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时评文章

再问“国旗为谁而降”2006-07-28 11:11:56 来源: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广州) □孔曦 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1998年夏特大洪灾夺去了3656条生命，国旗不曾降下。1998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时评》发表了郭光东的《国旗为谁而降》，第一次提出了降半旗的请求———“尽管《国旗法》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下半旗规定的只是‘可以’，不是‘应当’、‘必须’。但如果一次灾害死亡3656人还不能适用这一法条的话，不知这一规定几时才能派上一回用场？” 1999年以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诸如海军潜艇失事、国航和北航的空难事故，频仍的特大矿难和自然灾害……一次又一次，五星红旗仍然没有为遇难者低一低头。2003年年底重庆开县井喷，导致两百余人丧生，“降半旗”的呼声再次此起彼伏，国旗还是“岿然不动”。有个例外，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3名记者殉职，我国第一次为普通人降国旗致哀。我并不认为那次下半旗没有必要，只是觉得相形之下，那些在事故和灾害中消逝的数以百计千计的生命，也应该…… 今年10月20日，河南省郑州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2人受伤，148人遇难。10月22日的《华东新闻》刊载了署名李泓冰的文章，再一次发出请求———“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1998年6月德国高速列车出轨事故、美国的“9·11”国难、2003年3月韩国地铁纵火案、俄罗斯核潜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在这些悲惨事故和恐怖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数以百计或千计的民众，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甚至意大利在伊拉克阵亡的官兵、被绑架被杀害的英国工程师比格利，也令他们的国旗为之低垂。实际上，无论是否降半旗，对逝者而言，他们宝贵的生命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国旗之降，不过体现了国家对于普通民众的生命的尊重，在精神上给予了死者亲属一丝慰藉，重申了一次政府与民众休戚与共的立场。 有些被骤然夺走的生命原本也活得异常艰辛。倘若这类“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渐减少甚至永不重演，降半旗的呼声自然就会消失。然而，当人类还无法完全消灭自然灾害，当世界上还有恐怖主义，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宽”适用呢？

作为时评编辑，常遇到如下情况：选题不好，也写不好；选题好，角度不好；选题好，写不好——以上三种情况的稿件占来稿量的大约90%以上，而这些稿件可以说都难以走上版面。新闻时评是新闻报道深化的需要，因“深化”故，其写作较消息、通讯显得复杂一些，写好需要一定的“笔力”。但，时评写作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选题问题（小标题） 和写其他文章一样，时评写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写什么”，当然也就是“选什么题材来写”、“选什么事”来写。选题成功与否，是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前提。但选题本身也有两个基本前提：如果不是亲历的新闻事件必须确保所引述的新闻是事实而不是之虚乌有；其次是不能对新闻事实断章取义，歪曲原新闻所述事实。不保证这两点，时评从源头上就立不住。(去年假新闻不少)在保证这两点的基础上，下一步如何走？选题如爬山，选择一座什么样的“山”来爬呢？首先，写时评要敢于冲着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去写，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敢于碰热点题材，时评就会失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时评的使命，本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敢于碰热点题材，时评作者本身也将是个失败的创作者，难以在时评圈内立足。同时，“虎山”作为风险过大之“山”，也要慎爬。向“虎山”行，是感觉自己能打死“老虎”或者能绕过“老虎”轻松过山，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还是不要爬的好。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量力而行。一般来言，风险高的“山”，需要立意、角度、语言表达上有较多的闪转腾挪之功，爬上去颇费一番气力。