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片论文参考文献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貌似对等的两个词汇，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激活不同的意象，若对这种貌合神离不加注意，往往会造成错译、误译，甚至成为笑柄。片名翻译归根到底仍是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信息传递，它要忠实地传递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的相关信息，即实现信息价值的等值。在这一点上，如果能达到译名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三方面的和谐统一当然最好，若必须抛弃一个，笔者认为应该是舍弃原片名。例如迪斯尼影片The Incredibles若遵照原片名就应译为《难以置信的人》，相比较而言，根据内容而来的译名《超人总动员》就贴切得多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用词太泛，也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如这里的“总动员”一词，还见于诸如《魔鬼总动员》（Total Recall）、《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玩具总动员》（Toy Story）、《怪兽总动员》（Monster）等等译名，其恐难完成信息传递的任务。所以对The Incredibles一片，笔者心目中的最佳译名为《超人一族》。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当把一部电影从一种文化介绍到另一种文化时，电影译名还承载着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情感的任务。让我们来看看1995年的一部著名惊悚片Seven�该片描述了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犯罪故事：一个变态杀人狂自认是上帝，并围绕天主教七大死罪的戒条来逐条杀人。七条罪分别指代七项世人常犯的过错：酗食（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淫欲（lust）、骄横（pride）、嫉妒（envy）和暴怒（wrath）。Seven是一个在宗教上极为神秘的数字（上帝用七天创世，用亚当的第七根肋骨造夏娃），在影片Seven中数字“七”也是无处不在，七罪七罚，故事发生在七天之中，下了七次雨，结局也发生在第七天下午的七点，这是一种宿命的暗示，也是一种宗教的突显。对于并不怎么了解天主教的中国观众来说，仅仅一个“七”字是不可能使其产生与天主教传统影响下的人们同样的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和认同感的，所以影片被译为《七宗罪》，既点明了故事的主线又突显了宗教寓意，实为文化价值传递的典范。除了信息和文化的等值传递，片名翻译还要考虑到商业因素。电影译名需尽可能的引发观众的心理认同和观看欲望，这就要求译者充分把握译入语文化背景，以创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标题。在这一点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手法即使用能制造悬念、渲染气氛的词汇，如“疯狂”、“惊魂”、“夺命”、“绝地”等。例如惊险片Speed在国内上映时的最初译名为《速度》，观众多不买账，因为不知所云。后来看到港译的《生死时速》，不禁为我们的译者汗颜。好的片名翻译往往妙趣横生而给人以启迪，它能用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语言符号获得观众的青睐和关注。近几年来，国人对好莱坞大片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这固然因为它们场面宏大，制作精良，但是，也要部分地归功于影片名称的翻译很好的起到了文化传递的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乱世佳人》，其英文原名gong with the wind 若直译为《随风飘逝》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必将大减，而《乱世佳人》之所以成为译名中的经典，正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不论是“乱世”还是“佳人”，都能在观众脑海中激活众多的文化元素，诸如“乱世出英雄”、“二八佳人”、“美酒佳人”等。而片名翻译若不注意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化意象的变化，不仅无法准确表达原名所要表达的信息，甚至会令观众产生误解，继而使影片失去其应有的吸引力。我国电影一直无法在国际市场占领一席之地，糟糕的电影译名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还是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一组译名吧：龙虎门（Dragon Tiger Gate）、双龙会（Twin Dragons）、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瘦虎肥龙（Skinny Tiger and fatty Dragon）、龙的心（Heart of Dragon）、龙在天涯（Dragon Fight）。这是笔者随便收集的一组有关“龙”这个字眼的电影名，中文电影名中的龙都毫无例外地指代影片中的正面英雄人物。而在西方神话和传说中�龙代表纵横混沌中的邪恶力量，象征充满野性的自然界。因此上述英文译名都跌入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陷阱里，因而也就无法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要传递的信息了。这种误差不仅表现在中译英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在英译中的翻译上面，李连杰到好莱坞后拍过一部影片Kiss Of The Dragon�其中Kiss Of The Dragon在片中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杀人技巧（类似于中国的点穴手法），然而其汉语译名《龙之吻》给人的却是一种温馨甚至浪漫的意象，与原名相差何止万里。笔者倾向于将其译为《死神之吻》，这也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翻译的特点，译名应尽可能地向原片内容靠拢，当原片名和原片内容只能二选其一时，应取后者而弃前者。在把中国电影引向国际的过程中，也不乏片名佳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张国荣、巩莉、张丰毅等主演的国产片《霸王别姬》曾获第4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该片讲述的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演员半个世纪的爱与恨，信赖与背叛，还有真挚的爱情和同性恋，以及“文革”对艺人的摧残与迫害。演员高超的演技和影片情节的曲折离奇无疑是该片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片名的成功翻译也起到了一些宣传作用。其英文译名Farewell to My Concubine突出了故事的爱情题材与悲剧气氛，从而成功地将该片推上了国际舞台。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电影在当今世界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文学翻译。目前我国电影正处于一个低潮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入世后遭到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在有些环节上还有不足。电影译名如果不能将原电影名的文化内涵准确传递，势必大大降低影片的吸引力。出处：《博览群书》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劲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电影译名大家都会注意到，很多外语片有很多中文译名，比如拿到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等奖项的《There will be blood》就有《未血绸缪》、《血色黑金》、《血色将至》等几个译名。