品内容，必将影响我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入世界，必须迎合海外读者的风格，适应国际文学作品的接受环境，这就需要针对国外文学环境、国外读者需求等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与翻译经过了多年历史，但是西方国家主动翻译我国文学作品却时间较短，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导致西方国家的读者难以接受我国的文学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的普通读者对我国作品的认知度不足，仅能从浅层次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偏低;过去，西方国家的作品为了迎合我国读者需要，将作品中的很多章节删减、修改，并将小说以章回体的形式表达，便于我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也要考虑西方读者实际情况，不能过于贪婪，而是注重作品的质量。鉴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对我国作品认识有限，可减少全译本的数量，适当推出改写本、节译本，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全译本，则更利于国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另外，我国文学作家也要提高国际发展意识，了解国外的文学研究水平、文学研究方向等，向国外输送更多专业的汉学家，了解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情况，加强与国外汉学界的合作，翻译出更多适合国外读者的译本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入世界文化领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对外传播，应秉持“润物细无声”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市场的文化传播倾向与需求，从选材、翻译、出版等多角度优化，与国际市场对话、交流，寻找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面推广的 渠道 ，将对我国实现文化传播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骆萍.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出版路径探索——以毕飞宇《青衣》与《玉米》英译出版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08:118-120.
[2]王建开.走出去战略与出版意图的契合:以英译作品的当代转向为例[J].上海翻译,2014,04:1-7.
1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设置的创新等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来看，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来看，通常将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看作是当代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在1980年左右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明确的分界将会被打破，逐渐提高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文学的历史特征发挥到极致。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经典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求全贪大，并无法做到精细，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作为教学赏析的重点，加大对知名作家的研究力度，努力使学生学会中华文学的精髓，并从这些名家名作中 总结 人生哲理，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对经典文化进行合法辩护，而应该是对经典文化进行全新的分析研究和阐释。进而要做到对教学内容的大胆淘汰，对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作品和作家进行删除，更好的突出经典作品和文学精华，另外还要对教材之外的文学信息进行补充和增加，对特定的文学经典进行全新定位。
实施分级上课，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工作
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级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课程，将此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2实现多样化的 教学 方法 和教学手段
教学体系的创新离不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的改变是进行创新的第一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培养出具有高素养的专业人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胆的尝试讲座法、问题讨论法甚至课题研究法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文学理解能力的培养
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些 必读书目 ，一方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使学生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对作品的敏感度。
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教师努力实现教学多样化的本质目的是创设一个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质量的重要方式。另外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式教学法，通过提前布置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积极完成教学目标。例如在进行“寻根文学”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 爱好 ，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其创作的背景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
重视 创新思维 ，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传递内容已经不单纯的是理论知识，而是学习者自身建构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可以采用话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话题的选择就是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或者教学重难点，教师进行提问，学生进行总结回答。