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刑事辩护研究论文

（3）对死刑问题的民意测验的研究，不能为死刑的存废提供理性的标准。民意选择的前提是对要票决问题的可靠而真实的知识的掌握是充分的，信息充分而对称，并且公民个人表达自己的选择有充分的自主性。根据经验，目前的实证检测结论波动性（不确定性）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意选择的前提很难满足，另一方面是媒体和“专家”对公共舆论巨大的塑造力。比如，严重的谋杀和恐怖袭击犯罪发生后，支持死刑的数量就上升；出现了无辜者已被处决后才发现了真凶的司法错误，废除死刑的又成为大多数。（4）支持者通常认为，尤其对于谋杀行为的“报应”和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赎罪”，死刑是必要的。行为人的死对于他的犯罪的“赎罪”是必要的，这样的论断是不理性的。心理学分析表明，作为刑罚目的称谓的“赎罪”概念和报应思想一样，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报复要求，是一种日益严峻的、在下意识中确定的、与人的原始的恐惧相关的返祖现象[18] .更为重要的是，“赎罪”概念不能为有精确的法律审查可能性的量刑提供一个明确的界限和尺度。刑罚要求通过制裁达到社会和罪犯的和解，处决和解的一方是最终排除了和解，违背和谐社会的构想。“报应”思想和“赎罪”概念下的死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和意义，它不仅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任务，而且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危险。（5）枉杀无辜的司法错误的不可挽回性，对于死刑的存在是致命性的。这个方面，自由刑和罚金刑明显有别于死刑，如果判决或执行错误，可以通过金钱上的损害赔偿和补偿，至少可以部分平复冤屈。刑罚合法性的首要前提是其对于维护法秩序的必要性，在刑罚体系中已经存在的终身自由刑（尽管终身监禁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完全可以更好的对死刑进行功能替代，既然存在替代必要和可能，死刑制度在刑事政策上就是因不必要而多余的（从现实上看来，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总体上至少不差于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6）只要判决不是由神而是由人作出的，错误就从来不可避免。即使在诉讼上禁止把死刑判决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之上，也仍然不可避免错杀无辜的悲哀。因为由人操纵的严密的逻辑调查和包摄归责使得任何证据方法最终都是间接的证明工具。同时，法治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前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在不同诉讼基本原则的相互制约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禁止不惜一切代价的探求真实原则，对于真实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能没有的制度障碍。坦白同样只是一个间接证据。如果把坦白或者刑讯下的口供轻率地直接用于死刑的判决上，那么这等判决的执行很可能就是不可挽回的司法谋杀。尽管不时出现这些即使平反昭雪也与事无补（因为事的当事一方已经不存在了）的司法错误，支持死刑的人，仍然奉行非人性的准则：宁可错杀，不可漏网。（7）死刑的存在，在国内司法和国际司法合作上会出现违反正常的司法和诉讼逻辑的现象。比如，有些国家的财产犯罪以数额量定死刑，这样就出现了犯罪行为人和无辜者分担数额而免于死刑的冒名顶替刑罚犯罪（如果有亲属关系可免于刑罚）；在国际司法合作中，由于有些国家有死刑，有些国家没有死刑，有死刑并有管辖权的国家与没有死刑但犯罪嫌疑人在其境内的国家，就产生了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引渡的问题。因为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IRG）》第8条，犯罪人不得被引渡给对其有死刑威胁的国家，但要求引渡的国家保证（或承诺）在此等情况下不科处死刑或者至少不执行死刑的除外。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总是想证明自己所犯的罪行性质较轻，辩护人也多作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但在无死刑国家的犯罪嫌疑人的引渡中，犯罪嫌疑人为了免于死刑而竭力主张自己犯有可判死刑的重罪，而作为追诉方的有死刑国家为了实现管辖权却提供证明说明其不过犯有应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轻的罪。这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的辩护正好相反[19] .（8）死刑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转嫁责任的经济方法。死刑犯的处决完全可能用于通过个体承担全责[20] 的“替罪羊”而舒缓和消解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端所造成的压力。这实质上会导致掩盖和回避了问题、推诿和转嫁了责任、削弱并动摇了对其他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动力和基础。把死刑奉为解决所有突出问题的万灵药在刑法上的表现是，死刑规定在短时期内任意而急剧的膨胀以及死刑的大量判处和执行。