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神文化研究论文

日本鬼文化在日本，立春的前一天叫做"节分"。这一天，不论在寺庙还是在每个家庭都举行一种叫做"撒豆驱鬼"的活动。它可能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追傩仪式，即一种过年活动。现在举行撒豆驱鬼活动时，在寺庙中，一般都是处于本命年的男人担当撒豆驱邪的任务。民间信仰认为，吃了和自己的年龄一样多的豆子就能在这一年平安无病，因此人们争先恐后地捡这种豆子。而在每个家庭里，没有专门规定撒豆子的人，往往由父亲戴上鬼的面具担当鬼的角色，孩子们向"鬼"撒豆子，这时候人们异口同声地喊"鬼出去，福进来！"场面显得很热闹。虽然这个时节屋外还很冷，但从这种喊声中人们还是能感受到春天即将到来的气氛。在此所说的"鬼"与中国的"鬼"不同，它不是死人的灵魂，而是一种妖怪，念为ONI（日文作おに）。在日本，鬼是一种很普遍的妖怪。它们根据身体颜色的不同，有红鬼、蓝鬼、黑鬼等种类。它们的身躯比一般的人高大，头上有角，在很可怕的脸上还长着长长的虎牙，它们穿着老虎皮的兜裆布，手持带刺的铁棍。它们常常来到人间抢走公主或财宝，也吃人。因此，在日本的民间故事里它们担当的角色很像西方民间故事里的龙：一个英雄为了夺回公主需要进行斗争和惩办的对象。妖怪一般住在深山里或海中的孤岛上。就是说，与人住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这与日本人的异界观念有关系。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把山、海看作是异界，是由人类以外的秩序来统治的、神和妖怪住的地方。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认为，妖怪是神衰落后的形象，从其根源来说它们二者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哪个民族，在对神的认识上都有这两重含意：神既能带给人们以富裕为代表的幸福，也有带来灾祸的力量。因此人们通过供奉神的方法来祈望除掉灾祸，得到丰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这些不相宜的东西不再害怕，它们就被看做是应该由人的力量来除掉的东西了。因此神也分为了好坏善恶的两个极端，好的仍然称为神，坏的就被称为妖怪。于是，妖怪就成了人们生活中总是应该被除掉的东西了。日本的鬼，也是给人们带来灾祸的妖怪之一。所以，民间故事里的鬼也理所当然地向英雄们提供了发挥他们特殊能力的机会。在民间故事里，鬼一般都很凶恶，尽做坏事。但它们也带有过去当过神的痕迹，即在它们那里有很多财宝和宝贝。所以治服它们的英雄在救回公主的同时，也常常带回来很多财宝和宝贝。比如桃太郎带回来很多财宝后，尽力行孝，和父母过着幸福的日子。这样的例子也同样见于中国：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主人公也常常从异界带回来宝葫芦，这相当于日本的"万宝槌"。在日本，治服鬼的另外一个英雄一寸法师，也利用它（万宝槌）变成了很英俊的小伙子。这里提到的桃太郎和一寸法师都是日本民间故事中有代表性的治服鬼的英雄。他们的出生都不同凡响。一寸法师是没有儿女的老夫妻通过祈祷而得到的天赐的孩子，他一出生只有一寸大，并且一直长不大，与中国的枣核娃一样。桃太郎则是从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妇，在河边捡回的一个顺水漂流下来的大桃子中出生的。但与一寸法师不同，他却生长得很快。柳田将这些具有特殊出生经历的英雄叫做"小小人儿"，认为他们是古代日本人信仰的重要对象。就是说，只有这种具有神性的英雄，才能驱除可怕的鬼。但日本人喜欢这些故事，不仅是由于古老的信仰原因，而且还在体味一种快感，即只有一寸的小小人儿或不到十岁的小孩子，治服比一般人还大还强的妖怪。日本人自古一直怀着一种心理：喜欢那些看似又小又弱的人打败又大又强的人，甚至创造了表现这种心理的专用词或典故（HOUGANN－BIIKI）。作为日本国技的相扑运动中没有规定体重级别也可能与此种心理有关。关于鬼的俗语也不少。"碰到了鬼或者蛇"（前途吉凶莫测）、"连鬼都笑了"（预测遥远的将来）、"鬼得了铁棍"（因得了一件有用的东西，本来很强的人更强了。如虎添翼）、"鬼不在的空隙洗衣服"（阎王不在小鬼闹翻天，猫儿不在老鼠跳梁）、"鬼口边念佛"（猫哭老鼠，假慈悲）、"像砍掉鬼的头一样"（得意洋洋的样子，如立奇功）、"鬼也会流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流泪，顽石也会点头）、"鬼也有十八岁"（丑女妙龄也有相）等等不胜枚举。另外，学校里的学生们常常给特别严格的老师奉献的外号是"鬼某某"，其反义词是"菩萨某某"。对河滩上扁平坚硬的大石头，一般都叫做"鬼的搓板"。所有的日本人小时候都大概玩过"鬼追人游戏"......就这样，鬼仍然活跃在日本人的现代生活里。前面提到的"撒豆驱邪"活动中的鬼，学者们认为是中国的追傩传到日本的宫廷以后，再传到民间而形成的。因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边的方相氏装扮得奇形怪状，人们误以为他就是应该被除掉的邪恶的妖怪，于是他慢慢地变成日本的鬼了。另外，在日本从平安时代以来一直流行的不动明王的画像形象上也与鬼很相似。再者，我们在中国古建筑物的门上常常见到的铺首，其形象也有点像鬼。职能上二者虽然不完全相同，但给人心理上的震慑感觉，大概也是一样的吧。这样说来，这种在日本已扎根很深的妖怪，也好像是个进口货。它在日本经过很多春秋，慢慢地进行本土化，到现在已经完全变成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了。