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幽默观研究论文

在中现代文坛，唯有他可以与文学巨匠鲁迅并肩而行，但是他们却因为所持观点的不同，一个操着匕首，一个操着麻醉剂，在医治着那个时代们的伤痛。他过着陶渊明生活的精致和俭约，有着苏东坡失意时的旷达。他持着对中文化的足够自信，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用《论语》短暂的天，掀起了影响百年乃至后世的“幽默”。他的幽默不是一种滑稽，一种笑话，而是一种含泪的笑，一种传承文化的载体。 文坛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幼年穿过露脚趾的鞋子学，青年靠着妻子的嫁妆留洋，老年至死还念念不忘心的女子，却和妻子活出了六十年的金玉良缘。他穷得吃不起街小贩的一碗面，富得住过豪宅别墅，为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作家。他因为幽默而名动中，震惊世界，也因幽默与文坛巨匠鲁迅争执过数十年。他是一个无可救的乐天派，一个嗜烟如命，连书名也非得译出带烟字的《京华烟云》才满意的烟鬼。十足的拜金者，却也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将十几万的家产打漂。一个杂文家，一个小说家，一个散文家，用坦率，用诚恳、用乐观，写中的幽默，传中华的文化。 写到这里，或许林语堂先生会觉得我们的笔触不幽默，但是还望您老在泉下见谅。因为时下的幽默已渐变一种庸俗的笑话，您那时寓庄于谐，如今残羹冷炙地只剩下谐了。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把您的幽默写在这个时代，是为了让时代省，让们沉思，如今我们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幽默？ 本想将您的英雄出详于笔端的，让更多感触你，在中现代文坛为数不多的出生于平民家庭的您，是怎样一路艰辛走文学巨匠的。但是却不知如何写才足够幽默，所以便速速舍去。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我便想起您老的在台北一大学演讲时所说，“绅士演讲就应该像女子的你裙一样，愈短愈好，”所以还是言归正传。 1924年，中的美学范畴里，从此多了一个词，那就是幽默，这归功于林语堂第一次将西方的“humour”用“幽默”译介过来。但是译介过来没有广而播之，也不会普及到今天每个都会有这样一个词汇。林语堂译介过幽默以后，就把这个词汇当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时间辗转到1932年，林语堂从《语丝》走出，一改“真的勇”的形象，协同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等发起创办了《论语》，从此扬起了“幽默”的旗帜，醉心于幽默理论的建设和幽默文学的创作。林语堂在《论幽默》中扬言“无论哪一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是用得着近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的民，其文化必趋虚伪，生活必趋欺诈，思想必趋迂腐，文学必趋干枯，而的心灵必趋顽固。”在林语堂及其《论语》的推动下，1933年现代文学史掀起了一幽默，1933年也因此而被称为“幽默年”，幽默便为了一个流行词，不胫而走。 译介幽默进而扬起幽默，让林语堂的文学风格有了一个全新的置换，他开始用真实、幽默开启了“清淡”、“隽永”、“甘美”的灵小品文。但是这不仅没有给林语堂带来文学的赞誉，而且让林语堂担着社会的种种骂名。从当时们以鲁迅来作对比评价林语堂：鲁迅以匕首和投唤醒沉睡的民众，他却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地唠叨一朵花开的美丽。但是我们深知文学里总是有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魔咒。所以这并没有让林语堂退却，他依旧执着地将幽默进行到底，同时以对中文化的足够自信，脚踏着东方文化的同时，将中文学译介到外。 脚踏中西文化，让林语堂的生得以转变。他的译作传到西方后，中文坛这位幽默大师很快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所看重，开始向他约稿。林语堂持着幽默风趣的写法写下了在美畅的《吾与吾民》，直至后来的《生活艺术》一书，让林语堂名扬西方各。因为林语堂的幽默也闹出过一个让林语堂哭笑不得的笑话：林语堂的《吾吾民》译西班牙文后，他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当时，巴西有一位贵，内心钦慕林语堂，恰好有赠给名马一匹，于是给这匹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马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得名次，当晚报的标题就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标的马倒没有消息。从此可见林语堂蜚声海外。 这样一个笑话在林语堂看来并非幽默的，林语堂认为幽默“是一种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生的方法”。