（9）刑事法官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的裁量权力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方面，通过法官刑罚的裁量给犯罪行为人的浴火重生创造机会是量刑的再社会化原则的要求，死刑裁量权有违对于刑事法官在人道、理性和现实的刑事政策[21] 上的目的定位；另一方面，如果把科处死刑的先决条件限于：排除科处时的任意并不得适用死刑于适用它就过分严厉的情况，都会存在危及法官的裁量权合法性的危险。因为为防止任意而排除自由裁量（比如绝对刑），会出现不像立法者认为的那么严重的情况同样会遭遇死刑；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相对刑），就会存在差别对待的适用危险[22] .基于死刑这种刑种的特殊性， 如果这果真成为死刑科处的先决条件，那其实是在本质上否定了法官的死刑裁量权。（10）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价值不容许死刑在世界所有的法律制度中有容身之地。应该高度重视的是，在非法治国的国度里，死刑因其不可挽回的效应而作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武器，极有可能用来清除政治上或者宗教信仰上的异己或异端。另外，存在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的非人性偏见，与1966年《联合国人权公约》序言表达的“承认人类社会所有成员深植于内的尊严”的观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和第2款表达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这主要是因为从近代以来制裁模式和刑制重心的两次重大变化[23] 来看，死刑的问题和人们对人的尊严的深入省思与理解有重要的关联。不是不可放弃的死刑[24]不是刑罚，但是它确实存在于实在法中。当实在法和公理支持的正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拉德布鲁赫公式 （Radbruch‘sche Formel）”[25]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实在法作为“不正确的法（unrichtiges Recht）”必须让步。也就是说，《刑法典》必须修改，死刑必须废除。三、怎样执行“死刑之死”？反对国家对个人的死刑威胁[26] ，尤其在那些刑法学的犯罪论上把所有公民假定为“犯罪主体”的国家，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有向标功能的死刑问题将始终伴随着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从对死刑的质疑、讨论、辩论、批判到废除，是个人在国家那里讨回尊严的过程。在存在死刑一时难以废除的情况下，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是比较现实的刑事政策。首先，在实体法上，根据法治国的合比例性原则，要保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也就是说，在其他特别是诸如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为相应法益提供相应保护时，才可动用刑法这件“重武器”[27] ；而死刑在《刑法典》的体系上处于刑罚目录的顶端，是刑罚上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这样，死刑就成为“最后手段的最后手段”，它是一件不可轻易和首先使用的“战略核武器”。也就是说，在立法上，让《刑法典》的限制死刑规范对死罪死刑的立法产生切实的规范效力，在《刑法典》中，要把死刑仅仅限制在最严重的犯罪上；在司法上，如果法官在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择的规范是符合限制规范的，就不得适用该所选规范定罪量刑[28] ；避免司法外因素的干预，强调法官独立，尤其是个体独立，由审判庭而不是审判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并且尽量不判处死刑。积极进行死刑一般预防效应的实证研究，为公共舆论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经验科学知识；利用媒体，调动民众，积极对枉杀无辜的司法错误，进行深刻反思，使民众充分认识到“司法杀人罪”的危害和危险，以减轻法官对死罪做出非死刑判决时，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技术规则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辩护水平[29] ；其次要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明程度：所施加的制裁威胁越是严重，对于法院的判决所要求的事实基础的确实性就越高，对被告人的辩护权的保障也必须更加突出和有效[30] ；在死刑复核程序上，尽快权力集中[31]，明确复核标准[32] ，统一规则，严格规定复核期限，巡回地方进行直接的非书面复核；在机构设置上，在最高法设立复核庭，严格控制编制和经费，不可增编和追加经费；通过复核程序控制死刑判处和执行。再次，是要扩大适用死缓的执行制度。最后，是要建立赦免制度[33] ，以行政权来救济司法权，使得司法错误和司法的严厉性多一个改正和宽容的途径，以体现宽和人道的刑事政策。这样，难判，不判，不核准，改判，缓刑，或者个别赦免，过渡到多年不执行死刑，逐渐在司法实务中，即在事实上废除死刑，最终达到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保障人的尊严，废除并永久不得恢复死刑。并在立法技术上保障该宪法条款很难修改或不得修改。这样，“死刑之死”就此执行完毕。

