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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经伊朗、南达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至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克什米尔地区及中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着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着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中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详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也就从这时起，玄奘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译经事业和有新译的特点，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扬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介绍了不少南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对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按照中国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提供的资料，西方国家最早开展《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其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1851年法国学者M·斯坦拉·儒莲翻译出版了《慧立、彦（宗）的玄奘传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传》）一书。以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57年将《大唐西域记》译成法文并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开创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时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由于有了M·斯坦拉·儒莲的《大唐西域记》法文译本，枯宁汉姆得以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24卷《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部法译本的出版，与之内容相配的地图也得以绘出来。1862年俄国学者Klass0sky根据法译本转译成俄文本出版。英译本则是由S·比尔在1884年将儒莲的法译本译出后完成的。1904至1905年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译《大唐西域记》。因了《大唐西域记》的各种译本，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也受到重视，如针对儒莲的译文与后出的R·Grousset法译本的译文比较，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各种相关资料的研究专著不断出版，而有关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日本学者的研究稍晚于欧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谱》，是为最早的论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大唐西域记考异》，2年后堀谦德出版《解说西域记》一书，是为日本最早的专著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卷本，代表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但直到1972年，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译《大唐西域记》。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中国学术界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开始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大唐西域记》研究有关的文章，虽然此文为外国学者撰写，但是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揭示了国外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1915年学者丁谦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发表了《西域记考证》，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后收入在《浙江图书馆丛书集成》第二集之“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大唐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谈到了玄奘研究的问题，当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传》后，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开了20世纪研究玄奘年龄之先，对后世起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中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但1950年以前，有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1956年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术界的活动也较为繁荣。1957年后，中国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佛教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许多领域被人们视为禁区。但是《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却时而有之，到1960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大唐西域记》的书籍约26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1978年后有关玄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主要课题，并且围绕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涉及了广泛领域。最早发表成果的仍是有关《大唐西域记》的内容。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中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和著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如在“（去曷）盘陀国考”节里，作者不仅列举了各种资料对此地的称谓，着重指出，该地现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将（去曷）盘国与迦含罗国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强调“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第194页）以说明葱岭与雪山有时也是特定的二个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作者最后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西域记》里都题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辨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辨机撰”，应改为“唐释率奘撰辨机编次”为妥。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但是，该书在介绍国内外《西域记》研究情况方面还很不够，读者不能了解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发展过和程和线索，太遗憾了。倒是谢方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将整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一文对此有些简略介绍，可弥补《校注》一书的不足。中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笔者认为，还可将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发端。此外，季羡林等人还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今译，章巽、芮传明等做了导读等有益的工作。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认为《大唐西域记》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为统制需要因为佛教教人忍受苦难