日本文化有一个特征，即将外来文化吸收消化后，利用它形成自己的文化。从鬼的身上我们也能见到这一点。中国鬼文化一、中国鬼文化的成因“鬼”泛指人死后与躯体相脱离而存在的各种“魂灵”。围绕“魂灵”问题，在中国历代社会的各阶层都 存在着大量的传闻和描述，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每每谈及鬼灵诉怨、冤厉索命等问题都津津乐道。 我们把这种围绕“魂灵”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古籍、典章、礼仪、风俗统称为“鬼文化”。 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机制构成了本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意识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都可从社会存在中求得其依据， 鬼文化的形成亦不例外。从本原意义上讲，鬼文化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逐步形成的。当原始人还过着动物般的 生活，在意识上尚不能使自己和周围自然界分开时，就不可能产生鬼魂、精灵等表象。只有当人们为了谋取生 活资料，对自然界经过长期不断的斗争，逐步地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分开，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并认识了一 定的自然现象和过程，从而才有可能去寻找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在寻找上述联系的过程中，原始人看到 有些自然现象给他们带来意外的享受，而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祸害甚至伤亡。久而久之，人们对自然现 象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在生产斗争中获得的能驾驭自然力的知识，如两木摩擦可以生火，火可以燃 木，可以取暖、熟食等。另一种是人们对捉摸不定的自然力的各种错误的、幻想的观念，精灵、恶魔、善鬼等 表象就是这种幻想观念的一部分。他们把给人带来好处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当作善神、善鬼，反映了当时社会 物质生活的不安全性。把不利于人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当成恶魔，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以及人们在 自然现象面前所表现的软弱无力的恐惧心理。鬼魂观念的形成除了上述社会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有其认识论的根源。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 体的构造，对梦现象的疑惑也直接导致了鬼魂观念的产生。人们在梦中会见别人或已死去的人，并和他们打交 道，做各种各样的事，醒来时却一无所见，这不但使原始人认为灵魂是独立于肉体的一个实体，而且还从会见 已死的人的梦境中得出灵魂不死的结论。原始人还认为自己在梦中能飞翔、能入水，是离开肉体的灵魂比附于 肉体的灵魂具有更大的能力的表现。此外，梦中出现各种奇怪的似人非人的形象，也极易被原始人当作鬼怪存 在的证据。总之，原始人由于不能正确区别醒时的感觉与梦中的幻觉，以至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开来，视精神为 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实体，因而产生出鬼魂的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害怕黑暗、畏惧死亡也是鬼魂观念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害怕黑暗是人类的天性之一 ，当黑暗遮没一切的时候，人失去了所有的参照物，也就等于失去了自己，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人们需要设 想黑暗中有某种必然存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对人具有威胁性，于是害人之鬼便有了产生的可能。畏惧死亡与 鬼的产生更是密切相关。一方面，生死是两种断然相异的状态，不久前还是精神十足的人，一死却变成了冰冷 僵硬的尸体。古人把两种状态相比较之后，认为死是人体内少了某种东西的结果，这种东西虽然摸不着，看不 见，却是使身体温暖、能活动、能说话的一种力量。我国古代的“三魂七魄”学说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印证。 另一方面，古代任何人一旦想到总有一天要对自己生活过的世界告别，个人的喜怒哀乐、世界的沧桑荣枯，都 将随着死亡而消失，不能不深感畏惧。为了摆脱这种死亡大限，人们便渴望死后有知，鬼魂观念便由此产生出 来，灵魂托生转世，无疑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安慰。由此可见鬼魂观念的产生，既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也有其重要的认识论、心理学依据。