有些题材，受时代政治、社会、习俗等方面因素影响，是时代语境所避趋之的，这样的“山”，最后先不要触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有些限制的东西“融释”了，再写不迟。其次，忌爬平庸的无特点的“山”。平庸的无特点的“山”，难见新奇，时评作者要忌赶这样的“大流”。比如，前一段上海规范发展马路摊点，来了一批稿子大谈规范发展马路摊点的做法对于民生的意义——第一个大城市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是值得一谈的；但过了一段，郑州又解禁马路市场，结果一批作者又蜂拥写之，而主题仍如昨，这样就没多少意思了。“山不再高，有仙则名”，有些“小山”，别看不高，但很有特点，写起来也很有意思。苏轼言：“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其实虎丘只有30多米，但“小山”人文底蕴丰厚，“爬”起来也很带劲！简言之，处理好“选题”问题，是时评写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行文角度（小标题）角度问题，属于“怎么写”的范畴了——是“怎么写”的第一步。角度问题，就是“从哪儿下手”或“如何看待一件新闻事实”的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座山，视角不同，会完全得出相反的结论和观点。比如，泰山，你可以说它有地质科学价值——岩层比较古老，太古代的变质岩层是地球最古老的岩石，距今已有25－28亿年；可以说它有文化价值——从古到今，留有大量的石刻书法和诗文；你可以说它是一座宗教之山，有道教、佛教建筑，有佛经，有道士；你可以说它是一座帝王之山，当你站在泰山之巅，看到群山如拱，你就知道历代帝王为何那么喜欢到泰山行封禅大典……所以，你关注得角度不同，一座山就会有不同的注解。需要注意是：一座本来能爬得上去的“山”，如果角度选不好，仍然有爬不上去的可能。如果形象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写文章的角度，比喻为爬山的路径，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一座“山”，有缓坡，有悬崖绝壁，也有虽险峻却仍可攀援之处。写时评，不是“条条道路都可通向山顶”。因为，选哪座山爬——即选题，有“高压线”问题，从哪条路爬到“山顶”——既选择哪个角度写文章仍然存在“高压线”问题。“悬崖绝壁”就是“高压线”，这样的路，从一开始“爬山”时就应该努力避开。如泰山，从红门到中天门到十八盘到山顶，可以；但后山是悬崖绝壁，不好爬。爬山，有大家习以为常的大路，也有偏僻奇崛的路，选择那条路呢？我以为，别人都走的路就不要再爬了，要选一条别人未走过的新路来爬——这条别人未走的新路，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角度”的问题。写时评要尽量找到这样一条新路来爬。这条“新路”，要保证“可走，能至山顶”。行文问题（小标题）如何行文，是“怎么写”的第二步。也是整个文章落实到纸面上的过程。俗语说“为人宜直，为文贵曲”。但我以为，写小说“曲”好，时评写作则不要“曲”。所谓“不曲”，是指观点直白、明确，论证上逻辑清晰：文章的结构层次分明，没必要绕圈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文章的三大部分最好一目了然。即多用演绎法，少用归纳法，这是由新闻时评的“新闻性”所决定的，也是快餐化的时代生活所需要的。举个例子来说，选择爬的山是一座光秃秃的山（是什么）；你就得考虑这座山变秃的原因（为什么），是人为砍伐造成的？还是土质、岩层所致？还是植树方式不当造成的？还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还是缺水造成的？不管那种原因，要找到；找到原因之后，你就针对原因，提出绿化良方（怎么办）。如果是一种原因造成的，你就针对这一种原因，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可；如果是综合原因，那么有几种原因，你就得提出几种解决办法。写时评首先要掌握这样一种简单的结构——这样说，并不是拒绝其他结构逻辑，因为文无定法，风格越多样越好，但时评作者最好先掌握这个最简易的写作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作者，不会走就想跑，结果文章写得云里雾沼，让人混沌难解。结构之外，行文中另一个问题是时评的语言表达问题。写时评，文章结构要“直白”，语言风格却要“曲”，委婉一些——起码要做到这么一点：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又要让人感觉没有一句过分的话。“曲”，并不是要故作深奥,让人搞不明白,语言还是要明白晓畅、简练。注意少用定语、形容词；多用短句、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汉语和英语不同，汉语用短句、单句显得漂亮、干净。时评整个文章的语气还要注意张驰有度，忌剑拔弩张。现在时评语言不理想是个全国性的问题，通讯员来稿中用词不当、句子不通顺、拖泥带水、发泄多而理性语言少等现象比较严重；可以说，来稿中找到一个文笔流畅、风格稳健而不需改动的文稿很难——这可能和“重外语、轻汉语”及汉语整体教学方式不尽科学等整体环境有关。时代的语境问题（小标题）最后强调一下“时代语境”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提到“时代语境”的概念，其实在时评写作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必须高度重视“时代语境”问题。