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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史论文
外国文学在不同的时期有不一样的风格，下面是我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浏览。
内容摘要： 外国文学涉及大量纷繁复杂的文艺思潮、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较之其它课程，教学难度相对更大。而传统的文学教学大多依据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对学生进行课堂讲授;这种教学模式以教材教师为中心，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本文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进行探讨，主张在调整课程内容体系的同时采用主体性研讨式教学方法，以期为外国文学教学的探索提出有效建议。
关键词： 文学教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主体性教学
外国文学课担负着传播引介民族文化，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由于它源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异质文化性质，在精神心理、价值建构、审美追求等方面均显示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特点，学生在理解上往往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同时，外国文学涉及的范围广，作品多，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文学思潮和现象纷繁复杂，同一思潮在不同的国家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国家里，不同的作品也同时存在相同点和独特性。因此教学难度相对较大。
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一般依循文学史发展脉络，做史选结合的综合描述：内容上厚古薄今，详远略近”;方式上基本以教材教师为中心，进行课堂讲授。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无疑难以实现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多向度的研究，建立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的教学任务。因此，对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调整教学内容体系
目前，大多文学教材采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节选”的三段式套路，因其“史”和“编”的特点，长期以来在学术理念上形成了误区：教材定位的非学术化，文学史知识的纯客观化，操作方式上的集体化。于是，教材忽视了文学自身规律和特性，重点不够突出，缺乏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实践证明，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反映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性：
第一，从纵向上，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整个西方文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18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中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19世纪及以前的经典文学，对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无暇顾及或只是匆匆带过。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弊端：知识陈旧，即时性差，信息获取滞后于当代重要研究成果及前沿动态。因此，在教学中对课堂教学内容应做适当调整，“本着详近略远原则，把重点从古代移到现代”，尤其是20世纪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体现文明成果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转换，使学生了解现当代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学思潮、批评方法。
第二，从横向上，压缩文学史教学，开展专题教学。在以往的文学教学中，我们多采用“古代、近代、现当代”的分段式教学模式。这种文学史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宽，作家作品多，文学现象纷繁复杂，面面俱到，给教学增加了不少困难，容易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基础课程占用的时间过长，既不利于教师的科研探索和学生的自学研讨，也影响课程体系的建设。所以，在保留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必要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可对其大力压缩，并推出一系列专题选修课，比如：英美文学经典、西方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西方小说叙事研究、西方诗歌艺术研究、西方悲剧艺术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西方文化概论等。这样改革，极大丰富了本学科的教学内容，使课程体系趋于完善，尤其是为我们的研讨式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钻研和思考，完成文学的创造性阅读和阐释。
第三，重视文学理论在教材中的作用。文学理论是用于诠释文本的普遍理论，原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但反过来又影响和指导创作。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文学理论学派包括有：新批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生掌握了不同的文学理论，便有可能采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从新的角度和层面对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现代文学教育正是要形成多元化的阐释格局，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阅读。
总之，在编订外国文学教材时，我们应坚持“以史为经，以论为纬，以作品研究为中心”的原则，编写出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具有大学特点的外国文学教材。
二.采用主体性研讨式教学模式
大学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为了替学生解惑答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传授给学生基本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此，外国文学课堂应采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阅读和阐释能力。
第一，更新观念，建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依据当代诗学阐释学思想，“作品包括文本和读者理解两部分，那么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才是文本自身意义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所以文学教学应当彻底改变以往以老师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研讨式教学方式。
在主体性教学模式中，教师由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教师在学生主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引导”主体的作用，使教学活动具有发展学生主体性的功能。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当坚持“精讲、少讲、不讲”的原则，即重点、难点的地方精讲;参考资料多的内容少讲;简单易解的部分不讲，尽量把时间留给学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一教学模式使学生从单一的专业知识学习中解脱出来，达到“一课多能”的教学目标。学生既能掌握专业知识，提高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能力，又能在思维方法、学习态度、表达技巧等方面得到综合训练。