今天在中央六台看到了《The Other Boleyn Girl》的预告片，本来已经看过，但是还是被吸引，确切的说是被它的译名吸引：《雀占鸠巢》。了解一点点剧情，果然很形象。这让我想起了一直默认的另外两个译名：《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和《皇室双姝》，感觉前者是英文名的直译，而后者则是暗示了两个女主角的关系。我想到了原来还有好多影片的不同译名，最喜欢的一部是《Hilary and Jackie》的译名：《她比烟花寂寞》，不过这部片子还有其他的翻译，比如《狂恋大提琴》，《无情荒地有琴天》，但是都没有那个引用亦舒的书名《她比烟花寂寞》的翻译传神。后来发现这些意译的名字多来自港台，而大陆这边一般是直译，这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差异吧？一般在不了解电影背景的时候，好名字会比较吸引我，在这里先列举几个：Brave Heart 勇敢的心 惊世未了缘Legends of The Fall 秋日传奇 燃情岁月Good Will Hunting 骄阳似我 心灵捕手Emma 艾玛 艾玛姑娘要出嫁 芳心爱漫游The English Patient 英国病人 英伦情人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 黑色追缉令Se7en 七宗罪 火线追缉令A Walk in the Clouds 云中漫步 漫步在云端The Rock 石破天惊 绝地任务 勇闯夺命岛比较有趣的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三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变成了孪生姐妹：《星光伴我心》(《天堂电影院》)、《声光伴我飞》(《海上钢琴师》)、《真爱伴我行》(《玛莲娜》)Julyjuly：Hilary and Jackie翻译成狂恋大提琴真叫不动脑筋了，剧情里面女主角明明是很恨大提琴的。别的经典译名么……Lolita 《一树梨花压海棠》很有深度，很有典故……这是一绝啊~~大陆方面通常是直译倒也不一定，比方Moulin Rough就翻译成了《梦断花都》，这是继《魂断蓝桥》之后的“X断XX”系列之一，老实说用多了就挺俗的。最有代表性的“意译”就是XX总动员系列，可怜的皮克斯啊……招谁惹谁了，我就没看出来《蔬菜杂烩》里头怎么就“美食总动员”了，老鼠总动员还比较符合剧情……最近(才)引进的Becoming Jane是被官方翻译成了《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版》，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先前两个版本的译名中，《成为简·奥斯丁》比较直白；而《初恋成珍》则一语双关，有点小巧妙。说起来想到前不久蛮红的Once这部片子，译名版本很多，包括“情难独奏/曾经/一生的唯一/一次(咳，这是我私底下乱叫的)”，个人喜欢“一生的唯一”；然后觉得套用徐志摩《偶然》那首诗的诗名也挺合适，因为意境比较符合：“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当初翻译成布拉格之恋也是不错的，因为考虑到国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含义……直译可能会让人觉得挺玄。rococos：还想到一个音译和意译都比较好的 库布里克的the shinning， 翻译成《闪灵》，看那张海报还挺有感觉的weiluotuo: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电影名字其实叫Professional(职业杀手)。全名是:还有一个我至今愤愤不平的，SHAWSHANK 翻成《肖申克的救赎》挺好的，意译和音译结合。不知道谁给弄出一个说法叫《刺激1995》，我真没晕了。估计就是这名儿直接导致当年奥斯卡没拼过阿甘。不过阿甘也确实优秀确实经典。这俩真不应该出现在同一年。更晕的是，后来居然看到了《刺激1997》……一直都觉得，越精炼的素材翻译越见功底，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翻译的好会让人拍案叫绝；翻的不好会连累片子的。不过放眼看去，现在好翻译越来越少了。《High school musical》被翻译成《歌舞青春》我就怎么都找不着青春的感觉。如果08年迪斯尼和皮克斯将要出品的动画(看预告)真的被翻译成《机器总动员》或者《垃圾总动员》了，那就太悲哀了。(补充一下，发现这部片子已经被叫做《机器人总动员》了，我很想大叫救命总动员！)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电影译名十宗罪我一直觉得，翻译名称，如果你自信绕过直译之后，能得到意外惊艳，那不妨试试，若不是，还是老老实实按照原意直译最保险。像以前翻译的法国城市“丹枫白露”，实在是美极了，如果直接音译，则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将跟那些如“托斯卡纳”之流混在一块无法辨认。还有像COCACOLA，可口可乐，很形象，按硬译的话，大概会变成科克科勒，一点意思都没有。世界知名弹簧床品牌Simmons，译为“席梦思”，名如其义，堪称经典。说到电影片名的译法，却是越看越不顺眼，不得不说几句。现在外来影片的译名，顺意性太大，太过于自由发挥，把很多本来美妙的名称糟蹋得一塌糊涂，其中以台湾、香港两地的电影翻译工作者们“贡献”最大。粗粗归纳，大概有以下十种情况：1、四字情结看多了影片，会发现四字译名最多，估计感觉叫起来好听，容易上口，但大量的译名都是四字，未免过于单调吧。像：莎翁情史、烈火悍将、死亡诗社、夺面双雄、帝国骄雄、木马屠城、金刚屠龙、狂蟒之灾、越战忠魂……莎翁情史，不如直译为“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原名：Shakespeare in Love），情史，按我的理解是整个感情历史；而“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仅仅是一种状态。死亡诗社，原片名是Dead Poets Society，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死亡诗人俱乐部”，死亡修饰诗人，而非诗社，而且片中，“死亡诗人”确是一个群体的称呼。上面两个例子都是“硬压缩”的典型。Mystic River神秘河，意境很好，译成“悬河杀机”，完全破坏掉了。《钢琴家》译为“钢琴战曲”、“战地琴人”，特别是后一个，笑破肚皮，什么玩意儿呢？有叫琴人的吗？奇怪的是，《杀死比尔》好好四个字，却非要弄成“标杀令”，简单问题复杂化。2、寻亲情结还有喜欢把本土的一些片名直接改用于外来影片的译名。像梅尔.吉布逊的《勇敢的心》，被译为《英雄本色》，跟吴宇森导演、周润发主演的黑帮片同名，甚至连一个字都懒得改，“英雄本色”这个叫法倒是有气势，但吴导演已用过，再次拿出来套在别人头上，就逊色很多了。还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下面将说到），显然，可怜的灵感来源于《满清最后一个太监》。3、片面追求气势，装神弄鬼还有喜欢片面追求名称的气势，故弄玄虚，却不知强奸了多少原意。《独立日》，译为“天煞：地球反击战”，什么叫天煞啊？恐怕大多数人不知所云吧。好好的名字非要装神弄鬼一番。奇幻电影《伊拉贡》（Eragon，也有译成龙骑士，倒说得去）拍得臭哄哄，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另一个译名实在太恶心了，不得不说，听好：《侠影魔龙》就是港译法的最新贡献！把正义的龙变成魔，估计导演知道后会吐血吧。《最后的苏格兰王》，原名“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这个名称本来是乌干达独裁者阿敏给自己的称号，因为他一直仇视英国，亲近苏格兰，还曾经狂妄地宣称将组织解放军去把苏格兰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片中最后有记者也问起这个问题。另外，片中另一个男主角，来自苏格兰的青年医生尼古拉斯，从一个毕业生直接变为备受宠爱的总统私人医生，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坐在总统车中，乌干达老百姓以为是总统本人，欢叫着追捧着，让他享受片刻的帝王待遇，片名也对此暗中有所映射，所以直译为“最后的苏格兰王”可谓非常切题。港译为《末代独裁》或《末世独裁》，就离题了，独裁未必末代吧。港译中，凡有LAST都喜欢译为“末代”、“末世”、“末日”，所以另一部小成本影片《The Last legion》（最后的兵团）又被翻译成“末日兵团”就不奇怪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最后的莫希干人），不译为“末代”啦，译成“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初一看觉得不错，仔细一瞧，不对，Mohicans是复数，而且片中讲的绝对不仅仅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而是三个（尽管其中男主角拥有白人血统），港译的来源估计是受到港片《最后一个太监》的影响，可是不动脑子，直接套用。