所谓“时代语境”，就是时代舆论环境所能容许的语言表述自由度。时评语言表述必须准确、妥当。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语境”。“时代的语境”决定了题材的能否触及、看问题的角度是否可行和语言表述的张弛度。稿子能够发出来才是硬道理。正因为“时代的语境”决定了写文章的三大问题，所以，如果“时代的语境”摸不清，便没法写文章；即使写了，也是白写，因为很难发出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和平年代，社会需要的更多是理智的建设性的良言，而不是破坏性的冲动。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写时评，应把达到这样一种“老熟”境界作为毕生之追求。一篇稿子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很容易，但经常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却很困难——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凡间，有七情六欲，要永远做到理性、不动气，太难了。所以，写时评，谁也无法抱以取巧、侥幸的心理，而颇需要自沉其心的修炼。 “时评”是“时政评论”与“时事评论”的略称。它包括新闻评论，既可以取材于新闻，也可以就作者身边或心头的事发表看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化报纸的兴起，以时评辨析是非、推进认识、针砭时弊、疏导民意、激发民智，成为报业振兴的一个亮点。这一点，早在1979年的美国，就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新闻媒介的观点功能，已经成为新闻消费者离不开的需求，因为他们如今已经被信息淹没了”。①因此，专业的评论员成为报业生存和发展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中坚力量。评论员的视觉焦点在哪里，评论员的社会责任又在何处彰显？这其中一多半体现在他们对时评的选题上。本文仅以鄢烈山时评选题为例，试分析中国新闻评论员时评选题的特点。鄢烈山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编委，出版时评和杂文著作十几种。2004年，他以时评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问鼎鲁迅文学奖，成为该年度鲁迅文学奖唯一的杂文获奖作家。②现在，他除了在纸媒上保持每年百余篇时评高产纪录外，还在各门户网站上撰写了大量的博文。他的博文几乎每一篇的点击量都超过百万次以上。他的作品警醒读者、震撼社会，形成了一种众人称快、敢为言路之先的“鄢烈山现象”。为什么鄢烈山的时评能激扬风气，匡扶正义，引人深思？鄢烈山说：“我写作的追求是：重大主题，独特视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这十六个字字字凸显鄢烈山的时评选题特点，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纵两横”三个方面。选题过程：见微知著这是从纵向上描述时评家选题的价值判断过程。“见微知著”，即见事物于微端，然后知其显著意义。这包含两个动作：一个是“见微”，另一个是“知著”。作为时评家，“见微”就是要对新闻事件有高度的敏感，并且对生活中的变化富有洞察力。鄢烈山之所以能够做到“见微”，是因为他始终怀着“公民写作”的意识。鄢烈山着意“定位”了写作主体的“公民”性质，而关注的焦点，乃在“民生和民族进步”。既然是共和国公民一个，则高下尊卑、朝野平民，乃至异端、反对派，与他概无关涉：“是我所是，非我所非，思我所见，言我所想，无非是享有和略尽‘我’应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罢了。”这样一来，思想势必自然自我松绑，进入自由境界。于是，他选题的角度十分广泛，可以从上级精神中选题，例如《日本的国与民关系》；可以从社会实践中选题，例如《狗恶酒酸说“剩女”》；可以从新闻报道中选题，例如《别总想树典型开路》；也可以从讨论争鸣中选题，例如《“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版权属于谁》。“知著”是“见微”的后续活动，需要在“见微”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和合理思维而达到。因此，“见微”然后“知著”实际上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需要在通过观察而获得丰富感性认识材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获得推而广之的认识规律。然而，并非所有的事都可以以小见大。什么小事可以说明大道理？什么寻常事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歌曲《纤夫的爱》、《小芳》红极一时，街头巷尾广泛传唱。而鄢烈山看出了前者的虚假和后者的虚伪与自私，于是有了《从〈小芳〉想到美国走兵》和《哪朝哪代的〈纤夫的爱〉》的质疑③。这两篇时评在千篇一律的媒体叫好声中，辩证地发现了隐藏在流行音乐背后的问题，实乃一语惊醒梦中人。