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各大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大高校对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完善教学体系是未来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关键，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当代文学教学质量、课堂效率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其实可以根据时间的划分，简单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现代文学，二是当代文学;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教学水平，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就必须要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课程体系，创新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对现当代教材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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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管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丛刊》创刊于1979年11月，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大量新的专业人才都是通过《丛刊》首次或屡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丛刊》为培养这一学科的新生力量做出了贡献。注重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当代性，鼓励独创性见解，热情扶持新生力量是《丛刊》的一贯指导方针。《丛刊》创刊之始，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出版社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改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王瑶先生担任《丛刊》首任主编，第二任是樊骏先生，第三任由吴福辉、钱理群共同担任，第四任由吴福辉、温儒敏共同担任。现任主编为吴义勤、温儒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丛刊》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已经成为专业性的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全国核心期刊，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选用为来源期刊，成为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学中文系师生长久保存的参考书，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望。《丛刊》从2005年改为双月刊，2011年起改为月刊。 刊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主办： 中国现代文学馆周期： 月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32开ISSN： 1003-0263CN： 11-2589/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时间：1979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一、来稿请直接寄至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二、来稿须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并符合本刊稿例格式。非经同意，电子邮件、软盘、传真件等不能作为正式投稿方式。三、寄交打印稿需用A4纸单面打印；寄交手写稿，需用16开稿纸誊写清楚，一字（含标点符号）一格。欢迎附电子文本。请在文末标明来稿字数。四、来稿需有200字以下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并务请用另页附上：作者姓名、任职机构、通讯地址、邮编、电话或传真、电子信箱。五、引文及注释：A．作者应对照原著认真核对引文，请勿直接从网上下载引文。B．注释采用尾注。必须准确标明1．作者/编者/译者；2．书名/文章题目；3．出版社；4．卷期/出版年月；5．页码等资料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码。C．引文注释范例：1．①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2．②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1月，第20页。六、书评稿需寄一本样书。七、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样书。稿酬从2008年起上调为60元/千字。 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11年第一期开始，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一期，全年12期，容量大大扩展了。还有一个变动，就是打通“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既发表现代文学也发表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过去《丛刊》也发表过少量“当代”的文章，时限主要是“文革”之前的，更明确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但要求是偏重文学史的研究性论文，不发表一般的评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有利于研究深入。至于定位在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是为了区别于其他评论性刊物，两者的功能及读者需求上都是有差异的。为加强当代部分的编辑工作，《丛刊》编委会增聘了一些偏重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编辑部将得到充实，审稿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至今32年了。三十多年来，本刊始终致力于引领现代文学研究方向，呈现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成果，扶植现代文学新进的学者，支撑本学科的建设。本刊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一心靠学术品格与刊物质量，靠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跻身全国人文社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行列，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丛刊》的风格是“持重”，这可以说是本刊的学术个性，也是办刊的传统。王瑶先生那一代奠定的刊物方向，三十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坚守的，走过来真不容易。改版后的《丛刊》还是以学术为本，要保持她“持重”的风格。在当今比较浮躁的风气中，这“持重”的刊物个性尤显可贵，要坚持的确很难，但我们会努力。同时，也会注意不断把握学界的脉动，办得更加活跃，更加大气，也更能适应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同时又是在中国作协领导下、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期刊，是文学馆的一个窗口。现代文学研究会实质性地参与了刊物的工作，与文学馆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改版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完善编辑管理制度，和读者作者密切联系，扩大与争取更多更好的稿源，使刊物的学术质量与编辑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我们恳切期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支持《丛刊》，因为《丛刊》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大家切磋学问的平台，是交流成果、增进情感的美好园地。吴义勤温儒敏2010年11月27日
