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红豆毕业论文

红豆》，描写天崩地解般的大变局中一对男女大学生的苦恋与决绝，以儿女情长的方式写出了建国前夜急风骤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的分野。作者好像预见到了一年后一场新的更惨烈的大变故即将来临似的。 宗璞（1928—）女，原名冯钟璞，笔名有任小哲、丰非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28年7月生于北京，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 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宗璞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宗璞在病中苦耕，历时7年，《南渡记》的第二部《东藏记》终于面世。计划中尚有《两征记》、《北归记》，是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 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读《东藏记》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

内容简介：

1956年，作为新来的干部，江玫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大学母校。总务处为她安排的宿舍恰是她上学时住过的房间。

房间内一切如旧，她在耶稣像后找到了自己当年放的小盒子，里面是镶着两粒红豆的银丝指环。她拿起这两粒依然鲜亮的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一样从心上升起，泪水遮住了她眼睛。

1948年，江玫上大学二年级，她的生活中闯进了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同屋、物理系大四学生萧素，另一个是萧素的同班同学齐虹。

萧素以渐进引导的方式，启蒙了江玫的革命思想，鼓励她加入歌咏团唱《黄河大合唱》，在新诗社读艾青和田间的诗，带她阅读革命书籍，邀请她在诗歌朗诵会中扮演《火把》中的唐尼，让她参加墙报抄写、游行救护等工作。

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白色面孔的齐虹，以他在音乐和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赢得了江玫的爱情。二人爱得如痴如醉。

北京解放前夕，萧素突然被捕，齐虹的反应让江玫清楚地意识到两人间的鸿沟无法跨越。与此同时，江母告诉了江玫她父亲死亡的真相。原来，十五年前，江父也是因思想罪被抓走，不明不白地再没有回来。

父亲的屈死和母亲的眼泪，切身的家庭悲剧，让江玫更清楚自己的人生选择。最后，在国仇家恨的交错下，她坚定地拒绝与齐虹一起去美国，以“我不后悔”为两人的爱情画下了句点。

创作背景

作家宗璞从大学开始创作小说，1950年后以她感到文学的范围越来越窄，只能写工农，而且有模式。她认为与其写一些公式化的东西，不如不写。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她觉得可以依个人意愿写东西了，于是，结合平素的所见所感，她以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和校园生活为题材，创作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的十字路口的内心搏斗。在当年的年底，她完成了小说《红豆》。

《红豆》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后，编辑们无异议通过这篇小说 ，将其作为“双百”方针的创作体现，发表在1957年7月《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上。

