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通俗小说论文研究题目

小时侯我看过张恨水<八十一梦>.整本书都充满了诡谲的色彩,讽刺寓言的成分比较突兀.那种不规则的场景转换和情节编撰很是惊人,而且可以明显抗战期闻的重庆笼罩在无穷的阴霾感觉.而且也很符合当时的现状.我很喜欢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内容提要】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一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笔者以为“背景回归”阶段张恨水研究有三个特点。（一）用文化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通俗文学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二）认识到文化发展是多线进化、多元并存、多向交流与整合的。（三）重视通俗文学的审美价值体系与社会文化心态的关系的研究。陈金泉、万兴华从美学的角度对于张氏的小说作了全面深入的审美考察。在《张恨水小说：中国通俗小说方向》一文中，陈、万把通俗文学作品，张恨水的小说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中，以审美功能和审美接受作为文学分类标准三分载道文学、纯美文学、通俗文学，完成了张恨水小说研究的二重定位。具体分析上陈、万认为，通俗文学在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继承和发展了上古神话并与上古神话传说的审美基因有一脉传承的血缘关系。只有同质异形的变化而非异质异形的彻底颠覆。其小说审美基因源远流长，具有积淀深厚的审美本性，从理论上说明了张恨水小说之所以拥有广泛审美市场的原因所在。析出张恨水小说与上古神话传说在审美基因上的连脉关系，意义在于钩沉通俗文学审美机体之内绵延深蕴的传统审美基因，印证传统审美基因在现代读者审美结构中的浓厚积淀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在审美功能上，陈、万论证了言情、娱乐更为贴近文学本性的原质并认为张恨水的小说在“言情”上用意，在娱乐上用心。正面写情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负面写情如《五子登科》、《巴山夜话》、《纸醉金迷》等。任何审美魅力的情的描述都能激活读者的审美情趣，产生浓烈而丰厚的审美娱乐，进而切入审美本性的深层。张恨水小说为真正中国气派的小说。孔庆东的文章《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通过民国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双线历史的比照叙述来对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从而对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雅化与归属问题作出结论。孔庆东认为：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雅化核心在于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他终于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终于“带师学艺”，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这使他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使他在艺术技巧的雅化上有所放松。抗战时期小说的普遍问题是结构感差，像《八十一梦》的结构也只能说有独到之处，并不值得立为典范。其次是叙事语言不如战前流畅精美，叙述干涉增多，这是向清末民初小说风格的倒退。艺术技巧上更雅化的地方表现在心理刻画意识似比战前更为自觉，这使《魍魉世界》、《傲霜花》等还比较耐读。但他写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商贩屠沽，却没能留下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八十一梦》等几部“斩鬼”之作，事过境迁之后，只能看的是他的“投名状”。提起张恨水人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他写与战前的“现代青年”系列。是新文学已经不再鼓励那些“雕虫小技”的探索，还是张恨水自己觉得“小雅”已经不必再努力，只要在思想上“精进不已”便是“大雅”，抑或是时代正要求新旧文学都向一种“四不象”的新形式靠拢？此种的得失很值得玩味。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在现代通俗小说史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问号般的身影。这里对张恨水的反思是真诚和中肯的。对于任何一个作家的研究都应该严肃和真实。不能“棒杀”也不能“捧杀”，不文饰也不必为尊者讳才是治史的第一要义。张恨水研究同样要注意到这一问题。徐清认为张恨水以通俗文学作家身份进入文学史稍弥补了文学界的遗珠之憾，但是当研究者们日益将通俗文学摄入研究视野时方才发现对这位大师级作家的关注与剖析还未深入。之所以称张为恨水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独树一帜地于鸳蝴派创作模式与“五四”新小说创作道路的夹缝中“带着镣铐跳舞”：既依附于俗趣味又酿造着雅情致，既留恋于旧程式又探索着新技巧，既迎合着市民圈又固守着主体性，其作品表现出新旧合壁、雅俗共构的美学特征。两部代表作《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更是通俗文学研究领域中可供读解的极佳个案。