我国历史进 入阶级社会后，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方面被统治阶级大肆宣传，他们利用各种鬼魂 素材来愚昧百姓，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维护本集团内部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常藉此手段来抨击时政，警世自律，消遣娱乐。总之，鬼魂观念一经产生，便经过纵向的历史继承和横向的 人际舆论，逐步形成了一种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二、中国鬼文化的基本特征我国的鬼文化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中萌生，同时随着中国的历史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变异、更新的 过程。纵观整个过程，我们发现中国的鬼文化由于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在总体上也呈现出与其它地域的鬼文 化根本不同的突出特征。（一）家族宗法制的长期存在使中国的鬼魂观念与祖灵观念紧密结合，从而给中国的鬼文化留下了鲜明的 宗法烙印。家族宗法制在西周确立之后，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以不变应万变，贯穿于中国社会三千多年， 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国鬼魂观念受其影响，在西周前后曾发生过质的变化。从殷都废 墟中发掘的考古资料看，西周之前的殷人的鬼神观依然存在着多种崇拜的倾向，日月星晨、风雨雷电、山川河 流都有灵魂，均具备降灾降福、佑人害人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殷人看来，父母及祖先的亡灵和自然界的其它 神灵一样也经常无端做祟，危害后代。“贞祖辛祟我”[1]、“贞妣己祟帚好子”[2]，这里亡故的考、妣和祖 考、祖妣无端做祟，和其它天灾人祸具有同等的意义。周代以后，随着家族宗法制的确立，亲祖之灵作祟的提法逐步消失。因为在周人心目中，祖宗之灵是以“ 敬德保民”为己任的，他们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亲族子孙道德行为的监护者，绝不会无缘无故作祟，危害子 孙，干违背道德的事情。随着对祖宗亡灵作用的美化，祖先崇拜在各种崇拜中逐步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出现了 祠祭、家祭、墓祭等多种多样的对祖先的祭祀形式，特别是宗庙、祠堂作为祭祖的重要场所，其营建构造逐步 受到重视。《礼记·曲礼上》有所谓“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的说法，即诸侯、天子营建宫室，要 首先建宗庙。与之相适应，在宗庙、祠堂内逐步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祭祀活动，“月祭”、“四时之祭”等。除 此之外，对那些无主孤魂，以防其作祟，在郊外临时设坛进行“招魂致祭”。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与祖先崇拜 相连的祠庙建筑、墓地建筑广布于中国各地，组成一个文化传播的大系统。至今为止，我国有关鬼的小说、戏 曲、美术、舞蹈等所涉及到的人、景、物，大都与祖先亡灵、宗庙、祠堂、墓地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祭祖活 动的经常化、祭祖形式的多样化、祭祖意识的普遍化，使得中国鬼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家庭宗法特色，使之显著 区别于西方及其它地域的鬼文化。（二）道教的广泛流行，使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道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点。道教是以老庄的哲学 为理论基础，以民间巫术、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并吸收部分儒学、佛学思想综合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体系。它自东汉中叶产生，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古代社会 的许多方面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我们知道，民间巫术作为道教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产生。巫是人与鬼神之间的中介者 ，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等，是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 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道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依仗巫术祈福禳灾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中期 ，随着“巫”走向衰落，道士代替了巫的大部分职能，如主持丧葬仪式、驱鬼求平安、超度亡灵等，成为操纵 鬼文化活动的重要角色，由此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道巫合一的局面。