音乐的魅力真的，我只能说人真的很脆弱，而音乐最直接抵达内心深处所埋藏的情感。《二泉映月》这首曲子，我听过很多次，而独独在中秋节的紫藤听了后，我却大大反常。跪坐开始时，我就隐隐约约得觉得旋律十分熟悉，却始终没有意识到是《二泉映月》到第二种风格的《二泉映月》展现时，我开始反常……那有一搭无一搭的断断续续的二胡声,揪得心痛之后,我有一种冲动,想站起来的冲动,去关掉,因为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那二胡拉出旋律太悲怆太苍凉，在那时断时续，实际却是连续成一体的嘶哑的声音中，我不能站起来，情不自禁的留下泪来，一滴又一滴缓缓流过面颊，流过嘴角，从下巴流下，滴到手上。每眨一下眼睛，就一滴泪水凝结，慢慢滑落。我抬起头，望向天花板，希望把注意力分散，放到别的事物。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那种影响力太强了。我无法阻挡，无法将它屏除在心外。它像一股魔力吸引着我，却又让我无法抗拒，觉得是一种煎熬，仿佛我在亲身经历那样一种磨难从而因来我本能的反抗。音乐慢慢的消逝，但是这样的氛围却一直环绕着我……我自认为我是一感情不外露的人，也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为音乐而伤心落泪，这是第一次。记得老师说，日本演奏家小泽说过听《二泉映月》要跪着听。我也只是在跪着时，才对此首曲子产生了共鸣，才真正认识《二泉映月》，而是它的版本都将它的色彩变得绚丽失去了苍凉的意境。音乐会扰乱内心的平静，影响人的情绪，音乐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人生阅历的再现。它或轻快、或活泼、或深沉、或清亮、或忧郁、或神秘……凡此种种，都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故事，它的经历……音乐是美的，真正理解音乐的人，为它痴迷，为它欢笑，为它流泪，这就是音乐。
谈谈蒙古舞蹈美学多年来，我收集整理“蒙古舞及蒙古诸部族舞蹈名词术语蒙汉双解资料”的同时，立项研究了“蒙古诸部族舞蹈审美特征”。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这部《蒙古舞蹈美学概论》。我是从舞台表演艺术起家的，尽管有大量的艺术实践经验和艺术创作，但我并不具备论证的能力和理论高度，很难迈入学术领域的门槛。我没有灰心。通过1990年至1992年近两年的准备，通过朋友邀请自费赴蒙古国摸底考察，6天的时间里收获不小，扛回来一批图书资料和录像、录音带等相关资料。回到北京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看录像，听录音。1993年我向文化部提出了确立蒙古舞蹈科研项目“蒙古诸部族舞蹈审美特征”和“蒙古舞蹈名词术语蒙汉双解资料”的申请，获得批准。1994年、1995年又赴蒙古国考察学习，在乌兰巴托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查阅了大量资料，得到了充实提高，也征集到了相关资料。在我研究蒙古诸部族舞蹈全过程里，经过多次反复鉴别，我把其中一部分认定并提升为美学术语并加以注释。还有一部分是原有的蒙古舞蹈名词术语，过去只是作了一些简单的动作解释，并没有认定它是美学术语，现在我把这一部分也提升和认定为美学术语，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加以注释。譬如，“萨布尔登伯依勒格”运作组合里的名称及名词术语，以往只做学术动作名称的解释，没有从美学和文化蕴涵的视角和深度与高度思考“萨布尔登伯依勒格”的美与动律名称及名词术语。我觉得应当从美学视角思考研究它的来源、它的形成、它的审美特征、它的兴起环境。再从它的发展规律入手，追踪其动律名称与组合名称之间的变化，组合名称与名词术语之间的沿革，以至将名词术语里的美学含量加以注释提炼，而后把它提升到美学术语加以锁定。我认为，应当保留“陶布绣尔伯依勒格”的12个“组合名词术语”和12种“陶古绣尔”乐曲相媲美构成的一套完整系列性组舞，这12个名词术词不可以拆开，这一组系列名词术语里有鲜活的蒙古舞蹈美学，它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还有，“萨布尔登伯依勒格”是由动律名称与名词术语组合而成的。每个动律组合里包含美学术语的成分。每一组动律组合里蕴涵着蒙古舞蹈的美。蒙古舞蹈“伯依勒格”里的文化底蕴深厚且容量大。在蒙古舞蹈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里，它是所有蒙古舞蹈中的名词术语提升为美学术语的坚实基础，其美学术语是蒙古舞蹈美的领先“样本”。“伯依勒格”是构成蒙古舞蹈精美的舞蹈语汇的佐证。假如一个民族只有单一的几个舞蹈动作而没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就好比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一样，将会受到极大的局限。一个民族的舞蹈没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它怎样来表述审美特征呢？！由此而言，“伯依勒格”是蒙古舞蹈文化的原形，是蒙古舞蹈的主流文化，是民族特色的象征，也是蒙古舞蹈文化兴起与繁荣发展变革中的标志，是蒙古舞蹈精致化的艺术缩影。还有，《乐诗之舞》与《史诗乐舞》不能混为一谈。《乐诗之舞》是指诗歌里的乐舞，《史诗乐舞》是指蒙古史诗里的乐舞。这是蒙古舞蹈艺术精致与成熟的程度中，产生了在“宏大”里的细节，与其渗透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之中的美学成分。对《安代舞》，经研究认定和排列了12种名词术语的顺序，这12种名词术语顺序不可以颠倒，如果颠倒了的话，势必会破坏经提炼而成的美学术语的完整性，贬损它的价值。蒙古传统舞蹈动律的核心是情趣美，应当让人们透过动律美意会到灵魂美，领略到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回味无穷的艺术想象力。蒙古民族在“诗的海、歌的海、舞的海”中充分显示了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象力及其悠久传统，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艺术想象力和不具有艺术家群体，那么这个民族可能是愚昧无知的民族吧。舞蹈是视觉艺术，是通过舞蹈演员的人体旋律在舞蹈作品中体现美的含义。它的审美情趣直接通过舞蹈演员展现。然而，舞蹈演员的能力直接影响到舞蹈作品的成与败。如若舞蹈演员不注重美学和文化修养，那么，单纯靠舞蹈的技术技巧去完成一个作品，就等于没有民族文化的血脉与审美情趣，也就不大可能上升到美学高度，只能是停留在技术技巧的层面上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再好的技术技巧也不可以取代舞蹈的美学和美感。舞蹈不是语言艺术。假如，演员在心目中只注重自我与舞蹈的技术技巧，而不去探索作品里的美，那他就不可能准确地表现舞蹈作品里的灵魂美，从而会直接扭曲作品的原本立意和美的意境。我认为蒙古舞蹈的美学思想就是通过好作品、好编导、好音乐、好演员铸造出来的，而且缺一不可。譬如，《盅碗舞》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真正地体现了《盅碗舞》与“伯依勒格”的密切关系；演员通过表演体现了与蒙古诸部族传统舞蹈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复习资料现代文学史复习资料1.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小说的除鲁迅外，还有（杨振声）2.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说的是（胡适）3.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着力刻划的女性形象主要属于（高门巨族的少妇）4.茅盾描写从“五四”到“五卅”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长篇小说是（《虹》）5.冯至所属的新文学社团是（沉钟社）6.鸳鸯蝴蝶派的主流从题材、内容上来说是（言情小说）7.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戏剧团体是（南国社）8.丁玲对知识女性的矛盾心理进行大胆、细腻描写的作品是（《莎菲女士的日记》）9.《蚀》三部曲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大革命失败后）10.叶圣陶五四时期的小说主要风格是：（冷隽平实）11.中篇小说《二月》的作者是（柔石D ）12.王统照的小说《沉思》属于（抒情小说）13.《骆驼祥子》的主要情节线索是（.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 ）14.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属于（寓言体小说）15.巴金的《雪》描写的题材是（工人生活）16.台静农在五四时期参加的文学社团是（未名社）17.一直称自己是“乡下人”的作家是（沈从文）18.长篇小说《风萧萧》的情节特点是（间谍传奇）20.下列作品中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21.下列表现妇女解放主题的作品是（《终身大身》）22.下列属于李健吾剧作的是（《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23.沈从文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的思想特点是（本土性、本族性与人性的哲理思考）24.