通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既有各自的审美领域又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雅俗的位移那些精巧化的通俗文学常常也会成为高雅文学中的精品。历史上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作品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一些有成就的通俗文学作家则运用这一文学规律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作品，使之成为通俗文学中的高雅之作。张恨水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他以自己的作品在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以此赢得了文学史上的光辉一席。以上三篇代表性文章正是对该阶段研究特点的一一印证。 总结张恨水小说的艺术特征是总结张恨水作为小说家的价值所在，也是张恨水研究的主要支撑点。这一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且收获颇多，而对于张恨水本人的研究还需要开拓新的思路。例如张恨水本人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就是缺乏深入细致研究的方面。张恨水本人到底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受佛学的影响，他在张恨水一生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张恨水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上的集大成者。他长于“言情”，但并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他自己曾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小说，向通俗路上走，决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因此，易懂而易接受，但其作品广泛流传的原因，还在于它迎合了广大中国人的审美需求。首先，《啼》与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不同，它不属于单纯的某一通俗小说的样式，而是“社会——言情—武侠”。此故事的核心还是张恨水擅长的“言情”。全剧围绕樊家树与凤喜、秀姑、何丽娜三人的感情而写。同时，通过主要人物的遭遇、生活，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贫富悬殊。伯和夫妇每天都是醉生梦死，陶醉于舞场，享受着丰厚的物质生活。但是关氏父女为生活所迫以卖艺为生。而遭富人伯和等人的歧视，不得不离开家树。当然伯和担心家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像凤喜刚认识家树便借钱。其实凤喜一家也是一再努力想攀上家树的。作品也正是通过凤喜的悲剧“另攀高枝-——变疯——死”揭示了军阀的强横霸道，穷奢极欲的丑恶面目。第二，他依然接受了言情小说的常有模式“爱情败于金钱之下”。文中第十三回中“无情最是黄金物，废尽天下儿女心”正揭示了凤喜悲剧的原因。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社会所泛滥的“拜金主义”。但是，作者设置此内容并不仅仅写凤喜的悲剧，更在于写凤喜与何丽娜，秀姑进行对比，从而显示出“性格悲剧”。秀姑爽朗、机警、谨慎，是忠肝义胆的侠女。她做事一“正”字为先，不受金钱权贵所束。丽娜虽是一朵“交际花”，但是心中自有其爱的标准和选择，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女性，敢爱敢恨。而凤喜有其少女的矜持和痴情，也有风尘女子为金钱所利诱的潜意识。正像家树所说：“早知道如此，不如让你在先农坛唱一辈子大鼓啊！”家树一味的栽培她，却不想害了她。送她去上学，而她却学会了攀比，不是眼镜就是戒指。是的，如果不是环境刺激，她不会这样。但就如爱玛一样，她骨子里就已有这种“金钱意识”，初次见到家树，便已盯上了他，并一步步的接近他。她的死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更是他的性格悲剧。第三，作品中漫溢着浓郁的东北气。这在当时的南方文化圈中出现，自会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关氏父女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情豪爽，乐于锄强扶弱，讲义气，这使人们体味出浓郁的北方人情味。第四，长期以来的苦难现实，使中国人不断地在精神界中寻找“救世主”，于是，“狭义小说”出现，人们渴望有一群狭义之士救他们脱离苦难，而作品中关氏父女正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第五，圆形结构。中国人经历了 重重磨难，所以人们在心中都期盼着好日子，好生活。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作品中皆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尾，满足人们的团圆、喜庆的需求。而《啼》亦是如此。尽管凤喜的死让人悲伤，尽管关氏父女及义勇军的死让人痛心，但最后，仍可让人们有些心理安慰的就是家树和丽娜的结合。“一般来说，通俗小说家的艺术生命都是短暂的，纵然红极一时，往往不待死后。”而张恨水的作品却一直为广大人们所喜爱，正是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需求、阅读兴趣。但是其中也有缺点，就是虽然如实地描写了现实，也批判了一些不良现象，却并为深入现实，挖掘现实的深刻含义。然而，可能正式因为“浅”，才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