4、缺乏常识港台弱智翻译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尼古拉斯主演的《8MM》（8毫米），稍读过数学的人都知道，MM是毫米的简称，港译偏要译成“8厘米”，厘米的简称应该是CM。而且8毫米，是一种胶片的规格。对于这个最基本的译名错误，很多人却舍不得花点精力去求证纠正，而是直接引用，于是错误越来用越广，人心的浮躁可见一斑。Contact《接触》讲的是跟外星人的接触，译成“接触未来”，我怀疑翻译工作者根本就没有看完全片，因为整片似乎没有涉及到“未来”，都是讲当前的接触。《风语者》是人们对二战中用民族语言为情报作贡献的纳瓦霍族人的称呼，翻译成“追风战士”，太搞笑了，初一看以为是青春偶像剧。NaDa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谈名片误译中的文化因素随着人们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外事活动中使用名片也日趋频繁。目前我国许多涉外人员使用英文名片或在汉语名片上加印英文翻译，形成汉英对照式名片。一些外国朋友来华也常常请一些翻译公司把他们的名片翻译成相应的汉语。然而就笔者所见，很多这类双语对照式名片的翻译极不规范，存在着诸如名称翻译混乱，职务、职称表意不清、人名书写中名姓不分，地名、地址不合译入语行文习惯等问题，甚至还有些信息错译或干脆不译，这造成人们交际中许多不应有的误解。本文就名片的主要组成部分“四名”，即“姓名、单位名、职务或职称名、地名”分别讨论，分析一些名片的误译进行并指出影响这些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1. 姓名的翻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姓名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但有不少名片上的姓名翻译就存在一些瑕疵，如下面中译英例：（1）刘云西：Liu Yun Xi（2）章少泉：Shaoquan Zhang（3）田淑琴：SHUQIN TIAN（4）鲍琛明：BAO CHENMING（5）王小昕：H. Y Wang（6）王幸村：Hamlet Wang以上各例译法多样，造成这种种差异根源何在？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并且大部分人的名是两个汉字组成，如上例都是双字名；而英语国家姓名的一般结构为 ：教名、自取名（中名）、姓，中名在很多场合往往省略或以首字母缩写。如：George W. Bush或George Bush。这种姓名排列上的差异有着深厚的宗教、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按照陈立（2000 ：57）的统计，汉语姓名与英语民族的姓名相比，在数量上是名多姓少，在功能上汉语的姓最初是用以“明世系、别婚姻”、同姓不通婚 ；而英语民族的姓只是家庭、家族的代号，仅有社会交际功能无区别婚姻的作用。所以汉民族中姓氏代表祖宗、家族和群体，远比名字重要得多，排在首位；而英语民族深受宗教的影响，小孩出生一周左右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并为孩子取名，所以名排在第一位。不懂这种差异就造成误译。例1名片是完全的字字对照式的拼写，且每个音节的首字母都大写，这是不合乎规范的，规范的英译文本中是“Liu Yunxi”。例2、3、4、5、6情况各异：既有名在前、姓在后的，也有直接用了英文名或中英合用的。对于符合拼写规则但姓名位置调整的情况，虽然照顾到了英语民族的文化特征，但也容易造成误解。如李白（Li Bai）如拼写成Bai Li就会容易与“白莉”等姓名的英语拼写混淆，并且也不适合我国民族文化特点，中国人在与他人争论中就经常用“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念”来指示不愉快的、不可能做的事。对于洋名加中国姓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涉外人员都喜欢采用，但也会令有些外国人知道中西姓名的差异后可能会问“你的中国名字”等问题。所以，在汉语姓名的翻译中，应该符合中国人姓名书写中姓在前、名在后的文化传统习惯；按照国家规定用汉语拼音拼写；姓与名之间要留空格；名字之间不留空格，也不用连字符‘-’连接，但第一个字母须大写等，但不主张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很少有外国人士把自己的名字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的。再看下面英语姓名汉译的例子：（7）Steve Wallis施蒂夫·沃勒斯（8）Elizabeth Lister郦斯特（9）Zbynek Zee Kubes斯宾克这三种翻译分别是姓名全部对译，只译姓和只译名。例7姓名对译，遵循原姓名的顺序，且在名和姓间用“·”隔开，符合习惯的表达方式。其它两例的翻译则不完整。名片的使用一般是在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并且要符合一定礼仪，翻译时姓名应当完整。在英文姓名汉译中，如有外国人士常常在原有英文姓名的基础上取个中文名。如，Yip Wailim（叶维廉）；Gladys Yang（戴乃迭）等。在港台地区人们对一些外国人士也常常是按目的语重新命名，如John Major（约翰·梅杰）就称为“马卓安”。一般地说，香港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比内地大，翻译时受西方的文化因素影响相对也就较多了，可却经常出现这种地道的中文译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当今译坛上的“归化异化”之争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译者虽然在主观上可以对原语名称进行译写，但人名翻译毕竟是跨语种跨文化的行为，原语和目的语及它们承载的文化体系必然对这种自由有所制约，并且考虑到目的语规范化的需要也不提倡这种重新命名的做法。所以译者在翻译中碰到这些情况首先要考虑客户的要求，看其是需要音译还是取其已有的中文名。其次，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已经通用的为大家熟知的译名就采用原译。但最常用的方法还是按照国家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音译。2. 职务职称名的翻译名片中体现个人资历和社会地位的职称职务名称的翻译非常重要，且由于汉语称谓的丰富多样，要做到准确再现原称谓名的含义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主要是参照英语国家既有的名称进行对照翻译，采用大部分国内已有普遍认同的定译，如省长：Governor、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机构繁多，各类机构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称谓也纷繁复杂，各类职称、职务名称具有特定内涵，体现出具体级别，在名片翻译中又不能机械照搬国外名称。在职称方面，我国现有的29个系列专业技术职称主要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有些系列在高级中又分为正高、副高两个层次，初级中也区分为二至三个不同等级。在职务方面，因各自工作岗位千差万别更是数不胜数。汉语表达职务与职称通常很简洁，对不同职务职称在等级上的区分往往是在前面加上相同的修饰成分，如“高级、副、总”等，英语则选用不同的词语表示等级区分以及职务和职称方面的不同，如以下译例：（1）副市长：vice mayor（2）副教授：vice professor（3）副经理：vice manager（4）副书记：vice secretary这四个译例都把汉语的“副”译成vice，这说明译者没有明白同一个“副”字在汉语中既可表示职务上的等级高低，也可用于说明各行业内技术职称上的差异，而在英语中则有不同的固定搭配和习惯表达方式，如vice通常修饰职务方面的名称却很少用之于职称方面的词语，不说vice-professor，与director表示的副职则常用deputy等修饰，所以就“vice”到底。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汉语中具体的职务名称方面。比如，我们把学校的负责人统称为“校长”，但在英语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对校长的称呼就不一样。大学校长是“president”而中小学校校长是“principal”或“headmaster”。虽然从这种差异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导出，汉民族对于行业及其社会分工的划分没有英语国家细致，但也可以部分看出这种现象存在于某些行业中。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肯定会影响到其语言的表达上，同是对“雨”的描述，居住在经常干旱的沙漠地区的人就绝对没有在海洋地区的人区分得详细