阿育王其人孔雀王朝的先世系统不明，但其不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则无疑，有人说阿育王的祖母是贱民阶级出身。在西元前三二三年，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罗掘多王（Candrogupta）创立王业，经第二代宾头沙罗王（Bindusa－ra），到第三代阿育王即位，是西元前二六八年，这是根据南传《善见律》、《岛史》、《大史》、缅甸传说的记载，惟迄目前，阿育王即位之年代，尚有学者在努力考订中。（参见本书三二、三三页）据传说，阿育王生得很丑，性格顽劣，很不得父王的欢心，适巧北印度的德叉尸罗（Takkasila）地方发生变乱，宾头沙罗王即派他去平乱；这是有意送他去死的，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都很差。想不到智勇兼长的阿育王，竟然达成了这个任务，做了那里的总督。因此深受朝臣的拥护，等待父王一崩，他就杀了很多的兄弟，自己掌握政权。大概是因基础未稳，故到四年之后，在他二十五岁时，始行灌顶即位的大典。依传说他有一百零一个兄弟，被他杀了九十九个兄弟，只留一个帝须未杀。但从当时所刻的敕文中，尚有述及他与各弟兄间的情形，可见传说之不足全信。据传记所载，他的父王是受他胁迫而死，掌权后大杀昆仲，又置地狱之刑以处置人民，同时征伐南方的羯陵伽国（Kalinga）即今之阿里沙省（Or1－ssa），屠杀无数，所以他有一个「暴恶阿育王」的臭名。据研究，阿育王皈依佛教，可能是在征伐羯陵伽的前一年；当他见了征伐杀戮的惨状之后，便大生悔心，回来后即亲近僧伽，修持佛法，并以轮王政治的理想自许，以和平的正法来建设繁荣安乐的社会，近代由大磨崖法敕第十三章中，也发现阿育王曾有：「依法胜，是为最胜」的诰谕。成为教徒后，阿育王对残酷的战争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感到十分后悔。他曾经发布过一个敕令，在敕令中他说：他对羯陵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悔恨。”后来他又一次向全国的人民宣布：“战鼓的响声”沉寂了，代替它的将是“法的声音”。今后代替暴力统治和侵略的将是不竭余力的宣扬佛法，从此以后，他将不再向邻国派遣军队，而是宣扬佛法的高僧。阿育王所说的“法”，就是以佛教的伦理道德观为基础，强调仁慈的实践和虔诚的思想。他认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信仰佛法，重要的在于行动。一个人能否向善，不是看他参加了多少次佛教的仪式，而是看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是否能按照佛法去做。阿育王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以家庭作为人生的基点，首先在家庭中体现他所说的那些道德。主要是要服从父亲，尊崇老师和长辈；对亲朋好友要慷慨和友好；对待仆人和贫苦的人要乐善好施；对待动物要仁慈，不能滥杀。阿育王首先以身做则。他宣布在全国废除斗兽之类的血腥娱乐，不充许用动物做杀生祭礼，在宫庭里对王公大臣们喜欢的狩猎游戏也加以限制。阿育王不久又宣布佛教为印度的国教，下令在王宫和印度各地树立石柱，开凿石壁，将他的诏令刊刻在上面。他还召集了全国的一大批佛教高僧，编纂整理佛教经典，在各地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和佛塔。为了弘扬佛法，阿育王派出了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大批使者和僧侣，到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去传教。印度公主在去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传教时，不仅带去了许多僧侣和佛典，还带去了一枝神圣的菩提树的树枝，并亲自种植在锡兰，这棵菩提树在锡兰一直生长到今天。经过一番宣传和使节往来，佛教不仅传遍了锡兰，而且很快传到了埃及、叙利亚、缅甸、中国和世界各地。除了宣传佛教，阿育王还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如扩大灌溉工程，修筑道路，建立医院等等。在阿育王在位的40多年里，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印度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历史著作里，他被称为“伟大的阿育王”。印度的孔雀王朝也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就连我国的宁波，还曾经有过阿育王寺，说明阿育王在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阿育王又名「阿输迦」（Aasoka），意为「无忧王」，是西元前三世纪左右时期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的祖你旃陀罗芨多是孔雀王朝的创立者。在佛教史上，阿育王是个著名的护法大王，印度佛教到了阿育王时代，才真正开始走向世界。西元前二七三年，阿育王继位，成为孔雀王朝的君主。在继位之前，阿育王曾被他的父亲宾头沙派作坦罗地方的总督，因此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他继位，继承父业，不断进行征服战争，最后使摩揭陀国成为一个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自阿萨姆西界，西抵兴都库什山的幅员辽阔的军事帝国，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阿育王即位之初，对外利用军事力量进行征服战争，对内则杀戮大臣，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据说在西元前二六一年，阿育王曾率军征服南印度的羯陵伽国，获战俘十五万多人，杀了十万人。在惨酷的战争之后，阿育王宣布放弃武力征服的办法，皈依佛教。实际上除了佛教之外，当时他对境内各种宗教，包括婆罗门教、耆那教等都加以保护，极力利用各种宗教安抚在他统治下的各族臣民，对于佛教则更是特别大力扶持和宣扬。他在帝国境内许多地方开釜严壁，树立石柱，上面刊刻诏令，宣称「以法胜，是为最胜」，主张以佛教征服人心。这些刻有阿育王法敕的摩崖石刻和石柱，有些还留存至今，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在阿育王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在当时实际上处于摩揭陀国的国教地位。他以大量金钱资助佛教的发展，派遣了许多传教僧人到全印度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去弘扬佛法，相传他还把佛舍利分散到各地，在各地同时兴建了许多佛塔供奉舍利，供人瞻仰崇拜，以扩大佛教的影响。他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和女儿僧伽密多（Sanghamitta）先后出家，并相继率人南下斯里兰卡岛，把佛教传入了斯里兰卡。他在政府内设置了「正法大官」执掌宗教事务，巡回各地，宣传佛法。他还曾经在首都华氏城召集了许多佛教僧侣，由上座部长老目犍连子帝须主持，举行了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校订和整理了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处理了佛教内各派之间的争论。由于阿育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佛教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开始在印度以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阿育王本人也被后世的佛教徒护法大王。
给你2篇读书笔记参考吧读阿城《棋王》 谈阿城的《棋王》，我是要哆嗦的。我很庆幸念高中的时候遇到阿城，自此而后，我读文章的眼光即改换了。可那时不知，果然，好事情是要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发生，才愈加好。 就如阿城这人，《棋王》这小说，亦是在众人尚迷糊时，茁出来。 我确知我是没资格讲这部小说的。但每每无事时会翻翻，从开初着迷于情节，到如今迷醉阿城叙述的语气和小说里包蕴的深意，越读越喜欢。我浅见，《棋王》是关于饥饿与匮乏的书。 书中的主人公“王一生”耽溺下棋，外号“棋呆子”。出身寒微，除了偏嗜下棋之外，还好吃。书里写下棋的其实不多，倒是对“吃”的细节下笔精准。但别和时下的美食文字混淆，阿城写的吃并不是吃本身，而是写对“吃的需求”，写饥饿感。王一生的吃相很凶，对吃近乎“虔诚”，而且“精细”，有时简直有点儿“惨无人道”。 他“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的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这不是对吃的向往，而是对饥饿的极度恐惧。再往下想，这是对生存的焦灼与现实的焦虑。 王一生吃饭凶，可下棋却似换了个人。在他看来，“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棋”，他只有在象棋里能稍稍救出自己，因“呆在棋里舒服”。后来，王一生和好几人车轮大战，胜了后，他呜呜地哭着说：“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是的，人总要有点儿实实的东西，把自己投注进去，才叫活着。