沈从文小说创造了多种文体形态，下列不属于沈从文小说文体形态的是（自我抒情小说）25.沙汀《淘金记》所写的内容是（描写恶霸、封建帮会头子以及没落地主之间的斗争）26.提倡“恐怖。狂欢。虔格”为创作的“三道母题”的流派是（战国策派）27.“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以上诗句出自于闻一多的：（《发现》）28.小说《啼笑因缘》的作者是（张恨水）29.郭沫若宣扬“舍身报国”的爱国精神的历史剧是（《高渐离》）30.下列属于秧歌剧的作品是（《兄妹开荒》）31.丁玲解放区创作的小说是（《在医院中》 ）32.《七月》杂志和“七月”诗派活跃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33.许地山早期小说浪漫主义倾向的三大要素分别是（爱情经历、异域色彩、宗教气氛）34.《长河》是（沈从文的长篇小说）35.戴望舒“七。七”以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朴素明朗）36.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社团主要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 ）37.“自由人”指的是（胡秋原）38.“易卜生专号”出现在（1918年《新青年》杂志）39.巴金系列中篇《火》三部曲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40.促进了现代散文成熟的文学社团是（语丝社）41.二十年代中期与冰心齐名的“闺秀派”女作家是（庐隐）42.爱姑这一人物，出自鲁迅小说（《离婚》）43.田汉描写海外赤子报国激情的话剧是（《回春之曲》）44.《地之子》的作者是乡土小说作家（台静农）45.无名氏隐居杭州开始潜心创作的作品是（《无名书稿》）46.“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章士钊）47.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新文学社团是（语丝社）年，徐志摩、闻一多编《晨报副刊。诗镌》所提倡的诗体是（格律诗）49.从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来看，延安解放区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思潮）50.在小说中最早对国民劣根性作出深刻描写和针砭的作家是（鲁迅）51.“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喊出这妇女个性解放呼声的人物形象是（子君）52.郭沫若的诗集《瓶》是一部（爱情诗集）53.郭沫若的诗集《星空》表现的是（“五四”退潮时期郭沫若苦闷彷徨的思想感情）54.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主要贡献是（发表《人的文学》等论文）55.刘半农诗作的主要特色在于（诗体的多样化和平民化）56.中国诗歌会的主干人物穆木天，早期参加的新文学社团是（创造社）57.下列属于《四世同堂》中的一组人物是（大赤包、冠晓荷）58.老舍解剖国民劣根性的小说《二马》采用了（中英两国国民性比较的视角）59.对巴金早期思想和创作有明显影响的是（无政府主义）60.巴金小说《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是（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61.在《蚀》三部曲中，表现“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的人物形象是（方罗兰）62.茅盾的与1930年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有关的小说是（《子夜》）63.茅盾采用日记体形式的小说是（《腐蚀》）64.夭夭这个人物形象出自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 ）年，沈从文以其第二次返乡旅行作为视角，报告与评说家乡历史与现实的散文集是（《湘西》 ）66.《雷雨》内容的时间跨度达30年，但剧情却浓情在（一天之内）67.《雷雨》的结局，揭示周朴园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帷幕的人物形象是（蘩漪）68.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主要揭露了（典妻制）年代初期在文坛上崛起一批青年抒情散文家，他们是（何其芳、丽尼、陆蠡等）70.施蛰存一般被认为是（心理分析派作家）71.有“农民作家”称号的作家是 （赵树理）72.组诗《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是（光未然 ）73.下列田间诗作中，属于街头诗的是（《假如我们不去打仗》）74.下列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人是（穆旦）75.《雅舍小品》的作者是（梁实秋）76.丁玲到达延安解放区以后创作的小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77.《七月》杂志和“七月”诗派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国统区）。78.许地山早期小说浪漫主义倾向的三大要素分别是（爱情经历、异域色彩、宗教气氛）。79.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生活的小说是（《海滨故人》）。80.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是（《抗战文艺》）。81.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社团主要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82.“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是（苏汶）。83.被鲁迅赞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诗人是（冯至）。84.巴金系列中篇《火》三部曲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85.茅盾《追求》中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是（王仲昭）。86.二十年代中期与冰心齐名的“闺秀派”女作家是（庐隐）。87.单四嫂子这一人物，出自鲁迅小说（《明天》）。88.沙汀长篇小说“三记”指的是（《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89.郭沫若《瓶》是一组（爱情组诗）。90.无名氏隐居杭州开始潜心创作的作品是（《无名书稿》）。91.在现代文学史上，“农民作家”指的是（.赵树理）。92.以《骆驼草》为主要刊物的文学流派是（“京派”）。93.《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死不肯翻身的人”是（侯忠全）。94.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的理论建设文字是（《文学革命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 ）。96.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四幕话剧《家》，其新的艺术构思主要表现在（以觉新、瑞珏、梅的关系为线索）。97.茅盾所谓“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一位诗人”指的是（徐志摩）。98.“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于世无补”、自卑颓唐的“零余者”形象较多出现在（郁达夫笔下）。99.穆旦诗中的“我”，其特点是（是分裂残缺、矛盾痛苦的“自我”）。100.夏衍创作的讲述科学家俞实夫在抗战现实面前终于由不问政治到投身抗战洪流的故事的剧本是（《法西斯细菌》）。101.以“平和冲淡”风格的美文小品见称于世的作家是（周作人）。102.从文体形态看，沈从文的《八骏图》是（讽刺小说）。103.艾青抗战初期的重要诗作主要收在诗集（《大堰河》）。104.三十年代初“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是（自由主义文学）。105.融古今中外的优长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的作家是（张恨水）。106.“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107.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是（春柳社）108.