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文文化研究现状论文

日本 文化 又是历代日本人在湿润的环境中以顽强的忍耐力和精神，从事水稻栽培所形成的对植物有着特别感情的海洋文化。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化 毕业 论文优秀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日本语言文化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日本语言文化渊源深厚，本文主要介绍了日本语言文化中的禁忌和委婉表达，通过对这两种形式的简要阐述，来强调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和领悟日本语言文化，掌握日本民族习俗。

【关键词】日本语言语言禁忌委婉表达语言文化

前言：

语言是社会生活约定俗成，逐渐沉积下来的产物。不同语言衬托出不同的语言文化，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离不开本国民族与自然地理、风土人情以及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掌握一种语言，就需要学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才能学以致用。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曾经指出，研究一门语言，其文化背景是不能脱离的，否则很难掌握这种语言的精髓。所以，在日本语言的教学过程中，强化语言文化 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日本语言是高级语言，日本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具有隐含性、暧昧性以及非逻辑性表达方式，另外，日本语言的发展离不开其文化因素，为研究日本语言文化，必须了解日本语言的独有风格和日本语言的文化思想源泉。

1.日常生活中日本语言禁忌表现

日本语言中的称呼禁忌

日本有句 谚语 叫做“名示体”。在古代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灵魂附在自己的名字上，造成各自的人格有所差异，如果说出主人的名字，其灵魂就会脱离人体扩散到大气中，被恶魔带走，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字与自身安全、身体健康以及命运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为了保护所敬畏的人，人们不会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与此同时，古代日本人为了保护自己，一生中会出现很多次改名现象，从出生、成人到死分别都有幼名、成人名以及戒名。

日本语言的称呼禁忌一般表现在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称谓，由于日本原始社会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和敬畏，下级和晚辈不能直呼上级和长辈的名讳。在日本，明仁是日本天皇的名字，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毁灭的，日本民族不能直呼天皇的名称。在日本当代社会中，也听不到“明仁”两字。日本人的这种语言禁忌始终存在于人们对天皇的尊重当中，甚至还存在于日本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至今日，在日本，年长的女性，也不能直呼其丈夫的名字。他们往往去掉姓氏互相称呼。

日本生活中的禁忌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幼儿是怎么生育的，因此，人们潜移默化的认为，这是神的力量在起作用，日本人称其为“产神”，他们认为产神具有保护婴儿与伤害婴儿的两方面性质。正因为当事科学不发达，婴儿出生后死亡率高，因此，在婴儿出生的过程中，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存在很多禁忌。日本人在产妇面前忌讳说有关“死”的字眼，中国人也是。在日本，也有为老人祝寿的风俗，他们也不希望将老人与“风烛残年”、“体弱”、“年迈”等词语联系起来，因此，这些词语就成为祝寿的禁忌语言。在中国，年轻人人给老人祝寿时，也很忌讳说“死”、“没了”、“完了”等词语，因为“钟”与“终”是谐音，因此给老人送礼物时禁忌送钟。

2.日本语言中的委婉表达

委婉表达语言的由来

对于任何一种语言，委婉表达都存在于其中。英语中“euphemism(委婉表达)”意思是“好听的一句话”，源于希腊语言文化。在中国，“委婉表达”的意思是指“声音婉转而动听，态度真诚”的意思。日语语言中“委婉表达”的意思是“将一种语言婉转含蓄地表达出来”。在日本人之间的日常会话以及日本语言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委婉表达在日本语言中非常多。在日本，人们为了拒绝别人的邀请或者建议，又不想违背他人的意图或者好意，日本人不会公然与别人发生碰撞，他们往往不直接拒绝，而是用最间接的 方法 ，拐弯抹角的进行委婉而含蓄的拒绝他人。在日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拒绝语言，在这里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委婉表达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日本民族重视集体协调

在日本，委婉表达一词离不开他们长期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以及文化形态。日本人重视集体协调，他们往往会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完全是由于他们所处自然地理与生产方式决定的。日本是一个被大海环绕的国家，许多日本研究者将这种地理因素叫做“自然地理的锁国”。日本政府曾经公布锁国令，除中国和朝鲜以外，使日本在200多年的历史中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17世纪到8世纪末，日本与外部世界长期隔绝，使日本内部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风格。日本是一个以农耕、渔业为主的国家。

而且，日本人吃的大米，产于占国土总面积70%的山地，为使处在地势较高的农户与处于地势较低处的农户之间不产生用水问题上的矛盾，日本政府规定，在山地 种植 大米必须拥有集体观念。这种生产理念使得日本人民养成注重集体利益和站在他们立场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和谐的民族。