幽默不仅给林语堂带来生活的达观，更让林语堂肩负着一种责任，那就是传播中华文化。他迁居美后，便开始在美各大学演讲、讲授，以此传播中文化。林语堂曾经应美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讲授“中文化”课程。他在课堂对美的青年学生大谈中文化的好，好像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生哲学都是中的好。学生们既觉得耳目一新，又觉得不以为然。有一位女学生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赞美中，实在忍不住了，她举手发言，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的最好，难道我们美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中吗？”林语堂略一沉，乐呵呵地回答说：“有的，你们美的马桶要比中的好。” 从林语堂风趣的回答中，我们看去似褒，但却是实贬。以此指出了美文化的不足。 林语堂的幽默对中文化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都深知，幽默并非一种滑稽，更不是一种笑话，幽默的背后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林语堂也是正是用着这种中的式的幽默为西方讲述着东方文化的魅力。在林语堂的幽默里，我们也无不在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显现，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他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林语堂面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演讲，不失学者风范地说道：“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才辈出。”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林语堂的幽默里都含着泪，含着文化，这也是我们说林语堂是操着麻醉剂医治着心的原因。其实中是一个不愿意看到像鲁迅先生那样淋淋的伤痛的家，而是更容易接受麻醉剂的家。林语堂之所以让幽默来医治心，是因为他懂得中需要什么，这也完全切合中自的实际。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麻醉剂，在一定程度也是会麻醉心的，这也是林语堂在当时会遭到鲁迅及其他文学家批评的原因。但是我们并不是说鲁迅先生不解林语堂的苦心，而是鲁迅先生看到更多的是将林语堂的幽默当一种娱乐的，他们并不解幽默背后的眼泪。 或许是林语堂的小品文，不太适合那时“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中。但是林语堂的文字里从来就没有过粉饰现实的彩，在他的小品文里，时时都能看抨击时政的影子。他的文字也始终系在祖的命运，“七七事变”后，虽然太平洋彼岸的林语堂也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立命的地方，该和军拼一拼啦！”同时在连续数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京华烟云》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为“纪念全在前线牺牲的勇儿”的良苦用心。 幽默作为民族的，世界的，林语堂将其应用于文学，也并非是一种首创，在中古典文学的《笑林》、《儒林外史》等，乃至外文学都已有千的历史。但是在他在建构中白话文幽默理论的就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给予他文坛幽默大师的称谓也是不为高的。不管是第一次译介幽默，建构幽默理论，还是通过中式幽默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他都可以在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享有至高的声誉。 后记 幽默，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却还少知道它最早源于何，更不知道它真正的寓意。是他第一个从西方将幽默渡到中，译介给我们的民，是他背着骂名在中推而广之。他用幽默医治着那个时代“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中百姓，即便们不解辛酸地在嬉笑间娱乐着他的文字，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曾经那样愚昧的民族，而是在骂名面前肩起责任，执着地用幽默渐渐地苏醒着沉睡的民族，用含笑的泪刺痛着沉睡的心。他用幽默书写了中现代文坛的一个高，他用幽默推动了一个时代的进程，他用幽默将中的文化播撒到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他便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幽默大师——林语堂。