第二，提倡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沙龙式”研讨。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学多采用单一的社会学历史学批评方法，以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作为衡量作家成败、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然而一部经典作品，无论在文化容量还是美学内涵上，都是博大精深的，因此我们应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及科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多方法的阐释，构建多元化的阐释格局。“在教学中将语言的输入和文化的导入”，就可以使学生体会和接受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价值观的空缺和不同，在沙龙式的研讨中更好的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为此，我们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大胆探索、勇于创造。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不给标准答案;对于不同的观点，也不作统一结论。学生依据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和个人经验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小说《邱园记事》，有人说它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隔膜;有人说它反映了一战给人们带来的悲观和彷徨;也有人说它表现了人们对生死的不同看法;更有人分析了其中的生态主义思想。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讨模式容易营造自由活泼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活跃敏捷的主动思维。于是，学生在各抒己见中得出了不同而又深刻的个人感受，甚至不放过作品中的一个词一句话，文中出现的一些细节场景(花、蜗牛、机器轰鸣等)，都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和推敲。
第三，论文写作是课堂讨论的结果。经过阅读准备、教师引导、全员参与和互动的课堂讨论，每一位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把握都达到了比较全面的程度，能够确定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该提倡学生深入探索、大胆创新，启发和引导学生查找资料，运用新的批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作家作品进行新的解读。通过论文写作，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锻炼，成就感和满足感自然而来，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当然，这种主体性教学模式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及时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深谙教材的同时还要熟悉学生，在讨论时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有备而来。
三.结语
雅斯贝尔斯曾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我们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输送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合格人才，而教育所担当的重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涵养丰富健全的人格，塑造完美高尚的灵魂，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的挖掘和拓展，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和张扬。由此可见，教是为了不教，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才能使学生终生受益。这便是我们的文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任务所在。
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当下很多高校都将认知诗学引入外国文学教学中，而这种创新式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辅助教学，同时也对学生文学能力的提升有着较大的帮助。本文将着重研究认知诗学对当下高校阅读的影响，根据当下高校的文学教学现状对其课程设计提出几点关于认知诗学教学的建议，以求能对高校研读外国文学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阅读教学;外国文学;诗学;理论
引言
“认知诗学”是文学教学领域的一种应用理论，它指代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做出相应的文本解读，并且将现实能力与文学造诣联系在一起。因此认知诗学对当下的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将认知诗学充分地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外国名著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与当下教育部倡导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1]当今很多高校过分注重文学理论课程的安排而忽视了外国文学的重要作用。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外国著作博大精深的文学内涵的极大忽略。引导学生进行外国名著的阅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开拓其文学视野，并且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人文思想的领悟力和文学素养。很多高校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安排上仅仅保留六十个左右的课时，这对于充分领略外国名著的深刻内涵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老师很难将外文精读的方法完整地传授给学生，在外文名著的阅读上很难做到详尽细致。结合我国当下文学教育的现状，很多文学家教育家都对外文课程改革提出了较多建设性的意见。很多学者对高校文学教学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例如，后现代主义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等，这些都可以引进外国文学教学之中去。本文将结合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探究认知诗学对我国外文教学的启发性和建设性作用。
一、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分析
当今社会对高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文学教学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文学教程领域，认知诗学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它重在对文学内涵提供文本解析的依据，能够将个人的现实经历与文学主旨联系在一起。对各个专业的学生而言，文学课也是提升专业技能的必修课之一。它对培养学生们的语言语感、写作及理解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就我国当下的教学状况来看，外文课的作用却日渐消退。[2]
(一)重视程度下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已经逐步迈入了高速信息化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快速地获取想要的信息。但是由于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得人们接受到的信息质量得不到较好的保证。同样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开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碍。虽然教师与学生都了解外国文学的内涵价值，但是最终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掌握程度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从我国高校对待外国文学课程的态度来看，除了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外，还存在教学方法上的不足。在进行外国文学著作解读时教师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化，无法将著作中的精髓和特点较好地传达给学生。学生在理解作品内容和自我感悟提升时就无法获得较好的效果。
(三)知识教学与实际应用脱节
造成高校对外国文学教学极大忽略这一问题的原因并非是单方面形成的，而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老师在进行教学时对方法的选择不够与时俱进，学生对外国著作理解较差，因而兴趣较弱。开设外国文学这一课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通过对外国名著的解读来提升专业能力和文学素养，因而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方法和活动都要回归到课程开设的最初目标中。但从我国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学生们对作品的解读并没有突破文学理论的禁锢，很少能够深入到作品的中心思想、语言分析及写作内涵中去，因而也没有达到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目标。
