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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属于散文的。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一种题材。散文是指还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文章，它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爱国士大夫的典范。他的巨大影响，已经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屈原是值得纪念的。不仅因为他具有与国人的中庸性格迥异的执着人格；不肯与奸党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更因为他的作品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意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浊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诗仙李白对屈原有这样的评价：“屈平词赋悬日月”，苏东坡也自叹道：“吾生平所学而不能企及万一者，屈平一人而已”。[2]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也称屈原的作品的艺术价值2000年来只有《红楼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屈原出身高贵，是皇亲国戚，所谓“帝高阳之苗裔”[4]。他十分注重内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君子风度。所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5]从〈史记〉的这一段文字叙述来看，屈原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成为怀王身边的柱国之臣。担当了重要的使命。但后来屈原却遭到了贬黜，这其中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有怀王自身的原因，有小人的谗害。综合起来看，首先是由于“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新害其能。”[6]因此，，嫉妒成为了小人进谗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各势力的党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屈原的敌对势力不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几个人，而是一股强大的集团势力。当然，放逐屈原的是怀王，楚王的昏庸和时代的流弊才是屈原放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屈原被放逐可以看作是屈原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分野。这以后，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7]。首先是中张仪连衡之计，与齐国交恶；随后又在丹、淅之地为秦军所击败；接着又听信郑袖之言，放走了张仪。终于客死秦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此时的屈原，虽然被放逐，远离了政治权利中心，但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然而，屈原救不了怀王，也救不了楚国。君主昏聩，为之奈何。终于，屈原彻底地绝望了。“王之不明，岂足福哉！”[9]遂投汨罗江自尽，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终于，屈原离开了他深深眷念的祖国和家园，投入了滔滔江水的怀抱。但他以及他那些伟大作品所代表的屈骚精神却流在了人们的意识当中，成为一种永恒。二、屈骚精神的内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称道屈骚精神。但屈骚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却众说纷纭。我这里简单地阐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首先，屈骚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也许有人要说当时的“国”与现在的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有的人会认为屈原是“忠君”，而不是“爱国”。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提出[10]（刊《文学评论》1990年第四期），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精神，即“抗争精神”与“忠贞精神”。在汉代到明清期间，屈原精神被改塑为“忠贞”、“忠君”的楷模，而在抗战时期，又闪耀者“爱国诗人”的光芒。我认为这是屈原爱国精神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与诠释。我们不能以今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来苛求古人，在屈原的时代，忠君与爱国本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个统一体。中国人很晚近才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认识到了爱国与忠君的区别。爱国主义不可能脱离时代，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是不需要作出复杂的界定的。我们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十分关键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郭沫若高度评价屈原，并为他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能够引起全国亿万同胞的共鸣。除了爱国主义力量的感召，还有什么能够激荡起这亿万颗跳动的心脏。其次，屈骚精神反映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作者表现了一种与中原内敛的文化大相径庭的一种对于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于狂热的崇拜。屈原崇拜自己的才华，自比于尧舜禹汤。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将会“上能安君，下能养民”[11]；崇拜自己的伟大人格，认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12]总之，在他看来他具有一种光照日月，如幽兰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与高贵品质。正是因为屈原有着这样一种精英意识，才使得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希望能够成为与伊尹、吕尚、周公比肩的贤臣良相，作出一番名垂青史、泽被古今的伟大事业。但是屈原生不逢时，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生在了战国末期的楚国。在他的面前，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他们在楚王面前不断进谗，离间君臣。于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摆在了屈原面前，要么“与世推移”，“随其流而扬其波”[13]，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要么葬身江鱼之腹。但是，屈原对自我实现和自我人格完善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便它已经成为无法实现的渺渺云烟。“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14]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最终把自己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屈原这种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明知理想很难实现，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宁愿忍受无限的孤独和深沉的折磨也至死不渝的伟大情怀，成为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第三，屈骚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有人说中国缺乏古代希腊那样的悲剧精神，我以为这是极为片面和有失公允的。