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胡十六国的研究论文

前言（附目录）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习俗等诸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要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就必须对士族兴衰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但对这一时期的士族进行全面研究，显然又非一个人的能力所及，许多面面俱到的论著细读之下往往是面面俱缺的，故此本书只着重于研究前人所忽略的问题，而对一些研究较充分或已有定见的问题则不再重复无效劳动。我从读研究生时即开始对士族问题的研究，毕业论文题目为《北朝士族的典型——崔卢研究》，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即源于其中。不过当时主要着眼于从那两个家族的兴衰来探讨北方土族的一些特点，而本书的视野更加扩展，同时也延长了研究的时间跨度。研究士族，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对此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发表成果颇为丰富，似乎已到题无余义的地步。但细加剖析，则总觉得有些缺憾，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往的研究多从东汉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讨，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仅只限于指出大土地所有制是士族的经济基础，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由来及其与生产技术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则几乎无人涉及。看到一个为前人所忽略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耕作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试图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方面来解释士族的成因，《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就是对此所作的一次尝试，其初稿成于80年代初期，但写完后自己并不很满意，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做得好一点，遂遵循熊德基先生“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拿出来，先放一放”的教导，先放在一边。但没想到后来忙于其他事务，竟一直放了近二十年。其间，曾将关于区田法的理论、实践及与相关农业耕作技术的比较方面内容加以展开后发表，其余部分则深埋箱底，有段时间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前些时找到后己颇有生疏之感，这次未动结构，仅就个别字句稍作改动，虽仍不很满意，但又觉得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引玉之砖或许也还有用，遂将之作为第一部分。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政权灭亡，并最终形成长达二百多年分裂割据局面的重大事件，对于士族的发展演变也有着深刻影响。我在研究士族在八王之乱中的作用与所受影响时，注意到一些隐藏在事件主角阴影之下的小人物，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对这些活跃一时的小人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由于士族凭借政治特权垄断了清要官职，使得寒门人士的人仕途径日趋狭窄，且上升空间也明显缩小，任职条件相对较松的诸王官属，成为寒门人士无奈之中的选择。这些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极为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集中于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这一动乱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我曾想对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作较系统的研究，在收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看到祝总斌先生的文章[1]，觉得许多问题祝先生已经论述清楚，不必再重复，遂将这一方面的工作停下来。但读后有些问题反而更加不解，如被称为白痴的晋惠帝为什么会被并不昏庸的晋武帝立为太子，单纯从血缘关系或继承制度方面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事关国家兴衰的问题绝对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晋惠帝白痴辩一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就试图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分析晋惠帝的智力水平，从而对武帝立其为太子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并非直接论述士族，但因其与士族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西晋政权的统治崩溃后，随着南北割据局面的形成，士族也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以前对南方士族的研究较为充分，故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北方士族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对北方士族的研究中，我吸收借鉴了美国斯但福大学医学教授海弗利克（Loonard Hayflik）对人类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成果[2]。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胡族政权给士族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五胡十六国时期对北方士族相当于一个近似冷藏的恶劣环境，使其不得不放慢了发展的步伐。