二、外国文学教学要突出认知诗学作用
在文学研究中不同的理论会对阅读产生不一样的作用。认知诗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众多文学大家的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认知诗学已经逐渐成长发展起来。认知诗学重在将文本内容进行解读之后与现实事实进行联系。将认知诗学引入到外国文学的课堂中，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外国著作中的内容含义以及作者的写作思想。[3]对学生深刻理解著作中的精神内涵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体验作品的美学价值并极大地提升文学素养和精神境界。当今高校对外国文学的日常教学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因而教学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拥有极大的自由空间。对当下高校的教学情况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多以平铺直叙的讲授为主，在教学中应更多地站在认知诗学的视角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相应的研读。目前外国文学教学的开展遇到了一系列的阻碍，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目标的把握不够到位，同时也没有将外国文学对我国学生的学习作用进行合适的定位。而认知诗学的观点就是要做到对阅读、语言和写作能力进行同时培养，共同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让学生在阅读作品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同时又可以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将阅读与写作同时培养的方法，对学生的辩证性逻辑思维具有较好的提升作用。[4]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学生尽管有着独立的思考理解能力，但是却无法较为系统清晰的表达。而要想改变这一情况，就必须引导学生进行更多的外国著作的品鉴，开阔视野。认知诗学提出文学阅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提升自我。通过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可以使人们获得思想层面的感悟与提升，同时促进人们对生活和理想的思考。总而言之，阅读名著对人们的身心发展有着莫大的益处。
三、外国文学教学中理解与应用
认知诗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往往采用传统的讲授方式，更多地为同学们讲述文学史的知识内容。很多时候教师都忽略了对作品内容的精读，或者用较少的时间来开展此部分的内容教学。而将更多的时间放在讲述作品的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和故事概述上。而认知诗学所偏重的正是学生在研读著作时的理解和感悟等心理活动。这种观点也正逐渐被很多的教育家所采用，我们只有把认知诗学充分地应用到外国文学课堂中，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也要做好从传统教学方式到认知诗学引领下的课堂的转变工作。
(一)教材编写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认知诗学的引入使得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阅读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梯，然而要想充分地发挥认知诗学对教学过程的提升作用，就要层次渐进地开展一系列课堂改革活动。我国现存的教材更多地沿用编年体的形式来进行排版，这种固定的模式将背景及作者放在首要位置，而把教学重点放在后面。按照学生的兴趣维持时间来看，这对学生的学习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的教材进行模式的改变，将最重要的作品内容部分放在开头或重点推荐。[5]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提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将学生的关注度最大限度地引发，从而循序渐进地进行其他内容的补充教学。
(二)运用认知诗学提高外国文学阅读兴趣
在课堂中开展外文阅读对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较为枯燥的讲解过程，只有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才能将课堂效率达到最大化。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学生的自主思考。学生面对大量枯燥乏味的知识失去学习和阅读的兴趣，这也成为外国文学教学中较大的难题。认知诗学注重学生阅读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对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情感与思想交流做了大量的研究，能够有效地将文学阅读与现实日常联系在一起。将认知诗学的结论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改善阅读障碍的问题，使得学生将生活与作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升阅读的积极性。
(三)运用认知诗学提高学生的文学创造能力与文学审美
文学创造力主要表现在读者进行阅读时自我思考、提升和创新的思维能力。即读者将自身的认知经验和思考方式融入到阅读里，从矛盾到融合，从迷惑不解到豁然开朗，从而在观念的摩擦中产生新的想法和观点。认知诗学理论就曾经提到，在进行开放式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也加入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之中，甚至能够想象出超越原作的内涵情境。我们也不妨将此类理论引入到外国文学课堂中，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参与到作者的写作情境中，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理念，并激发学生与切身实际经验相联系的通道。帮助学生以认知诗学的方式领略著作的内涵，并提升自我精神境界。很多高校的学者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偏向于注重实用性的知识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方面。更有很多人高举文学无用论，将文学阅读视为选修课。但是认知诗学理论认为，文学阅读可以达到成长教育和娱乐身心的目的，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认知思维能力。读者通过置身于文学海洋来逃离现实世界的束缚，通过文学载体与作者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适当地关注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时的内心感受，进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在认知层面建立文学意识，提升学生自我思考和认知感悟的能力，通过新的课程教学理念体验文学的美学价值。
四、结语
认知诗学是文学教学领域的一种应用理论，主张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做出相应的文本解读，并且将现实能力与文学造诣联系在一起。认知诗学对当下的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将认知诗学充分地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外国名著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与当下教育部倡导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6]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的教材进行模式的改变，将最重要的作品内容品读部分放在开头，充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只有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除此之外教师在课程评估方面应打破传统的应试模式，采用开放式的途径对学生的学习和理解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更加真实有效地将学习结果反馈给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将认知诗学切实应用到外国文学的教学课堂之中，有力地推进新课程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贾彦德.中西文化差异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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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李海林.致力于语用教育实践探索是当务之要[J].语文建设，2014(34).