1、法律在权力设置上不尽科学合理。特别是在当前法律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现实情况下，控方抓捕辩护律师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律师在与控方的博弈中更显得力不从心，严重影响了辩护作用的充分发挥。2、刑事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的立法缺失。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申请取保候审，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律师不能在侦查机关讯问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活动是在一种封闭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侦查机关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是否采取了诱供及其他违反取证原则和规定的侦查方式，是否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由于律师的缺位而不得而知。这一立法上的缺陷，给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带来很大困难，并直接影响到律师在审判阶段辩护职能的实现。3、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的行使受限。充分行使阅卷权和取证权是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前提。然而，由于法律衔接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阅卷权和取证权还不能够得到充分的行使。4、立法歧视。《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专门针对律师制定了“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该罪给律师辩护设置了障碍，成为侦查及公诉等机关打击报复律师，对律师进行恐吓、威胁的“尚方宝剑”。司法机关往往以这一罪名打击报复律师，滥用司法权力对辩护律师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每年被司法机关错捕、错判的刑事辩护律师也不在少数，造成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调查真实情况，从而影响了辩护的质量和效果。5、人为设置会见障碍。《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和司法解释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侦查机关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6、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制度有待完善。我国一直实行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制度。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讨论决定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权力。然而， 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不阅卷，不见当事人，不参加庭审，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并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这种不公开、不透明、只判不审的制度，降低了律师辩护与审判结果的关联性，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律师辩护的作用。

一、死刑是刑罚吗？死刑消灭生命，那是因为它的前命题肯定是，只有消灭了肉体，才能消解罪犯的部分罪恶[3] .死刑认为，罪犯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存在[4] .这实质上是在说，行为人继续存在，就会继续犯罪，是命中注定要犯罪的，是不可救药的，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预防可能性的，所以只能推定其为天生犯罪人。天生犯罪人因为它是遗传学上人种中的坏种，是生存竞争中的应被淘汰者[5] ，是应该被剔除掉的。故而其生命权是不受保障的。另外，比较身体刑、自由刑、罚金刑、名誉刑，死刑犯绝对没有任何的再犯可能，因而，死刑对于犯罪人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应当是死刑存在的逻辑。但是，天生犯罪人是命运犯，该人意志不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不能用刑罚来对待，因为对其适用刑罚就像对疾病进行非难一样，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刑罚是和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处以刑罚？刑罚的任务是什么？根据刑罚理论上最一般的理解，刑罚是根据不法和罪责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一种可感知的痛苦和祸害，它表明了国家对行为的公开反对，是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强制抵偿，以此证明法规范一如既往的有效性。另外，刑罚也应该对于行为人本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这样就有助于行为人的再社会化，或者说至少不会妨碍其再社会化[6] .刑罚在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对犯罪人必要而适当的制裁，使其痛苦地感受到过去行为给其在法律地位上带来的现实不利和污点状态。一方面表明国家对行为人的非难和警告，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强制向其弃恶从善的理智发出号召。