邵氏电影的创始人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了 首先，邵氏电影公司是一个成立了几十年的电影大公司。几十年 = 会有很多的 历史 遗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积重难返；大 =不用心难以顾及到诸多细节，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80年代刚刚开始，邵氏电影的高层就将目光由电影投向电视剧。因为那个时候，邵氏电影的财报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恰好公司在经营TVB的时候也赚取了很大利润，所以就渐渐减少对电影的投资了。其二，邵氏几十年不变的制片制度，早已经难以跟上时代的脚步。这导致邵氏很难再拍出像以前那么受欢迎的电影了。加上不合理的演员选拔，导致很多优秀演员出走邵氏，另立门户。而这些演员后来很多都成了邵氏强有力的对手。比如邹文怀、李小龙和许冠文等。这都是在后来在香港影坛影响力巨大的演员和导演，可是他们都曾被邵氏拒之门外。不过，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被邵氏接纳了，在邵氏僵硬的制度下，他们也许就难以取得后来的成就了。加上徐克、黄百鸣、麦嘉等人的崛起，使得香港影坛形成了邵氏、嘉禾、和新艺城三足鼎立的局面。 最致命的是，因为香港本地的票房一蹶不振，邵氏高层将目光投向了投向了国际市场。邵氏电影公司在80年代开始进军好莱坞。公司投资了《地球浩劫》、《银翼杀手》等好莱坞大片，结果票房都不理想，基本都是赔本赚吆喝的局面。这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决策正确，邵氏电影公司也许可以成为像华纳兄弟这样的百年电影公司。可惜再也没有如果了，错过时代机遇的邵氏电影业只能渐渐被 历史 的尘埃所掩埋了 邵氏的电影曾经是60、7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个标签，甚至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抹面的印记。十三太保、洪拳大师和方世玉与洪熙官等等电影都是邵氏电影的经典。进入70年代后期，邵氏开始走向没落我认为应该有一下三点： 一是香港影视的发展趋势，50年代到70年代，当时电影很辉煌，大陆及亚洲的很多国家的优秀电影是香港输入进去的，邵氏也在邵逸夫的带领下把邵氏电影推向高潮。那是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电影业的迅速发达，但到80年代后随着香港经济的缓慢发展及周边国家优秀电影的出现，香港电影漫步前行。 二是邵氏集团的内部原因，外部在快速发展，而邵氏的内部制片制度故步自封，没有与时俱进，再加上一些优秀的导演和演员自立门户，以及邵氏的精神领袖已经慢慢老去，特别是在80年之代后邵氏把注意力转向电视领域，无暇顾及电影领域，但电视又没有能给邵氏带向辉煌，所以邵氏跟随邵氏电影的没落而慢慢走向没落。 三是当邵氏在走向没落时，错误的海外投资，使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邵氏雪上加霜，起到了摧古拉朽的作用，加速了邵氏的没落。 具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邵氏电影公司从1958年成立，到六七十年代的巅峰期，再到八十年代的衰败，共经历了将近30年。这个影视帝国是中国电影史之最，也是华人电影的骄傲。由于八十年代各大电影公司的崛起，例如嘉禾，以及时代的进步，邵氏的电影风格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邵逸夫眼光独到，赶紧将重心向电视事业转移，就是如今的TVB（无线电视），通过转移之后影响力非常大，也收到了很大效益，一部部经典剧集陆续诞生，例如《射雕英雄传》。这是邵逸夫深谋远虑的成果，因为任何行业有兴就有衰，邵氏电影独霸了20多年，也是一个奇迹了，不可能长久不衰，到了八十年代虽然停产，但也不能定论为衰败，只不过是一种转型而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说明邵逸夫的做法是正确的选择。1957年，50岁的邵逸夫从南洋北上香港。 当时，邵氏兄弟早已在影视圈声名远扬。早在1925年，兄弟四人就凭借雄厚的家产，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老大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老二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老三邵仁枚负责发行，老六邵逸夫一边读书一边给哥哥们帮忙。 在兄弟的合力经营下，“天一”一度成为旧上海的三大电影公司之一，又将事业发展到香港、广州，乃至东南亚，成为一家名扬海外的跨国公司。 上世纪50年代，南下的邵氏兄弟，正逢香港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此地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 然而，负责香港业务的二哥邵邨人却未将主要精力放在制片方面，而是将兴建戏院作为重点，很快遭到其竞争对手“国泰”的打压。 雷厉风行的邵逸夫来到香港的第二年，便成立了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随后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展现过人的创业气魄。 他斥巨资在清水湾买下一块6万多平方米的地皮，开山填海建影城，并从美国重金购买器材。他一手打造的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一千三百人，被外国媒体誉为“东方好莱坞”。▲邵氏经典片头。 邵邨人的保守主义很快被邵逸夫和三哥邵仁枚摒弃。 为了彻底夺取老二的制片权，邵仁枚和邵逸夫想出一招“杯酒释兵权”。他们在邵邨人的六十大寿上，当众宣布：“二哥劳苦功高，如今年事已高，还是退休享福为好。” 邵邨人被弟弟逼宫，不甘认怂，尽管让出了制片权，却在邵逸夫大刀阔斧进行建设时从中作祟，他先将旧邵氏片场卖掉，之后收购的新华戏院不放映邵氏电影，而给西片做首映。 直到1961年，邵邨人才正式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家族企业一分为二。 