[6]李涛.文本形式分析与阅读教学[J].语文建设，2016(01).
【摘要】在高校教学中，外国文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是与我国文学进行对比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传统的教学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教学的需要了，所以应该进行改革，促进外国文学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本文重点对改革后的教学实践加以阐述，并且分析了主要的改革思路，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可以促进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外国文学;高校教学;实践;改革
一、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
在进行传统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谈起，进而进行综合性的描述，重点研究了西方的文学史。教学内容则主要来源于书本，因此学生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能培养创新意识。外国文学的学习主要是以锻炼学生的文学素养以及培养理论知识为主，所以充分了解文学的发展史固然重要，但是缺失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就会造成学生无法将所学的内容应用于实践之中。无法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另外，外国文学的学习时间明显不足，有些院校甚至将其与文艺理论相合并。教师能够获取新鲜信息以及进行交流的机会也逐渐减少，这样就会造成学生无法掌握最新的知识。高校图书馆中的文学资源越来越少，而学校扩大招生人数后，图书馆的资源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众所周知，学习文学就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体会其中的人物情感以及写作特色，如果缺少了阅读的书籍，必然是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然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学生介绍作品的内容，造成研究文学作品的时间缩短。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地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当前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外国文学在高校教学中的改革
在当前的教学工作中，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进行改革。首先是对信息技术进行充分的运用。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信息技术令教学的内容得以进一步拓宽，所以教师可以运用的教学手段以及方法变得更加宽泛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可以作为提高教学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是一项明显的改革内容。具体来说，在应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起对网络课件的应用，将其展现给学生，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过去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并且学生的主动性也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应用不仅具有学术性的特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另外，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开展教学，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影视资料也是一种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可以更多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当前，很多外国文学都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尤其是一些名著，通过观赏这些影视作品，学生可以更加便捷的理解外国作品发生的背景以及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原著与翻拍的作品相对比，这种声情并茂的展现方式更加容易被学生所接受，促进教学效果的进步，学生也会对外国文学拥有重新的认识。其次，教师素养的建设是高校外国文学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膨胀的社会，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教师无法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那么就无法令学生信服，所以教师必须要从自身的能力入手，加强素质方面的建设。“与时俱进”是教师素质建设的基本目标。外国文学同一般的文学学习有所不同，这是一门时间跨度大，内容深厚的学科，所以对于教师的文学素养具有更高的要求，如果这方面的能力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就无法达到学生的期望值。同时，在学生主动性方面的培养也是考验教师功底的内容之一，要明确学生的兴趣在哪里，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加强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欣赏能力，能够令他们在课堂上主动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课程改革中的重点要求。第三，注重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批判思维是一种综合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的教材背景与内容，是应该让学生接受这种与创新意识直接联系的批判思维的，而强化这种理解起到促进作用。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西方文化、文学的背景，结合探索型的文学形象的评析和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批评，有意识地让学生认识到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培养批判精神就是培养创新精神;开发学生的批判思维就是在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从高校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思路来看，提高外国文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文学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应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强对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身及人文素质全方面都得以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后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的要求，在教学手段、学生思维能力培养以及教师素养建设的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创新教学，达到更加理想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梦.论信息技术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与职业,2006(32).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一言难尽。与我国至今仍然有人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贬得一文不值恰恰相反，吉本、卢梭、伏尔泰、托克槐尔、休谟、马克思、杜威等等世界顶级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对中华文化之树历五千年雄伟英挺，郁郁葱葱惊羡连连！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状态及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巨大贡献都众口一辞盛赞不已。