如果说，在“吃”的面前，王一生恐惧“饥饿”；那么，在“棋”的面前，王一生在填补“匮乏”。其实二者是二而一的，无非前者多在身体，后者则在精神。 彼时国中，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之后呢？人仅仅吃饱了，就算活着吗？对食物的饥饿感与对精神的匮乏在根子上是一样的。人不能单靠所谓的“意义”而活着。人得吃饭，得在料理完衣食之后，琢磨下怎么能活得有点人样子。所以，书末归结道“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阿城写出了一代人关于“饥饿”的经验，无论是生存上的或是观念上的，也写出了人对自身的不满意。 不知道今日处于“饱和经验”的我们还能否理解这样的经验。但不同的时代自有不同的“饥饿”与“匮乏”。我们每个人亦时时刻刻处于各般不同的“饥饿”与“匮乏”的状态中。这点看电视里层出不穷的心灵访谈节目即可知。 中国自古是个饥饿的国家。但越是饥饿的民族其实对饥饿的理解往往未必深彻，亦未必晓得文学和饥饿是什么关系。因他们太在乎“饱”了。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嚼出个味道，就吞咽了。阿城的书写，在我看来实在是将众人肚子里的这层感觉揭开了，顺带也点了点我们的文学。 文学难免说反话。反话说得漂亮，说得深刻，文学才有模样。阿城故意地“化神奇为腐朽”，亦是在说他的反话。我们读了，想了，回头再看自己的日子，发觉有些神奇不过是经过扮饰的腐朽而已。 好的文学，深刻的文学，不怕说反话。 如果那是我的青春——阿城《棋王》读后感 初阅《棋王》，吓了一跳，以为鲁迅先生复活了。未曾读过阿城的其他小说，所以对他的语言风格不甚了解，一读《棋王》，慨叹：真是好书！ 其实要说模仿鲁迅先生的口吻去写，叫我第一眼就有继续看下去的欲望，个人很喜欢这种冷峻演绎生活的文风。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准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不过这神似鲁迅先生的文笔也不是《棋王》叫我惊讶的地方，我喜欢《棋王》是因为作者竟然可以透过一副棋盘，演绎出人性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上胜利的至高的欲望，生存下去的基本欲望。这些欲望很简单、很平常，是最基本的，在那样晦涩的青春里，毫不张扬，却震撼着我的心。 作者和王一生（棋王）在知青下乡途中火车里的对话很有意思。王一生是个地道的棋迷，对其他事物不甚感兴趣，但对吃却有些爱好，于是作者给他讲自己饿独自的故事，和书里关于吃的故事，王一生认为故事里的吃并不认同，认为吃是为了添饱肚子，“何以解忧，惟有下棋”。 这是棋王对吃的态度，一个他除下棋外比较赶兴趣的话题的态度，可见物欲在其生命中的地位之轻。 后来棋王对作者讲述了自己学棋的一段经历，则把《棋王》里所要表达的棋盘即人生表露无疑： “我（棋王）问他天下大势。老头儿说，棋就是这么几个子儿，棋盘就是这么大，无非是道同势不同，可这子儿你全能看在眼底。天下的事，不知道的太多。这每天的大字报，张张都新鲜，虽看出点道儿，可不能究底。子儿不全摆上，这棋就没法儿下。” 知青们在乡下贫苦的岁月里，棋王遇到了一个下棋很好的南方人倪斌，所不同的是，倪斌是世家，家道丰厚，颇有资产，而棋王母亲早亡，家境贫困。两人因棋相好。 同样是下棋的人，对棋的态度却不一样，倪斌是“玩”，棋王却当成了精神上至高无尚的荣辱问题。 后来，知青们到地区参加运动会，其中有象棋比赛，棋王去晚了，没报上名，倪斌把自己一副家传的乌木象棋送给了某位领导，于是倪斌据说可以留在地区，棋王也有望参赛。 但棋王拒绝了，他觉得那是出卖自己，出卖象棋，他的方法很简单，不参赛，但是要挑战获奖的前三名。结果，那一天，十个获奖的选手和棋王进行了一场一对十比赛。 这比赛已经超脱出了小小的棋盘，更是一种意志与精神的较量，车轮大战下来，棋王胜了9盘，最后，冠军的老头出来求和，棋王用最后的力气答应了…… 一张棋盘，承载了一个人的梦…… 棋王，也有家传的一副象棋，那是他的母亲去世前，用拾来的牙刷把一点点磨制出来的，白色圆润，近乎透明的棋子，放在棋王的包里，也许，那一刻就象棋王哭着说出来的那样：“妈，儿今天，妈……” 那棋子也许没有倪斌的那副家传的乌木棋子名贵，但却是一位母亲用心为之雕刻的啊…… “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肩着柴禾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棋王到这里嘎然而止，没有结束的味道，只有一种自我得到，自我满足，自我精神无尚荣耀的满足。 其实，不单单是一副棋盘里的人生啊！文字中的，音乐里的，笑骂间的，那一处，你痴迷了，不就是“王”么？那怕只是自己的“王”。 我们的生命断然不会再经历那动乱的年代，人性也断然不会再受到那样的压抑，但对自己梦想的执着与珍惜，却是这《棋王》最应该告诉我们的。 如果我的青春如《棋王》里那样，我会怎样？ 岁月可以灰暗，青春可以贫乏，甚至我们的生命可以干枯，但惟有精神上那一点小小的追求，却是身而为人最大的财富和骄傲吧。
我的爸爸是棋王,他下象棋的时候真是神采飞扬,我非常喜欢我的爸爸!爸爸,吃饭了,爸爸是“棋王”作文.我对爸爸说.爸爸说：等一等,等我把这盘下完.我在旁边静静的看着.我发现爸爸的连环马非常厉害,可敌方的车也不甘示弱,两个车把爸爸的士象都斩于马下,爸爸的连环马一步一步的走着,而对方的车也是小心翼翼,怕走错了.将军爸爸激动的说.他把将军像外了一步,将军爸爸又一次激动的说,好啊!我也激动的说,爸爸赢了,我和爸爸回家去,小学四年级作文《爸爸是“棋王”作文》.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下棋输过,所以,我送外号常胜将军,今天,爸爸又在下棋,我一放学,就去看爸爸下棋,我看见爸爸有车.马.将其他都不见了,而对方却有很多大将,看样子形势不妙啊,我仔细的看这,爸爸先把车压下去将军,将军上去了,爸爸用另一个车将军,将军又上去,爸爸把最底下的车抬到第2层,然后用车再次将军,爸爸胜利喽.我喊道,在回家的路上路上,我对爸爸说：爸爸你真厉害,还会起死回生.爸爸说：没什么,你以后也会.我非常喜欢我的爸爸,不但因为他的下棋的技术,还因为他对我的照顾.
阿城的《棋王》一直被看作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这个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更着重表现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理想精神的寻找。小说以远赴云南边境“上山下乡”的一群“知青”为主人公，勾画了他们在非常环境里的人生经历。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员。他天性柔弱，面对粗糙喧嚣的社会环境，其惟一的“定力”只能来自自身内部精神的平衡。这是一个典型的“隐于市”的“大隐”之人：既不远离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环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文革背景”或许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全部环境和依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响到了王一生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精神世界：老庄哲学中的淡泊宁静、无为而为、身处俗世、不耻世俗的“超脱境界”，或许正是王一生们梦昧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说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场。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精神气韵，不仅成就了阿城作品的思想底蕴和美学情趣，也被溶解在了阿城的叙述之中。阿城的叙述气定神闲，平静如水，或许，只有这样的闲静，才能使阿城看清楚王一生的不放过一颗饭粒的“吃相”，看清楚他“净是绿筋的瘦腿”，看清楚许多作家来不及注目的东西。该文采用心理学分析方法阐释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形象,发掘王一生形象的心理学内涵:生命本能、归属与爱的需要,以及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并由此发现:以阿城为代表的文革后的作家逐渐与五四新文化运运取得联系,塑造出富有人文蕴含和真实个性的人物形象,充分肯定了个体价值,这能够给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启示。