选题内容：直言不讳“直言不讳”就是说要仗义执言，无所忌讳。这是实事求是的要求，也是时评新闻性增强的要求，更是寻找到认识结构与新闻事实之间最佳契合点的要求。只有选题大胆，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客观地揭露时弊，才能充分体现时评的舆论监督功能。优秀评论员的言论往往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核心，令人振聋发聩。例如，《“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版权属于谁》一文，就是鄢烈山以自己单位领导讲话为题材写作的。此文极具辩证色彩，丝毫不避讳本单位领导的权威。类似的例子在鄢烈山的时评选题中还有很多。据统计，在鄢烈山的博客上，自2008年以来共有595篇时评，其中，直言时弊的选题就有480篇，占其总博文的81%。直言不讳、针砭时弊，已经不是存在于个别优秀评论员身上的个别现象。近年来，一些专家在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媒体在与评论员约稿中明确强调来稿必须是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理性的评论，而不能是以缺少新闻事实为前提的空议论。选题战略：剑走偏锋“剑走偏锋”，在这里强调的是评论员的时评选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不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在媒体竞争尤为激烈的今天，解决评论选题同质化问题，寻找媒体与受众的契合点已成为评论员选题的新特点。怎样才能避免评论选题同质化呢？这需要战略化的眼光。有足够经验的评论员不外乎采用如下几种方式：其一，紧跟新闻动态，捕捉时评空白。例如，鄢烈山在2010年初发表的《别总想树典型开路》是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写出的讽刺树典型的时评；2010年7月发表的《〈蜗居〉映现的民怨》一文，则是根据禁播电视剧写出的时评。他所跟进的新闻动态常常不是时政要闻，不是当下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是焦点之外的冷门。然而，鄢烈山却从中发现了它们的价值。所以，他的选题来源广泛，不拘泥于热点，却又富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和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其二，察人之不愿察，写人之不敢写。什么事情人们不愿察，什么文章人们不敢写？毫无疑问，是那些打着政策“擦边球”的选题。其三，源于生活，取自见闻。鄢烈山认为，时评包括“新闻评论”，或者说“新闻评论”是它的“子集”。换言之，“时评”可以取材于新闻，“被动”地对新闻事件和人物发表议论，也可以不依傍“眼前”的新闻，而就“身边”事、“心头”事发表意见，只要是关于当下的(现在进行时)意见，就是“时评”。⑤鄢烈山常常每到一处就对当地的事进行思考，找出当地存在的问题，例如他2011年初在云南写下《社会环境不是个体免责的理由》；他也会找出当地发展的新经验，例如，2010年他曾在访日后写下《日本的国与民关系》。结语好的选题是时评写作成功的一半。鄢烈山的时评选题大气雄浑、范围极广，堪称中国当代评论员时评选题的代表。通过上述对鄢烈山时评选题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时评新闻性的加强、时评舆论监督作用的彰显和媒体言论的竞争策略。

我认为目前国内还不错的时评人是，王朔。调侃是王朔的一大特色，在他的文字和许多公开场合中，他对许多名人都言辞犀利的批评过。

再问“国旗为谁而降”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1998年夏特大洪灾夺去了3656条生命，国旗不曾降下。1998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时评》发表了郭光东的《国旗为谁而降》，第一次提出了降半旗的请求———“尽管《国旗法》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下半旗规定的只是‘可以’，不是‘应当’、‘必须’。但如果一次灾害死亡3656人还不能适用这一法条的话，不知这一规定几时才能派上一回用场？”1999年以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诸如海军潜艇失事、国航和北航的空难事故，频仍的特大矿难和自然灾害……一次又一次，五星红旗仍然没有为遇难者低一低头。2003年年底重庆开县井喷，导致两百余人丧生，“降半旗”的呼声再次此起彼伏，国旗还是“岿然不动”。有个例外，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3名记者殉职，我国第一次为普通人降国旗致哀。我并不认为那次下半旗没有必要，只是觉得相形之下，那些在事故和灾害中消逝的数以百计千计的生命，也应该……今年10月20日，河南省郑州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2人受伤，148人遇难。