石刻是古代文学艺术传承的另一种方式，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历史为后世所传承，成为现代考古学家了解古代文学的方向和目标。石刻为刻字艺术中的一大宗，历史悠久，岩石材料品类繁多，产储量丰富，运用极广，加工镌刻方便。岩石有较高的强度，石刻保存时间较长，石材可称得上价廉物美之材。石刻艺术伴随中国文化、文字变革而发展，它与考古、书法、绘画、雕塑密切相关。中国文字最早是刻划的象形符号，原始人类的石刻划符与刻画是未分的。石刻艺术中，石刻文字与石刻物象是两大类，其间有必然的联系，历代的雕塑石像中，常常刻以文字纪实。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国石刻书法艺术时，将大量涉及石雕艺术，这是非常必要的，书与画同源，刻字与雕像也息息相关。
中国文化的家国核心理念是以华夏文明为基础，以汉文化为代表，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它包含着全体中国人深厚的骨气和底气，它承载着全体中国人的骄傲，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诸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扶危济困”的公德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等，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此外，“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治理思想，“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一直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甚至，我们正努力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小康”这个概念，也是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䗴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䗴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 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䗴”，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 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 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 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 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 他 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李四光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 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 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 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 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 的 化 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 时代： 前寒武纪， 产地： 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 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 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 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 此后“长兴灰岩”， 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 也是地球 历史 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 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 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家国情怀，家国理念不仅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承，而且我们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同样以家国理念为核心，同样体现着家国情怀。无论是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联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还有当代的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无一不是家国情怀的再生再造、凝聚和升华。
从第一个用火中国人开始，从第一个筑巢的中国人开始，从第一个饲养家畜的人开始，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从大禹治水开始，从楚国筚路蓝缕，从大秦的发展到统一全国，从汉朝穷四代之力远征匈奴，唐朝的皇帝的“天可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硕硕功勋，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功，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全部展现出来的都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历史是一部自强不息史，中国文化是自强不息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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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thesis）是指博士学位申请者为获得学位所提交的研究论文。是学位授予单位评审、决定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最主要或全部根据。
一般要求论文有创新成果，并经公开答辩通过。中国规定，论文应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博士论文或摘要应在答辩前 3 个月即送有关单位，并经同行评议。
论文博士人员构成多为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记者查询得知，早在2008年底教育部举行的“改革开放30年教育成就”新闻通气会上，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公开表示，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
他说，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随后教育部新闻办工作人员表示，已将清华大学招收“论文博士”一事移交相关科室，并将对此核查处理，等核查清楚后进行回应。
论文提纲，是指论文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是论文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构思谋篇是指组织设计毕业论文的篇章结构，以便论文作者可以根据论文提纲安排材料素材、对课题论文展开论证。有了一个好的提纲，就能纲举目张，提纲挚领，掌握全篇论文的基本骨架，使论文的结构完整统一；就能分清层次，明确重点，周密地谋篇布局，使总论点和分论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就能够按照各部分的要求安排、组织、利用资料，决定取舍，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料的作用。[1]论文提纲可分为简单提纲和详细提纲两种。简单提纲是高度概括的，只提示论文的要点，如何展开则不涉及。这种提纲虽然简单，但由于它是经过深思熟虑构成的，写作时能顺利进行。没有这种准备，边想边写很难顺利地写下去。论文提纲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写出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信息或词汇，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去找和选，也可以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例如上例，关键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而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关键词的选取，补充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提高了所涉及的概念深度。需要选出，与从标题中选出的关键词一道，组成该论文的关键词组。论文提纲(一)要有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去检查每一部分在论文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看看各部分的比例分配是否恰当，篇幅的长短是否合适，每一部分能否为中心论点服务。