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陶渊明做对比研究论文

陶渊明：两袖清风，不为五斗米折腰。苏 轼：被贬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司马迁：忍辱负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一个是百代爱国诗人之祖，一个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眼中，他们是同样伟大的，因为在文学的花园里，他们各为中国文学种下了一朵奇葩，都为中国文学史添上了瑰丽夺目的一笔——楚辞和田园诗。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出众的诗才，一样高洁的品性，一样的遗世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一样伟大和受后人推崇。然而，在政治抱负和人生态度上，他们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表现。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说屈原的一生都是在苦苦追求一种“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陶渊明则更明显地表现为“独善其身”。这一巨大反差，既是由他们本身的性格决定的，同时又取决于他们不同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而这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处事和情感表现。张扬与内敛在个性上，屈原是张扬而外显的，陶渊明则是淡泊而内敛的，屈原的情感表现强烈激昂，陶渊明则平实淡然。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出身的态度上。屈原对自己的出身带有明显的自赞成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离骚》）高贵的世系出身，美好的出生时辰，同时还赞美自己“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骄傲和自豪之感，这与中国一贯推崇的谦虚是不符合的，故班固谓之“露才扬已”。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传》）平淡的近于自嘲的语气，不亢不卑，率性自然，既因为清高，更因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精神。陶渊明的曾祖父、祖父都做过大官，虽不能与当时的王、谢等士族相比，但显然要高于寒门，陶渊明却只字不提。五柳先生无姓无字，既显示了陶渊明真正的隐士品格，更表达了他对门阀特权和世俗虚荣的傲然鄙视。屈原在读书与修身上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朝搴秕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都是为了实现替楚王“导夫先路”的政治理想。“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何等张扬的个性、激昂的情感！陶渊明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却“不求甚解”，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却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十一）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也不想“不朽”，只希冀“称心”。读陶诗，让人看到一颗既甚有节操，又毫无伪饰的赤诚之心，甚至连些微的矜持也没有。“大我”与“小我”不同于陶渊明，屈原身上有着炽烈而又执着的爱国情怀。屈原投身于政治，除了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爱国情怀的驱使。面对国家危难，奸臣当道，自己“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被放逐，“遭到了打击，受到了迫害，得不到谅解，却仍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更没有放弃自己理想，始终怀念着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虽九死也不后悔！强烈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始终在他心中激荡回旋。”因此他的诗无不激荡着强烈而炽热的爱国之情。“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忠君和爱国，是屈原人生的两大主旋律，是其情愿“用生命来殉的‘美政’理想”，因此他的爱国精神和他的诗歌一样让后人敬仰。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远远比不上屈原的，当然这并非说陶渊明没有爱国心，只是他崇尚自然的性格决定了他与政治的“绝缘”。陶渊明早年出仕为官，主要是家贫所迫：“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同时也不乏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和“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然而面对官场的黑暗虚伪，自己官职低微，壮志难酬，只能屈沉于下僚，仰人鼻息，这对崇尚个性自由的陶渊明而言，实在是一种近于耻辱的煎熬，愤而归隐便成了一种必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陶渊明天生是一个隐士，一个气质飘逸的诗人。他不属于政治，尔虞我诈的官场也不适合超然物外的他。相对于屈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陶渊明更注重个性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因而他能在接受现状的同时，张扬自己的生命活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屈原是为政治、为国家、为“大我”而活着，陶渊明则是为自己的人格自由、为本我真性、为“小我”而活。屈原身上有更多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情怀，强烈的政治抱负，且一生都在为之努力追求着。陶渊明虽然也不乏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政治抱负，“但这种壮心猛志并未化为他积极从政、入世致用的行动，在他思想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欣豫自适、委心事外的态度。”因而能够如“逸鹤任风，闲欧忘海”。执着与超脱在“明君贤臣共兴楚国”的“美政”理想得不到实现、被放逐漂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屈原尽管内心充满了苦闷、悲痛和愤慨，在灵氛“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以及巫咸的离开的劝告下，屈原仍然没有离开楚国，最终在极度痛苦之下投汨罗江而死。他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作品不少是抒发这种感情的。屈原的一生都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诗人，他诗歌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政治不得志成就的。因此，他一生都无法从政治上超脱，而只能沉陷其中，不管得志与否。相比之下，陶渊明就要超脱得多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是陶渊明的人生志向。因而他能够很从容地从官场隐退，过起躬耕的清苦生活，并把贫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所以能如此，在于他持有“宠非己荣，辱非己淄”的超脱，使他能够在喧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着独立的个性和心灵的自由，而从田园生活和吟诗饮酒中找到另一种精神寄托。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说：“陶渊明欲士则士，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以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陶渊明的超脱，正在于始终保持着“任真”的人生态度。