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它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1、在笑话的文章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优愤，即“寄沉痛于悠闲”。

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没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责，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从容不迫地介绍一貌似可信有据的荒诞事实。又把读者从那个荒诞事实所渲染创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围中拉回现实：最近娠灾委员，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

2、寓谐于庄的说“反话”。

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本应以讽刺和批判，但作者却以赞扬的口气去叙述或描写。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却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形容，凡是这种场合，在散文的语言上都是运用“反语”。

扩展资料

“houmor”这个词，是由林语堂最先翻译为“幽默”的。

1924年，他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houmor”翻译成幽默。

其实，在他之前早有很多人翻译这个词“houmor”了，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将它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幽默”一词出自《楚辞》，但早就失去了它“寂静无声”的本义，对比其他译法，还是林语堂译的最好，也最终流传下来了。

在林语堂心中，他给幽默下的定义是：“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幽默没有旁的，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

他还认为：“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是用得着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自1924年首译幽默以来，到1970年在汉城的第三届国际笔会上演讲《论东西文化的幽默》，林语堂晚年还在《八十自叙》中不留余力地提倡幽默，他确实在半个多世纪中与幽默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一名幽默大师。

他与幽默结缘的一生，留下了幽默哲学给后人思考，很多人觉得他说的确实是大道理：“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最先提出把英文homou译成“幽默”，于三十年代提倡幽默，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加以实践，与周作人南北呼应，形成一个影响颇深远的“闲适幽默”散文流派。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①怎样才能达到幽默呢?在林语堂看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幽默对人生必须报一种从容达观态度，它是温厚的，趋脱的。所谓达观，即对人生的缺憾报以坦然，认可了人生的相对性因而避开了绝对痛苦，是对生命有限欢愉的一种退守，也是对利及义的趋脱。中国自有以庄生为代表的趋脱派，幽默自然出现，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趋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因而，儒家斤斤拘执棺撑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在庄生一声趋脱的狂笑下，变得毫无价值了。然而同是趋脱派的老子却不幽默，为何?林语堂认为，老子虽趋脱，但不达观，是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幽默是温厚的，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庄生与老子虽然同样是笑，庄生却是狂笑，笑声是豪放的;老子是苦笑，笑声是尖锐的。故老子趋脱而不幽默。这种对人生的达观、温厚、趋脱态度，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作者这样表白自己个人理想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构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象我一样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块小园地，不要有遮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吸怪啼的声音。我要房它附近有几探参天乔木。……我要院中几探竹树，几探梅花。:护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不需要名及利，只要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多么闲适的心境，不亚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了。这种闲适来自于对人生的达观。正是这种达观态度，使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以追求“淡然之味”为最高境界。如他所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②《谈言论自由》一文本是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对于官的自由文中写道:“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夕。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接着作者又举一例: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作者轻松地玩笑式地对此事加以了评论:“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本是满腔愤怒之情，奇迹般地变成了温厚趋脱之态。本可让读者引起强烈共鸣，却只让读者得淡然之味。其二，幽默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林语堂认为讽刺与幽默极近，但讽刺文章往往火气太盛，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腐，而达到冲谈心境，便成幽默。幽默与谩骂、汕笑不同，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语，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汕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一句话，幽默与讽刺，谩骂、汕笑之不同，关键在幽默是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它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在笑话的文章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优愤，即“寄沉痛于悠闲。”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没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责，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从容不迫地介绍一貌似可信有据的荒诞事实:普斯基大学生物教授摩尔君发现，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通过这个荒_诞事作者得出结论:“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后作者又把你从那个荒诞事实所渲染创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围中拉回现实:最近娠灾委员，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读到此，看到作者笑中之泪。然作者笔锋一转，把你带入他的荒诞梦想。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现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纳票察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胃！荒诞的梦想，幽默的结尾，又让读者领略到他泪中之笑了。