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论文

李鸿章是晚清史上的军政重臣 说起这个人物 人们首先不免想到的是卖国贼这样的字眼 其实现在纵观历史 我们可以更客观的评价他 首先 不能否认他确实签订过很多不平等条约 丧权辱国 但做为一个执行者来说 李鸿章也是悲剧的 就像梁启超对他的评价 “吾敬李之才 惜李之识 悲李之遇”李鸿章是封建统治下的官僚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我们对他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这样的期望肯定是不切实际的 在他眼里 君主皇帝是第一位的 所以只能也必须服从 没商量 对于李鸿章的负面评价还来自于他早期镇压太平天国 苏州杀降等事件 就像前面说的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 这些手段也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李鸿章也被称为东方俾斯麦 关于洋务运动 确实是李鸿章见识过人 这点相信研究过历史的人都这点 但是最让我佩服的一点 则是李鸿章能从慈禧太后这样迂腐老太婆手里弄出银子来修铁路 办海军 买装备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至少现在我们看来 找领导批款买东西 也是很不容易的 北洋水师的覆没 是李鸿章 一生的痛 这给他带来的打击 不亚于他签订完辛丑条约后郁闷吐血 然而这也是他用人不当的后果 这点是不可取的 而就他整体思想的大方向来说 还是希望中国的海防线能得到发展 李鸿章也是第一个提出海防重于边防的人 通过研究李鸿章这个人 我们可以说是了解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 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如果没有他相信也有其他思想先进的人看到世界的变化 然而李鸿章也就一个 如果没有他 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 而李鸿章对后世留下的影响 也是极为深远的 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 段祺瑞的国民政府 辛亥革命等等 这其实都是与李鸿章早期做出的事业息息相关的 以上全是我个人的想法 写的不好见笑了 希望能帮到你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重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2007-11-25 23:03:24) 标签：人文/历史 近日要求撰写读书笔记，一直忙于工作，说心里话，也懒于在工作之外再写指令性文章，因此拖了下来一直未动笔。在大学时，倒是常常写点心得，也写了些读书观感，但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公文和论文写了不少，提笔写自己的东西不多，偶尔写些游记、生活小景和孩子成长历程，是自我心情的反映，为自己而写，不愿示人。这下，有要求写读后感，一时不知该选什么书，手头上有尚未读完的万科老总王石所著的《道路与梦想》，挺有感触，其管理企业、为人做事、个人生活自有一番独到之处，令人佩服，但要专门写读后感，尚未有太多的想法。周五又提到此事，忽然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涌入脑海，想前两年回合肥探亲，同学陪我到淮河路李鸿章府浏览，很是仔细地看了一番，记得也在李府买了本《李鸿章传》，留做纪念。但今日再从书架上找到此书，却看到书后的印章为中山大学中区新华书店，已是十一年前在广州读研究生时买的旧书，非两年前买的版本，书已发黄，颇感慨时光的飞速。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对李鸿章这个产自家乡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本科学了世界和中国通史，正统史学略知皮毛，但不太感兴趣，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史学已吹入新风，不少新史料进入视野，记得当时近代史的老师博览群书，讲了不少新观点，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流同于课本和一般书籍，印象颇深。前两年《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曾引起波澜，其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不同解读在社会上热议很久，电视剧开篇就是穿长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鸿章形象，颇具象征意义，一个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务的满清重臣形象呈现在荧屏上，我专门淘来此碟连续两天看完。这次重读《李鸿章传》，更是一口气读下来，由于有任务在身，自然感觉又不一样，草草写下几笔，聊以交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严肃著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一读此书必受益匪浅。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在了解李鸿章的同时，也对当时国民性的了解、对国人劣根性的了解颇有启迪。梁公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对李鸿章这位争议人物，评价颇高。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但梁启超并没有将当时中国积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其起于淮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至骂声一片，但当时中国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来入侵呢？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这样评论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正如李鸿章自己常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国又如何能走上富强呢，所以梁启超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竟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李鸿章思想的开明和开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个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气和幽默、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国际舆论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日本人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李鸿章个性严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示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对人，“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夫将将之才。”治事，“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人也。”李鸿章待人处事的态度，让人敬佩。