《尘埃落定》 想为一部好的小说写些什么是一件困难的事。犹如身处一座精美而恢弘的宫殿之中，无论面向何方，都无法将四周的辉煌一同描述下来。太多的惊艳和震撼，如风、如雪、如川流，轰轰烈烈地在脑中回旋、飞扬、激荡。理智的解说往往显得无力，思绪与灵魂不可遏制地升腾。 《尘埃落定》，正是一部令人回肠荡气的佳作。小说以诗一般空灵纯净的文字，演绎了一段末代土司制度由没落直至终结的历史。简单而深刻的反思，节制而富有张力的叙述，蕴藏着无限深情的感慨——无处不流露着作者在语言上的敏锐及创作上的才华。 阿来是一位出生在嘉绒的藏族汉。西藏，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深沉高洁的沃土，古老热情的民族，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奇异的宗教信仰——这一切，都为藏文化增添了一种特有的幻丽与芬芳。自小就在故土耳濡目染的阿来，自然对藏民的习俗和文化怀有深深的依恋。因此，他选择了康巴土司家族的兴衰作为小说的题材，借以描绘藏地的风土人情，阐述自己对其历史及人文的认知与思索。看似独特，实则必然。 初读《尘埃落定》时，最先吸引我的，也正是这股浓郁的高原气息。自翻开卷首的那一刻起，美得令人心悸的雪域画卷便一路铺展绵延——从阳光落在雪山上的清澈光辉到野草与青稞的交织色彩，从堡垒般森严的土司寨城到夹杂着权力和火药的飞雪尘埃，还有穿行其中的健壮的男人以及淳朴的女人……它们在一起，共同成为了感官和氛围的基奠，不仅扎根于小说的灵魂，更融入了作者的意绪与激情，读来怎不令人注目忘情呢？ 阿来曾在访谈录中写道，“我只是把民族化作为一个视角，无论我的小说还是散文，我都希望读者关注它们的故事及内涵，而不要仅仅将他们视为特殊民族的特殊图景”。由此可见，阿来必定在作品的情节描述及人物刻画上投入了更多的热情。这一点可以从《尘埃落定》中体现出来。小说讲述了一个虽不繁杂，却跌宕起伏、辗转迷离的故事：麦其土司是康巴众土司中的一个，他和汉人太太生下了一个虽是傻瓜却常常道破天机的儿子。之后，老土司不顾济嘎活佛的阻止，靠着汉人黄师爷引种的鸦片迅速富足，成为最强大的土王。然而魔花罂粟却乱了人的心性，大少爷贪恋权势和性欲，老土司为了央宗和金银杀死了世代忠心的查查头人，贪心的他为了不让其他土司发展，发动了“罂粟花”战争，使诅咒和巫术再次在两边的领地蔓延，次年其余部落的灾荒又让粮仓丰足的麦其家族发起了麦米贸易，建立边疆城镇，茶马互市。在这看似麦其家族的鼎盛时期，红色汉人来了。随着大炮的轰鸣，土司官寨灰飞烟灭，旧制在瞬间土崩瓦解。一切奢靡烟消云散，只留下了尘埃落定后的死寂。 故事一开始，阿来便给了我们土司二少爷的眼睛。那是一双异常敏锐而深邃的眼睛——它“什么都看得见，不仅今天，明天也都全部看见了”。正是它，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大地和民族，让我们目睹了康巴土司制在崩溃前的最后幻象，见证了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的喧嚣和动荡。如此神奇的眼睛，拥有它的二少爷又该是怎样的人呢？首先，他是尊贵的公子，其次，他是众人眼中的傻子。世人称他傻，但并不代表他真的混沌愚蠢。相反，他以一种超脱于时代和家族的思维方式洞察着浮华背后的一切。土司们的官寨是一个个浓缩相连的世界。性欲、阴谋、争夺、猜忌在其间纠织弥漫。处于政治漩涡的权贵们终究无法从盛世之梦中清醒过来，更有一群自认为聪明的人，整日用那“傻乎乎的劲头”为毫无意义的事上窜下跳，费尽心机——只有傻少爷的心底一片透明。他知道金钱和权力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也看到了笼罩在古老旧制上的惨淡夕阳，因此他将意念放在更单纯而深远的地方。他的思想与言行脱去了“聪明人”的虚伪矫饰，干净得像高天中的流云，并时时闪现出未来的光弧。简单地说，他活在自我空灵的世界里，满是大彻大悟的清醒。书中有一句话来解释这种境界：“一个傻子，往往不爱不恨，因而只看到基本事实。”我倒觉得并非如此。傻少爷不是麻木不仁，他对太多东西付与深情，只是忘记了仇恨。他道故乡的每一寸土地，美丽浪漫的侍女卓玛，地位低贱的伙伴尔依……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真诚与亲善，消融了嫉妒和仇怨。“将视线拓展，而恨将其阻塞”，于是，他能够以广阔的胸襟包容世事的突变与讹移，在众人挣扎呻吟之时跨越历史的玄机。大智若愚，怕就是这样的人吧？“我想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来像个傻子”。说来也有趣，傻少爷背负了痴呆的名声，却担当着智慧的化身。或许世界本身就对智者和愚者有了错误的区分？二少爷最后的感叹，更证明了一点：他是宽厚而睿智的，只是世俗的灰尘将其扭曲了。 对于这个怪诞甚至有些夸张的人物，大家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的行为神乎其神，与现实的轨道脱离得太远了，有人则认为，正是他的天马行空，才让这部基于现实的魔幻主义小说有了开合自如的气度。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个傻子的存在，才让小说中的种种荒诞成为了激动人心的转折，才让这曲繁华落尽的末代哀歌有了绚丽的波澜与光华。傻少爷，不失为一个感人的、成功的形象。 重读这部小说是在去滇藏的旅途上。三年后对这部作品的再次品味，不仅没有带来厌倦，反而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韵味和深意。经过香格里拉的时候，听到悠扬的长调从粗重的男声里流淌出来，忽然觉得，阿来的《尘埃落定》，正是用心在歌唱着。于是，闭上眼睛，真的听到史诗般的旋律，抑扬顿挫地飘荡开来
《尘埃落定》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同时它更是一部着重于人性思考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寓言。作品通过似傻非傻的“我”的独特视角，述说了麦其土司由兴而衰的故事，同时又借此为载体，阐释了人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无常性。万事万物或许都是有轮回性的，一切最终都将幻化成尘埃，在历史的进程中飘浮落定。以下从几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行文的优点与特色： 一、个人视角的历史在新历史主义观点看来,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商榷的,历史是根据人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的。历史的书写和解释都无法摆脱主体自身的历史性。“过去不是客观的,而是表现性的,过去具有文学文本那样的表现性。历史主义者将过去作为叙述来理解,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叙述过去。对历史主义者而言,过去构成了意义的诸多可能性,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要‘发现’事实,而且还要批判性地解释和检查一下一个社会构筑其记录、档案和各种历史的途径。”在传统的历史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是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先知者姿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而在《尘埃落定》中,作者颠覆了这一传统,通过一个傻子的叙述视角,以一种冷漠的旁观者的态度,描述了发生在西藏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历史波澜,书写了藏民族分支“嘉绒”部族末代土司时期的历史记忆。在《尘埃落定》的个人历史叙述中,土司制度是一个情节枢纽或叙事重心,诠释着特定历史时期藏族部族政治生活的主要内涵。小说的主人公“傻子”是一个旁观者,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见证了历史。他看待问题的办法与众不同,与他“聪明的”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名言是:该怎样干就怎样干。他并不知道什么历史规律或是社会动向,只是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事。随着历史的前进,土司生活的那片土地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外来的事物在渐渐地走进这一神秘的高原。当自由民主的现代化进程之风开始影响到“四土”这片封闭的土地时,土司们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制度也发生动摇了,他们的权力面临着挑战。作为末代土司麦其家的二少爷,“傻子”并不像他那缺乏智慧的哥哥一样,想靠旧式的武力征服来成为最高的统治者。他在边界上开办了市场,让土司和百姓们来做生意,打破了很多土司“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又在黄师爷的建议下,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了钱庄,使古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了市场的人是我”。正是因为这个傻子才使麦其土司变得空前强大和富有,而傻子也被大家奉若至宝,被称为是有“傻子聪明”的人。汉人黄师爷认为,傻子已经不是生活在土司时代了。红色汉人也认为他是个有新脑子的人,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然而当红色汉人打败白色汉人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呼之欲出,土司制度也无法逃脱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傻子似乎很明白这一点,他逃不开这一宿命。因此他选择被报仇的人杀死。他的死亡,标志着土司制度最终走向了毁灭。《尘埃落定》通过一个傻子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作者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书写了一个末代土司的历史,在读者看惯了大历史的轰轰烈烈后,奉上了小历史的精致细腻,让我们在倒流的时光中细细品味历史的深邃。二、历史的虚构叙事海登·怀特曾经这样评价书写的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制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对于《尘埃落定》,阿来曾这样陈诉他的创作手法:“这本书取材于藏民族中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在这部小说中,充斥着藏文化那种神秘的宗教色彩和神奇意味,在现实的陈诉中有着一种魔幻的感觉。在第二章《心房上的花》中,傻子以一种淡然的超脱描述了父亲如何与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幽会。