百度百科--红豆

宗璞简介 宗璞（1928—），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蜗居》、《我是谁》；长篇小说《南渡记》（《野葫芦引》之一）、《东藏记》（《野葫芦引》之二）；四卷本《宗璞文集》。 永远的大家闺秀 ○ 佚 名 永远的大家闺秀。凡是见过著名女作家宗璞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无论初识还是熟知。 78岁的女作家一头华发益显慈心睿智，一身便装不掩满腹诗书。来访者随女作家走木地板，穿细走廊，墙边书橱中装满各类书籍。书房不大，北面书柜中，多是女作家自己写的书；西面放电脑桌；南窗微微开着，可见窗外的丁香已绿，写字台上的传真机，不时响起；东面墙上挂着先父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为爱女录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宗璞落坐在电脑桌旁平时写作的转椅上。“虽然现在身体不好，但我很努力。”女作家平静地说。原来老人几次手术后视力下降，每天上午写作都是口述，要靠别人帮忙打字。 据悉，宗璞正在抓紧《野葫芦引》四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三部《西征记》的写作，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已分别于1988年、2001年出版。《野葫芦引》是写抗日战争期间北校南迁全过程中前辈学人的风貌，尤其是写在民族危亡的大关节上知识分子的操守。“我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留下来。”女作家平静的语调透出一种坚定。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著。 宗璞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对写作的热爱。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到一号。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宗璞先生也承认：“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宗璞先生从父亲身上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坚韧执著的写作精神。冯友兰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薪尽火传，这脉脉文心在曾经长期侍奉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一脉相承。在母亲、父亲、丈夫，这些生命中最亲的人一一西去时，宗璞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当年冯友兰失去目力听力后，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写着的。而如今，宗璞也在这间书房里，长年抱病写写停停，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 宗璞先生说，写《野葫芦引》是来自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年少时随父兄辈南迁，这段铭心刻骨的亲身体验成为了她创作《野葫芦引》的丰富素材。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刻画出西南联大师生们身受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依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不过小说的人物已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经过15年的心血浇灌，两个“野葫芦”——《南渡记》与《东藏记》终于“长熟”了。 那天，她带着这两个耗尽心血“培育”的“葫芦”来到复旦大学，听沪上一些作家、评论家的点评。整整三个小时，病人宗璞带着助听器，如石佛般静坐，倾听各位的高论。 宗璞认为：“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我还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人生的世态。”一句话道出了书名的来由，其实，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4卷本长篇小说组成，如今，《西征记》的写作已经开始。宗璞先生说：“接下来的写作还有许多难题，我知道说要克服这些难题是在说大话，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小，但我还是会去做。” 李子云曾借用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评论宗璞，可谓传神。虽然，时代潮流的变幻也呈现于宗璞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但是，宗璞的文字似乎永远与时下的流行无关，坚持着自己纯净优美的本色——它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与时代格格不入，但真正阅读时，心灵又不由得被它左右，时代反而离得远了。这也许正是她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宗璞很认同自己是“本色作家”的说法。她说，我写作品时，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 和宗璞先生打过交道的编辑都知道，如果有什么命题作文请她写，就很难约到稿子。但如果是她自己送来发表的，无一例外地都是能上副刊头条的好文章。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细腻敏锐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优雅严谨的文字，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持续关注，使得宗璞的作品有着当代作家少有的一贯品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宗璞先生本人也是一个与流俗相去甚远的人，话不多，却自有一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度。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殊荣，但宗璞先生却平静地说：“获奖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但那是对过去工作的一种评价，也是一种鼓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前面还有许多没有做的事，那才是更重要的。”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承担，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要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口的搏斗”。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50年代的作家基本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无法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的《红豆》却能够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 读宗璞的《红豆》，满眼的兰芷，宗璞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描摹真切、语言简约，纯净沉郁，以质朴无华的文字传达爱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满雅韵逸致，文化气氛浓郁。 可以说宗璞是一位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过的知识性女作家。宗璞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正是有着这样特殊是文化气息，使她在后来的创作中流露出一种真实的创作风格。 她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1953年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然而，《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当时这种恶劣的批判情况，应该是当时的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理解。结合当时作家的革命心理，我们不难发现，主要是当时的作家将“文艺为社会服务”错误理解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然后片面地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演绎着“文艺为社会——社会为政治”的怪圈。谢冕先生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方向。”整体上说，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颂无产阶级英雄的纷纷涌现，而不是为探索人性奥秘、表达真情实感，挖掘并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爱情、亲情等元素。所以出现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创作主体的荒诞现象，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有些文章尖锐地指出：“这篇小说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值得党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怀念？”这些指责完全歪曲了文本误读了作家，是毫无道理的恶意攻击，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荒谬可笑的。事实上，当时许多作家仍然没有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却能够正视现实，正视具体的人生，写出了江玫、齐虹这样生活在充满了复杂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动。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其实作家宗璞在真实地将这对恋人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时，就是要激起当时在爱情上的种种正确观念的产生。让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能够在那个以歌颂为主的“文学独白”的年代绽放光彩，让更多的人特别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让中国的文艺界多生产一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可以说《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所以小说中齐虹与江玫的三次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凶残”本质，可以理解为青年人对爱情的痴迷、深情。 可以肯定，宗璞的《红豆》是一部真真切切的爱情小说，它通过江玫与齐虹的一场恋爱表明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爱情观念。同时，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刻画也正表明了《红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性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痕迹，这是一种文艺界真实美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