《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示作者对现实的优愤。另一方面，寓谐于庄的说“反话”·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本应甲口以讽刺和批判，但作者却以赞扬的口气去叙述或描写。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却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形容，凡是这种场合，在散文的语言上都是运用“反语”。如《上海颂》便是离谐于庄说“反话”的典范:“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歌烦这楼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这里的“歌颂”，“伟大”“神秘”等都是反语，读者从这些似乎是严肃的描写中激起的是一种轻蔑的笑，得出的是否定的结论。幽默的第三个要素是“自然”。林语堂认为人生永远充满幽默，犹如人生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一样，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幽默是客观的，幽默出于自然。由此林语堂幽默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自然。他的幽默，常常不是用一句俏皮话或笑话引你发笑，而是捕捉生活中不谐调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经过艺术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使原有的幽默味更浓。《我怎样买牙刷》是一个虔信广告术的知识分子经过的详细论述。作者记述他幼时很快乐自在，并不要用牙刷，直到认识了一位医生，才失了天真的快乐。医生告诉他世上毛病，十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从此以后他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他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通过广告，开始他认定毛面呈向内弯形状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预防牌牙刷是最合理最科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看见另一种牙刷，毛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他两年来所相信的老牌相反。说明书告诉他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于是买了一把回来，一刷，发现不但齿眼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眼的外沿也一样刷得到。他才恍然大悟，又去买了一把平面直柄牙刷，一刷，有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而这平面直柄牙刷正是他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作者“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丈明最卫生的牙刷”，茬再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读后令人哑然失笑。但你又找不出是哪一字哪一句引你发笑，只觉得作者记叙的似乎是你所经历过的上当之事，你与作者一样变得聪明了，于是发出会心的笑。“自然”这一要素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还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林语堂认为最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夭，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③读林语堂的散文，你仿佛觉得作者是自由地、自然地和你谈天，轻松地，愉快地和你说笑。这一美感来自他幽默散文语言的自然、平实、生动。鲁迅曾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④考查一下中国文学史，极少幽默的成分，即使是古典喜剧中，也多是诙谐和机智，极少幽默。幽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存在，与主体精神、个性、人生态度、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要形成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上的心灵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中国的以氏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结构，以礼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严重地禁锢和压抑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无法谈论幽默意识的。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却在散文中浓厚起来。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⑤现代幽默散文发展的原因，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一是中华民族要在苦中作一点乐，因为政治上的高压，各处都无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条出路;二是政治形势不许你说正话，所以只能反说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叹息一声的时候，末了自然只好糙下气以舒畅，作长歌而当哭;三是历来中国国民生活的枯燥;四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无论是寄沉痛于悠闲，还是泪中带笑，笑中带泪，无不是苦中作乐，正话反说，长歌而当哭的具体表现。作为资产阶级的林语堂，五四时期曾激进过，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此时他已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但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不甘寂寞，这一矛盾表现在散文中，一方面他认为“头颅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⑥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絮语是应该在花间柳下讲的，而且是侯门闺秀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遇着没有花间柳下可以坐谈，而且恰恰是坐在坟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个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毙。”⑦在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下，他不得不走进“幽默”，作长歌而当哭。正如鲁迅所说:“社会讽刺家究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⑧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便属于这一类。在散文中引入英国式幽默，应当说是值得称道的尝试。它可以改变我们民族方正古板的心理结构。它可以在我们民族枯操的生活中增添轻松雅谑的气氛。它可以化解我们民族文气的板滞。但幽默的使用，应当适时，适度，过犹则不及。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不是化解沉重的社会矛盾的良药，反而容易使是非更加混饨。由于林语堂以旁观者的立场甚至是在云雾中去看待人生，把一切都看成是可笑而又可悲悯的，因而常常是以超然的笑冲淡了一切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界线。正如鲁迅所批评:“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⑨、“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⑩在要求文学必须是挣扎和战斗的时代，林语堂幽默散文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消极的。