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论文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摘要：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呈现出“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点。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而这也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要想在外交上占据主动地位，就必须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关键词：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利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国际形势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知道一点国际形势，更能增强我们在生活中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当今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1、 当今国际势形势特点及对我国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风险犹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新动向；金融危机引发思想领域大反思，全球思 想文化交流交融交峰呈现新特点；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如此局势下，当前国际形势有如下四个特点。1、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继续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1 / 4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发展中国家也借此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家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3、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不确定因素增加。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局部冲突时起起伏，地区势点问题错综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4、 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簇、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随着世界各国的交流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2 / 4 ~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进度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二、当前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政策在当前国际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始终是坚持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结盟、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政策。 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之一。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加速自身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才能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把争取和维护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处理国家关系既要维护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应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力求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为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和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途径；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问题打开了新思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提倡新安全观，主张平等参与，协商一致，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我们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主张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3 / 4 ~应该看到，我们在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一条路并不会轻松，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走好这一段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当前国际局势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总体看来，仍是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而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在发展了强大的经济实体与商业网络之后，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能使自己立于强国之林！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 “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虽说中国在经济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离最强还有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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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整理的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篇一 国际合作理论研究 摘 要：国际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两者在合作对象、基础、方式方等面进行比较，得出两种不同理论的差异性以及理论缺陷，从而为中国外交提供启示。 关键词：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合作文化论;马恩国际合作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2-0006-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合作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关于国际合作理论的解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合作理论构成了西方主流的国际合作思想，并且相当成熟。相比较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以国际合作为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成果“极为有限”[1]。尽管如此，国际合作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将从国际合作的对象和基础，合作的方式等方面将两大合作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差异。 一、合作的主体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对象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即主体是阶级，希望通过国际联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因为无产阶级处于同一受压迫的阶级，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国际合作的阶级属性。但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下，侧重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一旦联合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成为苏联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谋求的是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不同领导人也会导致合作对象的不同。毛泽东时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而邓小平强调的是扩大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合作基础方面，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认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2]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平等国家之间的合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国家是西方主流国际合作思想的主体。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因此国际合作也是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决定国家间的合作。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新现实主义根据中央权威干预国内市场的功能，认为国际社会如果有一个愿意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权国家，如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等，那么霸权之下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了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由此可见，霸权合作论的合作基础是权力。