傻子虽然未必如此深入观察,却仿佛身临其境般地将这一过程描述得绘声绘色,在一种虚幻中透出异样的真实:“从官寨的窗口望出去,罂粟在地里繁盛得不可思议。这些在我们土司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是那么热烈,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疯狂。”而“罂粟们就在天空下像情欲一样汹涌起来。”用罂粟来象征男女之间的情欲,让人联想到这一关系的热烈与邪恶,以及在这种关系背后隐藏的血腥。在《尘埃落定》中,在藏地这个充满神奇传说的国度里,披上附魂紫衣可以增加杀手的勇气;麦其土司和汪波土司为了罂粟花各自聚集神巫,互显神力,傻子差点丧命;央宗生下了满身乌黑的死孩子;傻子坐在屋里地毯的花朵上看到妻子塔娜与哥哥旦真贡布的“偷情”;被割掉舌头的书记官重新说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体现了藏文化人神魔交织的奇异,在现实的叙述中增加了奇幻的成分。《尘埃落定》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按照“我”的视角规定,它是在不断地转换,而且不是按照逻辑规律从限制视角向全能视角转换,既可以叙述“我”不在场的事情和景象,又可以叙述“我”死亡之后的事情和景象。比如,进入到父亲心里来描写其心理活动:“他感到一阵几乎是绝望的痛楚,仿佛看到珍贵种子四散开去,在别人的土地上开出了无边无际的花朵。”“土司看到自己心里的痛楚,显现在傻瓜儿子的脸上,就像父子两个是一个身体。”傻子在被仇人杀死后,看见“我身子正在慢慢地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干燥的,正在升高;而被血打湿的那个部分正在往下陷落。”傻子看到了自己灵魂出窍,多少有些蹊跷,却平添了一种灵异的色彩。三、隐喻化的理想追求伊格尔顿曾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提到:“语言倾向于在其想表现自己最有说服力之时泄露它自己的虚构性与任意性。‘文学’是此种暧昧在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领域。”而在作品中采用这种隐喻性的修辞手法,似乎是作家们的偏好,尤其受到小说家们的青睐。而对于小说家们采取这种方式的深层原因,伊格尔顿这样进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不像其他各种话语那么人,因为它们隐含地承认自己的修辞身份,及承认它们所说的并不同于它们所做的,承认它们声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乃是通过种种比喻结构(figurative structure)而来的,而这些比喻结构则使得这些知识变得暧昧与不定。人们可以说,它们在本质上是反讽的。”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使用了一系列的隐喻来象征着人们的追求,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进行一种对人生的反讽和思考,但是在更深意义上而言,他是为了一种理想的追求。在阿来的笔下,历史被一次次地拆分重构,他不仅仅是为了解构历史,而是表现自己的理想诉求。正如米歇尔·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说:“历史学不应是形式,而是某种能自我调节的人的意识旨从人自身的各种生存状态的最深层认识自我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历史学应该是既是一种持久的、从不间断的心智的努力同时又是充满活力的、最终能消除一切界限的运动过程。”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描写,在对那片土地上的野蛮和落后进行批驳和讽刺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对理想人性和人类最佳生存状态的向往和憧憬,在他的叙述中,对历史有着哲理性的拷问,使历史呈现为一种诗性的存在。土司在参观傻子的边境市场的时候,对妓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妓院里的妓女在让那些土司们享受到快感的同时,也将梅毒传播到了土司们的身上。土司们在回到自己的领地后,他们的身体开始在梅毒的侵蚀下腐烂。作者对此有着一段不动声色,冷静得近乎残酷的描写: “他们认为是这个镇子使他们的身体有病,并且腐烂。谁见过人活着就开始腐烂?过去,人都是死去后,灵魂离开之后才开始腐烂的,但现在,他们还活着,身体就开始从用来传宗接代,也用来使自己快乐的那个地方开始腐烂了。我问过书记官,这个镇子是不是真该被诅咒。他的回答是,并不是所有到过这个镇子的人身体都腐烂了。他说,跟这个镇子不般配的人才会腐烂。前僧人,现在的书记官翁波意西说,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在这里,作者似乎有意将土司们的身体隐喻为旧的制度,他们的灵魂一并随着这不合时宜的土司制度开始腐烂。当他们无法传宗接代,也就意味着延续了多年的土司制度将走向尽头。土司的血缘承续性被外来的东西所打破。旧的东西一旦腐烂、衰亡,新的东西必将取而代之。更新和替代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历史就在不断的更新替代中完成自己的前进。这种历史的进步是人类不断向上力量的一种体现,而在每一种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随之建立的后面,都隐藏着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对自身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向往。历史的进步,从本质上而言,是人类对理想不懈追求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都是符合人性的需求的。人们始终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不断地付诸行动。这或许就是《尘埃落定》的主旨:人如尘埃,始终在寻找自己的落定之处。四、结语阿来曾说:“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汲取营养。”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描绘了那个时代的藏族文化和土司的兴亡。阿来将傻子作为一个切入点,选取西藏作为小说的背景,在一种怀旧的历史叙事中完成了傻子这一人物的“自我造型”。这一造型“由特定意义的文化系统(the cultural system of meaning)支配,靠着管制从抽象潜能到具体历史象征物的交流互变,创造出了特定时代的个人。”通过傻子这样一个叙述者的选取,小说《尘埃落定》展示了历史的偶然、荒谬与神秘;是对历史必然性的颠覆,是对人生、哲学的诠释。人性的脆弱与非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小说在这种“元历史”的内涵下体现出一种人文的思考与关怀,并从哲学上关注人类生存的历史。阿来的《尘埃落定》是对藏族土司史的一种另类解读和言说,在这个过程中,阿来在作品中穿插了许多自己的思考,从而使这部《尘埃落定》实现了个人对历史的阐释。阿来对藏族土司制度的逝去有着冷静的态度,但是,从个人情感而言,他多少对这一制度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因而,阿来笔下的土司史就带有着美化的成分,特别是在傻子的身上,作者寄予了理想化的品格,这就让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带有了非理性的成分,从而成为一种个人视角下的历史。
你的方向是现当代还是什么？我在比较文学中写过 尘埃落定与铁皮鼓 的人物形象分析，你可以试试这个，没多少人写 有很多可写之处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兼画家,是整个盛唐文化精神的凝聚,是盛唐的第一位大诗人。王维以他的山水田园诗独树一帜,其诗歌创作成就很高,对后世诗人及诗歌创作有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论述。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维的生平及思想、王维的艺术成就以及王维山水田园诗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也有汲及王维山水田园诗语言特色的研究,本论文就这一论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以图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基于此目的,我对涉及本论题的前人关于王维诗歌创作的研究进行了阅读,就研究现状而言,概括起来可分以下几个方面：一 关于王维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关于王维的生平有不少研究,如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介绍了王维的生平、生活背景，记录了王维四百二十一首诗歌；还有陈铁民著《王维年谱》（选自《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一文将诗人一生的行事作了详细的考述；陈铁民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同上）中确切地说了王维隐居、做官的时间及次数、地点；陈铁民还在《王维生年新探》（同上）中推定了王维生于701年。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一生奉佛，尤其到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更深了，《论王维的佛学信仰》（选自陈铁民《王维新论》）中提到王维大抵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他对奸臣专权的黑暗统治感到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具有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于是产生逃避现实的想法，正是这些使王维转向佛学。