注:①②林语堂《论幽欲》③林语堂的《小品文之遗绪》④⑧鲁迅《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致》⑤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⑥林语堂《剪拂集序》⑦林语堂《篆国絮误解题》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⑩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 1994年第3期《 试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洪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最先提出把英文homou译成“幽默”，于三十年代提倡幽默，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加以实践，与周作人南北呼应，形成一个影响颇深远的“闲适幽默”散文流派。 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①怎样才能达到幽默呢?在林语堂看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幽默对人生必须报一种从容达观态度，它是温厚的，趋脱的。所谓达观，即对人生的缺憾报以坦然，认可了人生的相对性因而避开了绝对痛苦，是对生命有限欢愉的一种退守，也是对利及义的趋脱。中国自有以庄生为代表的趋脱派，幽默自然出现，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趋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因而，儒家斤斤拘执棺撑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在庄生一声趋脱的狂笑下，变得毫无价值了。然而同是趋脱派的老子却不幽默，为何?林语堂认为，老子虽趋脱，但不达观，是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幽默是温厚的，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庄生与老子虽然同样是笑，庄生却是狂笑，笑声是豪放的;老子是苦笑，笑声是尖锐的。故老子趋脱而不幽默。 这种对人生的达观、温厚、趋脱态度，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作者这样表白自己个人理想的愿望: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构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象我一样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块小园地，不要有遮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吸怪啼的声音。我要房它附近有几探参天乔木。…… 我要院中几探竹树，几探梅花。:护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 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不需要名及利，只要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多么闲适的心境，不亚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了。这种闲适来自于对人生的达观。 正是这种达观态度，使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以追求“淡然之味”为最高境界。如他所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②《谈言论自由》一文本是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对于官的自由文中写道:“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夕。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接着作者又举一例: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作者轻松地玩笑式地对此事加以了评论:“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本是满腔愤怒之情，奇迹般地变成了温厚趋脱之态。本可让读者引起强烈共鸣，却只让读者得淡然之味。 其二，幽默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林语堂认为讽刺与幽默极近，但讽刺文章往往火气太盛，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腐，而达到冲谈心境，便成幽默。幽默与谩骂、汕笑不同，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语，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汕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一句话，幽默与讽刺，谩骂、汕笑之不同，关键在幽默是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它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 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在笑话的文章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优愤，即“寄沉痛于悠闲。”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没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责，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从容不迫地介绍一貌似可信有据的荒诞事实:普斯基大学生物教授摩尔君发现，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通过这个荒_诞事作者得出结论:“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后作者又把你从那个荒诞事实所渲染创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围中拉回现实:最近娠灾委员，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读到此，看到作者笑中之泪。然作者笔锋一转，把你带入他的荒诞梦想。 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现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纳票察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胃！ 荒诞的梦想，幽默的结尾，又让读者领略到他泪中之笑了。《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示作者对现实的优愤。 另一方面，寓谐于庄的说“反话”·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本应甲口以讽刺和批判，但作者却以赞扬的口气去叙述或描写。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却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形容，凡是这种场合，在散文的语言上都是运用“反语”。如《上海颂》便是离谐于庄说“反话”的典范:“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歌烦这楼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这里的“歌颂”，“伟大”“神秘”等都是反语，读者从这些似乎是严肃的描写中激起的是一种轻蔑的笑，得出的是否定的结论。 幽默的第三个要素是“自然”。林语堂认为人生永远充满幽默，犹如人生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一样，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幽默是客观的，幽默出于自然。由此林语堂幽默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自然。他的幽默，常常不是用一句俏皮话或笑话引你发笑，而是捕捉生活中不谐调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经过艺术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使原有的幽默味更浓。《我怎样买牙刷》是一个虔信广告术的知识分子经过的详细论述。作者记述他幼时很快乐自在，并不要用牙刷，直到认识了一位医生，才失了天真的快乐。医生告诉他世上毛病，十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从此以后他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他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通过广告，开始他认定毛面呈向内弯形状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预防牌牙刷是最合理最科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看见另一种牙刷，毛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他两年来所相信的老牌相反。