日本民族重视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

日本人很重视“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观念，为寻求集体利益的内部协调，日本民族与外界始终保持着和谐友好的关系，他们更加注重委婉表达，措辞含蓄。日本政府在宪法中制定了“以和为贵”的道德祖训。“村”是日本人民生活和生产中的一个小范围群体。如果有人脱离这个组织，就要受到其他人的耻笑;严重者将要受到一种制裁。所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日本人很重视周围人的意见和建议，他人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往往不以自己的思想观念来看待问题。

日本语言的具体表现就是委婉表达。这种表达方式反映了社会与语言的内在联系，在日本语言文化交际中，将委婉表达使用得当，在不违背别人意愿的基础上又满足自己的观念，已经成为日本语言的一种趋势。所以，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委婉表达的探讨以及使用有助于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有助于日本语言教学和研究。

结论：

日本民族的集体意识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共同心理，日本人的优良 传统文化 和思想渊源成就了日本独具一格的语言体系。然而，伴随着日本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出现了新的语言文化，但是，在日本，传统的语言文化价值观以及由于注重集体意识而来的语言特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对日本语言起着指导作用，永远不会被 其它 文化影响所磨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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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茶道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日本茶道的历史

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 饮茶 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録》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 总结 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亲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 白露 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録》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文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在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 传统文化 是在继承和吸收中形成的,其发展进程主要反映在社会 教育 活动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于日本传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日本传统艺道文化的美学特征

摘要：日本艺道是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趣味。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并且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蕴含闲寂、空寂、幽玄、风雅、枯淡等美学特征,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其中空寂和闲寂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关键词：艺道 空寂 闲寂 茶道 俳句

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艺术和艺能,这些艺术和艺能在长期的演变中,受到了日本本土风俗习惯的影响,变成了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并将之称为“道”。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涉及歌道、俳谐道、能艺道、花道、茶道、书道、画道、棋道乃至剑道、 柔道 、武士道等,直接与“文武两道”有关的技艺,都通称为“道”,并且拥有各自的艺道理念和艺道的规范。而各种艺道的理念十分复杂,各种艺道的规范也迥然不同。真正有代表性的是茶道、歌道、书道、花道、连歌道、能乐道,所谓“六艺”就是指这六种艺道。 “道”指有关活动中的出神入化的技巧及合规律性的自由创造的能力。日本人把技艺、技巧推崇到“道”的绝对地位,其意在于表明对技艺、技巧本身审美价值的重视程度。他们把中国人称呼的技艺、技巧称之为“艺道”,认为艺道较之于通常的技艺、技巧更能体现他们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日本美学和艺术思想中高度尊崇技巧、技艺之美,表明了日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独特性。

“道”的含义,在日本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道”字和大陆文化一起传到日本,平安时期,“道”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偏重于学术、技能方面。到了中世纪,随着日本自身的艺术观的形成,“道”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道”成了通向澈悟人生之路、之行程。大歌人藤原俊成的儿子藤原定家制定了歌道的理论,在其代表作《和歌大观》中,定家提出了“汉诗言志,和歌唱情”的理论,指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给其后的“道”观以极大的影响。继歌道之后,便有连歌之道、能乐之道,后来便把茶汤也称作茶汤之道。这些道综合在一起,称之为“艺道”。日本的艺道不强调天赋和智能上的聪愚,而强调忠诚专一、全神贯注、认真磨练的精神,这是“道中人”和“道外人”的基本区别。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对“艺道”的体悟同思维上对“道”的认同是同样的道理,同佛教禅宗对“佛性”的直觉领悟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艺道”可以通接“天道”、“人道”、“自然之道”、“万物之道”,从而赋予“艺道”以神奇性和神秘性,也使艺道文化蕴含了禅意美。

1 日本传统艺道美观——追求禅意禅境

中国宋代的佛教禅宗涌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室町时代禅宗在日本的流行,适应了日本民族的精神需要。日本民族不仅把佛禅思维和审美情趣推向艺术领域,而且推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奉禅趣禅境为最高精神境界,并处处追求表现禅意,禅意同日本民族原有的神道教的生命意识融化在一起,成为艺术美的极致和日本艺术精神的核心。

日本禅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本体论上的“空”是万物的本性,“空”就是禅悟所需要把握的真如。所谓“禅悟”,就是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和领悟万物的“空”的本性。东方美学研究者邱紫华认为,艺术美须蕴含禅意禅趣是日本民族的艺术美观的基点之一,即艺术必须表现对生命本体的领悟和“无我”的自由心境。