比如有一篇论文论述企业深化改革与稳定是辩证统一的，作者以浙江××市某企业为例，说只要干部在改革中以身作则，与职工同甘共苦，可以取得多数职工的理解。从全局观念分折，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只讲了企业如何改革才能稳定，没有论述通过深化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职工收入增加，最终达到社会稳定。(二)从中心论点出发，决定材料的取舍，把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材料毫不可惜地舍弃，尽管这些材料是煞费苦心费了不少劳动搜集来的。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一块毛料寸寸宝贵，舍不得剪裁去，也就缝制不成合身的衣服。为了成衣，必须剪裁去不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材料只是为形成自己论文的论点服务的，离开了这一点，无论是多少好的材料都必须舍得抛弃。(三)要考虑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初学撰写论文的人常犯的毛病，是论点和论据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只限于反复阐述论点，而缺乏切实有力的论据;有的材料一大堆，论点不明确;有的各部分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逻辑关系，这样的论文都是不合乎要求的，这样的论文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了有说服力，必须有虚有实，有论点有例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论证过程有严密的逻辑性，拟提纲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检查这一点。(四)论文的基本结构由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组成。序论、结论这两部分在提纲中部应比较简略。本论则是全文的重点，是应集中笔墨写深写透的部分，因此在提纲上也要列得较为详细。本论部分至少要有两层标准，层层深入，层层推理，以便体现总论点和分论点的有机结合，把论点讲深讲透。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包括以下几方面：\r\n（1） 选题和立论的依据：论文在国内外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对代表性文献观点的评述；论文在理论或实际应用方面的价值，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等。\r\n（2）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研究拟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以及可能达到的水平；论文的创新点、学术或应用价值、预期达到的水平。\r\n（3） 论文研究工作的总体安排及具体进度；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采取解决的方法和措施。\r\n（4） 论文所需经费及经费来源与开支预算。如论文经费不足，应说明解决经费的途径是否落实。（5） 主要参考文献。 \r\n \r\n针对这几点进行下说明，一般就说可行性，研究的价值。说白了 就是从以上几点对开题报告进行肯定
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当下很多高校都将认知诗学引入外国文学教学中，而这种创新式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辅助教学，同时也对学生文学能力的提升有着较大的帮助。本文将着重研究认知诗学对当下高校阅读的影响，根据当下高校的文学教学现状对其课程设计提出几点关于认知诗学教学的建议，以求能对高校研读外国文学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阅读教学;外国文学;诗学;理论
引言
“认知诗学”是文学教学领域的一种应用理论，它指代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做出相应的文本解读，并且将现实能力与文学造诣联系在一起。因此认知诗学对当下的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将认知诗学充分地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外国名著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与当下教育部倡导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1]当今很多高校过分注重文学理论课程的安排而忽视了外国文学的重要作用。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外国著作博大精深的文学内涵的极大忽略。引导学生进行外国名著的阅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开拓其文学视野，并且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人文思想的领悟力和文学素养。很多高校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安排上仅仅保留六十个左右的课时，这对于充分领略外国名著的深刻内涵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老师很难将外文精读的方法完整地传授给学生，在外文名著的阅读上很难做到详尽细致。结合我国当下文学教育的现状，很多文学家教育家都对外文课程改革提出了较多建设性的意见。很多学者对高校文学教学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例如，后现代主义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等，这些都可以引进外国文学教学之中去。本文将结合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探究认知诗学对我国外文教学的启发性和建设性作用。
一、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分析
当今社会对高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文学教学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文学教程领域，认知诗学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它重在对文学内涵提供文本解析的依据，能够将个人的现实经历与文学主旨联系在一起。对各个专业的学生而言，文学课也是提升专业技能的必修课之一。它对培养学生们的语言语感、写作及理解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就我国当下的教学状况来看，外文课的作用却日渐消退。[2]
(一)重视程度下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已经逐步迈入了高速信息化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快速地获取想要的信息。但是由于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得人们接受到的信息质量得不到较好的保证。同样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开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碍。虽然教师与学生都了解外国文学的内涵价值，但是最终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掌握程度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从我国高校对待外国文学课程的态度来看，除了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外，还存在教学方法上的不足。在进行外国文学著作解读时教师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化，无法将著作中的精髓和特点较好地传达给学生。学生在理解作品内容和自我感悟提升时就无法获得较好的效果。
(三)知识教学与实际应用脱节
造成高校对外国文学教学极大忽略这一问题的原因并非是单方面形成的，而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老师在进行教学时对方法的选择不够与时俱进，学生对外国著作理解较差，因而兴趣较弱。开设外国文学这一课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通过对外国名著的解读来提升专业能力和文学素养，因而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方法和活动都要回归到课程开设的最初目标中。但从我国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学生们对作品的解读并没有突破文学理论的禁锢，很少能够深入到作品的中心思想、语言分析及写作内涵中去，因而也没有达到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目标。
