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关于文字狱的毕业论文

文字狱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禁锢人们的思想，除了人为地创造出文字狱这样的世间悲剧，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而文化的浩劫，却给我们带未了无穷的灾难和落后。又有谁能说这些不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考往往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箝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历史上，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屡见不鲜，而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残酷，清代为最，文字狱一词，就出于清代。 清代的文字狱，是在其政权基本稳定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它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时期，不仅文字狱定罪的范围超过了康熙、雍正时期，而且案件数量也增至康雍两朝合计次数的数倍。特别是乾隆查缴禁书期间，各类文字狱层出不穷，数量急增。 清代文字狱之多，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来清统一中国，可谓渔人得利。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遐迩流传、影响深远。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使他们坐卧不安。雍正帝说过：“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代统治者对汉族反清思想防范惟恐不严，打击惟恐不力，到乾隆时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必欲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又同满州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非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互相交织，彼此激荡，尤以清初表现最为激烈。从顺治到乾隆可统计到的约160起文字狱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质，或以蓄意罗织的反清罪状而成狱，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字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持续存在。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企图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灾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双目皆盲，不很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纂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提到明末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这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事。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而撤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便买了一本去恐吓庄廷龙的父亲——此时庄廷龙已死——却被顶了回来，这是因为庄廷龙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视，严加究办。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四川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成为雍正在位期间第一大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墨卷时，发挥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当人类看待，甚至视同禽兽，也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在评选时文时，吕留良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还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并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吕留良早死，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劝岳飞后裔四川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岳钟琪密报朝廷，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也被杖责。清廷并于第二年九月，将吕、严、曾、沈所著之书及其言论和历次所下谕旨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天下。以示警戒。并让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消弥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高潮。