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史论文参考文献

文明的曙光——论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文化撞击与文化自洽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相对落后的，也正是由于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器物发明的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而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却滞后了。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基础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其背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 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中国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此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再造内部自洽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保守、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到了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 “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是顽固、保守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1、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受辱）2、戊戌变法（甲午战争战败）3、义和团运动（外国列强欺辱）4、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5、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6、抗日战争（日本侵略）7、解放战争（国民政府统治危机过重，受压迫各阶层渴望平等独立自由）

摘要：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思考和部署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必须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这是符合当代经济、科技发展规律的重大决策。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机遇和挑战 国内外环境 经济全球化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整体分析 从国内来说发展的条件可以说愈加雄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结构正在加快转型，市场需求的潜力非常大，目前的资金供给比较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有很大提高。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但是，国内也同样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资源、能源，这些资源和能源不是单靠国内就能解决的，这方面的平均优势非常特殊。再如：要扩大内需，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而且还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再如，现在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大学生、进城农民工和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困难还很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从国际来说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经过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在牵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还比较缓慢，尤其是围绕着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另外，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某些国家的一些做法，有可能会不断的对我们形成一些冲击，如：美国的宽容量化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国内经济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警惕。2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有利条件 首先，从国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强化了加快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明显改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我国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体来讲，国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雄厚的物质基础将为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前提条件近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的持续增长，使许多重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另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据测算，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将持续上升，使我国未来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的高中阶段教育得到明显加强，大学的招生人数和入学率不断上升，这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积极推进的结构调整将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消费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市场条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显著改善、不断升级，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消费正经历从百元、千元级到万元级的转变，食品、衣着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住房、汽车、电脑、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消费支出比重迅速上升。另外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地区结构优化将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并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奠定基础。近20多年来，我国各地区加快发挥比较优势，综合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发展特色经济，开始培育出有一定竞争力、发展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主导产业，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措施，将有力地推进全国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 不断优化的体制环境将为发展增添新的活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起到积极作用。所有制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更加活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集体经济在改革重组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国有经济通过采取新的有效实现形式，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获得显著发展。通过大力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开始形成。 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使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其次，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也为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契机。具体来讲，国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广阔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较之拉美、南亚、中东欧和俄罗斯等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社会比较稳定等方面的优势，更可能得益于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这是我国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因此，要适时、有选择地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产业“接过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产业转换与升级。 新科技革命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经济的日益融合，推动了经济增长、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技术进步的力量将对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3 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加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决定了我国未来几十年将处于资源、环境压力的上升阶段。因此，节约资源、增强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特别是重视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水、土地、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保护，成为我们今后要长期面对的战略性课题。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等方面。 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目前，我国已成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强化，对我国未来出口的增长形成较大障碍。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从制造业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制造业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都将使我们的企业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国家经济安全存在隐患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出现较大缺口，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加以弥补。此外，我国的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由于我国工业中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业和产品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将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甚至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4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讲，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机遇只是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机遇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繁荣昌盛。历史上因丧失机遇而。导致落后、走向衰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就能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反之，机遇临而不觉，面对机遇而无为，就会延缓发展，造成落后。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精心谋划，统筹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世所罕见的灾难。