左联成立后，文坛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文学”是一个（国民党的文学派别）109.郭沫若的诗集《恢复》写于（大革命失败后）110.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是（浪漫主义和诗情）111.“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俄国文学）112.郁达夫30年代的小说《迟桂花》主要表现了（隐逸的思想）113.朱自清发表于“五四”之后的抒情长诗是（《毁灭》）114.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散文集）115.老舍所属的民族是（满族）116.《爱情三部曲》指的是（《雾》、《雨》、《电》）117.巴金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作品是（《火》三部曲）118.在《家》的高家三代人中，第二代克字辈属于（迂腐的卫道士、荒淫的纨绔子弟）119.宣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把人性当作文学表现的终极理想的作家是（沈从文）120.下面属于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一组人物是（翠翠船总 傩送老船夫）121.沈从文小说《丈夫》表现的思想内涵是（对穷苦人不幸命运的同情与追问）122.曹禺描写复仇的一部话剧是（《原野》）123.下面属于《雷雨》的一组人物是（周朴园鲁大海 四风）124.曹禺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的剧作是（《日出》）125.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作者是（胡也频）126.散文集《画廊集》的作者是（何其芳）127.萧涧秋这个人物形象出自于（柔石的《二月》）128.以下符合张天翼小说创作特色的判断是（富有喜剧色彩和讽刺性）129.下列属于“七月”派的一组诗人是（绿原、鲁藜、阿垅、牛汉）130.《马凡陀的山歌》属于（政治讽刺诗）131.艾青到延安以后发表的诗集有（《黎明的通知》132.下列属于无名氏的两部小说是（《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133.赵树理的小说成名作是（《小二黑结婚》）134.水生嫂这个人物出自（《荷花淀》）135.延安文艺整风后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富有代表性的长篇叙事诗是（《王贵与李香香》）136.沈从文《长河》中的女性形象是（夭夭）。137.以《抗战文艺》为会刊的社团是（“文协”）。138.《平民文学》一文的作者是（周作人）。139.晚清文坛“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140.“鸳鸯蝴蝶派”通常又称（“礼拜六”派）。141.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是（《漂流三部曲》）。142.二十年代中期与冰心齐名的“闺秀派”女作家是（庐隐）。143.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寒夜》）。144.“汉园三诗人”得名于（三位诗人合出的一部诗集名《汉园集》）。145.《毁灭》是朱自清的一部（抒情长诗）。146.吕纬甫这一人物，出自鲁迅小说（《在酒楼上》）。147.鲁迅收入《野草》一集中，为纪念“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文章是（《纪念刘和珍君》）。148.《猫城记》是（老舍的寓言体小说）。149.被誉为“七月”派“小说重镇”的作家是（路翎150.话剧最初被称作（文明新戏（“新剧”）151.《金粉世家》的作者是（张恨水）。152.新月诗派提倡“新格律诗”的阵地是（《诗镌》）。年成立的“文协”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54.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小品的主要是（论语派）。155.无名氏的创作总体上倾向于（浪漫主义）。156.田汉创作的以刘金妹、梁若英、李新群三位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是（《丽人行》）。157.老舍笔下信奉“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的主人公是（“老张”）。158.《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是（赶车老把式）。159.现代最早的白话新剧剧本是（《终身大事》）。160.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的理论建设文章是（《文学革命论）。161.以主人公赵惠明的日记暴露国民党特务统治黑幕的小说是（《腐蚀》）。162.曾在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编辑《红黑》、《人间》等杂志的作家是（沈从文）。163.以老子《道德经》中“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作题记的作品是（《日出》）。164.以浓郁的异国风光和人物的流浪生活、求生意志为内核的新型浪漫抒情小说的作者是（艾芜）。 165.艾青到达延安以后创作的诗作是（《黎明的通知》）。
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社团。从1924年底自1930年初，历时约五年多时间，以《语丝》周刊为依托,围绕着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社”的旗号下聚集了一批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既有“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亦有1920年代中期于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简介“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因编辑出版《语丝》周刊得名，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一般指刊物 语丝社的编辑者及主要撰稿人。该刊于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川岛、刘半农、章衣萍 、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等。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同年12月在上海复刊，为第4卷第1期。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主要撰稿人为鲁迅、周作人、章衣萍、韩侍桁、杨骚、陈学昭等。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周刊发表杂感、短评、随笔为主，兼及其他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有关社会 、历史的研究 文章 。语丝社以鲁迅为代表，在反对封建思想、反击复古逆流的斗争中，在围绕北京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抨击北洋军阀统治，揭穿所谓“正人君子 ”帮凶面目的斗争中 ，以及后来在革命文学的讨论中，都起过积极作用。但被泛称为语丝派的人们的立场、思想倾向各有不同。早在北京时，周作人、林语堂主张所谓“费厄泼赖”(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运动竞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胜利者对失败者要宽大，不要过于认真，不要穷追猛打。)，不打 “落水狗” ，鲁迅曾立予批驳 。后在上海时，创造社、太阳社指责语丝社主张“趣味文学”，认为是革命文学的对立面。事实上，鲁迅当时就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革命文学的正确主张。他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和周作人、韩侍桁等人否定革命文学，是根本不同的。编辑本段名字来由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 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编辑本段主要成员主编：孙伏园、周作人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韩侍桁、杨骚、陈学昭等编辑本段主导思想语丝社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实际上继承了《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鞭挞社会丑恶与黑暗的精神传统。