此外，道教还吸收老庄哲学中“神人”、“至人”、“真人”轻举独往、逍遥世外的思想，迎合人们渴望 飞升成仙的心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神仙谱系。据不完全统计，道教诸神共计430位之多。诸如：菩萨、玉皇 、玄女、财神、门神、灶神、海神、关帝、城隍等，还有众多行业神，如：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仙翁、乞 丐崇罗祖大仙等。至于鬼谷子、张天师、许真君以及人们常说的八仙更是妇孺皆知。通过对道教经典《道藏》 的研究，我们发现，道教的神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有名、有姓、有形、有质、有情、有欲，并有一部得道 成仙的生活史。道教的这种创造神仙的思维方法，极易给普通世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人死本为鬼，但只要得道 便可由鬼或变神或变仙，由此导致了中国鬼文化的鬼、神、仙相通，混杂不分的特点。（三）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固有的地狱观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隆盛，它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地狱观” 上。与中国固有的冥界观念相比，佛教的地狱突出“狱”的特点。即刑罚世间之人，无论生前贵贱贫富，死后 其鬼魂均要到阴间地狱接受冥王的审判，这无疑为进入阶级社会后，伸冤无门的中国百姓提供了一种心理解脱 的手段。佛教的地狱数目之多，为其它宗教所不可比拟，且极为混乱，大致有根本地狱、孤独地狱、十八层地 狱等。每类大的地狱又包括众多的小地狱。每种地狱内皆有多种多样的刑具，让亡灵在此以生前行为的善恶进 行或轻或重的制裁，而且还有以阎王为首，佐之判官、鬼吏、鬼卒的一整套管理地狱的官僚体系，所有这些是 我国上古幽冥世界观中不曾有过的。后来佛教的地狱观念吸收了中国早期幽冥观中“地下九层说”的某些因素 ，并与中国的官吏体制相结合，创造出汉化的“十殿阎王”。“第一殿：秦广王蒋；第二殿：楚江王历；第三 殿：宋帝王余；第四殿：五官王吕；第五殿：阎罗王包；第六殿：卡城王毕；第七殿：泰山王董；第八殿：都 市王黄；第九殿：平等王陆；第十殿：轮转王薛”[3]。各殿阎王职责分明，分管着阴间的各类事宜。可见佛 教地狱观与中国固有的冥界观念互为补充、互为依靠，共同构成了中古以后我国庞大复杂的幽冥世界体系。（四）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因其推崇“忠孝仁义”的做人原则，受其影响，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浓 厚的伦理至上性特点。儒家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疏远的态度，孔子认为应当“敬鬼神而远之”[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5]。但另一方面，儒家对与鬼文化有关的丧葬、祭祀活动又给于高度的重视。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从 根本上讲，儒家承认鬼神的存在。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之所以对丧 葬、祭祀等鬼事活动给予高度的重视，其目的不完全在于事鬼神，而在于以此为手段来增强人们的忠孝仁义观 念，巩固尊尊卑卑的等级制度。曾参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6]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儒学创始者 及后世继承者正是以“民德归厚”为出发点，将“忠教仁义”的伦理观念注入纯属于巫术、仪式范畴的鬼文化 活动中。随着宗法制度的日益巩固，儒学对丧葬、祭祀的讲究更是到了繁文缛节、甚至不近人情的地步。历代 有关丧葬之礼的阐释、论著汗牛充栋，对孝子贤孙在丧、祭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推崇更是史不绝书。《礼记》 一书便是对丧祭活动进行完整归纳的代表作之一。这种把丧祭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义理化的做法，客观上极 大地推动了鬼文化的发展，同时又使中国的鬼文化带上了浓厚的伦理至上性的色彩，由此构成了中国鬼文化显 著区别于其它鬼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三、中国鬼文化的社会作用由于中国鬼文化的上述突出特点，使得它一经产生，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即使在当今社会，鬼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也俯首可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 其作用的主要方面择其要而述之。（一）鬼文化的发展，导致厚葬之风久盛不衰，使得大量财物被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作为厚葬的标本，有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有咸阳北原和洛阳北邙山上那一座座栉比鳞次、气象 恢宏的汉代陵墓群，有北京的地下宫殿，有河北的东陵、西陵。