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安石为素材的议论文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王安石变法 zz把王安石变法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抛开, 把跟经济有关的部分抓出来, 总结一下宋朝时经济的特点是已经趋向多元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土地兼并,规模生产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而工商业也是空前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商业税收也首次超越了农业税收.跟以前的朝代相比,那种皇帝直接和农民对话的扁平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中间夹了一个由地主商贾构成的活跃社会阶层,大量的社会财富就是在这个中间阶层内聚散流通.这其实是一非常健康的经济结构,欧洲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说这种经济结构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了,咱不假设,不YY.但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富在民,不在政府.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我们的王安石同志不是个马克思,就是个凯恩斯,总之他是认为应该搞大财政.他的变法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保证国民收入更多地集中到国库里边.农业方面,保护自耕农,增加对基层人口/土地的监查,尽可能地让农民直接把税收交到皇帝手里, 不让地主揩油.(至于"青苗法", 其实就是用政府信贷取代民间信贷, 让农民给政府而不是地主交利息. 而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原来的地主相比,谁对农民更苛酷, 不好说.)商业流通部门能国营就国营,不能的话就加以限制.从经济上来看, 王安石的变法基本上是在搞计划经济. 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公平,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时宋朝的士大夫阶层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观念,很多人对于新法那种政府强行控制经济的手段很不以为然, 就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去了.然而从军事上来看, 在当时那种外患严重的情况下, 王安石的变法会不会有积极的意义呢? 当然是有的. 这个方面在现在一片倒"王"声中很容定的. 政府手里掌握的社会财富越多,搞起军事组织军事动员就越简单越快.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要比和平时期大的多. 而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前苏联,中国,北朝鲜,武力值都要比同等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强的多. 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国库里粮食,铜钱多得要烂掉, 这并不表示汉朝社会比宋朝富, 但它说明汉朝那时由于经济结构简单, 政府抓的钱多, 所以汉武帝打起仗来才那么性感奔放, 一次远征送掉上万匹良马也在所不惜.其次土地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是否战争能力会更强大? 答案也绝对是肯定的.受到侵略时,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去努力战斗, 佃农则不会去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而努力战斗. 中国历史上通过"均田"来释放百姓战斗力的例子也着实不少.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了,从纯经济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倒退;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很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强的战斗力. 不过说实话,从王安石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还有6,7百年, 头顶着游牧民族的摇篮,宋朝它一直撑下去有能撑多久呢?

王安石变法失败错在用人（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久旱不雨，百姓颗粒无收，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一位看门小吏郑侠趁机进献《流民图》给神宗，冒死上奏：“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故天以异象示警。只要废除新法，我以我的人头担保：十日之内天必下雨！”郑侠的奏疏犹如晴天霹雳，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两位太后更是潸然泪下。 第二天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3天后天降大雨，旱情缓解。水旱灾害乃至久旱必雨本是自然现象，非人力所能控制，可人们却把账都算在王安石身上。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步履维艰之时，改革迫在眉睫，年轻的神宗皇帝锐意变法图强，因此他起用王安石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王安石临危受命，立即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可为什么会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呢？而且，发难者偏偏是自己信任、重用的人呢？王安石的用人观其实，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王安石颇有见地，他发了不少高论来阐述自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教之”，即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为此王安石力主兴办太学、州县学等各级学校， 同时，王安石还设置武学、律学与医学，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养之”，即优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认为对人才应当利、礼、法共用，“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饶之以财”就是“高薪养廉”，给官吏们优厚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衣食无忧，从而远离腐败贪污。“约之以礼”就是用“礼”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官员廉洁自律的能力，从内部做到拒腐防变。“裁之以法”就是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则应严厉惩治。“取之”，即发现、选拔人才。王安石坚决反对北宋旧有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而是极力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在荐举人才时，并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征求众人意见，并且，还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是否能当大任。“任之”，即任用人才。任用之道，关键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为唯一标准。并且，王安石强调用人要“久于其职”，忌讳频繁的迁调。王安石错识的“英才”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剥离开来了。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举荐了不少人才，让他们加入到变法大军中来，其中确实不乏年轻有为者。尽管王安石再三强调选用人才要德才兼备，切忌让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势，可是他的队伍里还是掺进了不少投机钻营道德败坏之徒，这些人或者有才无德或者无才无德，他们只不过凭借极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进入到变法大军中来，他们与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是一腔热血欲救大宋王朝于危难之中，而他们这些投机者不过是借王安石这棵大树乘凉，伺机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如陕西宁州通判邓绾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反复小人。邓绾也算个才子，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升官便走捷径，对王安石以及他主持的变法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进朝廷做官，在京的同乡骂他无耻，他却毫不在乎地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门下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章惇等以取谀王安石。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对于变法只能起破坏作用。文章开头提到的郑侠并非道德堕落之人，相反，他才华出众谈吐不凡，于国忠心耿耿，曾因为热议支持改革而受到王安石奖掖，但是他后来对新法产生了怀疑。王安石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郑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自己于不义。实际上，流民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社会的流民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非是最严重的，况且恰恰那段时间自然灾害那么严重，怎么能够把流民的产生责任都归结于王安石变法呢？而把所有天灾异象都怪罪于王安石就更是荒谬。正是因为郑侠的《流民图》，神宗皇帝开始对变法的效果产生了怀疑，从而暂停了八项新法，神宗与王安石之间也第一次出现了裂痕，随之而来的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其实往王安石心头撒盐的绝不仅仅是郑侠一人，郑侠虽然说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但他至少人格受人尊敬，他所作所为绝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真正想“为民请命”，或许还值得原谅。而其他人与变法队伍的分离，就实在令王荆公愤怒了，如曾布对市易法的诘难，杨绘、刘挚对改革的攻击等，他们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可他们却也成了反对变法的骨干力量，把变法队伍撕扯得遍体鳞伤。在这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中，最忘恩负义的莫过于吕惠卿了。吕惠卿的确才华横溢，有非凡的政治能力，王安石十分器重他，对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把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朝中之事无论巨细都和他商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吕惠卿也因此成为变法派阵营中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但此人城府颇深野心勃勃，表面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无比尊崇，内心里却处心积虑想整垮王安石以取代其位置，正如史书评价：“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继续推行变法，但就在王安石如此失意之时，正是他昔日最宠信的吕惠卿落井下石，制造了几件有损他政治声誉的事陷害他，以达到阻止他复相之目的。王安石还朝后，吕惠卿更是加大打击力度，居然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皇上，因为王安石把他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犯了欺君之嫌，尽管神宗没治罪于他，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于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变法派两大力量王、吕的交恶导致变法派力量严重削落，新法实际最高执行者王安石的解职也标志着变法集团的最终分裂。从此，变法形势急转而下，奔向失败的命运，他多年所为之呕心沥血的变法事业最终付之东流。人员的良莠不齐导致变法的失败变法集团人员的良莠不齐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第一，他们或者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引起民怨沸腾，而百姓把怨恨的目光直接投向了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第二，他们或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导致变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防线从内部瓦解，面对守旧派的咄咄逼人他们不堪一击；第三，对变法起决定作用的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所见所闻也都是不利于变法的社会舆论，他的信心也动摇了，这直接导致了变法的惨淡收场。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变法集团人员的臭名昭著，使得神宗皇帝的生母高太后对变法也是深恶痛绝，当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后，因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立即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吕公著等,全面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值此，新法最终彻底遭遇失败。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根源都是因为王安石“看走了眼”，错把奸人当英才，盲目地纳入到变法队伍中来，最终促成了变法的失败。可以说，错识“英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正文: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意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欲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视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佑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这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元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诏，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翻译: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但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又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御史中丞吕诲论述王安石十大过失，皇上因此贬吕诲外出任官，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担任原职。韩琦的规谏上疏承到皇上那儿，皇上有所感觉醒悟，想听从他的意见，王安石自己请求离开。司马光代皇上答复他的辞官诏书，上面写有“天下士人大夫群情汹涌，黎民百姓纷纷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抗拒诏书自我申辩，皇帝谦恭的安慰辞谢他，命令吕惠卿颁布旨意，韩绛又劝皇上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答谢，因此借机向皇上进言说朝中内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拉帮结党的状况，并且说：“皇上想要靠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流习恶俗；因此与天下恶俗做个轻重权衡，如果流俗恶习占上风，那天下人就都从流习了；如果陛下您的权力大，那天下人将都会归顺陛下左右的。权力与东西互相为轻重权衡，即使千钧重的东西，增加损失的不过是写钱财罢了。现在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治世正道，来阻碍陛下的行动，于是皇上您与流俗恶习争权的时候，增加金钱开支，发挥的作用很小，而天下的权力将转移道流习恶俗一边了。这才是新法纷纷扰扰的原因。”皇上认为有道理。于是王安石急需负责政事，韩琦的进谏没有成功。

