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的再认识课题研究论文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多方面写出对李鸿章的看法。

作为清末重臣，中兴元老，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李鸿章。甲午战争后，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你推动的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而被国人贬为“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不知道那时你的心情如何。

封建王朝日趋末落，中国早已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独自做着离心运动。多少灵魂在无奈中麻木，而你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面对动荡不堪的政局，你完全可以逃之夭夭，亦或以死明志，得一精忠爱国的芳名，但你没有，是说你太天真还是太蠢，偏偏要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中“逞强”。

也许你知道，死亡对于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言无济于事，拨开民族的阴霾才是重要之事。于是你操练海军，创建北洋舰队，用微弱的力量与外敌抗争，开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上天并不怜悯你，甲午战争成了你的滑铁卢，让你声音狼藉。不久后，朝廷需要你了，任你为“议和全权大使”，赴日商定协议。

难道你不知道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会让你成为百姓的“公敌”吗？你的付出最终换来的是满天唾沫，声声刺耳的“卖国贼”、“亡国奴”将你骂得无处遁形。其实当时的晚清如同一间“破屋”，而你就是那裱糊匠，东补西贴，既不能将破屋推倒重建，也不能将其修好，最后那残局还是需要你来收拾。问问历史，过客匆匆，多少人懂你？

梁启超评价你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之遇……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美国总统格兰特称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我不了解你的过去，不敢随意评价你，但我知道议和主意起于慈禧，割地赔款也经朝廷同意……最后你却要承担如此深重的责任。

真的，太多的无奈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太多的伤痕让你体无完肤，拨开历史的迷雾，依旧可见你铮铮的爱国忠魂。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或褒或贬？或悲或喜？这一切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可历史的那片星空却因你变得纠结、美丽。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首先请大家搞清楚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至于其动机和目的如何，不是也不应是历史评价的主要依据。拿这一观点评价李鸿章，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 我们还可以对照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19世纪中期同样面对西方的侵略，同样为了挽救其统治，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发动武装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然后在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几乎是全盘西化，结果日本很快崛起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同一时期的中俄两国为什么都败给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隔靴搔痒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换面式变革不可同等而语。因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尽管是进步的，但作用是极有限的。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评价历史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客观效果，但同时也要了解其主观动机（尽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历史文艺作品，历史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对历史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原则，文艺的情感性又决定了它必须同时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动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来衡量《走向共和》一剧，我们看到编导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个人私利的一面，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大加赞扬，看不到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其卖国行为，也以浓重的笔墨为其辩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她是一个女人，想给她怎样打扮就给他怎样打扮。当年中共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而李鸿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当然要把李鸿章之类的地主反动派踏翻在地。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改革，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内容换了，当年李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只学西方军事和民用技术；当今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只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物换星移，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鸿章的意图昭然若揭！ 首先请大家搞清楚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至于其动机和目的如何，不是也不应是历史评价的主要依据。拿这一观点评价李鸿章，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 我们还可以对照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19世纪中期同样面对西方的侵略，同样为了挽救其统治，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发动武装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然后在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几乎是全盘西化，结果日本很快崛起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同一时期的中俄两国为什么都败给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隔靴搔痒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换面式变革不可同等而语。因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尽管是进步的，但作用是极有限的。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评价历史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客观效果，但同时也要了解其主观动机（尽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历史文艺作品，历史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对历史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原则，文艺的情感性又决定了它必须同时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动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来衡量《走向共和》一剧，我们看到编导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个人私利的一面，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大加赞扬，看不到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其卖国行为，也以浓重的笔墨为其辩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她是一个女人，想给她怎样打扮就给他怎样打扮。当年中共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而李鸿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当然要把李鸿章之类的地主反动派踏翻在地。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改革，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内容换了，当年李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只学西方军事和民用技术；当今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只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物换星移，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鸿章的意图昭然若揭！

李鸿章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