禅对日本艺道美观的影响在于:首先,禅的“有限即是无限”的观念,决定日本艺术不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并形成日本艺术形式小巧和简化的特点。就诗歌而言,典型地表现在俳句的形式上。俳句形式非常短小,但美学追求却是以简约的形式和浓郁的意象来表现丰富的情感,以浓缩的语意抒发深厚的思想。其次,以自然界中个别事物来显现“真性”、“真如”。禅宗的真实观、真理观就是“真如”、“真性”,也就是主体领悟到事物本质的本性的“空性”、万物的“空性”。把这种生命的神秘感受贯注于艺术创造之中,艺术家就成了造物主的代言人。因此,在艺术中只要以禅意去描绘一景一物、一山一水的自然本色、天然情态就都富有禅趣。日本的艺术往往不加雕饰,破除人工的痕迹而追求淡泊浑朴,强调表现景物的原色和天然的生气,这也正是禅意的表达。再次,禅宗思想不仅对日本艺术创造有深远影响,而且渗透审美意识中,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如“空寂”、“闲寂”、“枯淡”、“幽玄”等。室町时代由于禅宗对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也完全禅宗化,由古代的“真实”“物哀”为主体的审美观转向以“空寂”的幽玄和“闲寂”的风雅为主体的审美观。“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日本艺术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古雅。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在萌芽初期阶段,两者常常是同义的,主要表达一种以悲哀和净寂为根底的枯淡和素朴、寂寥和孤绝的精神,与禅宗精神有着深刻联系。禅宗以“悟”为目的,“悟”的体验是超越理智分析的神秘存在,因此“悟”带有神秘色彩,在作为艺术表现时,就产生了空寂的幽玄美。空寂以幽玄作为基调,充满苦恼之情,更具情绪性,多体现在生活艺术上;闲寂是以风雅做为基调,充满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多体现在表现艺术上。艺道中的茶道、歌道、画道、俳谐道、能艺道足以表现日本中世纪的空寂和闲寂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中世“空寂”主要体现在作为生活艺术的千利休的茶道精神上,近世“闲寂”主要体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松尾芭蕉的俳谐趣味上。

2 千利休的茶道——空寂的幽玄美

茶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生活方式之一。日本茶道的源流,应上溯至8世纪上半叶。当时日本从中国引进茶文化,完全是照搬中国贵族书院式的茶道模式。室町时代末期,村田珠光等一反书院式茶道,提倡“空寂茶”。茶道大师千利休继承吸取了村田珠光等人的茶道精神后提出来浓缩为四个字“和、敬、清、寂”茶道精神。千利休提倡茶道应以“无中万般有”、“一即是多”的禅宗思想为根底,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至简至素的情趣。他改革了茶室,由书院式的豪华建筑改为简素的草庵式建筑,以简素和非对称性为其基本特色,从茶室建筑、装饰和摆设,到煮茶 方法 、使用茶具样式和吃茶礼仪,进一步融入禅的简素清寂的精神。狭窄的茶室和茶庭空间,简洁的内部摆设,反而使人感觉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情趣,蕴涵着无边的开阔和无垠的幽玄。朴素的草庵式茶庭,不规则的露地式茶庭和形态不匀整的茶具,使人进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与造化合一的古雅和空寂的理想境界。千利休的茶道俗称“空寂茶”。由此,在日本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茶道也因此成为修炼精神和交际礼法之道。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和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日本的茶道虽然源于中国,但在大和民族独特的环境下,它与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日本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茶道中的“本来无一物”的哲学思想,不对称、简朴、素淡,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千利休贯彻于茶道中的“空寂”,是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的、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其草庵式茶道,肯定简素,完成了茶道这一特殊艺术以“空寂”为中心的幽玄美。

如果是说中世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茶道的美表现为“空寂的幽玄美”,近世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谐艺术美则表现为“闲寂的风雅美”。