在思想、文化及政治各条战线上,语丝社与“现代评论派”、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新军阀及社会上的各种新与旧的黑暗势力发生了激烈的交锋。编辑本段发展历程要认识语丝社，首先得认识《晨报副刊》，《晨报副刊》是新文学运动早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 语丝出版物一。出版于北京的《晨报》原名《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副刊》是《晨报》的副刊，它于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孙伏园任《晨报副刊》总编辑的时候，得到了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等人的大力支持。到1924年，《晨报》总编辑由刘勉己取代了蒲伯英，他对孙伏园编辑的副刊极为不满意，决定进行改革，将已经确定好文章的刊物中鲁迅的作品《我的失恋》取掉。孙伏园辞职，而又决定在报刊事业上有所发展，并企图通过创建另一个刊物来“报复”《晨报》，尽管语丝社的成立有着更有广阔和复杂的政治时事及思想上的背景，但这次“抽稿风波”成了《语丝》出现的直接催化剂。同时，我们要认识语丝社，还得了另一个文学社团：新潮社。语丝社的筹备会上，除章小川外，都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新潮》是由北京大学学生所办的刊物，它呼应《新青年》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的立场，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鲁迅主张将《新潮》不要办成一个纯学术的刊物，而是应将重点放在对于中国腐朽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的批判上。在新潮社中，周作人更一度担任主任编辑，另一个原因是《语丝》社在当时没有自己的出版与发行基地，所行的工作都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进行。在认识语丝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容忽视的要了解一个出版机构：北新书局。北新书局是由新潮社转化而来。这种转变显得很自然。在后期，新潮社相当于一个出版机构了。由于李小峰大学毕业后专注于这一块事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北新书局的老板，其它社员也默认了这个老板的身份。在北新书局创办初期，鲁迅给予了李小峰许多帮助。除了经济上的帮助外，还在装帧等方面给予了指点。 鲁迅并亲自参加到其中。鲁迅后来与李小峰及北新书局保持了十年多的关系，直到生命的结束。北新书局成立之后，《语丝》的印刷，发行等事务性的工作，就全部交由李小峰经管。北新书局后来移到上海，在上海期间，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合作，并不只限于《语丝》周刊。鲁迅与郁达夫一起为北新书局主持了另外一种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奔流》，并长期为《北新》半月刊提供译稿。但北新书局与鲁迅关系中不和谐在鲁迅定居上海不久即出现了。1927年，李小峰和孙伏园因为经济问题发生纠纷。鲁迅在致章川岛的信中有所提及，在1928年9月致章川岛的信中，鲁迅再次表示了对李小峰的不满。最后发展到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语丝》是一个没有严格组织程序的文学团体。周作人虽然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而实际上在语丝社中行使着主编的权利，说明周作人在语丝社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可鲁迅在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不在周作人之下，可为什么行使主编之权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主要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语丝社的基本班底都是原新潮社的成员，而周作人曾经担任过新潮社的主编；二是语丝社由孙伏园提议，在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中，孙伏园倾向于周作人。三是鲁迅没有出席过语丝社的一些会议，与社员之间的联系较少；四是当时鲁迅是教育部职员，作为政府官员，不宜参加民间社团。综合而定，自然在北京时期的语丝社主编是周作人。鲁迅虽然没有担任主编，仍是核心人物。他对于《语丝》编辑方针，会通过其他几位主要社 周作人员进行传递到周作人那里，并对于出版，印刷，发生都提出了自己具体的意见。语丝社和新潮社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且为之呼应并摇旗呐喊的文学社团，而《语丝》更是《新青年》的继承，它前期在批判封建思想陈旧观念腐朽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它以几条战线上同时和社会黑暗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得它在2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发生的作用几乎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杂志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出版了另一份杂志《现代评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希望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观念来改变中国社会。在《语丝》中，周作人和鲁迅起了极大的作用，两兄弟的关系破裂于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历来有种种说法，分析和猜测。两人的关系成了“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但1924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两者却因为《语丝》连在了一起。尽管两人从来不见面，写起文章与旁人作笔斗的时候却是一个鼻孔出气。但鲁迅攻击徐志摩和陈源等人时，笔尖带刺，从不会给他们留情面，相对来说，周作人平和一些。他与徐志摩的关系一直不错，并且进行过相互约稿。在《现代评论》杂志创办之后，还参加了这个杂志组织的聚会。在《现代评论》中与陈西滢的“叫局事件”中却表现的相当激烈。徐志摩，胡适的劝解均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周氏兄弟的配合作战，还有一个倒证：就是当狂飙社的高长虹与鲁迅发生冲突并对鲁迅进行攻击的时候，周作人主动出来用文章攻击了高长虹。鲁迅一生坚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从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和党派，也不轻信任何新潮的学说观念，思考 刘半农问题总是从“本心”出发，“依自不依他”，“怀疑主义”的立场一直坚持到革命的最后一息。周作人也是一生强调“个人”的首要性，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智者”的形象，也正由于他的“怀疑与否定一切”以及“无所崇信”。有人说周作人是“复古派”的，这是不正确的。他要“复”和“古”是“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不过是他的灵魂空处贵族趣味的投影而已。但在周作人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贵族趣味，也有平民精神，而且在他的意识里这是两种可以并行不悖的东西。周作人宣布要取消“文学家”的招牌，他显然不是要去当思想家，更不是要去当改革家和革命家。他不做“文学家”，而是要去做“文章家”。周作人的办刊思想是：他既要“反抗”也讲“趣味”，他在“批评文明”与“批评社会”的同时也不会忘了“生活的艺术”。编辑时更不因读者而改变。全部《语丝》的历史中，当属于周作人任主编时期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最大。