应用海弗利克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南方士族已步人衰败期，而北方士族还能保有相当活力的现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借助这一成果来理清自己的研究思路，但在具体文章论述中皆未提及，故于此特别提一下[3]，以明来龙去脉。其实这一成果对于研究内人诸族亦颇有稗益。五胡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士族与胡族政权有一个由对抗向合作转化的过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人士的关系》在对这一转化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注意到寒门人士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寒门人士与胡族政权利益的一致性要远高于士族，因而其在胡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力也往往较士族为显要，以至形成在相当多的时候士族却要靠寒门人士提携，甚至在评定士族等级时，主持者亦出自寒门的反常现象。不过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与经济基础，寒门人士因政治权力而取得的士族身份多是暂时性的，随胡族政权的更迭而丧失，能保持下去的仅是极少数。而拥有雄厚基础的土族，在与胡族政权合作的同时，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未能在胡族政权中执掌权要，但也因之在政权更迭中免于遭受过重的打击，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魏是北方士族的发展阶段，中后期更形成胡汉士族联合统治的模式。但以往的研究中，多偏重于汉人士族，对胡人士族极少问津，《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则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做的尝试，对于胡人士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研究，指出胡人士族的形成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割断了氏族血缘间的最后联系，对此作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胡人士族形成所需要的内因与外因，其与汉人士族间的关系等逐一进行了分析。士族保持家门地位的关键是仕宦与婚姻，涉及这两方面的论著汗牛充栋，但真正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在仕宦方面毛汉光、汪征鲁等先生己作出相当有成效的工作[4]，婚姻方面则明显更薄弱一些，尤其是缺乏动态比较研究。《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以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三个士族高门为典型，通过对其婚姻情况的统计分析，尤其是北魏与东魏北齐时期姻戚的变化，反映出北朝汉人士族高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升降以及与胡族政权统治者问的关系变化。士族的特权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对于南方士族来说，这些特权贯穿始终是毫无异议的，但北方士族是否也如此呢？除了少数学者曾对此予以论证外，这一问题被大部分研究者想当然地忽略过去。不过，已经进行的论证是否还存在疑义，除去五胡政权更迭的真空时期，在北方士族处于明显上升阶段的北魏时期，其是否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假如没有的话，其经济特权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表现的，为什么会在经济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问题似乎都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认为从现存史籍记载分析，士族在北魏时期并不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在北魏前期，士族是利用宗主督护制的形式将赋役负担转嫁到其所控制的依附人口头上；太和中期实行的均田制、立三长、改订租调额等经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北魏政权与以士族为首的宗主在争夺劳动力问题上相互妥协的结果，出任三长的乡居士族合法取得免役权利，奴婢的低额租赋，保证了其主人能继续占有其大部分的剩余劳动，而非法庇荫依附人口则构成了士族经济收入的另一部分。同时，出仕的士族以各种方式分享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北魏统治稳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前提下，北方士族遂在包括经济等诸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北魏末期的战乱打破了胡汉士族联合执政的局面[5]，是对北方士族的又一重大打击。这次战乱对于北方士族有哪些影响，在士族内部因之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正是《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一文所研究的问题。在选取士族高门的典型代表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战乱对士族高门打击的广泛性与集中性，即不仅涵盖各主要房支，而且集中于出仕的主要成员，与其政治地位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一些高门乡居的旁支却凭借宗族势力或依靠个人才干，与新统治者合作，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填补了上族高门主要房支受打击后所遗留的空缺。士族旁支的上升，一方面延缓了北方士族的衰败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加速削弱了其与宗族乡里基础的联系，从而使其步南方士族的覆辙，走向最终的衰落。北魏末期的战乱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灭亡，北方再次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山东士族（即除关陇地区士族以外的北方士族）的大部分留在东魏、北齐辖区之内，但也有少部分随北魏孝武帝入关，或循其他途径陆续进入西魏、北周政权。