在邵氏公司盛衰沉浮的风雨历程中，权力的斗争贯穿始终，江湖中的恩怨情仇也成为香港影视圈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立之初就面临兄弟分家的邵氏公司，内忧外患不断。 邵逸夫身先士卒，兢兢业业，谈起工作，他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 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 出自邵氏门下的导演张彻亲眼见识过邵逸夫的敬业，据他回忆： “（邵逸夫）数十年如一日。每天9时上班，上班前练两个小时气功，从不间断。上班时交待各主管工作，都写好纸条，每人一张，到厂后第一件工作，先看导演前一天拍好的毛片，站着看，一边看一边做甩手运动。” 邵逸夫曾说，他没有 娱乐 ，看电影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 娱乐 。他自称自己是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80岁以前，每年要看六七百部电影。 为了保证影片质量，邵逸夫对影片严格把关，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 邵氏成立早期，邵逸夫毙掉的电影数不胜数。“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这句口号绝非空话。 在邵氏艰难发展的同时，邵邨人出走带来的问题很快暴露。 邵邨人有子三人，其中次子邵维瑛才能出众，深受邵逸夫赏识。在邵邨人退出邵氏公司之后，邵维瑛依旧被六叔盛情挽留，担任总经理，成为邵氏早期的骨干，邵逸夫有意将其培养为邵氏电影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邵邨人因被弟弟们挤走，心有不甘，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不愿忤逆父亲，只好向六叔递上辞职信，远走日本，从此默默无闻。 邵维瑛出走时，接任其总经理职务的是周乃文。邵逸夫不愿将大权托付给外人，周乃文只负责发行领域，公司的大小事务由邵逸夫一手提拔的邹文怀负责。 邹文怀在邵氏多年，为其立下汗马功劳，但职位一直限于宣传主任与制片经理，最高时仅为副总经理。在此期间，总经理几度换人，就算不掌实权，也始终压在邹文怀头上。 邹文怀很郁闷，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没法独当一面，更成不了股东。邵氏是家族企业，早在创立之初，公司章程上便写着，主要股东只能是邵家的人。 如此安排为日后邹文怀出走邵氏，自立门户埋下伏笔。 当时，邵氏的竞争对手国泰拍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佳作，让邵氏有些着急。邹文怀为邵逸夫出谋划策，从国泰挖角，出两倍片酬从对方手下请来了香港最红的女星林黛。▲林黛。 林黛，本名程月如，其父程思远是桂系大佬，曾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林黛被导演李翰祥称赞为影坛几十年都找不到的明星，可惜遇人不淑，嫁给了“云南王”龙云的儿子龙五。 1964年，林黛因婚变自杀，年仅30岁。此后很多年，香港人想起红颜薄命的美女，总会提到林黛。 林黛跳槽到邵氏后，于1958年出演电影《貂蝉》。这部影片在第五届亚洲影展获五项大奖，导演是李翰祥。 李翰祥学美术出身，痴迷于戏剧，年少时拿着伪造的高中毕业证去报考大学，被发现后取消学籍。1948年积极参与各种学生运动，却在政权鼎革前夕南下香江，躲过了之后的文化浩劫。 李翰祥是邵逸夫最器重的导演之一，他擅长的黄梅调电影成为邵氏当时的一大招牌。 1963年上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由李翰祥自编自导，取得票房佳绩，在台北上映后，创下台北连映六十二日，票房总收入800余万新台币的纪录。 反串出演梁山伯的女演员凌波访台时，引得万人空巷，万千市民排队争睹。她因此片获得第2届金马奖的“最佳演员特别奖”，之所以会有这个奖项，是因当时评审不知该颁给她男主角奖还是女主角奖。 《梁祝》让台湾成为“狂人城”，此后30年，台湾电影市场一直唯香港马首是瞻。如台湾演员张艾嘉所说，台湾片商觉得，只要有香港演员出演就是好电影。 正当李翰祥事业蒸蒸日上时，国泰将其策反，支持他到台湾组建国联公司。李翰祥本想干一番事业，在台湾也拍了一些好片，可由于经营不善，没过几年就濒临破产，到1971年只能狼狈重返香港。 听闻李翰祥想回邵氏，邵逸夫本欲拒绝，还是他三哥邵仁枚不计前嫌，劝说道“咱们争财不争气”。李翰祥重回邵氏，风云再起，又开拓了术片、风月片、清宫片等新式商业电影。 就是拍情色片，后来的许多导演也比不上这个老司机。 李翰祥的结拜兄弟胡金铨，也成名于邵氏。胡金铨是个理科男，后来首创用弹簧床拍轻功跳跃，正是从学习理工科得到的灵感。 他将华语武侠电影推向世界，拍摄了《大醉侠》、《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大醉侠》更是被称为新派武侠片的开山之作。 然而，胡金铨与邵氏也屡生龃龉。 1964年，胡金铨为邵氏执导抗日电影《大地儿女》，因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实施反种族法，该片上映前被邵氏大量删除日军暴行场面及中日两军对抗的镜头，特别是有国旗的场面都被剪光。胡金铨对此很不满意。 之后，胡金铨编剧的电影《红胡子》，本来在台湾看好外景，邹文怀也已经与台方签约，却被邵逸夫下令停拍。之后由其他导演在台湾拍摄完，改名为《山贼》，胡金铨为挂名编剧。 不久，胡金铨离开邵氏公司，前往台湾。 与胡金铨共同开创武侠电影江湖的是邵氏另一位干将，张彻。 张彻出生在一个浙江军阀家庭，早年从政，先在上海做“文运会”专员，后来去台湾得到蒋经国提拔。身在官场，张彻总想过过官瘾，可是在权力斗争中频频失利，只好退出政坛，从此纵情声色，和女星李湄传出绯闻，因此阴差阳错当了导演。 初到香港，张彻先在国泰工作一年，之后被邵氏挖走。在邵氏做编剧主任时，张彻每日都会收到邵逸夫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好交办事项，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人除了邹文怀之外寥寥无几，足见邵逸夫对张彻的期望。 张彻没有让他失望。 