凡属于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几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周作人担任主编的另一成就是举荐和培养了作家废名，因为废名加入，《语丝》的文学性加强，废名是较“纯粹”的文学家，后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语丝》的编辑从北京转向上海。同北京版《语丝》相比，上海版《语丝》给人的感觉是一份更接近文学的刊物。这个时期，推荐出不少新人。从第五卷开始，《语丝》由柔石作主编，这当然全靠鲁迅的的大力推荐。作为一份名声已经在外的老杂志，它过去的宗旨，风格和编辑思路肯定会对他造成影响和制约。这当中除了惯性的延续，柔石对于鲁迅的敬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体现柔石“学术性”的还有翻译文章。《语丝》的“杂感”与“美文”，是精神自主的个人所呈现出的心灵世界的不同方面。“杂感”更多地关 徐志摩注社会，而“美文”则带着更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信息，但思想的自由和判断的独立则是共同的。语丝社作家对于自身的定位是人文学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意地与“黑狗咬黄狗”的政治保持距离，也与“纯粹”学术保持距离。鲁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不相同，后来更有种种变化．语丝社自1924年在北京创刊，到1930年3月于上海出版最后一期，共出260期，前后经历7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最终因为编辑中心的转变，主编的变化而走向了消亡。
《中国近代史纲要》 ——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关键词：鸦片战争 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是百度文档上下载的，有三千多字，你可以稍作修改。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当代文学有过炫目,有过黯淡,有过多的褒扬,也有太多的争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当前，随着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让我国在国际文坛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做出不菲贡献。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使中国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已成为保障我国强国策略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善，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英语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
当前我国已经将“走出去”作为传播 文化 的重要战略，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则对文化传播成果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课题目前受到国内外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将对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发展的优化对策。
一、翻译选材现状与对策
目前英语世界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题材范围宽广，但是普遍缺乏系统性，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选择的作品大多受到作家所处学术地位的影响。例如，夏志清在《现代小说史》中表扬了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美感，所以张爱玲作品被广泛关注并大批量翻译，如《金锁记》、《色、戒》等均被翻译为英文版本，知名译者包括JulieLovell，KarenKingsbury等;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对我国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予以肯定，英国国家大量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次，英美出版商大多关注我国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作品，忽视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平。虽然一些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是没能体现出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再有，目前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剧本翻译较少，究其原因很多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社会学著作，而真正关注我国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解决翻译选材的问题，应该从改进选题方式着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选题应该着眼于全球目光，体现当今主流价值观，如人性、权利、自由、环保、尊严等，这些能够引起全球读者兴趣的话题，更易产生共鸣。通过选择翻译作品，体现了我国的独特文化，也表现了我国融入世界文化的意识，因此选材要体现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
二、国际市场接受现状与对策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作品在世界的传播效果，而文学作品的销量则是最好的反馈。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中鲜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分析原因主要为：首先，大多读者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了解较少，对我国的研究有限，缺乏兴趣;更有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存有偏见，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眼光评判其他国家作品，认为我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欠佳，缺乏美感;其次，我国本土作家也应针对作品翻译的现状从自身查找原因。过去，我国作家的创作受到“”的影响与制约，始终围绕“服务与政治”展开，而很多作家根本不懂外语，写作时过于随性，没有从国际发展角度选择写作题材，写作的内容不具备国际化视野，写作技巧与国际作品需求不相符，作品略显粗糙。再有，翻译不精准，缺乏专业的汉英译人才，也是阻碍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原因;即使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无人有能力翻译，影响了翻译质量水平，不仅无法还原作品本意，还可能导致外国读者对我国文学作品产生误解和负面看法，例如，Eoyang认为一些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类似于__中“说方言”的形式：“scholarlyglossolaliaoracademicspeakingintongues”，认为很多时候翻译并不是以交流为目的，而是单纯的直译。这是由于国外读者本身对我国的文化、政治、发展等不了解，他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中国，如果不能如实翻译作品内容，必将影响我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入世界，必须迎合海外读者的风格，适应国际文学作品的接受环境，这就需要针对国外文学环境、国外读者需求等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与翻译经过了多年历史，但是西方国家主动翻译我国文学作品却时间较短，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导致西方国家的读者难以接受我国的文学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的普通读者对我国作品的认知度不足，仅能从浅层次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偏低;过去，西方国家的作品为了迎合我国读者需要，将作品中的很多章节删减、修改，并将小说以章回体的形式表达，便于我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也要考虑西方读者实际情况，不能过于贪婪，而是注重作品的质量。