这些参与西魏北周政权的山东士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及唐初政局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山东士族在隋唐的地位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士族内部各房支地位的升降。不过，山东士族中的入关房支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明显忽视了，以至从未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考察了这一群体与关陇集团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群体在西魏北周时期曾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但在北方统一后，其一度兼有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并开始了从关陇集团中分化出来，向山东士族复归的过程。由于双方的利益冲突，其逐渐被视为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而受到关陇集团的打击与压抑。在这一时期，郡望、房支是士族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内外姻亲则更关系到家族地位的高下与升降，在当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因此，弄清士族的世系与其内外姻亲关系是士族研究的基础，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许多著名家族的世系亦不很清晰，甚至有些相隔不很遥远的子孙后代在记述自己的祖先时竟会张冠李戴[6]。罗振玉、王伊同、陈直等前辈学者已经为梳理若干家族的世系做过很多工作[7]，近年来所盛行的士族个案研究也多对此问题进行考证。本书中的三个世系表亦是为进一步研究所做的基础工作，除传世史籍外，将碑传资料及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关记载都尽量收入，力求完整，前述有关士族婚姻情况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汉代的区田法在大部分农业史或经济史著作中都被视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出现与事实有如此差距的论断，就不能不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与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中去寻求答案。我之所以会考虑这一问题，正是因为曾在那种指导方针下从事农业生产。直到我构思这一问题的八十年代初期，那种方针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最初撰写动机中有相当程度的促进改变那种方针的政治激情。在我一稿进行修改的同时，改革大潮迅猛发展，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方针都陆续得到纠正，农业生产方针亦在其中。因此在最后定稿时，决定将其写成一篇科学、客观的学术论文，而非带有主观色彩的时文。《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虽可单独成篇，但其又是对本书第一部分的补充说明，故将其作为附录收入。除个别错字外，本次对内容完全未做修改。不过该文原名《从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看其在农业史上的地位》，在发表时或许是因题目太长，被编辑删改为《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与其内容有一定的差距，这次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求名实相符。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的兴衰过程，并力求从较深的层面来探讨其内在原因，就是本书所欲达到的目标。但限于本人的学识、功力，书中肯定会有很多谬误之处，与目标尚有相当差距，敬希各方学者不吝赐教。

在人类外族入侵的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一样多灾多难了，回顾历史，在大大小小不下数千起的外族侵略的战争中，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给中华民族以最大创伤的，当属后晋时代的五个游牧民族对中原大地的侵略战争。         公元316年，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历经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最终被匈奴人灭国。早已对富饶辽阔的中原垂涎三尺，虎视眈眈的北方和西域五个游牧民族趁中原天下大乱之际迅速入侵中原，大肆屠杀汉民，视汉民如走狗。铁骑弯刀所到之处，狼烟滚滚，尸横遍野，白骨千里。         这就是历史学家称之为“中原陆沉”或叫做“永嘉之乱”。       “五胡”分别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         白匈奴人和鲜卑族，羯氐族等几个游牧部落在中原地区横行无忌，破坏力惊人，洛阳长安等大城经过战火的洗礼后，除了名称未变外，实际上已经成了十室九空的一片废墟。白匈奴之后，继之而起的分别有羯族、鲜卑、氐族、羌族，他们在北方各领风骚几十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在这漫长的战乱中，每一个民族的兴盛与衰弱，都离不开血腥暴力的屠杀，都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亡。         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这十六国的暴君昏君层出不穷，蝗旱水涝频繁，所以天灾人祸之下，北方汉人几十年中几乎损失殆尽！史书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屠殆尽……”         在这些入侵的胡人中，绝大多数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其后裔多是白俄罗斯，匈牙利人。其时这些游牧民族尚未开化，没有自己的文字，并保留着原始的吃人嗜血的恶行。这几个部落中以羯、白种匈奴、鲜卑最为凶恶——大量地吃人，尤其是年轻少女。         据史书记载，这些游牧民族行军打仗从不携带粮食，而是把掳掠来的汉族女人晚上供士兵们奸淫，白天则宰杀吃掉。         我这些被充作军粮的女人有一个变态的称呼叫做“双脚羊”，意思是双脚走路的，像绵羊一样的性奴隶和牲畜。         在一场汉人与胡人的战斗中，一次救获的，被羯赵，鲜卑和白匈奴当作军粮的少女就有五万之多。后来汉人战争失利，五万可怜的少女又被重新掠回，一个冬天就被宰杀烹食，吃得精光，少女的骨骸堆积的像一座小山。         