二、外国文学教学要突出认知诗学作用
在文学研究中不同的理论会对阅读产生不一样的作用。认知诗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众多文学大家的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认知诗学已经逐渐成长发展起来。认知诗学重在将文本内容进行解读之后与现实事实进行联系。将认知诗学引入到外国文学的课堂中，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外国著作中的内容含义以及作者的写作思想。[3]对学生深刻理解著作中的精神内涵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体验作品的美学价值并极大地提升文学素养和精神境界。当今高校对外国文学的日常教学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因而教学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拥有极大的自由空间。对当下高校的教学情况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多以平铺直叙的讲授为主，在教学中应更多地站在认知诗学的视角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相应的研读。目前外国文学教学的开展遇到了一系列的阻碍，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目标的把握不够到位，同时也没有将外国文学对我国学生的学习作用进行合适的定位。而认知诗学的观点就是要做到对阅读、语言和写作能力进行同时培养，共同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让学生在阅读作品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同时又可以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将阅读与写作同时培养的方法，对学生的辩证性逻辑思维具有较好的提升作用。[4]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学生尽管有着独立的思考理解能力，但是却无法较为系统清晰的表达。而要想改变这一情况，就必须引导学生进行更多的外国著作的品鉴，开阔视野。认知诗学提出文学阅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提升自我。通过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可以使人们获得思想层面的感悟与提升，同时促进人们对生活和理想的思考。总而言之，阅读名著对人们的身心发展有着莫大的益处。
三、外国文学教学中理解与应用
认知诗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往往采用传统的讲授方式，更多地为同学们讲述文学史的知识内容。很多时候教师都忽略了对作品内容的精读，或者用较少的时间来开展此部分的内容教学。而将更多的时间放在讲述作品的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和故事概述上。而认知诗学所偏重的正是学生在研读著作时的理解和感悟等心理活动。这种观点也正逐渐被很多的教育家所采用，我们只有把认知诗学充分地应用到外国文学课堂中，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也要做好从传统教学方式到认知诗学引领下的课堂的转变工作。
(一)教材编写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认知诗学的引入使得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阅读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梯，然而要想充分地发挥认知诗学对教学过程的提升作用，就要层次渐进地开展一系列课堂改革活动。我国现存的教材更多地沿用编年体的形式来进行排版，这种固定的模式将背景及作者放在首要位置，而把教学重点放在后面。按照学生的兴趣维持时间来看，这对学生的学习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的教材进行模式的改变，将最重要的作品内容部分放在开头或重点推荐。[5]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提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将学生的关注度最大限度地引发，从而循序渐进地进行其他内容的补充教学。
(二)运用认知诗学提高外国文学阅读兴趣
在课堂中开展外文阅读对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较为枯燥的讲解过程，只有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才能将课堂效率达到最大化。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学生的自主思考。学生面对大量枯燥乏味的知识失去学习和阅读的兴趣，这也成为外国文学教学中较大的难题。认知诗学注重学生阅读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对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情感与思想交流做了大量的研究，能够有效地将文学阅读与现实日常联系在一起。将认知诗学的结论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改善阅读障碍的问题，使得学生将生活与作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升阅读的积极性。
(三)运用认知诗学提高学生的文学创造能力与文学审美
文学创造力主要表现在读者进行阅读时自我思考、提升和创新的思维能力。即读者将自身的认知经验和思考方式融入到阅读里，从矛盾到融合，从迷惑不解到豁然开朗，从而在观念的摩擦中产生新的想法和观点。认知诗学理论就曾经提到，在进行开放式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也加入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之中，甚至能够想象出超越原作的内涵情境。我们也不妨将此类理论引入到外国文学课堂中，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参与到作者的写作情境中，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理念，并激发学生与切身实际经验相联系的通道。帮助学生以认知诗学的方式领略著作的内涵，并提升自我精神境界。很多高校的学者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偏向于注重实用性的知识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方面。更有很多人高举文学无用论，将文学阅读视为选修课。但是认知诗学理论认为，文学阅读可以达到成长教育和娱乐身心的目的，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认知思维能力。读者通过置身于文学海洋来逃离现实世界的束缚，通过文学载体与作者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适当地关注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时的内心感受，进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在认知层面建立文学意识，提升学生自我思考和认知感悟的能力，通过新的课程教学理念体验文学的美学价值。
四、结语
认知诗学是文学教学领域的一种应用理论，主张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做出相应的文本解读，并且将现实能力与文学造诣联系在一起。认知诗学对当下的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将认知诗学充分地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外国名著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与当下教育部倡导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6]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的教材进行模式的改变，将最重要的作品内容品读部分放在开头，充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只有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除此之外教师在课程评估方面应打破传统的应试模式，采用开放式的途径对学生的学习和理解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更加真实有效地将学习结果反馈给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将认知诗学切实应用到外国文学的教学课堂之中，有力地推进新课程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贾彦德.中西文化差异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贾琼.从语义指向分析看现代语法句法结构[J].语文建设，2013(29).