10月22日的《华东新闻》刊载了署名李泓冰的文章，再一次发出请求———“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1998年6月德国高速列车出轨事故、美国的“9·11”国难、2003年3月韩国地铁纵火案、俄罗斯核潜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在这些悲惨事故和恐怖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数以百计或千计的民众，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甚至意大利在伊拉克阵亡的官兵、被绑架被杀害的英国工程师比格利，也令他们的国旗为之低垂。实际上，无论是否降半旗，对逝者而言，他们宝贵的生命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国旗之降，不过体现了国家对于普通民众的生命的尊重，在精神上给予了死者亲属一丝慰藉，重申了一次政府与民众休戚与共的立场。有些被骤然夺走的生命原本也活得异常艰辛。倘若这类“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渐减少甚至永不重演，降半旗的呼声自然就会消失。然而，当人类还无法完全消灭自然灾害，当世界上还有恐怖主义，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宽”适用呢？

呵呵,我语文都忘的差不多了,说的不好别怪我啊先写你小时候是怎么样接触到书的,比如听爷爷讲故事不过瘾,就自己看之类的,之后就对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着自己不断的长大,就开始看一些很有教育意义的世界名著,比如红楼梦引起了你钻研历史的兴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给了你做人的道理等等,(你可以直接照抄书的前言,这样就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了), 总共就350个字,应该是很快就凑够了,试试看,不行我再帮你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这句话来形容眼下的时评专栏，可谓再贴切不过了。大小报纸纷纷开辟以“时评”为名的评论专栏。其中办得较为出色、影响较大的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文汇报》的《文汇时评》、《南方周末》的《方舟时评》等。这些时评栏目深受欢迎，一改以往新闻评论少有读者问津的局面，从而发挥了新闻评论在反映和引导舆论方面应有的威力。 如果要探讨这股时评热潮，我们就无法绕开《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专栏。《冰点时评》是这股时评热潮的开先河者，后来许多报纸的时评专栏大都以之为模本，从栏目名称到文章风格，都对《冰点时评》有所效仿；同时，《冰点时评》也是诸多时评专栏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该专栏于2001年获得“第二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其文章被频繁转载于各大媒体，在读者中有良好的口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冰点时评》作一番研究，从而对时评这一“热门”文体的写作有所认识。 向我们的处境发问 中青报决定创办评论专栏，主要从报纸和读者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当时国内的报刊言论普遍不尽如人意。中青报认为，一张全国性大报，除了刊登重要的新闻，还需要有特色、受欢迎的言论，然而“长期以来，报纸上的言论，不知为什么成了‘官方’的专利，‘社论’极少，通常逢大的纪念日出一篇，空话、套话成堆，没法读；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频度稍高，可读性也很差。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严重缺陷是难以得到改进的。”①另一方面，“对报纸读者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好的、多的、真实的、全面的新闻报道，还需要及时的、深刻的、‘说人话的’（相对于假大空）评论，也叫‘意见表达’——读者订阅这份报纸，就希望这份报纸经常能说出其想说的话。更重要的是，报纸的读者已经不是单向度的纯粹接受者，他们也渴望参与，他们对报纸上登的新闻，甚至就是对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都有话要说——他们订阅了这份报纸，已不仅仅为了看，也要说，也要发表，也要与不同意见者交流……”②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青年报》终于在1998年11月在《冰点新闻》版上推出一个全新的评论专栏——《冰点时评》，每周见报三次，体现了“高频率、时效性”的原则，保持对新闻事件的敏锐反应能力。在定位上，中青报把栏目确定为“对新闻事件清晰的理性判断”，文章的标准，低限是合国情、有道理的判断，高限是融贯民主和法治精神。③ 在创办初期，《冰点时评》的评论涉及面很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栏目的发展，《冰点时评》渐渐抛弃了“大而全”的路线，把栏目定位于“体现民主和法治精神”，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风格。 