公元304年，鲜卑部落抢掠中原，回师之时掳掠了几万名汉族少女。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的时候，只剩下八千多少女，一时吃不完，就把这些少女全部推入河中淹死，使“易水为之断流”……         人吃人的事件在我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春秋时期，楚庄王发兵围困宋国国都达半年之久，城里的老百姓粮食早就吃完了，饿死不少人，为了活命，人们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交换杀死以充饥，被称为“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还有就是黄巣起义的时候也发生过人吃人的悲惨事件，但这些都是在特定的时候不得已而为之的，并不像胡人那样把吃人当做在正常不过的事，这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里有个问题，作为中原大陆的汉民们，面对凶残的杀戮，他们选择了什么？当时他们有二种选择：一是拿起武器反抗，二是引颈受戮。令人悲哀的是，在面对旷日持久异族的侵略战争中，当时的汉人几乎没有选择第一种，至少在历史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胡人进入中原以前，汉人的人口是胡人的十几倍。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反抗？除了和当时缺乏政府的统一领导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流传了数百年的儒家思想对汉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忍辱偷生”，“好死不如赖活”，“忍得一时安，换得半生闲”……这些的由儒家思想演变而来的，逆来顺受的生活哲学所造成的当时的汉人普遍缺乏应有的血性与刚烈，而这造成的后果则让中华民族几乎亡国灭种！             ——直到后来出现了冉闵！一个力挽大厦于即倒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使得汉人们由一盘散沙迅速地凝聚，由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击异族侵略与屠杀的民族复仇战争！         冉闵的父亲叫冉瞻，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起义军。乞活起义军是西晋末年至东晋年活跃于黄河两岸的，由流民组织起来的武装，对抗胡人，为生存而战。         冉瞻在和羯赵（五胡十六国中实力最强，最为凶残的一个部落）的一次战斗中不幸受伤去世。年方十一二岁的冉闵因聪明伶俐受到羯赵国主石勒的赏识，被认作干孙，改姓叫做石闵。这时的冉闵明白自己力量太过弱小，为了以后的复仇大计，他只能把杀父的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他暗自咬紧牙关，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屡建奇功，深为石勒的赏识，年纪轻轻便成了为数不多手握重权的高级将领。         公元349年，羯赵皇帝石虎去世，其余皇子为争夺帝位相互残杀。冉闵觉得复仇时机已到，于是在公元359年正月，冉闵宣布恢复汉姓“冉”，杀死羯赵刚刚继任的皇帝石鉴，同时杀掉了石虎的38个孙子，一举灭掉了羯赵国。其后冉闵登基，国号魏，史称“冉魏”。         为了彻底铲除胡人在中原的势力，冉闵向全国下达了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       “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杖者斩。汉人杀一胡人且将首级送至凤阳门者，文官晋级三等，武官悉拜东门。”       号令一出，景从者如云，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四处追杀胡人。三天的时间即斩杀胡人二十多万。文献记载：“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无悉为野犬豺狼所食。”         仅仅这样还不够，冉闵又严令六胡（五胡之外的另一个分支）退出中原，“各还本土”，否则赶尽杀绝！        骄横久已成习的胡人自不甘就这样退出中原，待缓过神来，由六个部落组成了联队开始对冉闵为首的政权轮番进行反扑。         冉闵则沉着迎战：首战便以汉人骑兵三千夜袭匈奴兵营，杀敌首领数人，并追击百里，歼敌三万；再战以铁骑五千击溃匈奴骑兵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上乞活军四万大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刚刚组织的一两千汉人骑兵将远道奔袭而来的胡军打得溃不成军……         冉闵部队的骁勇和胡人的外强中干大大激发了全国各地的汉民的斗志，人们纷纷拿起了武器，对各地的计约数百万的胡人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血腥报复。史书记载“无月不战，相互为攻”。这场声势浩大的决战换来的是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光复。           迫于冉闵和各路中原汉人部队的不畏一死，英勇善战，白匈奴，羯，羌，氐，鲜卑等众多胡人部落数百万人迅速地退出了中原各地，重新回到了甘肃以西或蒙古草原这些原来生活的地方，白匈奴和羯族甚至不远万里回到了中亚地区。现如今东欧的匈牙利人和生活在白俄罗斯高加索草原到黑海地区的白种羯族就是那个时代白匈奴人和羯族人的后裔。         由于路途遥远，各个胡人部落之间又相互厮杀，抢夺粮食等物资乃至人肉相食，十个胡人当中能平安回到老家的不过两三个。         在这场血腥的民族报复战争中，冉闵的部队斩杀各部胡人约三十余万，加上“杀胡令”刚颁布之际杀的二十多万和全国各地的起义军杀的胡人，以白匈奴人和羯氐族人为主的胡人基本上被杀净了。         羯族的国主石虎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当年十一二岁，自己认的干孙冉闵会在某一天将自己整个家族（除了两个孙子是自己动手杀掉的）杀得干干净净，毁灭了整个羯族。         虽然五个游牧部落的四个基本上消亡殆尽，而最后一个统治整个蒙古的鲜卑族却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极盛的阶段。         公元352年，鲜卑族以二十万的兵力在常山包围了仅有一万余兵力的，由冉闵率领的部队，在这场实力极为悬殊的战斗中，冉闵杀掉了三百多鲜卑族士兵，他的部队每一个士兵和将领都拼杀到了最后一刻，终因敌众我寡，冉闵不幸被俘。         鲜卑国主慕容俊嘲讽冉闵：         “你只是个奴才，凭什么敢称天子？”       冉闵冷笑回答：       “尔等夷狄禽兽都能称帝，何况我中土英雄乎？我中土英雄哪个不想喝干尔等之血？”       慕容俊大怒，斩杀冉闵于遏径山下。       据史书记载，冉闵被杀后，“山左右七里草木皆枯，蝗虫大起。