第17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第18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不相干。诗人的心境亦复如是。他好像已忘掉自身的存在，而与这辛夷花融合为一了。诗人找到了客观景物与主观禅学意念的契合点，所以虽只是写景，那离世绝俗、超然物外的禅意却被表现了出来。还有如《辋川集》中有一首《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在诗中王维追求写意效果，讲究浑然一体，充分传达诗人的主观意趣。表达了诗人闲适静穆的心情。在情景交融意境的表现方面，王维的诗具有天工化成、自然入神之长，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去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诗人写所见到的终南景色，虽只用云起时三字，却能唤起读者的丰富想象，可谓以一当十，而这水穷云起之景又与诗中所表现的那纯任自然、无牵无挂、宛如云飞水流一般自在的意兴正相契合。 三、幽寂静谧，禅意盎然。王维的母亲是个佛教徒，他从小就受到禅宗思想影响，丧妻后他即独身修身参禅，中年以后的宦海沉浮使他潜入空门，晚年的他则干脆“万事不关心”了，唯有参禅悟道。所以他的山水诗和酬赠诗中常常透出几分深远玄妙的禅意。王维诗中最爱用“静”、“澹”、“远”、“闲”一类字样，还有“禅”、“寂”、“空”、“无”等佛家用语，他能够用静定从容的闲适心情，去观察大自然，抒写于笔端，作成绝佳的诗句。他对于禅理的玩味与修习，使他常以一位禅者的目光览观万物，然后将禅理化于聪慧澄明的审美感觉，创造出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静美、澄旷、寂悦。特别是他在描写大自然中一刹那间的纷纭动象，是那样的清净与静谧，禅韵盎然。在王维的诗中，禅味最浓的要数作于辋川的那些诗。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独坐在幽深的竹林里弹琴长啸，无人知晓他的存在，只有明月来相伴。大自然最了解他内心的孤独，明月的清辉带给他一种寂静的快乐。竹林、明月与诗人情景相照，情趣高雅，意境悠美，达到了物我合一而物我两忘、禅意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境界。还有《鹿柴》也是这样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里寂静无人，只听见深林里飘荡着断续的人声，一缕夕阳透射在密林深处的青苔上，是那样的恍惚而凄清。这正是王维所追求的那种远离尘嚣的空寂的境界，虽然孤独，却也蕴藉。清代王渔洋说，王维的这类小诗“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也就是说，王维的这类山水诗具有禅趣、禅悦、禅味，言有尽而意无穷，传达出了禅的意蕴。自然，也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山水美景的独特品味。当然，王维直接以禅语入诗的诗歌，更是充满了禅意。如《过积香寺》：不知积香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前六句写诗人寻访积香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古木”“无人径”、“何处钟”突出了山的“深”、寺的“僻”，“咽”、“冷”二字则更见山之幽、之深，寥寥数字营造出幽静空寂静的意境。后两句直接以禅语入诗，抒写了诗人向往去除一切尘世烦扰，遏除妄念的心境。总之，王维以他的才情、以他的经历、以他的追求、以他的情感、以他的悟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意境独特而隽永的诗篇。我们今天读他的诗，在感受自然美和情感美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身心的净化、对当今无所不在的浮躁的荡涤。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自苏东坡发表这一评论后，“诗中有画推王维”遂成定论 ，申说者不乏其人。叶燮更直接说：“摩诘之诗即画，摩诘之画即诗，又何必论其中之有无哉” 。今人也都将诗中有画作为王维诗的最大特色，一再加以肯定、推阐。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自八十年代以来，以“诗中有画”或绘画性为核心来讨论王维诗艺术特征的论文已多达六十余篇（这是古典文学研究中课题重复和陈陈相因的又一个典型例证） ，而结合“诗中有画”来分析作品的鉴赏文章更不啻倍蓰。若从美术学的角度说，早出的袁行霈、文达三、金学智三文已对这个问题作了透辟而充分的分析，以后的论文很少新发明。在海外的研究中，台湾学者杨文雄和简静慧、佘崇生各有论文研究王维诗中的画意，日本学者丸若美智子也曾就这一问题加以讨论；韩国柳晟俊教授《王维诗之画意》一文，从经营位置、选材、对比与烘托等方面分析了王维“将画境融入诗境中，而表现诗中独特之美感”的艺术特征 。看来，“诗中有画”作为王维诗的主要特征，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
有文采的人堪称人中豪杰。写出的文章犹如大树下有根，上有叶，内有干，外有皮。文词的形式犹如枝叶、皮毛。胸中有思想，落笔成文章，形式和思想内容相一致。情真意切则能够文思敏捷，思想表达明晰。人写文章就像公鸡长羽毛，再漂亮的羽毛也是长的身体上，文章辞藻华丽却没有思想内容，就如同公鸡白长了漂亮的羽毛。仅供参考。
如所周知，关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自古至今，研究、评说者，可谓颇不乏人。但谈到观点，却是见仁见智，多不相同。关于王充其人，严格来说，记载并不很多。主要是由他本人所撰略带自传性质的《论衡》卷三○《自纪篇》（全文见《王充新八论》的《总论王充》）。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同前）虽有一些新材料，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辑本）也有一些零星记载，但由于与《自纪篇》所述不太吻合，一直颇有争议。而这种争议，往往涉及对王充个人的评价。譬如《王充传》称“充少孤，乡里称孝”。而《自纪篇》先云：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於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然后用了很多篇幅，盛赞自己如何从小贤良好学，长大圣洁不染。是故，唐刘知几很早就指出：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卷九《序传》）。到了清代，指责者更多。惠栋（《后汉书补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为著名代表。其中，王鸣盛所言最为直白，曰：《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充《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从个人德行上否定王充，在当时可以说已成潮流。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晖先生整理《论衡》，开始为王充翻案。他先据《御览》引《王褒集·僮约》注云：“汉时官不禁报怨。”再据桓谭疏称：“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怯弱，犹勉而行之。”最后为之辩曰：“是世风所尚，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6]但王充历诋父、祖，与两汉俗尚报怨，实际是两回事。黄晖先生所辩文不对题，自然难以受到学者重视。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徐复观先生对王充进行全面批判，不仅对前述“乡里称孝”仍然怀疑，对范晔《王充传》及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关于王充“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屏居教授”、“谢夷吾推荐”等一系列记载，也都表示不可信[7]。尽管徐复观先生对王充的研究卓有成绩，被学者赞为“对于五四以来浅薄的理智主义之学风，也是一个有力的针砭”[8]，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对《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全面推翻，恐怕不太妥当。即如“谢夷吾推荐”之后，“肃宗特诏公车征”，《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称“征士上虞王充”，也可与之印证。显然，并非《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都不可信。因为，《自纪篇》虽然略带自传性质，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其中存在省略是可以理解的。而研究王充其人，不能仅因个人德行存在问题，而连带一些含有褒义的个人记载也全都予以否定。