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尤以湖广、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苏东坡这位文化界的武林盟主，代表宋朝最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如果为中国悠悠五千年的文学艺术，挑选一名形象代言人，做广告宣传的话，大概无数人会给东坡先生投上一票。林语堂先生曾夸奖他有蟒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柔敦厚；盛赞他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孤版。 大约谁了解这位人间真仙，谁就会 恨不得堆砌世界上最美好的文字来评价他， 恨不得和他一起历经风吹雨打， 恨不得为他斟酒打杂。    因为，他是走过一生，仍是少年的东坡居士。韩寒写过“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然而，苏轼一生从来都不在乎自己的利弊得失，一辈子只为民计较利益。因为他甘为百姓愁为黎明苦，所以得罪了很多达官贵族。但他从来没有悔恨。他的弟弟苏辙这样评价哥哥：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这样的人，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个怀有初心的少年。     苏轼这一辈子的官场起落，估计和他母亲程氏脱不了干系。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就像流在身体的血液，无处不在。苏轼的母亲程氏，这个富家小姐，珠宝首饰不戴，绫罗绸缎不穿，整日和诗书文章、笔墨琴棋交朋友。当她看上没钱奢侈，有钱买书，有才华写文的老顽固苏洵那一刻，就打实了“一门三父子，皆是大文豪”的基础。     有一天，程妈妈教小苏轼《后汉书·范滂传》的时候，小苏轼心中感动，就问“假如孩儿有一天也像范滂一样，母亲您会不会难过？”苏母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汝能为滂，我顾不能为滂母耶？！（你能成为范滂，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之母吗？！）”从此，苏轼两兄亲，就成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小小少年。在苏轼饱经沧桑历尽沉浮后，这个少年志向，在他价值信仰的天平上，重量始终一样，没有半点缺斤短两。     苏东坡曾经自嘲三不如人：“下棋不如人，喝酒不如人，做官不如人”。他下棋喝酒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做官不如人，真的一点都没有蒙我们。苏轼二十一岁跑去考试，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读到他的答卷，全身冒汗，他对身边人叹息说：“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上人再不会传诵我的文章了”。他当时便做了决定：“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就是“出人头地”成语的由来）！就这样，他一出场，牛刀小试，就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惊呆官场，艳压文坛，怎一个惊艳了得。如果照这个势头，顺风顺水，我们只能看到另一个天才晏殊，而不是苏东坡这样的有趣灵魂。正是因为他做官不够顺利，我们才能读到东坡的独步天下的壮丽诗词。于是，宋词中不仅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婉约伤浅情，还有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愈凄苦。     从当官开始，大起大落是他的人生，宠荣不惊是他的气魄。在乌台诗案以前，他都算是官场得意。他不同意王安石“疾风扫落叶”的变法，常常跟皇帝上书，强调变法要“润物细无声”。他的意见几次三番不被采纳，就很知趣地请求离开首都，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准他远去。这一脚才踏进权利中心，还没站稳就急忙抽身。他的淡泊名利，不留恋权利的纯良本质就一一露馅。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党争上，想用自己的才华给地方百姓做点事情。金子般的心。可昭日月。但如果可怕的阴险小人，能轻易放过敌人，他们岂不是浪得兴妖作怪的虚名？在苏轼离开京城的日子，一群奸诈小人正在研读他的文集，歪曲文字，布下文字狱的天罗地网。     苏轼写诗歌咏钱塘潮，变法派说他是讽刺皇帝大兴水利，劳民伤财。苏轼写诗自喻蛰龙，变法派说他自比真龙天子，有不臣之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变法派竟然说苏轼不学无术，浪得虚名。听了好想一巴掌打醒那些有眼无珠的混球。这好比说姚明不会打球，刘翔不会跑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在小人的污蔑之下，苏轼的罪名已经板上钉钉。这时，他正在湖州做知州。虽然早就收到弟弟的通风报信，但他还是诚惶诚恐。在府衙面见传达圣旨的官差时，他竟然手足无措，不晓得要穿官服还是便服，前去接见。这是一个文人，自然不像武将，做好时刻把命揣在怀里的准备。但恐惧这种本能，在他心里也就是那么一瞬而过。后来他在乌台，被侮、被打、被踢、被骂……无论白天黑夜，无休无止。到了隔壁犯人都不忍心听的程度。住在苏轼隔壁一个叫苏少容的士子狱中赋诗十四首，有诗云：“遥怜北户吴兴守，诟污通宵不忍闻。”     一个文人，遭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依旧安然赴死，不悔不怨。月光穿过乌台监狱的天井，照到这个中年人的脸庞。仿佛，月光也认出了他，他仍是那个做着范滂英雄梦的少年。而且，他还是那个喜爱写诗作词的少年。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从此，他的仕途跌宕起伏。乌台诗案结案，他被贬黄州五年。然后由罪犯之身，连升6级，做到中央部长的职位。后来又连降7级，一贬再贬，贬去蛮荒之地岭南。那些奸诈小人，从朝廷发出一声变态的奸笑“贬贬贬，贬到你没有兴趣饮酒作诗”。 