人死了千方百计厚殓丰葬，把珍贵的金银珠宝 、绫罗绸缎，以至把陶俑、活马、活人塞进坟墓里陪葬的事，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 ，一般达官、显贵也相沿成习，竞相效仿。《潜夫论．浮侈篇》对东汉贵戚、豪门厚葬的情景作了生动的记载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儒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置葬，多埋珍 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与厚葬之风相适应，便是葬礼的隆重繁琐。西汉重臣孙光死后，送 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400余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送丧。霍去病死后，送丧时武帝发属国玄甲 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厚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构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之一。《晋书·索琳 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即新皇帝即位一 年后，要从每年所得的贡赋中拨出三分之一来修建皇陵。（二）无论是上古神治、人治合一时期，还是后来人治、神治分离阶段，鬼文化的盛行都极大地影响了中 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在上古人治、神治合一时期，“鬼”凌驾于一切政治之上，鬼神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政治行为上。例如，黄 帝即是华夏部落集团的首领，同时又是部落中最大的巫师。传说他“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 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7]。后来他与蚩尤逐鹿大战，参战者除华夏部落集团各氏族外，还有四方的鬼神。在神治、人治分离的过渡 时期，鬼神对社会政治的裁决权仍然表现的十分重要，这从殷商社会可以清楚地看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鬼，先鬼而后礼”[8]。国王事无大小，都必需请示鬼神而后决。而代表鬼神发言的是巫史，巫偏重鬼神，代鬼神发言用筮法。史偏重人事，代鬼神发言用卜法。国王的行 为须征得巫史同意方可。到了神治、人治分离后，鬼文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虽然不再具有直接性、决定性特点 ，但它仍然从思想上、精神上间接地发挥着影响作用。如，历代统治者利用祖先崇拜来维护王族地位的神圣性 ，调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等。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因果报应的鬼文化观念作为政治的补充手段，更是有效地 钳制了下属劳动者的思想，起到了维护封建基层政权的作用。（三）历代围绕鬼神有无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关系 的争论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神灭即无鬼，构成了无鬼论。神不灭即有鬼，构成有鬼论。自春秋战国到汉代，围 绕形神关系问题曾有过长期的争论。墨子以杜伯鬼魂射杀周宣王、庄子仪鬼魂杖杀燕简公等历史记载为依据， 强调鬼神无所不在，主张敬祭鬼神。庄周用气的聚散来解释生死现象，强调“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 物以形相生”[9]。孔子则主张敬天法祖，敬鬼神而远之。稍后一些的荀况则直接否认人死为鬼。汉代桓谭、 王充借烛火之喻否定灵魂不死说。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神不灭论广泛流行，神形关系的争论遂 掀起一高潮，无神论者范缜写出《神灭论》名作，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哲学思想。隋唐之后，形神 关系的争论依然存在，时有交锋。正是在上述思想论证中，“生”、“死”、“形”、“神”等概念逐步成为 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仅此可见鬼魂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四）鬼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对包括文学创作、美术、雕塑、音乐、舞蹈、戏曲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 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方面讲，一方面随着丧葬、祭祀等鬼事活动的进行，出现了与之有关的墓志铭、祭文、吊文等文体 ，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学士以民间鬼故事为基础创作了大量鬼神志怪作品，诸如：《搜神记》、《灵鬼志》、《 幽冥灵》、《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者在其作品上借鬼事言人事，以辛辣的笔锋对世 态炎凉，人间善恶给以淋离尽致的揭露。