说明书告诉他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于是买了一把回来，一刷，发现不但齿眼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眼的外沿也一样刷得到。他才恍然大悟，又去买了一把平面直柄牙刷，一刷，有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而这平面直柄牙刷正是他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作者“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丈明最卫生的牙刷”，茬再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读后令人哑然失笑。但你又找不出是哪一字哪一句引你发笑，只觉得作者记叙的似乎是你所经历过的上当之事，你与作者一样变得聪明了，于是发出会心的笑。 “自然”这一要素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还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林语堂认为最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夭，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③读林语堂的散文，你仿佛觉得作者是自由地、自然地和你谈天，轻松地，愉快地和你说笑。这一美感来自他幽默散文语言的自然、平实、生动。 鲁迅曾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④考查一下中国文学史，极少幽默的成分，即使是古典喜剧中，也多是诙谐和机智，极少幽默。幽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存在，与主体精神、个性、人生态度、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要形成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上的心灵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中国的以氏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结构，以礼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严重地禁锢和压抑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无法谈论幽默意识的。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却在散文中浓厚起来。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⑤现代幽默散文发展的原因，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一是中华民族要在苦中作一点乐，因为政治上的高压，各处都无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条出路;二是政治形势不许你说正话，所以只能反说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叹息一声的时候，末了自然只好糙下气以舒畅，作长歌而当哭;三是历来中国国民生活的枯燥;四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无论是寄沉痛于悠闲，还是泪中带笑，笑中带泪，无不是苦中作乐，正话反说，长歌而当哭的具体表现。作为资产阶级的林语堂，五四时期曾激进过，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此时他已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但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不甘寂寞，这一矛盾表现在散文中，一方面他认为“头颅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⑥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絮语是应该在花间柳下讲的，而且是侯门闺秀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遇着没有花间柳下可以坐谈，而且恰恰是坐在坟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个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毙。”⑦在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下，他不得不走进“幽默”，作长歌而当哭。正如鲁迅所说:“社会讽刺家究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⑧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便属于这一类。 在散文中引入英国式幽默，应当说是值得称道的尝试。它可以改变我们民族方正古板的心理结构。它可以在我们民族枯操的生活中增添轻松雅谑的气氛。它可以化解我们民族文气的板滞。但幽默的使用，应当适时，适度，过犹则不及。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不是化解沉重的社会矛盾的良药，反而容易使是非更加混饨。由于林语堂以旁观者的立场甚至是在云雾中去看待人生，把一切都看成是可笑而又可悲悯的，因而常常是以超然的笑冲淡了一切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界线。正如鲁迅所批评:“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⑨、“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⑩在要求文学必须是挣扎和战斗的时代，林语堂幽默散文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消极的。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的的幽默并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最先提出把“homou”译成幽默，他与周作人南北呼应，形成一个影响颇远的“闲适幽默”散文流派，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了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领域中予以宏观的阐述，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面与创作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或功利欲求外，他敢于幽默的原因在于“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在这篇笑话的文章中，用轻松愉快的表情表达了现实生活中最好的愤怒，即“送痛苦于悠闲”。

例如，《坚守国道》这篇文章，就是要揭露国民党官僚为老百姓谋肥的丑闻。作者没有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而是首先严肃、慎重地介绍了一个看似可信而又荒谬的事实。

还把读者从前党员因洪灾被江兄枪击，东北政府的七百万元捐款没有着落的荒诞事实中拉回来，营造出幽默的情景和气氛。读到这里，我看到了作者笑的眼泪。然后作者把笔转过来，带你进入他荒谬的梦境。

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作者应该加以讽刺和批判，而应该用赞扬的语气来叙述或描述。有一些很可笑的事情，作者是很认真的去描写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散文语言中是使用反讽的。

扩展资料：

林语堂幽默的原因

林语堂不是一个拓荒者，但他对幽默的探索和创造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从任何阶级规范中追求“个性”和“自由”，因此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冷静、超然和智慧。这是他幽默的基础。

由于人生观的超越性，他对文明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有了透彻的认识，超越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名誉的功利欲望。因此，他能深刻、准确、毫不顾忌地揭示知识分子人性的缺陷。这就是他为什么敢于幽默的原因。

他的“脚踏东西方文化”，站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立场上总有一个参照系，看得更深刻，这是他独特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