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文查重率

1891年10月18日（农历9月16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乳名和尚，学名文浚 。父，陶位朝。母，曹翠仂。1916年 25岁：三子陶刚出生。 1920年 29岁： 4月，主持接待杜威到南京高师讲授“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哲学史”等课程。 夏，在南高师举办第一次暑期学校，各省选送学员1300多人，讲习1个多月，以提高全国教育行政人员及中小学教师、科研及工作水平。为全国高等学校开办暑期学校之始。 1921年 30岁： 7月，欢送杜威回国。 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岑、严修、袁希涛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范为社长、蔡为副社长，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盂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并讲学。 陪同盂禄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地调查、讲演，并任口译。 11月，被推为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国新学制”起草委员会之一。 12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说，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1922年 31岁： 1月3日至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举行。作社务报告：改进社办事有两种精神：（一）互助精神，（二）分析精神。学术部内又分研究、调查、编译、推广四科。研究方面：由张仲述博士任中学课程改造之研究。初等教育委员会任小学课程改造之研究。推士博士科学教学之研究，麦柯尔博士任心理测试之研究。调查方面有全国教育的调查。因在济南举行又称“济南年会”。 2月，受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4月，与胡适、凌冰合作编译的“盂禄的中国教育讨论”出版。 5月，与蔡元培、王宠惠、李大钊、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因蒋梦麟赴美，《新教育》第4卷第2期起接任主编。并定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机关刊物。延聘中外教育家42人担任编辑，特约全国教育界代表报告最新教育消息。在“学制研究专号”上发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 历史》三文。 12月6日，南京高等师范并入东南大学。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 1923年 32岁： 7月28日，致函东南大学代理校长刘伯明，请辞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之职。8月底，东南大学准其辞职。 以后专任改进社总干事。 8月20日至25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与熊希龄联名致欢迎词，并报告社务以及该届年会筹备情形，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应编教育概况纺计案》。 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本》。到南京、安庆、南昌、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推广平民教育运动。 秋，安徽旅宁同乡会、同学会设立南京安徽公学，校董会推陶行知任校长，姚文采为副校长。 是年，拒绝北洋政府任命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又谢绝母校金陵大学聘为校长。专心致意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 12月12日晚，南京高师口字房失火。放在办公室内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被焚毁。924年 33岁： 北京平民读书处发展到100多个，又到张家口、开封、上海等地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编辑出版《平民周刊》。改编《平民千字课本》。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九月，已推行到20省区，读《平民千字课》的已有50万人。 应冯玉祥之请，与许士骐编《军人千字课》，推行士兵识字教育。 7月3日至9日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作工作报告。 全国教育展览在年会期间正式展出。 在诗《自勉并勉同志》中提出“这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四子陶城出生。 1925年 34岁： 在南开大学作题为《教学合一》的演讲，张伯岑校长建议改“学做合一”。陶行知受张伯岑启发，豁然贯通，将“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从此，“教学做合一”之名正式出现。 8月，负责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该会在太原召开，汉、满、蒙、回、藏等族均有代表参加。在开幕会，发表《感言》道：“中国要想得到国际上之平等地位，非办教育不可。”在社务报告中特别强调：“本社现在所办理之事业，一为科学教育，二为乡村教育。”邀请美国女教育“道尔顿制”创始人柏克赫司特作学术演讲。 12月4日，《新教育评论》创刊发行。为该刊写发刊词《本刊之使命》。负责编辑。 为陈鹤琴的著作《家庭教育》发表书评。 1926年 35岁： 春，被推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委员”及“促成宪法中制定教育专章委员会”委员。 倡导乡村教育运动。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发表《改进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撰文《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拟定推行乡村教育计划。发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筹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2月25日，在南京尧化门小学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第二次研究会，举行立志乡村教育的宣誓典礼。 12月31日，江苏教育厅赞助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筹办改进社乡村教师同志会会刊《乡教丛讯》。 1927年 36岁： 1月1日，《乡教丛讯》创刊，任主编。中旬，决定试验乡材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 2月5日，主持乡村师范立础礼，同时举行城乡平民团拜，宣布改“小庄”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 2月10日，在上海召开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董事会，被推为董事会秘书兼学校校长，赵叔愚为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主任。 3月15日，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正式开学。第一期学生13人。 6月，晓庄开学后三个月，第一期学生13人，从燕子矶搬到黑墨营，陶行知谈到“晓庄精神、乐观精神、革命精神和团结精神”。最后指出：“我们要办好乡村教育，要改造乡村社会，总须有宽阔的胸怀，奉献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这句名言最早有来历。 6月，参加建校劳动。开办晓庄小学、乡村医院。 在晓庄每天的寅会，发表演讲，逐步阐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已”等。 10月1日，浙江省立乡村师范（湘湖师范）开学。先后推荐操震坏、方与严为第一、二任校长，又介绍程本海、董纯才、王琳、李楚材等任指导员。 11月，亲自到湘湖师范指导师生讨论“教学做合一”和“生活教育”。 本年，被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在中国科学社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