刑罚的任务体现在所赋予刑罚的意义和目的上。刑罚的意义在于罪责抵偿、实现和解[7] ；刑罚的目的则是惩前毖后、预防犯罪[8] .片面的强调意义或者目的两者其一，就会要么导致不人道的刑事政策，要么导致不公正的刑事政策[9] .寻求罪责抵偿的刑罚意义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应该是人道理性而科学的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关系上，重心应该向特殊预防方向上进行转移。这样，刑罚的目的定位就是：以罪责原则为刑罚的根据和界限[11] ，通过特殊预防（惩前毖后）来实现一般预防[12] ，而不是通过片面而纯粹的报应实现恐怖；通过特殊预防（教化行为人）而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13] ，而不是把犯罪人永远的开除出社会共同体。所以，结论只能是：1.不管是隆布罗索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还是东方神相言中的牢狱命相之人，皆是决定论上的天生罪犯；2.天生罪犯是命运犯，没有意志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没有刑罚可罚性；3.死刑以天生犯罪的假设为前提，但是天生犯罪人又不能以刑罚来对待，而且死 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完成刑罚的任务，死刑明显不是刑罚。4.犯罪生物学尚未肯定天生犯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死刑的预设的事实前提并未证成，那么死刑针对的就有可能是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5.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有意志自由，就有作出不犯罪的可能，这样刑罚的预防目的就是可能实现的，死刑违背刑罚目的的，因而，非决定论的犯罪人预设断然不是死刑的前提。6.如果死刑以命运犯为前提，则死刑不是刑罚，更何况命运犯的存在并未取得可靠的实证；如果以非决定论的犯罪人为前提，从刑罚的合法性、本质、意义和目的来看，死刑绝对不是和不应是犯罪行为人的命运。死刑不可能是刑罚。7.退一步，死刑如果是刑罚，那么罪责全部由个人承担，在犯罪学上就可以推定，犯罪的原因仅仅在于个人的禀赋和天性，而与个体赖依生存的社会和环境等其他变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死刑犯就是天生犯罪人。但是这样的论断，从来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死刑不是刑罚[14] ，死刑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主张死刑必要性的人们去回答。二、死刑可以终结吗？主张死刑者的关键理据在于：对于严重犯罪的威慑，死刑是不可放弃的。经营黑色经济、威胁国家权力、瘫痪社会运转的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结构性腐败犯罪，给人类带来灾难后果的恐怖犯罪与环境犯罪和整体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严峻的安全形势，给这种主张的说服力提供了现实根据；危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的提出，似乎回应了平民主义严厉刑罚和甚至恢复死刑的要求；媒体和“舆论导向专家（Spin-Doktor）”塑造的假象世界加剧了人们的“道德恐慌（Moralische Panik ）”[15] .不可放弃死刑似乎成了理直气壮的时代精神。我们反对死刑不可放弃论的主要理据在于：（1）如果存在刑罚的威慑效应，它只能被假定为针对故意和预谋犯罪。但是，在现行的实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死刑威胁的犯罪，却缺少这样的前提。比如由于义愤而冲动杀人的犯罪，死刑的威慑效应一开始就被排除了。（2） 死刑的威慑效应是值得怀疑的。这主要在犯罪统计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从不同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一方面，死刑废除后，投资犯罪率没有上升；另一方面，引入死刑后，也没有下降。在实证犯罪学上，塞林（Sellin）在二十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死刑威慑效应做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证检验，通过对一些特定的犯罪类型（杀人犯罪）在（有和没有死刑的）不同州和（废除前后的）不同时期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认为：死刑对于这类犯罪不存在威慑效应。之后的一些其他犯罪类型的经验研究也有与此相反的结论，但由于存在方法上的致命缺陷而丧失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在司法实务中已有充分的个案证明，死刑的存在，还有使犯罪高频升级而成就数罪的疯狂化可能 [16] .比如，在行为人在实施抢劫时，为了规避抢劫罪的相对死刑进而消灭可能成为证人的被害人，又实现了绝对死刑的杀人罪，抢劫升级而杀人。死刑事实上也在推动犯罪的严重化和频繁化（与其威慑效应的逻辑恰恰相反）；再次，死刑的执行虽然在公众意识中以最强烈地方式证实了规范的一贯有效性，但是它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在社会心理上也会助长暴力和残忍；尤其在犯罪致富已成风气、犯罪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和职业的地方和群体中（比如走私犯罪，毒品犯罪发生率很高的地方；有组织犯罪和职业或习惯犯罪群体中），由于死刑过度频繁的适用，人们对死刑的感知会麻木到习以为常，对死刑执行的感受和对人的正常死亡的感受没有两样 [17] .