上世纪60年代，高瞻远瞩的邵逸夫采纳邹文怀提出的差异化战略，适逢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风靡香港，遂有意打造“武侠世纪”。这一时期，邵氏终于超过对手国泰，电影事业达到巅峰。 张彻凭借武侠片独挑大梁，其电影中的人物，与胡金铨擅长的女侠、儒侠不同，更像是先秦时便已存在的游侠、刺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由张彻执导，1967年上映的《独臂刀》，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香港电影，一举奠定张彻的江湖地位。 《独臂刀》编剧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 1957年，倪匡从广州偷渡到澳门，再辗转来到香港，起初只是在染厂里打工，偶然间给《真报》投稿，没想到阴差阳错写出名堂，成了作家。 倪匡也写武侠。1965年，金庸一边经营《明报》，一边创作小说《天龙八部》，有事要出国一个月。如果《天龙八部》暂停连载，读者势必难以接受，可金庸实在分身乏术，只好请倪匡代笔。 走之前，金庸告诉倪匡，千万别把小说里的人物写死了。金庸前脚刚走，倪匡就把小说中的阿紫弄瞎了。等到金庸回来，发现倪匡彻底放飞自我，把剧情改得面目全非。 面对质问，倪匡笑道：“不是我弄瞎的，是丁春秋弄瞎的。” 倪匡在武侠电影剧本方面成就较高，但他写完一部作品，拿钱走就撒手不管，所以内容常被导演大肆修改。他改金庸的小说，别人改他的剧本。 倪匡对此毫不介意，他开玩笑说，《独臂刀》只有“独臂刀倪匡”五字是他写的。在这部电影之后，他与张彻开始长达十多年的合作。 张彻片中的大侠英俊潇洒，朴素的古装扮相尽显阳刚气质，眉宇间常有抑郁之色，上演了一个个悲情豪侠的故事。 李修贤、狄龙、姜大卫等都是张彻的得意弟子。 姜大卫出身演艺世家，和哥哥姜昌年都是童星出道。姜昌年后来取艺名“秦沛”，也是香港有名的演员。他们的母亲在父亲死后改嫁，又生一子，取名尔冬升。 演艺圈的兄弟并不罕见，可像秦沛、姜大卫、尔冬升哥仨姓名完全不同，还是兄弟的，估计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张彻御用男主角姜大卫。 张彻因《独臂刀》获得“百万导演”的名号，然而邵氏旗下还有一个导演号称“楚千万”。 此人就是楚原。 楚原自小痴迷上海电影，解放后在广州读大学，研读不少前苏联的电影理论著作，1954年逃往香港。 楚原本来想当演员，无奈个子太矮，只好向编剧、导演发展，或许是放不下对演戏的执著，楚原晚年时不时在影视剧里客串一把，成龙《警察故事》中的大反派正是由楚原出演。 现在谈及香港电影，很多人还以为小时候录像厅和电视上看的国语片是内地引进的配音版。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是国语片的天下，李小龙的电影上映时配的是国语，到80年代重映，才改配粤语。 楚原擅长的古龙武侠片在港台上映时也是国语配音，他表示：“古龙的对白，国语念来最有味道。” 但是让粤语片起死回生的，也是楚原。1973年，其执导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一经上映，轰动全港，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这部电影影响深远，在日后衍生出各种影视剧。 然而，此时香港电影的江湖，已经不是邵氏一家独大。▲《七十二家房客》剧照。 张彻曾为邹文怀写过一幅字：“知己酒千斗，人情纸半张；世事如棋局，先下手为强。” 在香港影视圈的棋局中，邹文怀毫不犹豫将邵氏一军，他给邵氏打了N年工，虽然备受邵逸夫重用，但也屡受掣肘。 1970年，年过六旬的邵逸夫本来心情大好，喜事接连不断。十几年的老对手国泰终于停止制片业务，远走台湾的“叛将”李翰祥经营艰难，早晚要关门大吉。 之后，邵逸夫又将红颜知己方逸华带到邵氏，执掌采购部。歌星出身的方逸华甘为“妾室”多年，直到62岁才正式嫁给邵逸夫，人称“六婶”，一说将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称为“四大天王”正是她。 邵氏在小小的香港重新建构大中华文化，他说：“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因为邵氏存在，香港成为当时华人电影的中心。 偏偏在此时，传来坏消息。邵逸夫手下的第一能臣邹文怀带着一班邵氏旧将出走，成立“嘉禾”公司。 邹文怀说：“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会有想改变的时候。而且，我跟邵老六其实是同一类的人。一小片天底下有两个我们，实在是太挤了点。” 嘉禾成立之初，并不成气候，邹文怀筹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与日本合拍的《盲侠大战独臂刀》，还请来《独臂刀》的主演王羽继续出演，有点儿噱头。 虽说《独臂刀》系列是邹文怀参与制作的，但这不明摆着山寨邵氏嘛。《盲侠大战独臂刀》一上映，邵逸夫就把邹文怀给告了，直指嘉禾侵犯版权。 反目成仇的邵、邹二人为此对簿公堂，还花掉了上百万的律师费，直到影片映期结束，还吵得不可开交。 不过，邹文怀并非有样学样，他和他的嘉禾不久后就找到对付邵氏的武器，还是一个大杀器，他就是李小龙。 1970年，在美国发展的李小龙接受港媒采访，表示只要片酬、剧本合适，将要回香港发展。邵氏率先与其接洽，结果不仅片酬少（2000美金），态度也很傲慢，这让骄傲的李小龙很不满。 邵氏的片酬一直是个坑。 虽说邵氏在成立之初也曾砸重金招揽林黛等已成名的当红明星，但在此后始终坚持家族企业的模式，实行月薪制，签约邵氏的员工经常要忍受长期合约和低工资。 60年代拍粤语片的陈宝珠每年拍几十部戏，有几百万身家，但片酬不超过一万。 那时演员的片酬甚至比武师还低，混过武行的姜大卫就曾对张彻说，自己宁可做替身，也不愿做演员。 李修贤曾经谈到当年邵氏的管理制度，称当时演员都是不能在晚上外出的。 邵氏的老员工谈起老东家，经常会说一句“邵老板养活了很多人”，但很少夸邵氏福利多好。 反观今日，明星片酬居高不下，还有所谓阴阳合同，有人因为逃税，一判就是8个亿。要是让当时的邵氏演员知道，估计还以为是天方夜谭。▲邹文怀与李小龙。 和邵氏谈崩后，龙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转而跟嘉禾谈。 邹文怀看出李小龙的价值，豪爽地给出7500美金作为片酬，并承诺会满足他的其他要求。李小龙很满意，和嘉禾签了两部电影。 1971年，李小龙的《唐山大兄》一上映，就创造了香港的票房纪录。 