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散文研究论文范文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今 江西省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从青年时代起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居，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非常客气地将他比作李白、韩愈这样的顶级大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写诗与作文一样，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中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或人生观念。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宋代文人喜谈佛释，大约始自王安石这一代人。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诗歌注重对仗、用典和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并以此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写景抒情的绝句，也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安石学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以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王安石不仅推动了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史实写一下自己心中的王安石，可以写一下王安石的品格，比如勤学苦练、刚正不阿、淡泊名利等等。

正文：

他不是那“江山望不尽，最美镜中人”的愁宗李煜，也不是那“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更不是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范仲淹，而是那被梁启超评为“几千年来中国最完美的人”，他是我心中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王安石。

能够两次成为宰相的人，在历史上当数王安石了，他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的品格是勤学苦练。幼年时期的王安石虽然才齐国人，但仍勤奋刻苦地读书，为了追求生花妙笔，坚持不懈地写秃了九百九十八支毛笔，从而练得一手好文章，找到了人生的生花妙笔。

王安石的品格是刚正不阿。在王安石改革变法时，多数人都出来反对，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但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毅然坚持变法。

王安石的品格是淡泊名利。被两次罢相之后的王安石，从此居住在江宁府，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在《东轩笔录》中曾载：“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

王安石勤学苦练的品格是一盏明灯，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王安石刚正不阿的品格像一座堡垒，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王安石淡泊名利的品格像一阵清风，吹散世界的迷雾。

这就是我心目中百年不朽，千年流放的王安石。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王安石变法 zz把王安石变法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抛开, 把跟经济有关的部分抓出来, 总结一下宋朝时经济的特点是已经趋向多元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土地兼并,规模生产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而工商业也是空前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商业税收也首次超越了农业税收.跟以前的朝代相比,那种皇帝直接和农民对话的扁平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中间夹了一个由地主商贾构成的活跃社会阶层,大量的社会财富就是在这个中间阶层内聚散流通.这其实是一非常健康的经济结构,欧洲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说这种经济结构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了,咱不假设,不YY.但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富在民,不在政府.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我们的王安石同志不是个马克思,就是个凯恩斯,总之他是认为应该搞大财政.他的变法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保证国民收入更多地集中到国库里边.农业方面,保护自耕农,增加对基层人口/土地的监查,尽可能地让农民直接把税收交到皇帝手里, 不让地主揩油.(至于"青苗法", 其实就是用政府信贷取代民间信贷, 让农民给政府而不是地主交利息. 而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原来的地主相比,谁对农民更苛酷, 不好说.)商业流通部门能国营就国营,不能的话就加以限制.从经济上来看, 王安石的变法基本上是在搞计划经济. 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公平,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时宋朝的士大夫阶层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观念,很多人对于新法那种政府强行控制经济的手段很不以为然, 就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去了.然而从军事上来看, 在当时那种外患严重的情况下, 王安石的变法会不会有积极的意义呢? 当然是有的. 这个方面在现在一片倒"王"声中很容定的. 政府手里掌握的社会财富越多,搞起军事组织军事动员就越简单越快.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要比和平时期大的多. 而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前苏联,中国,北朝鲜,武力值都要比同等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强的多. 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国库里粮食,铜钱多得要烂掉, 这并不表示汉朝社会比宋朝富, 但它说明汉朝那时由于经济结构简单, 政府抓的钱多, 所以汉武帝打起仗来才那么性感奔放, 一次远征送掉上万匹良马也在所不惜.其次土地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是否战争能力会更强大? 答案也绝对是肯定的.受到侵略时,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去努力战斗, 佃农则不会去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而努力战斗. 中国历史上通过"均田"来释放百姓战斗力的例子也着实不少.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了,从纯经济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倒退;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很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强的战斗力. 不过说实话,从王安石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还有6,7百年, 头顶着游牧民族的摇篮,宋朝它一直撑下去有能撑多久呢?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他聪明好学，经由科举而踏上仕途。王安石是个饱读诗书、政治思想十分活跃的人，他一直有学以致用的愿望。从他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作幕僚开始，到从江东被召入朝。王安石一共在外路州县做了16、7年的官。这些年的为官使王安石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入，同时，革新的思想也更清晰和具体了。到京城后，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是替国家理财。他当时曾给在位的宋仁宗呈上一份近万言的奏折，提出变法的主张，可是没有得到重视。 后来宋神宗即位，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允许他直接向自己陈述自己的意见。后来还接受了王安石的变法，可是由于保守派的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终究还是失败了。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ｙìｎ）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宋神宗熙宁二年积极推行变法，以舒民困，元丰八年，新法被废，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王安石的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由于他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如〈答司马谏议书〉，分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辞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摹物象，从感情上来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概括力，语言简练朴素。这也是他文学主张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郁。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不少咏物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教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冈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船泊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成熟了，但往年诗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

诗：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文：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唐宋散文鉴赏

某启①：昨日蒙教②。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③，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④多异故也。虽欲强聒⑤，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⑥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⑦、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⑧，难壬人⑨，不为拒谏。至于怨诽⑩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11}？盘庚{12}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13}至。

【注】

①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某，是人名的代字，为了简便，起草写作“某”。此处意思是：“安石陈述。”②蒙教：承受教诲。这是收到司马光的来信《与王介甫书》的客气话。③君实：司马光的字。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游处：同游共处，指朋友往来交好。④所操之术：指彼此所主张的政治上的一些做法。操，持。术，方法、手段、策略。⑤强聒（guō郭）：勉强说给人听。聒，喧扰，嘈杂。⑥反复：指书信往来答辩。⑦侵官：侵犯原来官吏的职权。⑧辟邪说：批驳错误言论。⑨难壬人：斥责巧言献媚的奸佞之徒。⑩怨诽：抱怨和诽谤。{11}汹汹然：大吵大闹的样子。{12}盘庚之迁：盘庚是殷代的中兴之君，他即位后，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亳之殷地（今河南安阳），曾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埋怨。{13}向往之至：指仰慕到极点。此处是恭维的话。

自古以来，一些力图富国强兵的变法，往往都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弊政，提出变法主张，在理财、整军两大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当时任翰林学士、右谏大夫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六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要王安石放弃新法，恢复旧制。

面对反对者的兴师问罪，王安石用这三百多字的短信回敬了司马光，简洁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错误的保守观点，并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文章写得言简意赅，谨严锐利，表现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论说文风格。

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写信的原因，言语委婉有致；接着进行合情合理的辩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最后表明态度，不失赠答之礼。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第一部分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作者因与司马光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首先交代两点：一是在私交上，自己与司马光是“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朋友，司马光对待自己也是“视遇厚”，他们相识、相交多年，互相敬慕，彼此尊重，私人之间不存在矛盾、恩怨。二是在政治主张上，自己与司马光却有着原则性分歧，即“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这种政见的不合是不可调和的，不是几封信就能解决的。所以作者说：“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第二部分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本文中间一段，针对司马光来信所提主要论点加以驳复，是信的主体部分。作者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文章笔锋犀利，语势劲健，作者决不引咎自责，表现出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作者首先提出辩论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先把名义和实际关系弄明确，是非自然清楚。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于是，作者连用了四个“不为”的排比句式，摆事实、讲道理，将这几个罪名一一逐条申辩，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作者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一正名，使得司马光所加的每一个罪名都不符合实际，不能成立。

第三部分，作者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最后一部分是书信常规的结束语。

王安石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揭露了顽固派的腐朽本质和守旧面目，表现了王安石把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后人评论

吴汝纶：“固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古文辞类纂》卷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