笔者在对近几年《冰点时评》文章的抽样研究④中发现，该栏目大多数文章的选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执政。《冰点时评》对政府在制定、执行政策中出现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吏治水平、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有经常性的探讨，涉及面极广，包括违法行政（如《质疑“逼企业上网》）、地方保护主义（如《有没有“地方的公正”》）、形式主义（如《献礼工程在等什么》）、贪污腐败（如《岂容“奸民治善民”》）等。 二是法制建设。这主要是一些涉及立法和司法的问题，尤其是司法正义问题，具体包括执法机关的效能、执法人员的素质、执法程序的公正等，如《“刑讯有功”论》、《执法机关怎样挽回“影响”》等。 三是市场竞争。主要是就公平和效率、平等和垄断、事业和企业等问题展开讨论，如《非卖品应终结》、《“国有资产”靠垄断保护？》。 四是公民权益。这类题材主要涉及公民的具体权益，关注弱势群体，如《请注意保护受害的姐妹》、《患者终于成了“消费者”》等。 其他的诸如公民民主法治意识、媒体舆论监督等领域，《冰点时评》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可以看出，《冰点时评》的目光更多地是落在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领域，大部分文章都是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出发，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 上个世纪初，中国新闻史上也出现过一次时评热。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首立时评栏目，使时评这一文体风靡一时，《中国日报》、《民报》、《神州日报》、《苏报》等一批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报纸都曾大量发表时评文章。事实上，这次热潮与眼下的时评热有着极为相似的发生背景。第一次时评热流行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折阶段，而眼下第二次时评热也发生在我国政治经济改革时期，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另一次转型。我们不难从这种类比中得到一点启示：正是时代的变迁给了时评应运而生的土壤。新旧体制的交替，带来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剧烈变动，也使得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这种社会条件要求我们的媒体应该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以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社会变动的意义和实质。毫无疑问，《冰点时评》的成功就是因为顺应这种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学者傅然可曾经讲道，时评的距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意思是时评产生的根源在于现实和目标之间的差距。一个社会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的差异，往往是促使时评作者奋笔疾书的原动力。而写好时评文章的关键就在于紧密关注时事，体现时代精神。“应时而作”可以说是时评受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因此，时评写作的选题一定要贴近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质疑与批判 《冰点时评》的着眼点既然在于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要关注到现实的不完满性，更要对社会的现状提出质疑与批判。《冰点时评》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这种时代的使命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与此相应，新闻评论既要扬清，也要激浊，既要扶正，也要祛邪，可以有褒扬式的，也可以有批评式的。但时评文章，十有八九都是批评性评论。事实上，许多读者都把时评文体直接等同于“针砭时弊”的评论，这种观点在学术上不尽科学，但却道出了时评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一点在《冰点时评》栏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对其文章的抽样研究⑤中发现，该栏目的批评性文章占其文章总数的八成以上。 从中青论坛的讨论中笔者发现，《冰点时评》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是缘于时评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那么，为什么这种针砭式的评论容易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这个问题。 