不仅如此，诸如“鬼哭狼嚎”、“鬼斧神工”、“神使鬼差”等鬼文 化名词，也早已融入我国文化的大血脉中。从艺术方面讲，鬼文化对中国的美术、雕塑也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钟馗捉鬼图》、《张天师骑虎镇邪》，民间年画中广为流行的《镇宅门神图》都是鬼文化观念的反映。敦 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的有关鬼文化的雕塑更是不胜枚举。除此之外，中国的许多音乐、舞蹈都直接 来源于上古人类巫祝祭祀鬼神的仪式活动。综合以上三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鬼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既有社 会经济的原因，也有认识论、心理学的依据。它一经形成，受传统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便呈现出与其它地域的 鬼文化的不同的诸多突出特点。又在上述种种特点的作用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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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俗研究家马场晶子将日本的鬼分为五类：

鬼文化原本来自于中国，“鬼”这个字在汉字中的意思就是死者的魂魄。原本意味着死灵、幽灵的鬼（鬼释义1）在六世纪左右传入日本后，和日本固有的“オニ”相结合，形成了现在日本传统文化的“鬼”。

那么扎根日本社会深层的“オニ”是什么呢？根据研究，オニ是指侵犯传统世界的恶灵（一种异界的存在），包括被社会排除在外的贱民也会被视为鬼。比如日本古代有很多工匠（打造金属的锻冶师）住在深山里，很少与一般民众接触，就会逐渐被异化为鬼。日本文化中的鬼经典形象拿着一根金棒就会令人联想到它们的原型跟金属冶炼有关。

此外，古代人类对自然认识水平有限，也会将天灾、疾病想象为鬼的化身。比如广为人知的日本三大妖怪之一据历史学家高桥昌明指出，就是当时在平安京流行的瘟疫的拟人化，酒吞童子面色猩红、又好饮酒就是代表当时瘟疫染病的一种症状。

此外，日本传说器物废置不用过上百年会变成付丧神，聚在一起进行游行，也就是“百鬼夜行”。

总之，与中国将祖灵、灵魂视为鬼相比，日本主要是将与自然、器物（超越人知）相关的现象视为鬼。这一オニ与中国的汉字“鬼”相结合造就了日本独特的鬼文化。

楼上的好强啊！顶！我觉得日本鬼很白痴。看日本鬼片，不管是午夜凶铃还是咒怨，里面的鬼全都是没有理智的，只晓得不分对象的疯狂报复。结果害死了好多无辜的人。

一、东方的主要为道、佛二教结合产生的多神体系。比如中国、日本等，其鬼神文化中都有两教的影子，而且是相互结合产生的影子。而另一方面，东方一般认为有多个神。而就连代表最高唯一的天地也是多个的，但只是同时只有一个存在。东方中的神，一般是指鬼神，是指由其他生灵修炼而成的神，掌管一中职能。是属于某一代天地的。而大神，则是天然产生，有属于某一代天地的，而更多则是超然于天地而外的。其能力往往是能毁天灭地并重新再开创新的天地，也就是创造每一代天地的神。按东方神话来说，现在的天地是盘古创造的。但上一代天地，有留下一部分的神仙。比如道教的三清的师父，就是上一代天地前就已存在的神仙。而三清也是超越这一代天地，可以活到下一代或者更多代天地的神仙。而东方的鬼，严格来说与神没有可抗衡的能力，虽然有分很多种不同的鬼。在鬼上更多受到佛教伦回的影响，六道、十八狱的划分都可以在佛教中找到依据。而东方主要能与神相抗衡的有妖，更多的应该是散仙。妖主要还是有各种特点，也主要害人。而散仙，虽有仙名，却不一定走正道，听诸神的话。二、西方的神鬼文化与东方比，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主导体系。西方鬼神文化主要有两个，一是多神系的鬼神文化，比如北欧神话、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另一是，单一神的犹太神鬼文化，也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十字架之类的文化。单一神的神鬼文化中，只有上帝耶和华是神，而耶稣是圣子非神，属天天使的层级。神之下有多层的天使，从没有实体的最高级天使，到我们在画中经常看到的有实体的最低的天使，之后是圣灵。圣灵主要来源于天地万物中尊守上帝法则的生灵的灵魂。它的对立面就是魔，如撒旦。撒旦是魔王之王，他之下还有诸魔王和堕落天使，魔王之下还有群魔。但魔界主力还是当年随撒旦一起成魔的诸堕落天使。撒旦原本是天界诸天使之长，位居上帝之下，诸天使之上，统领天界诸天使。后圣子出生，上帝把圣子按排处于撒旦之上的位置，使得撒旦从一神之下，变为二圣之下。撒旦不服，统领亲信叛落魔界，并统领诸魔及诸堕落天使与天界大战。他能战败圣子耶稣，只有上帝耶和华亲自参战才能把他打败，但也无法完全消灭。之一神魔之战可以参看《失乐园》，是一本西方的油画本，国内有中译本，有相应的画与描述。

教你一个办法，从不同的文章里节选合成一篇论文，你以为你的老师真看哪？！

“鬼神文化”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现在虽然有一部分人还是相信，但是更多的人，开始改变思想。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