屈原激烈，硬碰硬，求死。陶渊明退避，归田。曹操迎难而上，反败为胜。王羲之也算回避吧，誓墓归隐。苏轼比较豁达，想得开。

屈原忧国忧民，陶渊明也是忧国忧民，不过他选择逃避

12中的哇！！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屈原：《雷电颂》 我们刚学的！~

一个是百代爱国诗人之祖，一个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眼中，他们是同样伟大的，因为在文学的花园里，他们各为中国文学种下了一朵奇葩，都为中国文学史添上了瑰丽夺目的一笔——楚辞和田园诗。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出众的诗才，一样高洁的品性，一样的遗世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一样伟大和受后人推崇。然而，在政治抱负和人生态度上，他们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表现。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说屈原的一生都是在苦苦追求一种“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陶渊明则更明显地表现为“独善其身”。这一巨大反差，既是由他们本身的性格决定的，同时又取决于他们不同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而这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处事和情感表现。张扬与内敛 在个性上，屈原是张扬而外显的，陶渊明则是淡泊而内敛的，屈原的情感表现强烈激昂，陶渊明则平实淡然。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出身的态度上。屈原对自己的出身带有明显的自赞成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离骚》）高贵的世系出身，美好的出生时辰，同时还赞美自己“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骄傲和自豪之感，这与中国一贯推崇的谦虚是不符合的，故班固谓之“露才扬已”。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传》）平淡的近于自嘲的语气，不亢不卑，率性自然，既因为清高，更因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精神。陶渊明的曾祖父、祖父都做过大官，虽不能与当时的王、谢等士族相比，但显然要高于寒门，陶渊明却只字不提。五柳先生无姓无字，既显示了陶渊明真正的隐士品格，更表达了他对门阀特权和世俗虚荣的傲然鄙视。 屈原在读书与修身上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朝搴秕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都是为了实现替楚王“导夫先路”的政治理想。“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何等张扬的个性、激昂的情感！陶渊明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却“不求甚解”，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却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十一）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也不想“不朽”，只希冀“称心”。读陶诗，让人看到一颗既甚有节操，又毫无伪饰的赤诚之心，甚至连些微的矜持也没有。“大我”与“小我” 不同于陶渊明，屈原身上有着炽烈而又执着的爱国情怀。屈原投身于政治，除了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爱国情怀的驱使。面对国家危难，奸臣当道，自己“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被放逐，“遭到了打击，受到了迫害，得不到谅解，却仍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更没有放弃自己理想，始终怀念着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虽九死也不后悔！强烈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始终在他心中激荡回旋。”因此他的诗无不激荡着强烈而炽热的爱国之情。“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忠君和爱国，是屈原人生的两大主旋律，是其情愿“用生命来殉的‘美政’理想”，因此他的爱国精神和他的诗歌一样让后人敬仰。 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远远比不上屈原的，当然这并非说陶渊明没有爱国心，只是他崇尚自然的性格决定了他与政治的“绝缘”。陶渊明早年出仕为官，主要是家贫所迫：“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同时也不乏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和“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然而面对官场的黑暗虚伪，自己官职低微，壮志难酬，只能屈沉于下僚，仰人鼻息，这对崇尚个性自由的陶渊明而言，实在是一种近于耻辱的煎熬，愤而归隐便成了一种必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陶渊明天生是一个隐士，一个气质飘逸的诗人。他不属于政治，尔虞我诈的官场也不适合超然物外的他。相对于屈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陶渊明更注重个性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因而他能在接受现状的同时，张扬自己的生命活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屈原是为政治、为国家、为“大我”而活着，陶渊明则是为自己的人格自由、为本我真性、为“小我”而活。屈原身上有更多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情怀，强烈的政治抱负，且一生都在为之努力追求着。陶渊明虽然也不乏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政治抱负，“但这种壮心猛志并未化为他积极从政、入世致用的行动，在他思想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欣豫自适、委心事外的态度。”因而能够如“逸鹤任风，闲欧忘海”。执着与超脱 在“明君贤臣共兴楚国”的“美政”理想得不到实现、被放逐漂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屈原尽管内心充满了苦闷、悲痛和愤慨，在灵氛“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以及巫咸的离开的劝告下，屈原仍然没有离开楚国，最终在极度痛苦之下投汨罗江而死。他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作品不少是抒发这种感情的。屈原的一生都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诗人，他诗歌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政治不得志成就的。因此，他一生都无法从政治上超脱，而只能沉陷其中，不管得志与否。 相比之下，陶渊明就要超脱得多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是陶渊明的人生志向。因而他能够很从容地从官场隐退，过起躬耕的清苦生活，并把贫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所以能如此，在于他持有“宠非己荣，辱非己淄”的超脱，使他能够在喧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着独立的个性和心灵的自由，而从田园生活和吟诗饮酒中找到另一种精神寄托。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说：“陶渊明欲士则士，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以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陶渊明的超脱，正在于始终保持着“任真”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