[3]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李海林.致力于语用教育实践探索是当务之要[J].语文建设，2014(34).
[6]李涛.文本形式分析与阅读教学[J].语文建设，2016(01).
【摘要】在高校教学中，外国文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是与我国文学进行对比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传统的教学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教学的需要了，所以应该进行改革，促进外国文学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本文重点对改革后的教学实践加以阐述，并且分析了主要的改革思路，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可以促进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外国文学;高校教学;实践;改革
一、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
在进行传统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谈起，进而进行综合性的描述，重点研究了西方的文学史。教学内容则主要来源于书本，因此学生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能培养创新意识。外国文学的学习主要是以锻炼学生的文学素养以及培养理论知识为主，所以充分了解文学的发展史固然重要，但是缺失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就会造成学生无法将所学的内容应用于实践之中。无法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另外，外国文学的学习时间明显不足，有些院校甚至将其与文艺理论相合并。教师能够获取新鲜信息以及进行交流的机会也逐渐减少，这样就会造成学生无法掌握最新的知识。高校图书馆中的文学资源越来越少，而学校扩大招生人数后，图书馆的资源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众所周知，学习文学就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体会其中的人物情感以及写作特色，如果缺少了阅读的书籍，必然是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然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学生介绍作品的内容，造成研究文学作品的时间缩短。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地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当前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外国文学在高校教学中的改革
在当前的教学工作中，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进行改革。首先是对信息技术进行充分的运用。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信息技术令教学的内容得以进一步拓宽，所以教师可以运用的教学手段以及方法变得更加宽泛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可以作为提高教学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是一项明显的改革内容。具体来说，在应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起对网络课件的应用，将其展现给学生，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过去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并且学生的主动性也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应用不仅具有学术性的特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另外，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开展教学，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影视资料也是一种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可以更多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当前，很多外国文学都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尤其是一些名著，通过观赏这些影视作品，学生可以更加便捷的理解外国作品发生的背景以及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原著与翻拍的作品相对比，这种声情并茂的展现方式更加容易被学生所接受，促进教学效果的进步，学生也会对外国文学拥有重新的认识。其次，教师素养的建设是高校外国文学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膨胀的社会，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教师无法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那么就无法令学生信服，所以教师必须要从自身的能力入手，加强素质方面的建设。“与时俱进”是教师素质建设的基本目标。外国文学同一般的文学学习有所不同，这是一门时间跨度大，内容深厚的学科，所以对于教师的文学素养具有更高的要求，如果这方面的能力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就无法达到学生的期望值。同时，在学生主动性方面的培养也是考验教师功底的内容之一，要明确学生的兴趣在哪里，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加强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欣赏能力，能够令他们在课堂上主动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课程改革中的重点要求。第三，注重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批判思维是一种综合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的教材背景与内容，是应该让学生接受这种与创新意识直接联系的批判思维的，而强化这种理解起到促进作用。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西方文化、文学的背景，结合探索型的文学形象的评析和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批评，有意识地让学生认识到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培养批判精神就是培养创新精神;开发学生的批判思维就是在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从高校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思路来看，提高外国文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文学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应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强对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身及人文素质全方面都得以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后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的要求，在教学手段、学生思维能力培养以及教师素养建设的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创新教学，达到更加理想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梦.论信息技术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与职业,2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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