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中国无不以失败告终，而且越败越惨，使祖国山河支离破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国家主权沦丧，领土被瓜分豆剖、蚕食鲸吞，无尽的财富被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致使爱国志士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愤呐喊。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为急切的共同梦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早期探索。但是，这一设想曲高和寡、应者寥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主张“中体西用”，发起并推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撕碎”了他们的梦想。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维新变法，但最后落得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悲惨境遇。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首先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闸门。但是，袁世凯的复辟和北洋军阀的混战使得辛亥革命最终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党派。但是，他们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未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民族进步的历史责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新的坚强领导力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积极投身北伐战争，广泛开展工农运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宣传了党的主张。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罪恶的屠刀。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血雨腥风所吓倒，更没有忘记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毅然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随着八一南昌起义枪声的打响和井冈山星星之火的点燃，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找到了一条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崭新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计前嫌，主动提出并积极促成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组建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长达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是中华民族重新奋起的转折点。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初步废除了近代以来外国列强由对华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许多特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大国地位得以初步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必将永载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史册。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祥和的生活，希望国家和民族从此走向强盛。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广大人民经过4年艰苦的解放战争，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的复兴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当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之际，回首我们的民族走过的五千年漫漫岁月，展望中国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优秀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强大驱动力。 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趋势。这一大趋势穿越数千年时空历久而弥坚。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骨，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我认为当代的革命精神是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包含自强精神、仁爱精神、勤奋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气节精神、斗争精神、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十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建设和弘扬革命精神，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需要。 革命精神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 革命精神融会古今，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整合。如上所述，一部中华民族从远古至今的发展史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自强精神是一种具有强势张力的进取精神和斗争精神。中国古代哲人通过观测宇宙的变动不居，提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思想。自强，包含民族的自强和个人的自强两个层面。不畏艰难困苦，不屈服于任何压迫者，是中华民族的本色精神。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地与生存环境抗争，与内外邪恶势力抗争的历史。自强不息，不仅是指在常境和顺境中的奋斗，更是指在困境和逆境中的奋斗。历代俊彦豪杰追寻"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怀激情，力行"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坚忍精神。自古以来，身处逆境而奋发有为的范例不胜枚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腐刑之辱，仍发愤作《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成大业。其精神皆垂范后世。 仁爱精神源远流长，是我们的人民亲和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世代哲人先贤的琢磨锤炼，激浊扬清，仁爱思想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构建伦理道德大厦的基准和标尺，并广为人民所认同。仁爱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易经中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重君子之德，即是强调一种"仁"的精神。《尚书》中说"有容，德乃大"，也体现了仁爱宽容的精神。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与人友好相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诸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则达到了极致。墨家主张"兼爱"，推崇一种"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和谐境界，此即"强不执弱，众不却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孟子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是对仁爱精神更具深义的阐发。概而言之，仁爱精神涵盖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十个方面。这样的仁爱精神熏陶、哺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勤奋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创造财富和探索未知的巨大力量。勤奋，是我们民族历来推重的美德之一。我们民族的传统认为，勤奋包括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和勤于劳作。手不释卷，孜孜不倦，谓之勤学；霄衣旰食，励精图治，谓之勤政；胼手胝足，持业不辍，谓之勤劳。勤奋，包含勤勉与奋发有为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有志于奋发有为方能勤勉，非勤勉不能有所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业精于勤，荒于嬉"。"书山有路勤为俓，学海无涯苦作舟"。这许多广为流传的古训俗谚，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勤奋精神。自古以来，以勤奋精神立学、立言、立德和立业者恒河沙数。悬梁刺股，苇编三绝，愚公移山，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佳话传说。正是这样的勤奋精神，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奋斗不息。 探索精神是中华文明发展昌盛的强力推进器。中国历代的哲人智士都把探索未知作为人生的重要目的。这一探索指向宇宙法则和价值标准两个方面，即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和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以追求真理和追寻价值。格物致知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因而，这样的探索被赋予崇高的意义。故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屈原不畏"路漫漫"，而"上下求索"，虽九死不悔。此外，这样的探索，不仅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包含了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探索。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包罗宏富，邃密精深，流派纷呈，产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杰出的成就，在世界上引领风骚数千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累累硕果，更是风采卓异，璀灿多姿，是世界文明中的瑰宝。 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是富于智能和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与五千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方面与时俱进的推陈出新或发明创造相伴随。以科学技术为例，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导下所着《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发明和创造，可能有半数以上来源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他列举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除了"四大发明"，在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毒气、枪炮、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蒸汽机的核心设计，几乎都源于中国的发明。李约瑟博士认为，"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举世公认。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僵化和由此导致的国势衰弱，这样的创新精神受到束缚和压抑。新中国的建立为我们民族的创新精神的发展开辟了天地，但是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发展的巨大潜力。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是中国人民得以充份发挥智能和创造力的美好春天。二十二年来中国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创新发展如同熔岩喷发，不可遏止，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业绩，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和创新力。 气节精神是天地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气者，乃正气、骨气；节者，为节义、节操。中国传统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国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