首先，所谓“不平则鸣”，公众的言论动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否定性的感受更容易激发起人的表达欲望。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众言型的时评文章，必然是以批评性的居多，而公众的心声一通过媒体传达和放大，就更容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 其次，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矛盾的不断解决，而矛盾的发现和解决都无不是始于“怨言”、“愤言”造成的舆论压力。因此，发出反对的声音实际上是一个关注社会进步、具备忧患意识的媒体必然的选择。而媒体的这种声音对同样富有责任感的公民无疑具有很强大的召唤作用。以批评性评论为主的《冰点时评》栏目，因此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诚然，《冰点时评》也有一些褒扬式文章，但与一般报纸赞歌式的文章不同，该栏目的这类文章从不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平和的赞许声中依然充满了批判意味。如《患者终于成了“消费者”》（2000年11月3日）一文，文章从患者的权益角度肯定了医疗制度的改革措施，但这种新事物本身就是对现有体制的否定，故对它的褒扬实际上也表达了作者对落后的制度思维的抨击。文章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批判性的。这类文章当中，作者所褒扬的对象其实也只是起到一个评论由头的作用，而文章却并不就事论事，它对评论对象后的大环境的关注，依然体现出明显的批判性立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质疑和批判精神其实是贯穿于整个《冰点时评》栏目的一根红线。时评的批判性实乃一种“爱之深、恨之切”的表现，它对不公、邪恶、愚昧、荒诞、专制、腐败等社会现象的否定和批判，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对社会的关怀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渴望。所谓“不破不立”，时评发挥的其实是一种建设性力量，所以才能深得人心。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时评的旨趣和出路不在于一种新文体的出现，而在于促成国家－社会现实的某种转变，它在这场时代的变革运动中起到的是一种推动器的作用。 追求独家观点 新闻评论的目的，是要在选择一定的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陈述观点、发表意见。观点和意见是一篇评论的核心，对于时评来说更是如此。相对于一般评论而言，时评是一种“有效率”（《南方周末》语）的文体，不注重文学意义上的文采，而更追求把道理说清楚。《冰点时评》编辑马少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时评，不是四平八稳的专论，也不是自由联想的杂感、随笔，旁敲侧击的讽刺；它是面对新闻事实本身的一个毫不避让的回答：这事儿，我怎么看。”⑥可以说，看待新闻事件的立场和角度，往往成为一篇时评好坏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报纸的评论工作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形式主义倾向，因此报刊评论文章大都是老生常谈，虚浮无力，使人不忍卒读。因此，《冰点时评》想要把读者重新拉到报刊评论中来，就必须呈现给读者以高质量的评论。这意味着评论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观点，言之有物，能给读者以思想之裨益。而《冰点时评》正是把观点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用栏目编辑马少华的话来说，就是“你得说出些别人没听过的道理才管用”。⑦ 首先，《冰点时评》善于从一些非舆论热点和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中挖掘有价值的东西，找出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并提升到一定思想高度。《国旗为谁而降》（1998年12月2日）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注意到我国的《国旗法》规定：在发生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当时我国1998年的洪灾刚刚过去，没有人想到为这数千死亡同胞下半旗，而杨尚昆同志恰逢也在这个时候逝世，全国下半旗却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指出，这种现象乃是等级社会“礼不下庶人”的延续，虽然现代民主社会理应礼及“庶人”，但官本位的传统思维定式却让人将《国旗法》的法条遗忘掉。 这类文章的题材虽然都是我们周遭的不引以为意的生活现象，但时评的作者却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要害，从这些事件中发现“评论价值”。