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论文题目

首先，党能否坚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兴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并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鲜明而彻底的人民性，“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因而出现了中央苏区扩红时“乡上绝大多数15岁以上的男人都跟队伍走了”和后来淮海战役时“胜利是农民兄弟用小车车轮滚滚推出来”的壮观历史景象。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真心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人有可能被赶尽杀绝。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自觉地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戴，党因此才得以生存和不断壮大，直至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实中已经没有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考验，这就增加了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坚持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仍然是现阶段而且永远是保持党的生命力和获得力量源泉的关键之所在。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苏联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却不是在井冈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密切相关，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结晶。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苏联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为代表。1927年秋，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而是说服其他的起义领导人，毅然将起义部队带到罗宵山脉中段农村，保存革命力量。接着，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冈山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随即在井冈山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山村正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工农武装和革命力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进一部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当初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还不是自觉的行动。他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仅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将来配合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地说过：“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①他认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的偏僻山区，只能影响江西一省，政治影响远不如井冈山，对夺取中心城市政权的帮助不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红四军是不到赣南去的。这证明，在井冈山，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未确立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思想。二、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攻势防御。红四军1月14日离开井冈山，经遂川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1月20日，占领大余县城。因与尾追之敌交战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被打破，红四军只得向赣粤边境山区撤退，后在平顶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数次与追敌交战，皆失利，红四军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军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转战于信丰、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等县山区。2月9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设伏，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全歼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多支，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并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党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补充。2月18日抵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在东固休整一星期，体力得到完全恢复。因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原定内外线结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不能实现。红四军吸取红二、四团的经验，取道广昌、石城向赣闽边界挺进。于3月14日在长汀西南部的长岭寨歼灭闽西土著军阀郭风鸣的第二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并进占闽西重镇汀州。在汀州城筹措了大批给养，完成了部队的改编，红四军又恢复到3600多人，还帮助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政权。从1月14日下山到3月14日进占汀州，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转战整两个月，转了一个大圈，对赣南、闽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状况，革命基础，敌人兵力等情况都有了切身的全面的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发展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即“（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在这一地区都基本具备，特别是东固根据地“用打圈子”对付敌人跟踪穷追的办法，使毛泽东深受启发，他强烈地感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完全能够建立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相连接”战略决策，会议还特别强调，不管形势如何发展，“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③当时，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新形势。红四军按照前委的这一战略部署，利用敌人无暇顾及红军的有利时机，在长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4月1日，返回瑞金、于都、兴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并帮助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政权。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兴国土地革命训练班，并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极大地推动了赣南土地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同年5月和9月，红四军两次入闽，通过三打龙岩城，基本上消灭了闽西的军阀势力，极大地促进了闽西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赣南闽西广大贫苦农民已广泛发动起来，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红色政权象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至1929年底，闽西的长汀、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和赣南的瑞金、于都、兴国、赣县、宁都等县都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春，以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1年9月，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以“一苏大会”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标志，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前景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1929年4月毛泽东在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已有了很高的评价。他针对党内一些人轻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④在这里，他第一次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随即，他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江西的敌我态势后，认为赣北、赣西、赣东、赣南等处，革命势力都在向前发展，这些地区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就造成了包围南昌的形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城市政权联系起来，初步闪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重要思想火花。实践出真知！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他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三、东固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对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有很大帮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受到湘赣两省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这是毛泽东深感头痛的问题。这次红四军下山向赣南游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出路问题。但2月18日，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发现这里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严重摧残的境遇完成不同，这里“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⑤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在东固休整期间，他认真考察东固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详细询问了东固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认真听取了李文林等关于东固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介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使毛泽东深受启发。在1927年至1929年2月南方白色政权转为暂时稳定，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遭受敌人接连不断的进剿和“会剿”，普遍受到严重损失或挫折之时，东固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由东固、延福等小块地方，发展到东西达34公里南北达60公里的广大范围，革命武装也由25支枪起手，稳定地发展到500支枪。这块根据地所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适应敌强我弱客观条件的根据地建设策略。这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的形式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⑥“他们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⑦这在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灵活策略。这与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学习、总结他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群众又没有完全发动的情况下，不能象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而应象东固根据地那样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武装割据，要用“变定不居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来对付敌人的进攻。这使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有效方法，增强了他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了他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四、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对毛泽东确立这一革命道路发挥了重大作用。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听取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后，于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信中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要求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而且还充分肯定“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⑧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来信的正确指导下，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胜利召开。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在军队建设方面，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会议决议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战斗力大大加强。中央的指示信和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进一步清除了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思想障碍，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加快革命力量发展的问题。他回顾在赣南、闽西地区一年时间革命斗争过程，看到这一地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看到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看到当地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赣南、闽西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屡屡遭受挫形成鲜明对照。这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已开始形成。1930年新年伊始，他在给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复信中明确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实情不适合的。”⑨这是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革命斗争路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知，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⑩这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党内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从实践上升为理论。综上所述，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没有创建中央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就不会有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也就不会有中国正确革命道路产生。她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理完全正确。注释：①《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0日），见1948年东北书店发行《毛泽东选集》第511——54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③《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④《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⑤⑥⑦《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1929年6月6日），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⑧《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7页。⑨⑩《毛泽东选集》第97——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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