屈原为什么会自沉汨罗江？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他所具有的悲剧人格。柏拉图曾经把人分成两类：性格随和的人和脾气执着的人。屈原明显属于后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却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灯火燃尽，这便成就了一种悲剧的美。在《山海经》中有所谓夸父追日的传说，夸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阳，于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够赶得上太阳，留住那光阴。但是，他失败了，他因为饥渴而最终倒下了。每当看到这个故事，我便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凡的悲剧的美。夸父是在和命运抗争，这使他具有了一种英雄悲剧人格。而屈原也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这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当他一切的努力成为徒劳，生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死亡。这是最后的抗争方式，其结果虽然并未能够改变他自己和楚国的命运，但是却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恒。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15]在苟全性命与为理想献身之间，屈原选择了后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变自己杀父娶母的宿命一样，屈原的抗争是徒劳的，但他的悲剧精神与他的不朽诗篇一样，成为了一种永恒，成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三、楚文化对屈原及其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的先秦文学中，有两座丰碑。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楚辞》的独特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被晚清的刘师培称为“中国文章之祖”，南北朝沈约也讲过“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风骚”。对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是毋庸质疑的，有人给屈原冠之以“东方荷马”的美名，我想也是实至名归。至于楚辞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由于我知识的浅薄，这里不能作深入地阐释。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屈原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楚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才可能得出较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我们探询楚文化与屈原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一下楚文化的源流。历史上生活在楚国传统范围内的民族主要有南蛮、华夏和东夷[16]。楚族属于南蛮的一支，是远古三苗族的后代。据《史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17]高阳氏当生活在今中原一带地区，可见楚族可能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渊源。但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由此它便具有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成为一种相互杂糅而又独具特色的“泛楚文化”。毫无疑问，被楚国所兼并的那些中原民族的国家，例如陈、蔡、申、息等，早已进入阶级社会，其文化与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当无太大差别。但其他一些民族在被楚融合之前，其文化的性质问题，却还很模糊。赵辉在其《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中谈到楚由于长期与百越、百濮、东夷等民族混居，免不了受其影响，这便使楚文化具有了蛮夷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礼教意识淡薄，鬼神观念浓厚等。赵辉还通过援引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楚文化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缺环。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缺环，使楚文化具有了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成为了楚辞不同于中原文学的本质特征。谈到楚文化，首先想到的便是楚地的巫风。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具有某种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原地区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18]的时代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经被消解殆尽了，而楚地的这种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楚地的神话传统对于屈原的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楚国由于巫风浓厚，使得神话避免了历史化的灾难，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这些神话和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渗透入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途径给楚国的文学以巨大影响。[19]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神便开始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但她们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20]这与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21]，这与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22]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便是炎帝系的南方神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们为追求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悲剧意识。蚩尤战死以后，神灵依然战斗不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竟然一怒之下撞倒了不周山，使得“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刑天与帝争神，被帝砍掉脑袋，“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23]；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埋于东海。”[24]“他们都是悲剧性的英雄，功业未成而身首异处。但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无限的痛苦，既没有妥协，也没有后悔。”[25]到此，我们对于楚文化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它具有较强的追求意识、英雄意识与悲剧意识；有着一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有着一种甘愿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巨大勇气。这里，我还要谈及一个人——谭嗣同，他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与屈原虽然相隔千年，但身上流淌着的是一样的爱国情怀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当他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呐喊的时候，我感到了什么才是屈骚精神，什么才是楚文化的精髓。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楚人，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即在文学中属于诗歌词赋类别。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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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橘颂》看屈原的思想品格论文