3 松尾芭蕉的俳句——闲寂的风雅美

日本 文化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即江户前期,流行以芭蕉为代表的“闲寂美”的俳句。俳句是日本民族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形成于室町时代,后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人,将俳句推向了全盛期。俳句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审美情趣上,都是由日本古代诗歌演变而来。拥有俳圣美誉的松尾芭蕉在俳谐 艺术世界进一步 发展了“闲寂”的审美情趣,创造了以“闲寂”为中心的风雅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日本歌论的美学范畴。这里所谓“风雅”的概念,是指日本人美意识中自然感的美。芭蕉主张俳句的特殊性格:一是风雅之诚,二是风雅之寂,三是不易流行。禅道修业、回归造化,成为芭蕉俳句思想的重要源泉。芭蕉出于“一切皆空”的佛法观,追求空虚的幻想世界,故而其俳谐观和自然观贯彻了“山川草木悉无常”的思想,这 也给他的“风雅之寂”平添了几分玄妙的禅趣。芭蕉以传统的日本精神——“贯道之物”为根本,创造了俳句闲寂风雅的新风,俗称“蕉风”。

在俳句的世界里,松尾芭蕉是无与伦比的一代宗师。他经过苦心钻研,将俳句从俳谐的诙谐导向真诚,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被世人誉为“芭蕉风格”。而显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就是如下这首俳句:“寂静古池塘,青蛙跃入池中央,水声扑通响”。这首俳句既表现了自然的美感,又巧妙地将恒定的存在与瞬间的动作结合起来,从而暗示了无止境的事物与此时此刻的事物的并存这一人生的哲理。从芭蕉的 “徘眼”来审视,可以看到,古池周围一片幽寂,水面的平和更增添一种“寂”的气息,青蛙跃进池水,猝然打破了这一静谧的世界,水声过后,古池又恢复了宁静。在这一瞬间,动与静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穷尽的宁静,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的奥秘,以及作者内心的激情。可以说,芭蕉感受自然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契入自然物的心,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以直接把握对象物生命的律动,这样,自然与自我才能在最高层次上达到一体,从而自我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进入幽邃的幻境,艺术上的“闲寂”之风雅也在其中了。芭蕉在奥洲小道旅行,置身于景色优美而沉寂的意境,心神不由为之清净,于是作了一首名句:“一片闲寂中,蝉声透山岩”。这首徘句的“闲寂”精神,与《古池》是相通的,都是体现了芭蕉的“闲寂风雅”的典型佳句。芭蕉是俳人,也是禅僧,他的禅文化精神流贯于他的俳论和俳作。这些“俳禅一如”的俳句,不仅贯穿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精神,而且体现了流行于其时的日本化了的禅文化的精髓。

日本文化和美学研究者叶渭渠认为,芭蕉的艺术观以及基于此的艺术 实践,一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真实”、“物哀”、“幽玄”的 文学思想,二是受中国老庄思想和朱子学世界观的影响。芭蕉将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朱子的“天道既人道”思想移在徘句上,在把握主客合一的基础上,寻觅俳句的人生救济的至高之道。在表现上,他的俳句深受汉诗内在张力的表现的影响。他的“闲寂”看似消极无力,但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

松尾芭蕉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俳句以及诸多俳论,他发现了禅文化中存在的美,创造并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日本美。正如川端康成所说,芭蕉在俳句方面对传统美的传承与创造,的确是个“登峰造极者”。人们尊他为“俳圣”,这是当之无愧的。从芭蕉的俳句、俳文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的“闲寂”的风雅之美,并进一步领会到这种美只有在永恒的孤绝精神之中才能产生,而这种孤绝的精神只有在自然、自然精神和艺术三者浑然一体中才能放射出光芒。

空寂和闲寂作为审美理念,其意义是非常暧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空寂和闲寂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4 结语

艺道文化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之一,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技艺之称为“道”,不仅意味着艺技达到至高至纯的技法,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下转第145页)(上接第141页)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哲理。日本艺术家把佛教的苦行和禅宗悟禅引进艺道之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和体悟获得艺术技巧的成熟,从而达到化境。在日本艺术精神中,艺术显现禅意禅趣之境是重要的审美原则之一。日本各门类艺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都 总结 出某种 经验 性的理论,也陆续形成一些艺术美学特征。最典型的是“空寂”和“闲寂”两大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空寂和闲寂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同佛教禅悟相结合的产物,是禅宗“无”的观念在艺术创造和审美领域的延伸,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千利休的茶道和松尾芭蕉的俳句充分表达了禅意和禅趣的精神追求,也蕴含了空寂的幽玄美和闲寂的风雅美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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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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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给予这些资料，你说日本文化论文，那简单，随便抄一些进去就是咯，简单搞定老师的作业，是选修课吗。是的话随意点，只要有交论文，老师都会给通过的啦。。基日本文化概述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剑。在日本有著名的 "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 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编辑本段]日本文化史 日本文化有无自己的根？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尧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