结果，他们的坏心思像一块被石头砸碎的玻璃，碎了一地。苏大才子的豁达，即使身在地狱，还要喝酒作诗。何况，岭南，还有妃子笑。于是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吃得正酣。顺便还@杨贵妃。贵妃回一句“讨厌，又在晒荔枝，馋人啊。” 他还对自己在惠州的日子，自问自答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读到这里，不禁为他的气魄，拍手称快。这样的文采，这样的哲理诗句，这样的心态，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有了。 朝中死敌听到这样的话，真是气愤难眠。什么，在这样蛮荒之地，你还吃得这么开心，写得这么痛快？     于是，他被贬去更远的海南儋州。一开始，他是害怕的。他打心里觉得一个62岁的老头，经历这种折腾，不会有活路。于是，他先把棺材运送过去。谁知，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到了海南又活得滋润自在。他慨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放言“我本儋耳氏，寄生在西蜀”。真是一个顽皮的少年！揍得越狠，头抬得越高。他并不是只争口舌的痛快，装腔作势。他到了儋州，办学堂，修路修桥，改善民生。明明是即将油尽灯枯的一盏老灯，却发出多少人一辈子都比不过的光和热。他观赏海南的风光，又不把它们据为己有。他向中原推荐这片土地，他为海南培养出了第一个进士。他深情感慨“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这种四海一家的觉悟，这种爱天地爱万物爱生灵的圣心，真的是如少年般单纯炙热。     苏轼虽然一生漂泊，但身边总有那个爱他的红颜知己。因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暖男。因为他对枕边人情义如一，不减半分。因为他有同甘共苦，互相包容的成熟之情，更因为他始终保留着少年初见那份动心之爱。在爱情里，他永远做那个动心的小孩，不曾改变。这就是他后院温暖，却不起火的原因。     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去世，他悲伤不已，在亡妻坟前，闷不吭声地种下了4万棵松树。每一个树坑，埋藏的都是他绵绵不绝的爱意和依依不舍的伤感。正应了那句“情根深种”的老话。十年已过，当年的四万棵树苗渐渐长高，长成了一片松岗。松树已经不是当年的树苗，而当初那份永别之苦，却还是那份愁苦，虽然深藏心底，却是不减反增。‘物是人非事事休‘’固然伤感，那么‘“物非人是”又是怎样的无法释怀啊！是真的无法释怀啊！才能写下这样感动我们心肺，流干我们眼泪的词篇。       江 城 子  苏 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对爱妻那份爱，就像那庭院深深深几许般无法估量。     他娶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东坡被贬黄州最潦倒的岁月，王闰之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操持家务，耕田织布，同甘共苦。她识得夫君才，甘当贤内助。不嫌家贫，不怪夫酸。她还十分清楚，自己的丈夫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没有责骂，反而溺爱丈夫孩子般的纯真心灵。东坡在孩子的世界越走越远的，同时也在诗词，书法，绘画上获得更加贴近生活的灵气。     穷困潦倒，他在东边开垦出了一块荒地，竟然不无得意地称自己为东坡居士。     家徒四壁，他在寒舍四周画下冬日雪景，却还不失诗意地取名东坡雪堂。     试想，如果他身边站着的是河东狮，他还能这么自得吗？如果他陋榻旁睡下的是吕娥姁，他还能这么兴致勃勃吗？有妻如此，难怪他在祭文中写道“三子如一，爱出于天。” 又立下“惟有同穴”的誓愿。可见他对第二任妻子义重情深。     在杭州任知州的时候，他遇见了一生中重要的红颜知己王朝云。据说下面这首3岁小孩都能背的诗句就是为朝云而写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后来被贬到岭南，幸好有朝云相伴，不然会给本来就愁苦的生活，平添多少孤独的烦恼。看看他在六如亭下，给朝云写的墓志铭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轼虽然漂泊四处，但感情生活还是非常和谐。没有感情的羁绊，难怪他可以专心的为民牟利，专注地写诗作词，写字作画，躬耕东坡，寄情山水。这种和谐，这种齐人之福，全因为苏轼怀着一颗少年的心，去爱不再年少的人。所以说，对待爱情，苏轼从来都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深情少年。     苏轼和佛印互损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其中有一段非常著名。有一天，苏轼打坐悟道，觉得自己修禅的本事精进，达到八风吹不动 的境界。这句话传到了河对岸的佛印耳中，佛印就说了一句“放屁”。苏轼听后，气不打一处来，急忙过江找佛印理论。佛印只说了一句“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轼听后大笑，立刻明白自己没有达到不为外物所牵所绊的境界。他的自以为是不是重点，大笑才是。这么磊落的笑声，犹如孩童般的无邪。   苏轼朋友圈有一位特别的好友，那就是他的政敌王安石。两人亦敌亦友的交情，让后人见识到了，政敌未必相仇，文人未必相轻。苏轼入狱时，王安石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让他幸免于死；王安石罢官时，苏轼跋山涉水前去慰问。虽然苏轼与王安石意见不同，但不影响革命友谊。他们上朝时你我针锋相对，下班后咱们吟诗作对。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彼此间的赏识理解，深埋于心。    苏轼又是一位幽默的段子手，总是拿自己的好友开玩笑。司马光倔强，苏轼给他取个外号叫“司马牛”；柳月娥野蛮，苏轼给她取个外号叫“河东狮”；老友张先八十岁时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媳妇，苏轼调侃地说：“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这句横空出世的黄段子，调侃了古今中外多少对老夫少妻！   