摘 要： 《橘颂》借橘写人，颂扬了诗人独立不迁的精神品格，横而不流、坚定不屈的人格，坚守信念、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
关键词： 《橘颂》 屈原 人格 精神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把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光辉称为“屈原精神”或“屈子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咏物言志诗， 南宋诗人刘辰翁称之为“咏物之祖”。它以橘树比人，又将橘树人格化，反映了青年屈原的心态和个性。王逸《楚辞章句》注《橘颂》云：“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但橘只是自然界的一种植物，说橘有德而颂，显然表明“橘颂”实际上是颂人，是诗人的自喻。清代王夫之《楚辞通辞》评曰：“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屈原自比于橘的这一特性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首诗是围绕着橘树写的，但又处处体现着诗人自己的精神品格，把橘树与诗人融为一体，既颂橘，又颂人，体现了橘树和诗人光辉灿烂的艺术形象。橘所特有的品质正和屈原自身的品质相符，橘树成了诗人的化身。那么，诗人借橘颂扬了哪些思想品格？
一、受命于天，故土难离，恪尽职守的使命感
橘“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春秋六杂下》载：“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徙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可见橘忠于生养它的`土地，具有不可迁移的本性，橘生于江南，不可迁徙，是因为它受命于天的固有本性，扎根深厚，不可移易，橘的这一根本习性便成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屈原生于楚，长于楚，对楚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忍离开楚国，而且他把这一信念铭记于心，从不变更。屈原正是以橘树来自比自己的品质的，作者既是写橘，又同时写自己的宗国之情和乡土之恋，这也是屈原在其作品中屡次表明他不愿远走的原因。也正由于秉承天地所赐的重任，他恪尽职守，忠实于楚国，为楚国的富强努力。《橘颂》作者借歌咏橘树故土难离之天性，鲜明、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绝不远逝的坚定志向。
二、理想远大，崇尚“独立”，坚定不屈的人格追求
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表达过对“兰”、“椒”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凛寒屈服。“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再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束全篇，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
怀抱远大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是屈原精神之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道自任，重人格修养是一种精神。战国时期多游说之士，他们朝秦暮楚，可以为任何肯任用他们的诸侯服务；而屈原则是乡土观念、国家观念极重的人，所以特别重视“受命不迁”，强调“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种品格是屈原一生的信仰和精神支柱。《橘颂》是屈原高尚人格和个性的一个缩影。屈原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压力不断求索，去实现自己助君强国的伟大抱负。正如其在《离骚》中所言“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则喜欢以加强自身修养为乐。即使粉身碎骨也不动摇，难道我的心会害怕受到惩罚而改变？屈原总是时时鼓励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与未来。诗人对橘树由外貌到内质进行了热情的赞美，但诗人最看重的还是其“独立”的节操，表现了屈原对“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品德精神的敬仰和爱慕，充满着热爱祖国的情怀和坚贞不渝、绝不同流合污的精神。屈原坚信“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即使芳草与污秽混杂在一起，芳香的花也自能从中显出。
三、信念坚定，乐观开朗，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
《橘颂》全篇以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格调，表现出对现实自足、对未来自信的饱满积极的情绪特征。全篇通过咏唱橘树的外形、内质等，以拟人化的方法，抒发诗人主观的情感志向。犹如初踏征途的旅人，对未来的目标充满坚定的信念，但对未来的艰险尚无切身的体验；在理性上已做好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准备，但在感性上还没有真实经受到种种磨难灾祸迎顶压来时内心所产生的痛苦、悲哀、愤怒和绝望。作为屈原早年的言志作品，《橘颂》以其明朗开阔的情感基调，华丽绚烂的辞章句式，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不仅在《楚辞》中，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作品通过类比联想，托物言志，纷繁美盛的“后皇嘉树”与英姿勃发的青年屈原叠印，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自然本性与屈原的完美人格统一，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巧妙融合，其所确立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宏大志向以及“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自我勉励绝不是纨绔子弟与庸常之人可比的，全诗没有忧伤愤懑的情绪，相反，它充满着意气风发的昂扬情调。《橘颂》体现了屈原坚定的信念和清醒处世的人生态度，他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仍要“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王峰霞.《橘颂》中的屈原形象[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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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经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曾回响着他们或铿锵或低沉的声音，是他们让厚重的历史精彩，让后世景仰。毛泽东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民族长河中的珍贵品。读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更加光芒四射。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340-前277)，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1]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74-90. [2]崔富章.