职权主义是最根本原因吧，法官的作用很大，因此制约了辩护律师的发挥。

我认为，影响因素有如下：一、各种干预影响司法独立是制约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是制约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制度因素三、认识有待提高是制约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思想观念因素四、司法环境有待改善是制约刑事辩护发展的环境因素五、律师执业水平参差不齐是制约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律师自身因素对于论文写法，我的建议是：一、刑事辩护制度概念的理论研究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三、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几点想法

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初探[内容摘要]证据收集完毕后,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审查判断、分析、研究证据是否具有能力、关联性和证明力和大小,从而确定所收集的证据能否用作定案的根据以及证明价值的大小,证据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确定有罪或无罪,罪责轻重的关键;确定案件质量,做到不枉不纵,打击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财产和人身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都将起到极大作用.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由法庭认定.全案审查判断证据标准及其意义进行论述. [关键词] 证据审查 判断 特征 标准 引言 收集证据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基础,收集证据在前,审查判断证据在后,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紧密相连,没有收集证据就谈不上审查判断证据,反之,不对证据审查判断,就不能作定案依据,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显得十分重要,也是一个难题,如何审查判断证据,这涉及到法律有涉及办案人员的素质,保证案件的质量,不枉不纵打击刑事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和财产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的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标准和意义作一论述。 一、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审查判断证据,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以鉴别其真伪,确定其有无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的一种诉讼活动。审查判断证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包括国家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基于从狭义上界定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将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限定为国家专门机关，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讲，除了专门机关为了确定案件事实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也要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以便向审判人员提出如何认定事实方向的意见，使审判人员能够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处理。因此，审查判断的主体不仅包括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 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与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都是通过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鉴别以确定其真伪，判断其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已经证明力的大小，这是二者共同之处。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1）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是一种职权行为，即基于侦察权、检查权和审判权而进行的活动，而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审查判断证据则属于非职权行为； （2）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可以运用其在办案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同时有具有法律赋予的必要手段和方法，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保障，相对于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更有其优势； （3）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是为了正确地处理案件，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或委托人的利益； （4）在审查判断证据的效力方面，专门机关审查判断后认定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即可直接作为处理案件或者作出某种处分的依据，而当事人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通常只是提出证据的前提，该证据能否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还取决于专门机关是否采信该证据。 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符合诉讼实践，也有利于保障其行使诉讼权利，促使其履行诉讼义务，从而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1] [2] [3] [] []2、审查判断证据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活动。如果说收集证据是认识过程是第一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的话，那么审查判断证据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与第一阶段的收集证据相比是不一样的，它是在收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大脑，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来进行的。当然，审查判断证据与收集证据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但两者往往相互结合、交替进行。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必须首先收集证据，这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前提；对于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司法人员、当事人等经过审查判断，如果发现有疑问或遗漏，则必须再去收集证据以便消除疑问或补充证据。把新收集的证据和原有的证据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研究，就可以使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断趋于正确。这实际上是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 3、审查判断证据的目的是确定证据具有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司法人员、当事人等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其目的一是为了确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因为证据具有能力和证明力，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为了确定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紧密程度，联系越紧密，其证明力越大，反之，其证明力就越小。 4、审查判断证据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对单一和多个证据的审查判断，二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单个或多个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是为了审查核实某一证据或某几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则是为了判明所有已查证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能否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二、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学理来看，审查判断证据可分为对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和对全案这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 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即刑事诉讼中对单一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内容，主要包括：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明的内容是否真实；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等。 1、定案证据必须客观真实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3款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要求，法庭应当根据案件是具体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1）证据形成的原因；（2）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3）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4）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5）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在审查判断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时，执法人员应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规定的“属实”是指客观真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真实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客观的真实，即符号案件情况的真实，不以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因此当事人和审判人员不能反驳它，而只能通过不断的证据活动认识它。二是法律的真实性，法律规定一旦某种情况得到了证明，就假定另一种情况是真实的，如推定。法律的真实允许当事人反驳，一旦当事人提出了成立的反证，法律的真实就不复存在。从判定的需要来看，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得起各种各样的反驳，而要做到这一点定案证据就必须符合客观的真实。可以说，客观真实是证据的最基本属性之一。 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矛盾。可客观事实性是从唯物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而主观能动性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事实材料只有经过当事人是举证和执法人员收集的活动，才能够进入执法程序，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对于执法人员已经调查收集的证据，哪些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以及应当如何使用，实际上仍然需要审判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甄别、筛选和判断。实际上，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和执法人员主观认识是相统一的关系。 2、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具有关联性。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即具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是指证据与特定的证明对象有关，是证据对特定的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和价值，据此，对查明案件事实有意义的事实材料既具有相关性；而对案件事实或者其他证据没有任何影响事实材料，与本案无关，没有相关性。在审查判断定案证据的相关性时，执法人员应当将其与证据的真实性区别开来，逐一审查，在认定某一个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之前应当分清该证据对象是什么，如果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是本案实体法或者程序法规定的事实，该证据就没有相关性。 [] [] [1] [2] [3] [] []3、定案证据必须具备合法性。定案证据的合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案证据必须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调查收集的事实材料，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调查收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二是定案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的事实材料只能是一般的证据材料，而不是定案证据，即使其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并有效树立司法的权威。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几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1）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证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3）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