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依附于霸权国的意愿之下;如果霸权国不存在，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国之间处于一种纷争的状态。历史表明，霸权国的存在使国际社会相对稳定，一旦霸权国的力量衰弱，国际社会就会陷入动荡，直到一个新的霸权国出现，国家之间才能重新稳定，从而继续合作。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应运而生。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交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自然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准则，尽管缺乏强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同时，国际机制可以为各行为主体提供评估其他各国政府的标准，从而减少合作的不确定性。再次，国际机制可以将许多国际问题集中起来，通过双边或多边机制解决，减少了各国的成本。正因如此，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在后霸权时代促进国际合作。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为研究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天然既定的，而是由国家建构的。她认为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存在三种不同的共有观念。在霍布斯文化中，每个人都把对方当作“敌人”，所以在这种文化中，国际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大于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大家互为“竞争对手”，有达成合作的可能性，但竞争关系仍是主要关系;只有在康德文化下，国家之间形成视对方为“朋友”的共有观念，进而获得集体身份，国家之间由此建立起相互信任而长久的合作关系[3]。所以，建构主义合作观的基础源于能使国家形成集体身份的共有观念与文化结构。 二、合作的方式 在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合作思想的合作方式不尽相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组矛盾对立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多种合作方式：如早期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出发点的第一国际等。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国际合作主要采取的是“结盟”方式。毛泽东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结盟。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这也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合作。再后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基础仍然是“不结盟”，在此之上，加强发展了双边“伙伴关系”、区域组织、多边论坛等。在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中，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国际合作是民主、多样、共赢的。 霸权合作论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式的代表是金德尔伯格。在这种方式中，霸权国的经济实力尤为重要，霸权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其他国家会因“公共物品”而参与国际合作体系之中。第二种方式的代表是吉尔平，在这种方式中，霸权国由于拥有强大的实力，因此在制定秩序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其他国家迫于霸权国的实力从而被迫参与这一秩序，进而合作。这种国际合作具有强制力。在第一种方式中，除霸权国之外的国家可以选择是否合作，即使他们参与合作，如果霸权国容忍其他国家“搭便车”，那么他们无须付出代价。在第二种方式中，由于霸权国具有强制力，非霸权国没有权利选择是否参与合作，因此，他们加入合作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即使这是不平等的合作。制度合作论的代表人物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是霸权衰落之后维持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条件。国际机制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惯例[4]。基欧汉认为一旦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功能如信息对称、惩戒欺、行动明晰等就会发挥作用，在以上功能的作用下，可以减少国家一味地的追求自身利益而阻碍合作。正因为机制有此作用，在没有霸权的条件下，各国也能找到彼此的共同利益，从而形成相互之间的信任。由此可见，制度合作论的合作方式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相关国际机制来达成合作。当今国际组织在促进国家间的合作起着巨大作用。 三、理论缺陷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缺陷使其发展曲折。首先，马克思希望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其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被过度强化，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集团的相互仇视的冷战。冷战不仅仅影响到自身的外交，更是使得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加深。第三，忽视了生产力跨越国家边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本性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与战争，害怕“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和平演变，从而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自我封闭，这严重桎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教训，因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5]。 一方面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不仅有着共同的缺陷，另一方面三大流派也有不足。第一，三大流派的合作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无政府状态假设出发。实际上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合作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际社会有政府权威的替代物，如制度。无政府状态也不是造成国家安全的问题的唯一因素。第二，这三大流派都强调在国际合作中国际体系的重要性，从而忽略了国家的自主性。因为主权国家选择合作的一系列内容都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参与到其中的也是国家本身，因此国家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忽视了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紧密联系，国内政治的发展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再来看各自存在的缺陷。新现实主义的“霸权合作论”过分强调霸权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忽视了其他国家的作用，就现实来看，称得上霸权国家的只有美国，这也暴露了美国的强权政治学。霸权合作只是强权国家推行的合作形式，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剥夺了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的权利，因此这种合作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的不足之处是没有解决国际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根本问题。他们认为，国际制度的建立是出自于国家的需要。但这只是国际制度产生的动因，如制度差异和发展的趋势等重要内容没有解释清楚。在合作与制度产生的先后问题上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合作文化论的缺陷在于研究国际合作理论缺少一个准确的客观标准，使其研究混乱。 四、结语 目前，我国的国际合作理论研究还处于借鉴西方理论的阶段，这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现实外交的需要。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不断抛出“大国威胁论”，没有认同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纵观大国崛起，都是通过殖民与扩张，因此，他们害怕中国走和他们相同的道路。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得到认同，同时，中国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成熟的外交理论。因此，在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在借鉴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充分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而构建符合中国自己利益的国际合作理论，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存刚.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J].国际政治研究，2011(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18-381. [4]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斯大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 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篇二 自动化理论研究 摘要：自从中国正式进入WTO，我们在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紧追国际的步伐。