纵观其一生，为国为民不计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一直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至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未尝口及家事。“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间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但是，在腐败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庆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国力日盛，国人地位大增，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在快速、全面地发展，正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和平盛世时代，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电子信息技术已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我们生活在盛世时代的中国，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从高处讲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尽份心，出份力；往近处讲则是为自己负责，做好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码也不能做庸人。梁启超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值大家共勉。 << 李鸿章传 >> 梁启超著发表评论 德州市第二中学 阎武霞 2008年8月7日 13:01:49 --------------------------------------------------------------------------------浏览数：77 专家浏览：1 | 评论数：12 专家评论：0 | 推荐数：0 专家推荐：0--------------------------------------------------------------------------------李鸿章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在高中历史课本上有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涉及到李鸿章的篇幅.长时期以来，对李鸿章，国人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必要对李鸿章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开放性作业给学生布置下去。那么，就有必要给学生提供一个查找资料的书目，其中，有一本是很好的参考书，就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我们向学生推荐这本书，自己应首先阅读这本好书。下面是我去年读了这本书后的读后感，你若读了，就想读这本书，我的推荐目的就达到了。 读梁任公《李鸿章传》，不能自抑，故以成文。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是与李鸿章的个人际遇联系在一起的，他创建的淮军，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淮军之初之上海，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耻之，鸿章徐与左右曰：军之良益，岂在制服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敢,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引自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他创建的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铁甲舰队，伊藤博文上船参观，目瞪口呆，惊的说不出话来。伊藤博文，日本首相，说起老同学严复，赞其才华过于他，而命运迥异，在伊藤博文任首相时，严复仅是一名海军学校教员。中国无人乎？非也，用人却中外大异，体制也。如李鸿章提拔自己的老部下丁汝昌，任北洋舰队提督，而丁并不懂海军。中日海战中国败，用人失误是一个。李鸿章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鸿章，也确实是近代中国开明人士，力主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技，自己还化装成普通人去外国船上考查。外交上，也是据理力争，不失大国风范，只是由于中国整个官僚统治集团,整个社会衰朽不堪，战必败，败必和，和必用李鸿章。无奈也，奈何也，谁愿意去谈判？弱国无外交，谁人不知？国难当头，义无反顾，李鸿章也。他曾去过德国，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谈论干一番事业，如何才能成功。俾斯麦直言：皇上一人信任足矣。李又言："皇上为别人牵制，无权。"俾斯麦说："这就难了。” 确实如此，铁血宰相之言是从自身的经历和作为出发，至论也.李鸿章想干一番事业,牵制之人反对之人，多的不可胜数。 中国的改革，自古以来，难度大得很，失败也经常。王安石变法不是这样吗？ 李鸿章毕竟是非常人，有非常的见识。果敢行动，创建近代工业，创办近代海军，派遣留学生出国，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 记得他出席康有为和荣禄刚毅的辩论会，康有为慷慨陈词，认为变法为当务之急。刚毅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王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当时未发一言，但回到家里，说： "这人想干我一辈子也干不了的事。" 当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党人。李鸿章慨然曰： “吾绝不做刀斧手。” 其同情维新若此，我由此知梁启超为什么会在李鸿章死后，拿起太史公春秋之笔，写下《李鸿章传》。梁启超在书中表达了对李鸿章是 "悲鸿章之遇，敬鸿章之才，惜鸿章之识。" 梁启超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因此，只要给中国带来新鲜活力的人物，他就要用史家之良知，良识为其正名。在文章的第一段开头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梁启超在文章中还写道：李鸿章必定是十九世纪世界一大伟人。长期以来，我也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应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事实上，《辛丑条约》的谈判乃至大吐血而死，也可以说他为主上为国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听到李鸿章去世，非常悲痛。认为国家失去了一位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不可或缺的人。外国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政府，可见李在当时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了，若清政府振作一点，向上一点，洋务运动或维新变法成功了，那李虽死，仍含笑九泉。 这篇人物传记，文笔优美不用我说，只要学习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会知道。 历史学家梁启超的这篇人物传记让你会对李鸿章和书中涉及的人物有一个更清醒公正的认识，这虽是一家之言，但开人茅塞。 因此爱读书的我向大家极力推荐。不知大家笑纳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