李小龙火了，嘉禾活了，邹文怀笑得合不拢嘴，邵逸夫只能在家里生闷气。 一向睿智的邵逸夫在此时却一时糊涂，屡屡错过良机。李小龙争霸香江时，为邵氏效力多年的“冷面笑匠”许冠文带着自己的剧本，找邵逸夫谈合作，想要自导自演，甚至还想分红。 分红？门都没有。 许冠文见邵逸夫太抠门，也跑到嘉禾，拍摄喜剧《鬼马双星》，这部电影针对香港人普遍好赌的心理，以本土粤语俚语编织笑料，自然大受欢迎。1974年在香港上映后，票房达到625万，再一次破纪录，正好弥补嘉禾因李小龙去世造成的损失。 至1981年，许冠文先后为嘉禾创作了《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等电影，全部夺得当年的票房冠军，风头一时无人能及。▲《半斤八两》海报。 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此时香港电影的市场已不是邵氏所能掌握的，对电影公司来说，市场便是财源，票房才是王道。 香港电影进入黄金时代，新艺城、德宝、中国星、英皇等公司相继崛起，邵氏的电影事业却日薄西山。 1987年，邵氏电影公司宣布正式停产，尽管在90年代曾与TVB合组“大都会”重出江湖，可是并没有赶上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末班车，而是很快归于沉寂。 邵逸夫并未就此退隐江湖，而是将垄断电视业作为主要方向。 1967 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成立，邵逸夫是 TVB 的重要股东。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邵逸夫在电影市场逐渐力不从心，其精心打造的TVB 却进入制度化时代，在收视竞争中高奏凯歌，在电视剧、音乐、综艺各方面极具开创性。 TVB制作的《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经典电视剧在改革开放之初传入内地，引发收视狂潮，从此以后，每一个中国观众的记忆中都会有几部印象深刻的TVB电视剧。▲《上海滩》剧照。 TVB于1972年开办的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更是为华语影坛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 周润发、吴孟达、任达华、林岭东、杜琪峰、陈玉莲、吕良伟、黄日华、刘德华、梁家辉、吴镇宇、刘青云、吴君如等等，都是从TVB的艺员训练班走出。 1982年，两个年当弱冠的年轻人同时报考无线艺员训练班。 他们是好朋友，其中一个从小立志当演员，另一个只是被他拉来陪考。结果那个一门心思想做演员的小伙子不幸落选，陪考的那个反而因为相貌帅气，被意外录取为第11期学员。 落选的是周星驰，录取的是梁朝伟。 不服输的周星驰经过不懈努力还是挤进了TVB，常年在电视剧跑龙套，和成为“无线五虎将”之一的梁朝伟（其余四人为黄日华、刘德华、苗侨伟、汤镇业）不可同日而语。直到被李修贤发掘，周星驰的事业才步入正轨，成为我们熟知的 “喜剧之王”。 除此之外， TVB从1973年开始评选“香港小姐”。香港电影中那么多绝代佳人，这一选美节目几乎囊括了半壁江山。赵雅芝、张曼玉、邱淑贞、钟楚红、李嘉欣、周海媚、蔡少芬、袁咏仪等，都参加过港姐评选。 无论是训练班学员，还是港姐，这些人一出道就带着邵氏的印记，有人从跑龙套开始，吃苦耐劳，熬了许多年，有人事业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他们后来都成为香港影视界的中坚力量。 邵氏的传奇不仅在于影视，还包括邵逸夫的慈善事业。在一个世纪的人生中，邵逸夫的善举值得所有中国企业家学习。 从1985年起，邵逸夫将目光投向祖国内地，他说：“中国要强大，关键在于教育及培养人才，将赚到的钱捐献在教育事业上，做一些实际的事，是我最大的心愿。”▲邵逸夫。 香港一个邵逸夫，大陆多少逸夫楼？这是邵逸夫去世时，一些网友发出的疑问。 一名网友在微博贴出图片显示，他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结果近3万座，几乎遍布中国。来自不同地区的孩子，几乎都可以在他们当地的学校中找到一座逸夫楼。 据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邵逸夫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向内地捐助了40亿港币，在内地兴建了六千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 这个开创了一个影视江湖的百岁老人，直到晚年仍然行动自如，谈起 养生 秘诀，他说，一要勤奋工作，二是笑口常开，三是每天练功。 当邵逸夫归隐山林，颐养天年时，香港电影正在走向衰败。 90年代，台资大量进入香港电影市场，一些电影人打定主意要在九七之前捞一笔，于是从台湾片商手中争取大量投资，粗制滥造。1993年，台湾八大片商与香港电影从业协会就压低演员片酬协商，提到“共有250多部台资港片未如期交货”。“烂尾”投资多不胜数，港片最终失去了台商的信任，失去台湾市场。 1997年前后，曾在香港影视发挥重要作用的黑帮资本也接连撤出，香港电影又失去一大依靠。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捞金，本土市场日渐凋敝，似乎早已无力回天。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年107岁。 那时，邵氏电影的辉煌已成为 历史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参考文献： 魏君子：《香港电影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张彻：《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 赵卫防：《百年逸夫的 历史 贡献》，《当代电影》2014年05期 傅葆石、刘辉：《在香港建构“中国”：邵氏电影的大中华视野》，《当代电影》2014年05期 刘琦：《论香港武侠片在六七十年代的成熟、衍变及其意义》，上海戏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盾牌上两个字母坏了风水，不怕生错像，就怕起错名。 主要是邵逸夫先生逝世了，TVB也没了往日的辉煌 不叫没落，而是中流勇退。他培养了无数香港明星，难道不是星妈吗? 偏安一隅 不衰都难