五月到十二月，滴雨未降。慕容俊又惊又怕，不得已祭天并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         冉闵死后，他的臣子们悲怆万分，纷纷选择自尽来追随自己的领袖而绝不投靠鲜卑异族来苟延残喘。而冉魏国的几十万民众不得已奔逃南方和东晋，一路被鲜卑族士兵追杀几欲殆尽。                         ……         “五胡乱华”使得中原汉人数量急剧减少，根据《晋书》记载，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有2,495,804户，16,163,863人。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户口调查为全国3,770,000户.约18,850,000人。         到了冉闵灭羯赵的时候，全国人口不足四百万。这场仿佛来自地狱的种族屠杀使中原广大地区的人口在八年之消失90%。所谓"十室九空"如是。         为了躲避战争，大量的汉民纷纷南迁至长江以南地区。不经意间形成了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史称“衣冠南渡”。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段充满了血腥和暴戾的历史在历代的教科书上几乎找不到更为详尽的记述，就连一些权威的历史资料中也被含糊而笼统地称为“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而对其形成的原因似乎讳谟至深，这段伤痛似乎是一个很丑陋的疮疤，历代的史学家们都不愿提起！在这种情形下，冉闵，这个力挽大厦于即倒的伟大的民族英雄被厚重的历史尘埃所淹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若用心翻阅历史典籍就不难发现，里面描述的多是“和光同尘”，“外来文化和中原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繁荣而茂盛”之类的主色调。只是有人反复地提起冉闵杀胡，却不提其杀胡的原因和历史背景。甚至有人一味地说冉闵屠杀胡人是“有意破坏民族团结，是罪大恶极的“屠夫”，妨碍了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等等。         不妨设想一下 ，如果当时不是尚存民族血性的冉闵站出来振臂一呼，颁布“杀胡令”，那会是个什么境况呢？数以百万计的胡人完全有可能渡过长江，在南方继续屠杀和奴役汉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会被异族所取代，整个中华民族的灭亡指日可待！那些谩骂冉闵的人恐怕连张嘴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吧！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不缺乏诸如帝王将相之类的人物，但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无非是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替代了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权！而冉闵的伟大之处却在于挽救了一个濒临灭亡的民族！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揭开被尘封已久的历史疮疤固然疼痛，但唯有痛彻骨髓方能使人警醒！在我们为眼前的盛世繁华欢呼的同时，不妨回过头来看那段血淋淋镌刻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伤痛吧！不为怀念，只为唤起流淌在我们身体中的那份血性！         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像冉闵一样的血性，一个容易忘却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缺乏血性的民族是难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长盛不衰的！只有当冉闵这样令四海蛮夷胆寒的民族英雄被广泛尊崇的时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才能看到伟大复兴的曙光！

《李柏文书》当时流传下来的诗及赋不多，可能因为艺术价值不高，所以流传不广。至于章奏符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认为有可观之作，文风上接近西晋末年的风格。民歌方面，著名的大抵保存于《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其中有出于氐族的《企喻歌》、出于羌族的《琅琊王歌辞》、出于鲜卑族的《慕容垂歌辞》。《晋书》的载记还保存一些当时的谚语，如流传于前秦的“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等。该时期的作品以前凉和前秦的文人居多。前凉张骏著有乐府诗《薤露》、《东门行》两首，收录于《乐府诗集》。前凉大臣谢艾的奏疏曾被《文心雕龙》提到，他的文集可在《隋书‧经籍志》看到。西凉李皓所著的《述志赋》载于《晋书》本传，这篇赋表现出他建功立业的志趣和对西凉局势的忧虑，内容颇有文采。前秦赵整著有两首五言四句诗，用比兴的手法讽谏苻坚。他还有一首琴歌《阿得脂》是杂言体，有些字句难解，大约杂用氐语。苻坚的侄子苻朗为散文家，作有《苻子》，其中有不少片断颇具文学意味。女诗人苏蕙的《织锦回文诗》虽然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但仍表现出遣词用语的功力，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另外，后秦宗敞为王尚申辩的奏章，被吕超认为可与曹魏的陈琳、徐干，以及西晋的潘岳、陆机相比。后秦胡义周为赫连勃勃作《统万城铭》，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赞扬为典雅庄重。 书法方面，著名的作品有前凉的《李柏文书》、前秦的《譬喻经》、西凉的《十诵比丘戒本经》和《妙法莲华经》等。其中《李柏文书》与东晋王羲之的《姨母帖》皆保存行、楷书变迁过程，对书写考究与风格变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他作品则介于书、楷之间。至于碑刻方面，著名作品有前秦的《广武将军碑》及《郑太尉祠碑》、北凉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等。其字体大多在隶、楷之间，风格墣茂古拙。《沮渠安固造像碑》为沮渠安固在高昌所立，原石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广武将军碑》则于前秦建元四年（368）刻。笔划浑朴，结构拙厚，天趣浑成。书法家于右任曾作《广武将军歌》以推崇之。由于前秦碑文稀少，所以此碑与《邓太尉祠碑》皆备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