鉴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对我国作品认识有限，可减少全译本的数量，适当推出改写本、节译本，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全译本，则更利于国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另外，我国文学作家也要提高国际发展意识，了解国外的文学研究水平、文学研究方向等，向国外输送更多专业的汉学家，了解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情况，加强与国外汉学界的合作，翻译出更多适合国外读者的译本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入世界文化领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对外传播，应秉持“润物细无声”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市场的文化传播倾向与需求，从选材、翻译、出版等多角度优化，与国际市场对话、交流，寻找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面推广的 渠道 ，将对我国实现文化传播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骆萍.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出版路径探索——以毕飞宇《青衣》与《玉米》英译出版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08:118-120.
[2]王建开.走出去战略与出版意图的契合:以英译作品的当代转向为例[J].上海翻译,2014,04:1-7.
1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设置的创新等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来看，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来看，通常将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看作是当代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在1980年左右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明确的分界将会被打破，逐渐提高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文学的历史特征发挥到极致。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经典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求全贪大，并无法做到精细，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作为教学赏析的重点，加大对知名作家的研究力度，努力使学生学会中华文学的精髓，并从这些名家名作中 总结 人生哲理，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对经典文化进行合法辩护，而应该是对经典文化进行全新的分析研究和阐释。进而要做到对教学内容的大胆淘汰，对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作品和作家进行删除，更好的突出经典作品和文学精华，另外还要对教材之外的文学信息进行补充和增加，对特定的文学经典进行全新定位。
实施分级上课，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工作
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级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课程，将此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2实现多样化的 教学 方法 和教学手段
教学体系的创新离不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的改变是进行创新的第一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培养出具有高素养的专业人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胆的尝试讲座法、问题讨论法甚至课题研究法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文学理解能力的培养
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些 必读书目 ，一方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使学生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对作品的敏感度。
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教师努力实现教学多样化的本质目的是创设一个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质量的重要方式。另外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式教学法，通过提前布置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积极完成教学目标。例如在进行“寻根文学”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 爱好 ，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其创作的背景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
重视 创新思维 ，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传递内容已经不单纯的是理论知识，而是学习者自身建构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可以采用话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话题的选择就是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或者教学重难点，教师进行提问，学生进行总结回答。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各大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大高校对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完善教学体系是未来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关键，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当代文学教学质量、课堂效率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其实可以根据时间的划分，简单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现代文学，二是当代文学;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教学水平，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就必须要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课程体系，创新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对现当代教材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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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