最绝的是， 苏轼无时无刻不在调侃自己。 他脸长，就说自己“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犹未到腮边”。晚年寂寞，只有儿子为伴，就不时地取笑自己来作诗。“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苏轼晚年遇到宋徽宗大赦天下，返回常州。带病泛舟，他的粉丝们为了要看一看这个文坛老大，万人空巷，两岸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道路瘫痪。看到这个情景，东坡在船头，一边和百姓们挥手问好，笑脸相迎。一边对身边人开起玩笑“莫看杀轼否？”这么多人来看我这个老头，我不会像“看杀卫玠”那样，因为忙着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而累死吧？一语成谶，东坡于常州一病不起，然后一命呜呼。这不仅应验了他的自嘲，还应了他生前喜爱常州风光，说要死在常州的戏言。他不仅预测了自己死在哪，还说中了自己怎么死。这种神预测，让多少人不解。恐怕也只能解释为“他是天上神仙，能预知生死”。不管怎样，一代文豪，就这样，伴着自己的轻松幽默，长眠于土。    他这传奇的一生，不免让人联想，只有神仙才能有这样的天才，这般的气度，和这对人生的许多爱。他像孩子般热爱人间泥土的芬芳，他倾听生生不息的江河，欣赏山林险峰中的明月。他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想驾一叶扁舟，从此远离人间的纷纷扰扰，江海寄余生。但始终，他热爱着人民。放心不下他深深牵挂的田野农夫，他愿意为他们尽自己一点才华，哪怕不能做官，也可以用诗词，感召那些困惑的心灵。他选择在人间地狱练就一生的处变不惊。他的人生态度，让多少在困顿中失声痛哭的文人学士，豁然开朗。他们想，我再悲剧，有东坡先生这么凄苦吗？于是，喜色上眉梢。于是，人生再无过不去的坎。他本是天帝派下凡间，去历经千难万劫的神仙。李白大概也是这样一位谪仙。但李白不听话太调皮，不愿意体会人间疾苦。而苏轼呢？他甘愿在人间经历艰难困苦。他像一块砖，除了不填在自己家的宅院里，哪里需要他去哪里。他知道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美的历程）。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怎样的一种明朗心境。 他走过一生，心仍然磊落得如同少年。 他在密州出猎写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他心态乐观，一直都是少年，又何曾老去？ 他又豪放唱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他挤兑得铿锵有力，句句在理。因为，他已经用波折一生不改少年的例子， 证明： 有的人，在岁月的长河里，经历风经历雨，却永远不曾老去。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安慰那些倒霉蛋，大概意思就是贼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弄不好还会替你打开一扇窗。当然啦，这种只能拿来糊弄小年轻的所谓心灵鸡汤早就烂大街了，现在的成年人基本都能免疫。 因为生活的现实是，就算贼老天终于大发慈悲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之后的结局往往就是顺手关上了所有的门，而且还都是铜墙铁壁的那种。 所以西晋名将羊祜才会慨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 就像我们在游戏中培养英雄，天赋点总是不够用，突出特长就得暴露特短，综合发展就意味着平庸废材。而在人生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诗才词华，用一句唐有李青莲，宋有苏东坡就足以镇压华夏文坛数千年——别人能文思如泉涌就足称大才，这二位大神呢？如泉涌、如尿崩那算状态不佳。一旦情绪来了，名词佳句就好像火山爆发、钱塘大潮一样拦不住、没法挡，只能任由其一溃千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要么只能羡慕嫉妒恨，要么如老杜那般化身超级粉丝迷弟，要么干脆像欧阳修一样心服口服的“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如此超凡脱俗的天赋，只能说老天爷过于偏爱了——这何止是开门开窗，简直是替他俩活生生的拆了整整一面墙！ 但上天又是公平的，在毫不吝啬的将他俩的文才天赋树点爆之后，并不会慷慨的附赠额外的点数顾及其它，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李白先不去说他，今天就聊聊苏轼。说到这位苏仙儿，那可是千年以降在东亚汉文化圈里堪称无敌的存在，无论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乃至美食、医药、茶艺等方面都能专治各种不服。然而文学和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这位苏大文豪在事业和生活上的能耐就让人比较无语了，连个凡夫俗子都赶不上。 比如说身为一名官员，苏轼就神奇的把官做得越来越小不说，还一路从汴梁做到了琼州。要是这家伙再多活几年，没准还能把官做到国外去，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替大宋朝开疆拓土了…… 在古代、尤其是科举时代想当官，有没有经世济民的本事，能不能替君解忧、为民抒困啥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书要读得好，还得擅长考试，即必须得是个学霸——要是通不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哪怕你才比萧何、孔明，也只能对着朝堂官场干瞪眼，根本没机会施展才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天生就是个做官的料。这货不仅诗词文章如有神助，而且论到做学问和考试的本事，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敢说比他强。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生于四川眉山。