电影是一种最年轻的艺术，也是一种成长得最迅速的艺术。在一个短短的发展时期里，它不仅巩固地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艺术的地位，而且成为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和“最大众化的”一种艺术。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好莱坞电影的发展转型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好莱坞要发展,必须“变脸”――从文化帝国主义的固有意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东方式思维的涌现以及受众的使用与满足等因素也促使好莱坞不得不转型,这背后不仅仅是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是后现代文化以及后现代电影的典型特征――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

【关键词】好莱坞 文化帝国主义 变脸发展 全球化策略

幸运的历史机遇与雄厚的经济实力让好莱坞在全球的成功有目共睹,它拥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并不断向全球输送自己的文化模式。大众传播的发展更是给这一行为大开绿灯,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好莱坞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垄断,受众出于选择的单一性而给好莱坞买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元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受众对新鲜感的需要以及东方式思维电影的涌现,让电影的走向更加全面,好莱坞若是再秉承自己一贯的风格,怕是再难满足受众的需要,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好莱坞从文化帝国主义走向全球化的“变脸”之役势在必行。

一、好莱坞印象

好莱坞Hollywood,本意上是一个地名的概念,港译“荷里活”,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约有30万居民。但由于当地发达的娱乐工业,现“好莱坞”一词往往直接用来指美国加州南部的电影工业。不过电影制片厂分布的范围早已不局限在好莱坞一隅,好莱坞与其周边的伯班克等市共同构成了美国影视工业的中心地区。好莱坞是一个多样的、充满生机的和活跃的市区。它在美国文化中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可以说,好莱坞的发展史就是美国电影的发展史。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不仅满足美国电影市场的需要,还出口到世界各地,不仅输出了美国的文化,更为好莱坞投资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二、文化帝国主义

德国著名电影导演文德斯承认:“美国人已经殖民了我们的意识。”这里的殖民指的是影像的殖民,而影像的殖民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原先指美国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影响,不过好莱坞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更远。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与好莱坞文化的共谋便使美国商界惊喜地发现,美国影片的放映常常引起对美国商品需求的增加。

从历史上来看,好莱坞影像的文化帝国主义威力尽显。其一,早年美国片里出现新型缝纫机的影象,曾使得美国出产的缝纫机在海外一度脱销。其二,美国片营造现代化工作条件,又曾引起巴黎工人 *** , *** 法国工厂的不良环境。其三,美国明星在一部影片中手把手教当地男孩做汉堡包,曾诱发对地中海饮食文化濒临消亡的争论。其四,阿根廷观众发现一部美国片中影星 *** 内衣,一度造成该产品在市场上的滞销。30年代好莱坞为逼迫日本开放电影市场,还曾以大量拍摄日本黑帮片来要挟日本,电影作为“文化形象代言人”的功能不言而喻。

从影像的角度来说,所谓“斯皮尔伯格现象”可以视为好莱坞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以《侏罗纪公园》和《泰坦尼克号》为代表的好莱坞高科技、高质量的音影标准是其他国家电影在缺乏钜额投资情况下所难以达到的。

从消费的角度来说,电影衍生品的发展往往使消费者忽视产品的文化来源。最典型的例子是迪斯尼,从动画片、主题游乐园、有线电视与礼品商店,迪斯尼标榜的是全球性、重复性的消费,面临的是全球文化的“类同化”压力。

在电影界,拉美国家一度兴起“第三世界电影”以 *** 好莱坞的影响。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在意识形态和审美上“反好莱坞”的影片没有商业基础,仅仅为理论界提供文字,影响甚微。但是近年来理论界的研究证明,电影观众对影视产品的接受并非一律是消极的认同,而经常是积极的协商,甚至是主动地抵抗。

在大众传媒研究领域,“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渐渐让位于对“全球化”的理论探索。

三、好莱坞的转型及其原因

西方早期有一种传播理论――“皮下注射论”或靶子论,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上世纪30年代,这种理论认为,宣传之于受众,就像子弹击中靶子和注射液注入人体那样迅速神奇、有效。这是一种有关媒介具有强大效果的观点。

好莱坞曾凭“文化帝国主义”一纸王牌冠名于世界,将自己的价值体系与文化观念输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受众恰似这中弹的靶子,因为没有太多选择性,好莱坞凭著自己雄厚的资金支援以及精细的电影制作一度左右著受众的审美观念甚至行为与生活方式。

但是这种强大的效果传播论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受众是不断进步提高的,他们的审美观念在不断改变,他们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模式,这就促使传播者不得不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根据受众的需要与兴趣来传播相应的内容,进而取得想要的传播效果,带来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传播学上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也认为,媒介使用者在处理媒介讯息时,有时是理性的,有时纯粹是消遣性或随意性的。受众的行为方式差异对媒介的效果也有影响,人们使用媒介为满足特定需要。

同样,好莱坞也不得不摘掉“唯我独尊”的高帽,开始转变自己的传播思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

另外,近年来,东方电影跻身好莱坞也是全球化的一大表现,东方与西方不同思维方式与文化差异的交流,在好莱坞展示得淋漓尽致。其一,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好莱坞在亚洲市场上的份额逐年下滑,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作为后起之秀逐渐进入美国市场,如《英雄》成为第一部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夺冠的亚洲影片,连续两周高踞榜首。《卧虎藏龙》在美国票房收入高达亿美元,在2001年度美国外语片中获利最多。其二,近几年东方电影在世界重要奖项中通常会分一杯羹,表明其在国际上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尊重。其三,东方电影直接影响好莱坞电影的内容,迪斯尼公司根据中国古代传说摄制了动画片《花木兰》,好莱坞翻拍《午夜凶铃》更是掀起了一股拷贝东方电影的热潮,韩国片《我的野蛮女友》和《蔷薇红莲》、香港片《无间道》、泰国彭氏兄弟的《见鬼》等系列等都在其列。

著名导演吴宇森在好莱坞发展数年,后来终于凭《变脸》一片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被好莱坞捧为A级导演,但是为了获得进入好莱坞的通行证,吴宇森几乎付出了“忘本”的代价,他曾坦言“我不很像华人,无论从技巧、主题或是电影语言来看,我都不属于华人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电影在资金资源、市场资源、观众资源、人才资源、内容资源等方面的交流也不得不引起好莱坞的重视――自己也要“变脸”了!

四、全球化――好莱坞发展之路

识时务者为俊杰,受众时代变了,好莱坞也跟着变。

他山之石可攻玉,东方电影来了,好莱坞也必须变。

全球化背景催生好莱坞多元化的发展,交流互赢是最终目标。

全球化时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竞争、共存的时代。季羡林先生在多年前就呼吁:“讲文化交流,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早在第31届大会上的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形成共识:“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应该认定并应该确认,这种多样性有益于人类的当代和未来。”

好莱坞,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进。好莱坞“变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①普特南:《不宣而战:好莱坞VS全世界》,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

②卢燕、李亦中 主编:《聚焦好莱坞:文化与市场对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李亦中,《竞争性合作:“入世”后中美电影业互动态势分析》,《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④张英进,《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文化工业与全球化策略

⑤崔辰,《好莱坞洗牌:拷贝“东方”》,

⑥洪浚浩,《中国电影近年在美国受欢迎的社会与文化原因》,《电影新作》,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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