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J]. 文献,2012,03:3-17. [3]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崔富章,周晶晶. 《世本集览》手稿本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10,04:52-58. [5]崔富章. 《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竹治贞夫等四家误判辨析[A]. 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2010:7. [6]崔富章. 读漆雕世彩《梅赋》感言[J]. 职大学报,2010,01:44. [7]崔富章,朱新林.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J]. 文献,2009,03:144-150. [8]崔富章,柯亚莉.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J]. 文献,2009,01:153-157. [9]崔富章,柯亚莉.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J]. 文献,2008,03:72-77. [10]崔富章. 21世纪楚辞学的开拓与发展[J]. 国际学术动态,2008,03:8-11. [11]方铭,张曦,石川三佐男,陈怡良,崔富章.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资料汇编[J]. 职大学报,2008,01:35-37+140. [12]崔富章.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148-155. [13]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 文史知识,2007,12:44-49. [14]崔富章. 《楚辞书录解题》后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5]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6. [16]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7]崔富章,郭丽. 《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J]. 文献,2007,03:59-62. [18]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八辑）——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一）[C].中国屈原学会:,2007:10. [19]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0]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1]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06,01:46-48. [22]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04-109. [2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4]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5]崔富章,崔涛.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J]. 文献,2005,03:146-157. [26]崔富章. 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05,01:152-159. [27]崔富章. 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J]. 文献,2004,02:232-243. [28]崔富章.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与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J]. 职大学报,2004,01:40-43+74. [29]崔富章.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J]. 北方论丛,2004,01:1-3. [30]崔富章,石川三佐男.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1-39. [31]崔富章. 版本释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101-107. [32]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0-25. [3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七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中国屈原学会:,2000:17. [34]崔富章.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44-51. [35]崔富章.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9-16. [36]崔富章. 论嵇康对《诗三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A]. 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诗经学会:,1999:10. [37]崔富章. 班固笔下的屈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81-86. [38]崔富章.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J]. 云梦学刊,1997,02:6-9. [39]崔富章.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J]. 文史知识,1996,10:65-70. [40]崔富章. 《四库提要·诗类》补正[A]. 河北师范大学.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河北师范大学:,1993:9. [41]萧兵,赵逵夫,戴志钧,刘毓庆,崔富章,汤漳平,曹大中,潘啸龙,江立中,黄中模.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J]. 云梦学刊,1991,01:1-6. [42]崔富章 ,黄征. 浙江敦煌学研究概述[J]. 浙江社会科学,1991,01:29-32. [43]崔富章. 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况[J]. 浙江社会科学,1990,03:22-25. [44]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5]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6]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J]. 文献,1988,04:236-241. [47]崔富章. 论版本和善本[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84-92. [48]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J]. 浙江学刊,1987,01:120-125. [49]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史部地理类(浙江)[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2:89-97. [50]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文献,1982,03:187-198. [51]崔富章.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J]. 晋阳学刊,1982,02:20-22. [52]崔富章. “秬秠”辨[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125-127. [53]崔富章. 沈约籍贯考[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109-111. [54]崔富章.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J]. 文史哲,1979,03:77+62. [55]崔富章. 关于《秦献记》的主题及其他[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127-133.