21岁时首次出川赴京赶考，结果这个生性大大咧咧的家伙就捅出了个大篓子——他在会试中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简直是字字珠玑、妙到颠毫，深受考官好评。可是苏轼在文中引用的一个名为“三杀三宥”的典故，却让一众学问深厚的老学究们挠破脑袋也想不到出处，谁知却是这货胡诌出来的： 话说古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对先贤、经典更是奉若神明。这要是换个古板些的考官，就凭苏轼这么胡闹轻则也得把他当场黜落，重则打为儒家败类，从此不再录用也不是不可能的。 幸亏苏轼运气好，摊上了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老欧阳身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北宋一代文坛盟主，虽然官当得一塌糊涂，但素有识人之明，又有提携后辈之量，所以对苏轼的胡作非为不但一笑了之，还钦点其为会试第二名，遂成一段佳话。 而苏轼这个会试第二名的含金量那可是杠杠的，放到其他年份恐怕能顶上好几个状元的分量。为啥？因为嘉佑二年进士科可是号称“千年龙虎榜”——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几乎都被这一科一网打尽。有多精英？唐宋八大家这一科中了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有两位（张载、程颢）被这一科抓了个正着；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都是在这一刻中的进士，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详见《 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 而在这一众牛人中高居会试第二名的苏轼，自然就是牛人中的牛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十几二十年后衣紫腰黄、身居政事堂，成为大宋朝层出不穷的名臣良相都不在话下。 不过苏大学霸居然觉得自己没考好，当然他不会像好友章惇那样选择“复读”（章惇拒受敕诰，两年后卷土重来高居会试第五），而是选择了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制科考试。 关于何为制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 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这篇文章。对于没兴趣点链接的朋友，我要强调四点——第一，制科考试非常设。两宋319年间才开过制科21次，其中南宋有据可查的仅开过1次；第二，制科考试对应试者的资格要求极高，不但需要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上级别的高官推荐，考生还需要通过名为“阁试”的摸底考试。如果说制科考试是地狱级难度，那么阁试就是十八层地狱级的，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统统干掉；第三，制科考试成绩分五等七级，其中第一、二等从不授人，所以考生即便拿了满分也只列第三等，以下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和第五等；第四，两宋科举共录取过进士近3万人，加上诸科、恩科、武举等考试通过的人数不小于10万。而能考过制科的有多少？答案是区区49人…… 而能毫无争议的拿到制科第三等这个满分成绩的，整个大宋朝也就苏轼一人而已。 （另有一个叫范百禄的，《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料记载也考了个第三等，但在《宋会要辑稿》中将范百禄记为第四等。） 科举千年，隋唐时尚不完备，明清时则愈发保守僵化，唯两宋之时文风最盛，选拔出来的人才最佳。而苏轼作为大宋朝第一学霸，自然也堪称千年以来第一考试大牛。有多牛？当年众多考生听说这货带着弟弟前来应试制科，居然一哄而散，几乎无人敢与其同场较量： 这样的苏轼，理所应当成为大宋朝官场的宠儿、日后朝堂上的佼佼者。 说到苏轼，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词开豪放一派”：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极其片面的。要论豪迈，苏轼固然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要论豁达，苏子瞻亦能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论乐观，苏和仲可以笑谈“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春未老》）；要论离愁，铁冠道人也能慨叹“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要论奇思妙想，东坡居士可以通灵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论闲情逸致，苏仙儿更是能慵懒到“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 即便是比起婉约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千古绝唱，又岂是某些无病呻吟乱拍栏杆的妖艳贱……那啥能比的？ 可以说论到吟诗填词，苏轼可谓无所不能。就像他在考场那样大可横剑在手，向天下人大吼一声“无敌是多么寂寞”，估计也没人敢蹦出来跟他嘚瑟。 问题是在史册中、在后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个无所不能的大文豪，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的身份首先却是、也只能是个大宋朝的官员。毕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那些高端人才们惟一的前途和出路，苏轼也不能例外。 然而相对于文章诗词对于苏轼来说“就是玩”一样，这家伙当官的本事恐怕就要加上一个字——就是玩笑。 最开始时，他遇到的问题是运气很差。 嘉佑二年苏轼高中进士。