得与失写王安石，在于王安石变法得失最好写两方面，一方面是王安石的得，一方面是大宋朝的得另一方面是王安石的失与大宋朝的失这样立意会高很多王安石失去了仕途于前程，因为变法失败了，但得到了名声与千年来人们的尊重大宋朝得到了暂时的安稳，但是去了人才，失去了首付北方的最后机会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的发展状况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避免平铺直叙。

正文：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他们有的享有免役特权，有的利用权势瞒产漏税，沉重的赋役都压到农民身上。再加上政府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银绢，也得由农民负担。各地常有农民起义发生。国家田赋收入没有保证，开支却越来越大。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xū）即位。这一年，宋神宗才二十岁，很想有所作为。早在即位以前，他就听人讲到王安石，说这人很有才能。因此，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命王安石担任江宁（在今南京）府知府。没几个月，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王安石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年轻时就爱好读书。他读书很认真，读过的书终身不忘。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诗词也写得不错。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是着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二十二岁那年考中进士，以后就在地方上做官。他在担任鄞县（yín，今浙江宁波）知县的时候，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修筑堤岸，疏通河道；又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府仓库里的存粮借给农民，让他们秋收以后加少量利息，归还官府，使农民少受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这样做，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

王安石当了二十年地方官，做了不少对农民有利的事。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让他管理财政。这时，他向仁宗呈上了一篇上万字的奏疏，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可是，宋仁宗并不重视，把它搁起来了。

王安石见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因此就在母亲去世时辞职回乡了。

这一次，宋神宗命他去江宁府做官，他听说新皇帝年轻有为，就离开家乡，到江宁府上任。

不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进京城。他到京以后，宋神宗就召见他，问他：“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儿下手？”

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

宋神宗连连点头称是，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变革朝政。”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当时，朝廷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知道，要跟这些人一起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批准，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

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条例司刚成立，第二个月就催问新法的制订情况。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等方面的情况，加紧制订新法，颁布天下。

新法的内容主要有：

一、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用的办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粮食给农民，秋收以后偿还。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三、免役法。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抽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习武艺，战时编入军队作战。

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着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

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做每件事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顾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法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

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要王安石对新法稍许作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

公元1074年，有的地方大旱，一连十个月不下雨，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呈送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天就下雨了。”

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攻击新法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

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宋神宗逐渐动摇起来。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第二次辞职后，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再没有出来做官。

公元1083年，宋神宗病死，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执政，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宰相，新法一个个被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