因此，我个人认为：综合《自纪篇》及其他有关记载，结合前贤正反两方面观点，对王充其人进行研究，应该还有不少工作可做。关于王充其书，也就是《论衡》，洋洋三十卷、八十五篇，与其人相比，也同样难以评判。前引《后汉书》本传说：（王）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虽然成于南北朝，但其材料均有所本。本传云云，反映的是汉晋学者对《论衡》的评判。尤其“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二句。东汉时期，经学昌盛，学者重视名物诠释。而《论衡》引事举例，或与通说不同（如武王伐纣、召公享年等），或于传世典籍无征（如以十二生肖配十二支等），形同“异端邪说”，在十分正统的东汉经学界，犹如空谷足音，自然容易受到学者的重视。同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载谢夷吾推荐王充有云：（王）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需要强调的是，此处名为推荐王充，实则推荐王充之书。谢夷吾可以说是《论衡》的最早知音。此后，还有汉末魏初的大学问家蔡邕、王朗，他们推崇《论衡》，也是因为书中的“异端邪说”。如同注又引袁山松《后汉书》云：（王）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其中，蔡邕似乎尤为欣赏。如同注又引葛洪《抱朴子》云：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此外，《抱朴子·外篇》还称《论衡》为“冠伦大才”，并用很多篇幅为之吹嘘，以及《论衡》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各类典籍广泛征引[9]，也大致肇因于此。然而，大家在竞相征引的同时，似乎都忽略了如下问题：《论衡》为何能够记载很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是否可信？按：《论衡》为何能够记载很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是否可信？这关系到《论衡》原材料的来源及可信性，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关于前者，我一直觉得，可以从地域方面寻找原因。譬如：王充为会稽上虞人。他的同乡、会稽山阴人赵晔，也喜欢“异端邪说”。《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下》本传云：(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赵晔的《诗细》，因为早已失传，内容不得而详。蔡邕既然以之与《论衡》相比，认为比《论衡》走得还远，似乎性质与《论衡》比较相近。赵晔的《吴越春秋》，基本保存下来了。我们知道：《吴越春秋》喜欢收集民间传说，内容颇近小说，而所记越国世系，也与《史记》多有不合，虽有元徐天佑作音注，对事迹异同作了考证，但其可信性仍有问题，与《论衡》有一定的可比性。《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将赵晔与王充并称，云：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也说明此二人属于同类。明人钱福撰《重刊吴越春秋序》云：《吴越春秋》乃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元徐天佑……谓其不类汉文者，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观《儒林传》称其所著，复有所谓《诗细》者，蔡邕读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今《论衡》故在也，鄙俚怪诞者不少，则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矣[10]。钱福注意到《吴越春秋》来源“传闻”，而《论衡》也“鄙俚怪诞者不少”，二者可以进行比较，堪称颇具慧眼。但认为原因是“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却不太正确。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自战国驺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皆出于燕、齐之域。盖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以其不易证明，姑置不论。但神仙学说之起原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故汉末黄巾之乱亦不能与此区域无关系[11]。陈寅恪先生认为燕、齐之域属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影响，堪称卓见。实际上，会稽也属滨海之地。不同之处是：燕、齐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不易证明，会稽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却是可以证明的。如：《后汉书》卷三七《桓荣附鸾子晔传》云：“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同书卷四五《袁安传附玄孙忠传》亦云：“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说明会稽与交阯（今越南）很早就有一条海上交通之路。此外，《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黄龙二年正月条云：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条记载可谓人所熟知。其中“夷洲”即今台湾，“亶洲”或以为即今日本。可见会稽与此二地很早也有海上交通之路。《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云：“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同书卷五八《臧洪传》云：“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此类记载甚多，不赘举。可见会稽民俗较为特殊，同时亦属天师道发源地之一，称之受到外来影响，应该不是子虚、乌有。此外，滨海之地的人，由于大自然的关系，一般思想开放，敢于想象，而“异端邪说”也最易在这里传播。故王充《论衡》如此，赵晔《诗细》、《吴越春秋》也如此。就此而言，《论衡》中的“异端邪说”，其价值究竟如何，是需要重新进行评判的。近代以来，《论衡》原材料的可信性既然受到质疑，学者就转而对其思想性进行研究。但关于《论衡》的思想性，学者的观点差别很大。《韩昌黎文集》卷一二有《后汉三贤赞》，三贤指在《后汉书》同传且都有著作传世的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三人。这是唐人的观点。前述金谷治先生则根据此三人的著作，将王符、仲长统列为东汉末的思想家[12]，而将王充列为“疾虚妄”的疑古家[13]。这是当今日本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古今观点已有很大不同。至于大陆普遍拔得太高，台湾徐复观先生矫枉过正，形成两个极端，本书（《王充新八论》）已有详细介绍，在此就不说了。如何给王充定位，还《论衡》以本来面目，成为新一代思想史研究者需要直面的课题。三邓红兄的本书分为“八论”，粗粗读后，感到确是“新”意盎然。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希望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心得。第一论为《王充总论》，是一篇集“破”与“立”、集回顾与前瞻的宏文，可以视为本书的总纲。该论先综合《后汉书·王充传》和《论衡·自纪篇》，对王充的生平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将《论衡》每一篇的宗旨，都与王充个人的遭遇相联系，说明王充的著述与其个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是前贤从未有过的新视角和从未提过的新观点。接着，又将大陆拔高王充的始作俑者，从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追溯到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对胡适有关王充研究的理论缺口进行分析，指出胡适注意到王充“疾虚妄”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王充受“虚妄”等方面影响的另一面。又对王充详细系统的“命”论以及繁杂多义的“气”论进行分析，指出王充思想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大陆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值得商榷。该论最精辟之处，是将王充思想中的矛盾，譬作现代的辩论比赛。其言曰：我们知道，现代的辩论(Debate)比赛,通常是先确定一个题目,然后大家抽签，如果抽到“Yes”,就对该题目进行正面辩解，算是“正方”。如果抽到“No”的话就对题目进行反驳，算是“反方”。然后大家开始展开辩论。也就是说，辩论双方都确然不是谈的自己的真实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在与人“辩论”，或叫做“斗嘴”争胜负而已，旁观者不必当真。也就是说，在《论衡》中，此篇赞唯物，彼篇颂唯心，实际都是为辩论而设的题目，都不能代表王充的真正思想。我怀疑，王充的真正思想，与先秦的“名家”[14]，可能有着某种联系。当然，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必多说。