正当他名动京师、打算大展身手之时，却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他只能按制归乡为母守孝。 三年后，苏轼王者归来，又一举高中制科三等，为“百年第一”。于是在冗官无数、实职稀缺的仁宗朝，初入仕途的苏轼便被授正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前往地方锻炼4年后，又调入京中判登闻鼓院——这是典型的潜力股升迁路线，意味着苏轼已经进入赵祯的视线，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只可惜苏轼的运气实在太差了。正当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进入快速成长期，先是赵祯驾崩，跟这位“先帝”各种不对付的宋英宗赵曙即位，苏轼遂遭冷落。紧接着，他的父亲苏洵又不幸病逝，苏轼只能再度弃官归乡替父守制。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当苏轼再度回归时，北宋政坛早已面目全非。赵曙英年早逝，对苏轼完全不熟悉的新帝、宋神宗赵顼在位，而且还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引起了旧党的激烈反弹，政争遂起。 从此以后，苏轼便开始了各种花式作死。 苏轼本身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倾向。只不过身为传统的士大夫，他深受欧阳修等师友的影响，所以对变法自然没什么好印象。再加上这货天生自带大嘴巴的属性，动不动就对变法的各种弊端大加讽谏，于是遭到了新党的集火打击，很快就被轰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自请出京避祸。 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段新党最得意的时间里，苏轼一直在北宋的大好山河间四处流窜，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和湖州知州。看似仕途还算顺畅，可是在北宋官场上，哪怕把地方官做出了花来，只要没机会进京依旧是废材一个，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不过苏轼进京的机会还是很快到来了，只不过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进京赴任，而是凄凄惨惨的被押解到汴梁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说起文字狱，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两朝。事实上史上首个大规模爆发文字狱的，居然是文风昌盛、对士大夫极为优待的宋朝。两宋文字狱之多不亚于清朝，比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仅宋高宗赵构一朝，据统计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不仅如此，两宋300多年间禁书、焚书等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私史成了重灾区。类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坛祸事在两宋屡见不鲜，比如《唐鉴》、《东斋记事》、《晁补之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连后来被儒家推崇备至、堪称宋明理学奠基人的程颐的著述都没有逃脱毒手。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苏轼引发的乌台诗案。 这货本身就反对变法，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过于急躁、用人不当，以至于各项新法令在执行阶段弊端百出，苏轼在任职地方时就深有体会，于是对变法恶感更剧。于是在元丰二年因迁任湖州给找赵顼写谢表时，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发了几句牢骚： 须知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变法完全由赵顼一手主持。此前赵顼隐身幕后时，旧党们还可以打着反对老王的名义攻击变法，那叫党争，没啥大不了的；如今皇帝赤膊上阵成了新党的总头头，再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那岂不是要造反了？于是聪明人纷纷溜之大吉，连号称旧党旗帜的司马光都躲进洛阳的地窖里写书去了，就剩一个傻不愣登的苏轼还敢跳出来嘚瑟，立刻被火力全开新党大肆攻讦，被弹成了棉花。 于是赵顼勃然大怒，下令抓捕苏轼归案，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弄死他不可的架势： 话说这种待遇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在审讯期间，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官员还不顾“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试图置苏轼于死地，以至于绝望的后者都在狱中交待后事了。幸亏有宰相吴充等旧党暗中营救，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干将也反对因政争杀人，还有曹太后这个苏轼的“铁粉”出面说情，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还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黜官员的职位，无职掌），并受到监视居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因赵顼驾崩、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后反对变法并任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力量重获启用。他不但很快被征召入京，还火箭式升官，很快就由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成为官场上炙手可热式的人物。 