陶渊明：两袖清风，不为五斗米折腰。苏 轼：被贬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司马迁：忍辱负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一个是百代爱国诗人之祖，一个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眼中，他们是同样伟大的，因为在文学的花园里，他们各为中国文学种下了一朵奇葩，都为中国文学史添上了瑰丽夺目的一笔——楚辞和田园诗。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出众的诗才，一样高洁的品性，一样的遗世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一样伟大和受后人推崇。然而，在政治抱负和人生态度上，他们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表现。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说屈原的一生都是在苦苦追求一种“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陶渊明则更明显地表现为“独善其身”。这一巨大反差，既是由他们本身的性格决定的，同时又取决于他们不同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而这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处事和情感表现。张扬与内敛在个性上，屈原是张扬而外显的，陶渊明则是淡泊而内敛的，屈原的情感表现强烈激昂，陶渊明则平实淡然。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出身的态度上。屈原对自己的出身带有明显的自赞成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离骚》）高贵的世系出身，美好的出生时辰，同时还赞美自己“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骄傲和自豪之感，这与中国一贯推崇的谦虚是不符合的，故班固谓之“露才扬已”。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传》）平淡的近于自嘲的语气，不亢不卑，率性自然，既因为清高，更因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精神。陶渊明的曾祖父、祖父都做过大官，虽不能与当时的王、谢等士族相比，但显然要高于寒门，陶渊明却只字不提。五柳先生无姓无字，既显示了陶渊明真正的隐士品格，更表达了他对门阀特权和世俗虚荣的傲然鄙视。屈原在读书与修身上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朝搴秕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都是为了实现替楚王“导夫先路”的政治理想。“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何等张扬的个性、激昂的情感！陶渊明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却“不求甚解”，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却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十一）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也不想“不朽”，只希冀“称心”。读陶诗，让人看到一颗既甚有节操，又毫无伪饰的赤诚之心，甚至连些微的矜持也没有。“大我”与“小我”不同于陶渊明，屈原身上有着炽烈而又执着的爱国情怀。屈原投身于政治，除了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爱国情怀的驱使。面对国家危难，奸臣当道，自己“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被放逐，“遭到了打击，受到了迫害，得不到谅解，却仍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更没有放弃自己理想，始终怀念着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虽九死也不后悔！强烈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始终在他心中激荡回旋。”因此他的诗无不激荡着强烈而炽热的爱国之情。“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忠君和爱国，是屈原人生的两大主旋律，是其情愿“用生命来殉的‘美政’理想”，因此他的爱国精神和他的诗歌一样让后人敬仰。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远远比不上屈原的，当然这并非说陶渊明没有爱国心，只是他崇尚自然的性格决定了他与政治的“绝缘”。陶渊明早年出仕为官，主要是家贫所迫：“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同时也不乏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和“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然而面对官场的黑暗虚伪，自己官职低微，壮志难酬，只能屈沉于下僚，仰人鼻息，这对崇尚个性自由的陶渊明而言，实在是一种近于耻辱的煎熬，愤而归隐便成了一种必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陶渊明天生是一个隐士，一个气质飘逸的诗人。他不属于政治，尔虞我诈的官场也不适合超然物外的他。相对于屈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陶渊明更注重个性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因而他能在接受现状的同时，张扬自己的生命活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屈原是为政治、为国家、为“大我”而活着，陶渊明则是为自己的人格自由、为本我真性、为“小我”而活。屈原身上有更多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情怀，强烈的政治抱负，且一生都在为之努力追求着。陶渊明虽然也不乏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政治抱负，“但这种壮心猛志并未化为他积极从政、入世致用的行动，在他思想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欣豫自适、委心事外的态度。”因而能够如“逸鹤任风，闲欧忘海”。执着与超脱在“明君贤臣共兴楚国”的“美政”理想得不到实现、被放逐漂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屈原尽管内心充满了苦闷、悲痛和愤慨，在灵氛“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以及巫咸的离开的劝告下，屈原仍然没有离开楚国，最终在极度痛苦之下投汨罗江而死。他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作品不少是抒发这种感情的。屈原的一生都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诗人，他诗歌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政治不得志成就的。因此，他一生都无法从政治上超脱，而只能沉陷其中，不管得志与否。相比之下，陶渊明就要超脱得多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是陶渊明的人生志向。因而他能够很从容地从官场隐退，过起躬耕的清苦生活，并把贫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所以能如此，在于他持有“宠非己荣，辱非己淄”的超脱，使他能够在喧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着独立的个性和心灵的自由，而从田园生活和吟诗饮酒中找到另一种精神寄托。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说：“陶渊明欲士则士，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以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陶渊明的超脱，正在于始终保持着“任真”的人生态度。
屈原激烈，硬碰硬，求死。陶渊明退避，归田。曹操迎难而上，反败为胜。王羲之也算回避吧，誓墓归隐。苏轼比较豁达，想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