第二论为《“命”论在王充的哲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本书最早完成的一篇论文，也是本书实际意义上的第一篇论文。接下来的第三论为《王充“命”论新议》，主要是对前论进行的补充。“八论”中有“二论”谈“命”论，说明“命”论在王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论衡》的前三卷十五篇，均属谈“命”的理论，所谓“命”论也确是王充哲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此“二论”认为：王充所说的“命”，虽然分门别类，含义非常广泛，如有所谓“吉凶之主”（即“运命”）、“自然之道”（即“天命”）、“适偶之数”（即偶然因素起作用的“命”）及所谓“国命”等，但一言以蔽之：“命”就是“天命”，其理论基础也就是所谓“天人感应论”。王充建立的以“疾虚妄”为主的批判论，也实际都是以“命”论为批判武器。我以为，明确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王充既然如此崇信“天命”，是一个纯粹的“天人感应论”者，那么，再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是否应该好好斟酌、斟酌呢？第四论为《王充“气”论新议》，虽然也是本书较早完成的一篇论文，但却是屡经修改甚至几番重写并且与前二论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篇论文。因为，关于王充所说的“气”，在大陆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是基本的甚至是永恒的物质元素，是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的重要依据。该论则认为：王充所说的“气”，实际上与汉儒所说的非物质的“阴阳”、“五行”之气没有本质的区别，原来就是一个概念。如果说王充的“命”论是“体”，则王充的“气”论就是“用”，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我以为，这种解释，是目前最新的解释，也是最为妥当的解释。因为，王充既然属于汉儒之一分子，他的思想本就不可能脱离汉儒的藩篱和窠臼。以前的研究者，既不得不承认王充属于汉儒之一分子，又尽量想将王充的思想与汉儒区别开来，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自圆其说。第五论为《王充“颂汉”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研究最大“盲点”进行彻底曝光的重要论文。我们知道，过去对王充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先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然后再在《论衡》中寻找有利于这个标签的证据。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产生了很多视而不见的“盲点”。而在《论衡》中占有三分之一篇幅的“颂汉”论，成为了其中最大的“盲点”。该论认为：王充的“颂汉”论，与前贤给他贴的另一个“反体制主义者”标签，可以说格格不入。王充“颂汉”的目的有三：一是为当局尽“臣子”之责，二是为自己邀功、求赏、求进，三是为抬高《论衡》的价值。王充的“颂汉”，有两个手法：一褒一“疾”，一破一立。褒指以褒扬之“立”论直接“颂汉”；“疾”指以批判之“破”论来立“颂汉”之论。王充的“颂汉”论与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堪称双璧。二者均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董仲舒推行的是“灾异谴告论”，王充推行的是“符瑞奖励论”，相辅相成，异曲同工。我以为，王充对当局近于肉麻的吹捧歌颂，属于汉儒的一种“异化”。本来，儒家讲究“用世”，著书立说，献计献策，无可厚非。但儒家并不提倡“歌德”，因为“歌德”到了极致，国家已是大大的太平盛世，儒家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就没有了。象王充这样的“颂汉”，为汉儒所仅见，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第六论为《王充“疾虚妄”批判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最有“亮点”的所谓“疾虚妄”进行彻底揭露的重要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本人将其“疾虚妄”看得很重，曾云：“《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也。”（《论衡·佚文篇》）但王充为何要“疾虚妄”？他所“疾”的“虚妄”究竟是何物？却似乎未见有人全面归纳和总结。该论认为：王充所以要“疾虚妄”，与他个人的遭遇及思想均有关系。他所“疾”的“虚妄”，主要有古今“不认命”论、汉儒“今不如昔”论及世俗“迷信禁忌”等。其中仅“疾”世俗“迷信禁忌”部分值得肯定，而“疾” 古今“不认命”论和汉儒“今不如昔”论，实际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命”论和“颂汉”论。不仅如此，在所谓“疾虚妄”过程中，他不懂得儒家的许多政论性说法，由于现实政治的恐怖性，都是采用隐喻的方式表达的。譬如：儒家美言古代，是为了讽喻批判现代；说古代君王神圣、臣子贤良，是想说现代的皇上不好、臣下有问题。等等。王充不懂得儒家的良苦用心，反而对此大加批判，是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纯儒，而只是一个学了一些文化的官吏。我以为，这个结论，与我在前文所说王充的所作所为，属于汉儒的一种“异化”，是较为相符的。第七论为《浅析王充的“鬼神妖”论》，是一篇对王充思想另一“亮点”的所谓“鬼神妖”论进行分析、评判的专门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所说的“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论衡·论死篇》），是大陆学术界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无神论”标签的重要依据。但王充是否真的“无神论”者，还需要对其所谓“鬼神妖”论进行具体的分析、评判。该论认为：《论衡》探讨“鬼神妖”，主要限于《论死》、《死伪》、《纪妖》、《订鬼》四篇。前引王充对鬼神的批判，仅限于开头的《论死篇》，在后来的《死伪》、《纪妖》、《订鬼》三篇中，王充对鬼神乃至妖怪，并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鬼”的概念，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人死为“鬼”，一是万物之精灵为“鬼”。而王充只反对人死为“鬼”，不反对万物之精灵为“鬼”。王充反对人死为“鬼”，与他反对“厚葬”有密切关系。王充不反对万物之精灵为“鬼”，则与他推崇“气”论有直接联系。因而，称王充为“无神论”者，是有问题的。我以为，这种分析、评判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儒家是不谈鬼神的。我们都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还知道：“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但很少有人把孔子封为“无神论”者。因为孔子是不谈鬼神，并没有说不信鬼神。王充尽管不是一个纯儒，但仍为汉儒之一分子，注定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第八论为《王充“天地”论新议》，是一篇对王充思想中的“天地”论亦即世界观进行分析、探讨的专门论文。我们知道，王充所说的“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篇》），是大陆学术界给王充的哲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的另一重要依据。但该论认为：汉儒所说的“天”，一般都带有多种含意。如董仲舒所说的“天”，至少有着“神学”之“天”、“精神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等几个方面的意义[15]。王充所说的“天”也是如此。王充的“天地”论，至少有两种含意：一种是具有自然或天文学意义的“天地”论，一种是具有哲学或神学意义的“天地”论。关于前一种含意，确实可以称为“唯物主义”。而关于后一种含意，则只能称为“唯心主义”。我以为，这种分析、探讨也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儒家都相信所谓“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而如所周知，这里的“天命”之“天”，都不是自然或天文学意义的“天”，而是哲学或神学意义的“天”。如前所说，王充尽管不是一个纯儒，但仍为汉儒之一分子，注定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综上所述，可以感到：本书对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所作的多方面的探讨，既没有先入为主，随波逐流，也没有傍人篱壁，拾人涕唾，而都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十分难能可贵。但对大陆王充思想研究的固有模式，进行的完全、彻底的冲击和否定，学术界会作出如何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不过，我深信：真理就是真理！我愿以此与邓红兄共勉！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