此时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再度推动变法尚有8年光阴，如果苏轼老老实实的跟着旧党大佬们厮混，晋身政事堂成为国家重臣、保余生荣华富贵并非什么难事。可要是不嘚瑟、不惹祸，那他还是苏仙儿吗？ 新党得意时，苏轼成天发牢骚、说怪话，结果惹得人人喊打，差点连小命都丢掉。现在旧党上台了，把那些曾经让他深恶痛绝的新法统统废除，结果苏轼又认为旧党与新党是一丘之貉，没一只是好鸟，又反对尽废新法： 这下好了——新党依旧视苏轼为仇雠，旧党则抨击他是墙头草。于是乎两派首次同仇敌忾的全力集火攻击苏轼，烧得这货外焦里嫩，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再度自请出任地方。 不过苏轼毕竟在新旧党中都有朋友一大堆，所以这次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他晋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后又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滋滋。 不过随着赵煦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相，这位已经跟苏轼反目成仇的昔日老友立即进行打击报复，将苏轼打发去尚为蛮荒之地的惠阳（今广东惠州）跟野人打交道。不过老苏向来豁达乐观，往好了说是善于苦中作乐，说难听点就是毫无城府，甚至有点缺心眼……所以这货还优哉游哉的在惠阳赋诗一首以自娱： 章惇为人激烈，但也并非赶尽杀绝之人，本来也没想把苏轼这位旧友如何。谁知有小人来打小报告，说苏轼居然在惠阳“春睡美”，把老章气得七窍生烟，干脆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让这货到天涯海角好好睡大觉去。 昌化军属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朝海南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极少对犯罪的官员处以死刑，因此流放就成了“极刑”，其中又以流放琼州为最重，非罪大恶极者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但凡是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不仅意味着仕途彻底完蛋，而且形同变相死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南遍地“瘴疠”，外地人去了必死无疑。 可是苏轼依旧死性不改，在昌化军过得很开心不说，而且又赋诗一首，把海南岛视作故乡： 幸亏此时章惇已经下台，否则暴脾气的老章不再开一记大脚、把这货踹到国外当官才怪。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正七品散官，无实职）。次年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为太师，此后又被宋孝宗赵昚追谥“文忠”。 在今天，如果某作家、诗人之类的纯粹文人被任命为政府高官，一定会让人莫名惊诧，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官场上的常规操作，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在科举千年的历史中，能考中进士、继而成为官员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尤其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科举最重诗词，要是当时哪个名臣良相脑袋上没挂上个诗人的头衔、没有几首名作传世，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是学问好、诗词佳跟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官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当然是瞎扯淡。历史上固然不乏官声与文名双优的范例，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依然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名臣良相就算他们的文章诗词水平很高，但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而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哪怕胸中文才诗华充溢到爆炸，结果也只能是然并卵。 所以李白毕生到处自荐求官而不可得，苏轼则是捧着金饭碗却把官越做越小、越做越远。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李宗吾先生总结了数千年历史中所谓成功人物的经验，得出了“厚黑”二字真言，可谓是精辟至极。然而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东坡传》），如果也需用二字总结，那就应该是“天真”。 正因为天真，所以他至情至性、至纯至诚，所以他才能那般的豁达豪迈、和蔼可亲、机智幽默，无论进退得失皆能自得其乐。哪怕全世界都在与之为敌，然而在苏轼的眼中，这个世界仍然是美丽的、让他无限留恋的，所以才会写出那些脍炙人口、恍如天成的神仙诗词。 唯有如此，苏轼才能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敬仰爱戴的苏仙儿。 可是天真与厚黑又是永远无法交叠的两个极端，于是苏轼又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了一幕官场倒霉蛋的悲剧。 这是苏轼的悲剧，却又是无数后人的幸运。毕竟所谓的名臣良相在史书中多如牛毛，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而苏仙儿，才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不可少的那唯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