尤其是自动化理论被应用到电力企业中后，国内的电力自动化系统发展速度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电力，所以一个完善的电力系统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而自动化理论在被广泛的应用到电力工程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所以仍然需要继续研究和完善，为电力系统的高自动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关键词：自动化理论 电力系统 研究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自动化理论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这样的契机之下，电力行业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发展点，通过自动化理论的成功应用，为企业赢得了更高的利润空间。但是自动化技术的引入毕竟是一个新兴领域，还处于一个探索的萌芽时期，其在运行期间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该理论的优势，必须对电力自动化的发展前景进行更加科学合理与深入的分析，提升电力工程的工作效率，为企业和国家创造更高的价值。 1 电力系统自动化 本文所涉及的自动化理论是建立在电力系统的发展基础之上的。笼统的来讲电力系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概念为：生产电能并且将它们合理的分配给用户的电能输送过程，其连接了多种设备并且将它们编制成一个完整的电力系统;狭义概念为：调整和控制整个电力系统，并通过各种自动化设备对该系统进行保护和调度，也可称之为电工二次系统。我们所常见的自动化设备包括监控、继电保护装置，其实所谓的自动化电力系统就是通过这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来实现的。电力从生产到输送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体化过程，在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为用户提供生活上的便利，达到一种双赢的状态。 电力自动化系统也可称为电力数据传输系统。过去，传统的电力生产依靠的是手工传送，这种方式不但工作效率低而且安全隐患多，除此之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作为支持。而现在的方式则是通过自动化远程监控和操作设备来完成电力的生产与运输，不但满足了临时调度工作的需要，而且在时间上实现了实时性，整个过程基本依靠自动化设备来完成，节省了很多人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电力企业的成本投入。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自动化电力系统网络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完善，在尽可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将用电安全提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 2 变电站自动化 自动化理念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所以对于电力企业的自动化系统而言，其必须从基础设施开始为实现整体的自动化提供支持。 变电站是电力系统网络中的节点，其运转情况直接关系到整个电网的工作状态。目前，主要依靠计算机技术对变电站的设备和功能进行整理和优化，并且依靠先进的互联网完成监控管理和实时信息的通讯，将变电站的管理规划成一个综合型小型系统。变电站功能的实现，直接影响用户用电情况，所以必须周期性的监控和管理。通过计算机对变电站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然后再利用网络通讯传输给中央控制系统，这个过程就是自动化理论的实现过程。传统方式中对变电站的维护通常需要专业人员定期进行，但是因为变电站一般被设置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维护起来十分不方便，而且一旦发现问题其上报、分析和处理的时间较长，因此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预计的。通过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系统不但可以做好实时监控而且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间减少到最短，与传统方式相比，其维护了电力企业和用户的双重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化技术在变电站系统中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成熟。有了计算机技术的支持可以将任何距离任何类型的变电站联系在一起进行统一的维护与管理，同时尽可能的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但是，由于自动化技术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应用于变电站的自动化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发挥出更加强大的作用。我国地域广阔，变电站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和分散，对于变电站的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靠人工进行维护与整修不但实现起来十分困难，而且会浪费很多人力和物力，一旦维护与整修不及时那么造成的损失也无法估量，所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成为电力系统改革的一大转折点。 3 电网调度自动化 自动化理论的应用在电网调度上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故障失效有时是引起灾难事故的重要原因。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和全国大电网的互联，对二次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将越来越高。因此，对电力二次系统可靠性进行系统、定量的研究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是由调度主站、远方厂站自动化系统以及连接主站和厂站的数据通信网络所组成的复杂系统。根据调度系统设备的特点，建立电力二次设备的软、硬件可靠性模型和综合模型，定量评估各设备的可靠性指标。利用该方法对微机保护装置的可靠性进行估计，根据保护装置模块化的结构特点，建立保护装置的结构可靠性模型，得到保护装置及相应模块的可靠性指标：误动失效率、拒动失效率和总失效率。 电网的自动化调度离不开计算机的网络支持，而整个电网的安全运转直接影响着电力系统的稳定与用户的切身利益。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稳定的电力供应系统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在网络中的广泛应用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电网调度系统的工作效率，但由于互联网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预计的危险，所以必须不断地对自动化电网调度进行系统升级，尽可能的完善系统功能，提升其自身安全防范能力。即便出现问题也能够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出解决方案，将国家和电力企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所以，我们在享受自动化理论给电力系统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充分研究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不断的去完善电网调度系统，做到防范于未然。 4 配电网自动化 电网的自动化进程拉动着配电网的技术不断提升。作为电网系统的重要辅助环节，配电自动化系统也必须跟的上时代的步伐。该系统又被称为人工智能配电系统，当电网发生供电障碍时通过它便可以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智能处理全区域的紧急配电问题，保证用户的日常用电。总而言之，配电网的自动化就是为电网系统设置了一个智能保护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平衡电网中的负荷问题，使电网资源得到最佳的优势配比。电网的智能化为电力企业节约了人力物力，并且极大的提高了时间效率。而智能配电系统则是电网系统的一把保护伞，它能够将电网的意外损伤降到最低，并且尽可能的完善电网的分配方式。 5 结语 总结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影响着电力企业运转的重要因素就是电力自动化，而且越来越多的电力企业开始运用电力自动化技术，同时电力企业正在逐渐的淡化在电力系统中运用传统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先进的新技术。电力自动化技术想要突破常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飞跃，需要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电力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在实践中进行更新和完善，进而快速的推进电力系统从传统层面向新层面发展，进而保障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罗强，游大海，何红艳.基于嵌入式GUI的电力自动化设备人机界面设计[J].电力自动化设备，2004，09：63-67. [2]王翠红.中小型电力自动化企业发展战略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08. [3]陈飞.适用于电力自动化设备的EMI滤波器研究和设计[D].东南大学，2006. [4]李洋洋.电力自动化通信管理机的研制[D].西北工业大学，2003. [5]沈群红，封凯栋.组织能力、制度环境与知识整合模式的选择――中国电力自动化行业技术集成的案例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2，12：82-88. 作者简介：张鸣男(1982-)，山东东营人，中铁十六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机电安装)经理，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电力电气工程施工，自动化理论，机电安装工程。看了“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学术论文的组成部分格式 2. 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探讨论文 3. 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优化探析论文 4. 本科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写法 5. 标准的学术论文格式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