这样的评论文章虽然不是瞄准时局大事，但其中的意义却不亚于大事要事，让读者读后有恍然大悟之感，读一篇而增一智。 其次，对于一些舆论热点，《冰点时评》也能提出一些观点独到、颇显见地的文章。我们不妨以《“媒体审判”的思想根源》（2001年5月21日）为例。媒体司法报道造成的社会舆论气候，对法官及陪审团的判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故新闻界、司法界对媒体审判颇有微词。但这篇时评认为，这种现象与其说反映了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不如说体现了司法人员脑海中残存的“人治”思维。文章指出，司法人员判案本来就不应理会媒体和群众的压力，所谓的“民意”并不是审判的依据，而在媒体介入的背景之下，法官不能按法律本身办事，实乃职业素质欠缺的体现。在学术界对媒体审判的一片骂声中，这篇文章独辟蹊径，将审视的目光对准矛盾的另一方，让人耳目一新。 开放的论坛 《冰点时评》能成为一方“尖锐、冷静、活跃”的思想阵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该栏目的开放性。 首先是观点的开放。虽然《冰点时评》是所在版面的拳头产品，是版面的核心，但它又不是这个版面上的权威，而是一个“靶子”。《冰点时评》编辑自觉地在同一版面《不同观点》栏目，发表对《冰点时评》文章观点的质疑。读者往往可以看到《冰点时评》上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后来的同一版面上受到了怀疑和批评，不管文章的作者是专家学者还是栏目编辑本人。主动地吸纳不同观点，鼓励意见之间的争论成了《冰点时评》的一种编辑方针。这种做法改变了以往报纸评论唱“独角戏”、“论而不争”的冷清局面，在更为本质的层次上做到了意见多元、观点丰富。因为怀疑和辩驳气氛是活跃的思想所应该面对的环境，对于“权威性”的放弃，实际上降低时评的准入门槛、激起读者更多的表达欲望，从而让思想在观点的碰撞中得到提升。正如《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1999年11月1日的发刊词写到的，“思想进步可能就孕育在‘不同’之中，而相同只能让我们停留在原地。”不仅如此，“不同观点”实际也是公民正当的表达权利。时评是公民“普遍表达”的方式，这其中当然也内在地要求允许给读者一个说“不”的机会。 其次是作者队伍的开放。1998年11月是《冰点时评》问世的第一个月，大部分文章都由栏目编辑亲自操刀。这与栏目初创、知名度不高、稿件渠道尚未开拓有关。“但这种捉襟见肘的形势很快就改观了。各地读者突然发现有一个可供他们天天发表意见的园地，来稿量大增……至今未有一期因稿源不足中断。”笔者对2002年报纸的抽样调查发现，样本中每篇文章都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作者的重复率为零。这充分反映了该栏目作者队伍逐渐开阔，声音日趋多元的趋势。 一般说来，报纸评论栏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批“高产”写手，保持较高的出现率。但编辑李大同认为，对于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时评栏目，“靠报社自己的评论员打天下不行，靠少数写家也不行，不赶趟，需要大量来自读者的，也就是非专业写手的评论”。同时，更广泛的作者队伍其实是给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以说话的机会，用中青报总编辑李学谦的话说就是“大嘴小嘴都说话”。 有人认为，今天的媒体竞争已经进入“观点时代”，以往我们强调，竞争的制胜之道主要的就是提供及时、准确、丰富的信息，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报纸提供的信息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独家新闻的可能性比以往明显减少。因此，一份报纸能否在提供信息以外，呈现一些具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观点，无疑成了决定报纸质量和影响力的主要因素。《经济观察报》总编何力表达过一个很精辟的观点：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媒体而言，话语权就是力量。这一点对主流大报来说更是如此。毫无疑问，《冰点时评》的成功给我们很多启示。 注释： ①②李大同：《说说〈冰点时评〉》，《向我们的处境发问》，中国青年报出版社2000年 ③《2002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出版社2002年版 ④笔者从《冰点时评》1998年11月创办到2002年底发表的600多篇时评中抽取了105篇文章作为样本，采取等距分段抽样的方法，即选取每年5月份和11月份发表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此外，本分析各篇文章的内容分为8个大类，分别为：政府执政（36篇，占％）、法制建设（10篇，占％）、公民权益（9篇，％）、市场竞争（9篇，％）、舆论监督（5篇）、民主意识（4篇）、文化教育（5篇）和其他类别（26篇）。这种分类在逻辑上并非是完全的并列关系，某些类别在内涵上可能会有所交叉，同时，鉴于题材本身存在的多义性，本分析在归类编码时主要从文章的论述角度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