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世界杂志社上班

直接发邮件打电话给科幻世界杂志社呀。科幻世界的编辑们都喜欢逛百度知道并恰好看到你的问题热心详细回答的可能性很小吧。去过科幻世界实习又逛百度知道可能最后就只你一个。呵呵。

《科幻世界》的“倒社风波”被评为2010十大文化事件“我们的科幻，已经到了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时刻。” 2010年3月21日下午5时40分，一条名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等论坛上。帖子署名“科幻世界全体员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杂志社员工的口吻质疑社长兼总编辑李昶，称“杂志社一把手李昶同志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这本有31年历史的杂志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危机时刻”，“随时可能出现全体编辑集体辞职，中国科幻最后的一面旗帜将不复存在！”，并要求撤销李昶一切职务。2010年4月1日上午四川省科协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大用表示，四川省科协党组31日对《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集体要求撤销社长职务的事件做出阶段性处置，决定暂停李昶的社长、总编辑职务，并要求李昶配合处理遗留的刊号合作问题。《科幻世界》虽偏居西南，但名声显赫，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国际知名的科幻作家因这本“小众杂志”而对中国着迷。英国的畅销科幻作家尼尔·盖曼甚至将这本杂志视为“我在中国的家”。今天已成为科幻作家的杨平，还记得自己1996年时来到编辑部，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一把年纪的老编辑邓吉刚老师陪我满成都玩，只是为了表达对潜在作者的关爱”。生长于内蒙古赤峰矿区的飞氘，在《科幻世界》陪伴下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如今，他已经是这本杂志的主力作者。在“没有图书馆”的家乡，“这种意外的相逢，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为探究竟，中国青年报记者赴成都，针对公开信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最先接受采访的是一群愤怒的编辑。“家丑不应外扬，但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了。”其中一人说。空降的一把手，“不讨论”的总编辑公开信选择在社长兼总编辑李昶赴台湾公干期间发表。信中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一位业务素质高且能够带领科幻世界走出迷茫的新领导！”事实上，这封公开信的酝酿时间长达两个月。去年年末，一次“封面事件”成为“倒社长”的导火索。一向以精美的原创科幻画作为封面的《科幻世界》，李昶却突然通知，用一张杂志在四川大学办讲座时的照片做封面。编辑们怀疑，这又是李由于“省钱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而作出的决定，因为一张正常封面画的价格是2000元。 编辑们和一把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李昶至今想不明白，自己的提议怎么就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对。最终，这期杂志在进印刷厂前还是恢复惯例，封面换成了一幅展示“漫射粒子将光线散射到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科幻画。因为“害怕同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茶馆里举行的编辑会上，一个编辑愤怒地摔破了茶杯。他们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中国青年报记者经采访证实，这家杂志社内部仍有编辑对这种公开宣战的行为持观望态度，但大部分编辑表示，“公开信的内容属实”、“能够代表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最终选择去台湾时发表公开信？“他常常炫耀自己有后台，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个时机”，一个编辑告诉记者。公开信中罗列了李昶的7项所作所为，而“李昶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炫耀他的上层关系网，狐假虎威，警告想要上告的员工不要以卵击石”正是其中一条。编辑们心中对所谓“后台”的担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冬。当时，杂志社“老人”、总编辑秦莉被突然调走，李昶则未经公示即由《国防时报》调入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科幻世界》，他也成了第一个从未在这本特殊的小众杂志工作过就任职的“一把手”。 四川省科协的一位老干部对此很诧异：1998年李昶曾在科协下属的《四川科技报》任负责人，“因为在报社表现不佳才被调走，转了一圈，他竟然又有能量回到科协”。老读者们开始发觉这份杂志上有了“细微但刺眼”的改变。曾经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雷打不动地在封二放置“科学”栏目。因为编辑们相信，“只有多讲科学，硬科幻小说才能繁盛起来”。但就在2010年2月份的这一期杂志上，已经固执了多年的编辑们失去了力量，封二彩页赫然变为电子游戏广告。尽管利用彩页做广告是流行杂志的大趋势，但科幻迷们开始追问，“为什么广告可以代替科学？” 编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据一些老员工介绍，李昶自从进入杂志社就解散了原有的广告部，并将杂志广告外包给四川兴聚仁广告公司。这份“仅由李昶一人签署”的广告合同被称为“丧权辱国”，因为合同规定“杂志的所有版面都可以被广告占用”。《科幻世界》员工称，该广告公司的老总是“李昶同志在《国防时报》工作时的下属”。 李昶感到很委屈。他并不否认广告公司负责人的确“本身就是朋友”，但他声称，自己进入杂志社前，“根本没有广告，而现在的广告公司每月都能交给杂志社几万块钱”。然而有“较真儿”的员工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们算了一笔账：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的期刊，仅以《科幻世界》为例，“2010年头3期杂志共刊登整版彩页广告18个、整版黑白广告5个，按杂志社通常的收费标准计算，广告收益应在60万元以上”。“几十万和几万，中间的差额哪里去了？”员工们追问。 李昶并没有对这个数字作出回应，但他表示，必要时可以给记者看合同的原件，“只是现在时机未到”。“因为占了他们的版面，他们就反对。”李昶认为这才是编辑们反对广告的主因。 尽管他从未有过幻想类杂志的编辑经验，但在员工心目中，这位总编辑似乎很有自信，“他的口头禅就是，‘没得必要，不讨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向李昶求证时，他说：“《科幻世界》就是一本杂志，有什么需要一天到晚讨论的呢？” 随即，他强调自己其实“没什么精力参与编辑会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出诸多令编辑不满的办刊理念，诸如“让中文编辑写小说，让译文编辑翻译，让美术编辑画图”。杂志社旗下的《飞·奇幻世界》尽管不是李氏改革的重点，但也成为理念交锋的战场。李昶曾要求这本杂志“用四分之一的页码来做退稿选登”，这个想法被一位编辑不客气地称为“很扯淡”。最终，在编辑“争取了很久”之后，改为“选登片断”。由于实在不能认同领导的种种办刊理念，这个编辑选择辞职离开。然而让这群科幻编辑更无法想象的“荒唐事”还在后面。“我们陆续接到读者电话，说在报摊上看到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社又办了新杂志。”编辑们这才意识到，“科幻世界”的招牌可能被人盗用了。为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本“野杂志”，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最终发现，除了杂志社旗下原有《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这4本刊物外，市场上又冒出了5本此前闻所未闻但却印有“李昶总编”、“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字样的刊物。这些杂志涉及房产、育儿、教育等多种内容。经过对比分析，编辑们发现，杂志社拥有刊号的《商》被拆为旬刊，除《商·蜀商》属合作刊物外，其余两刊《商·瞬》、《商·成都买房》均为使用同一个刊号的“非法出版物”。他们怀疑，李昶私自将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刊号拿来出租或出售。这个怀疑一旦被证实，则意味着对《国家期刊条例》的严重违反。条例第36条规定：“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李昶并不认为这属于“一号多刊”。“我们的运作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方式也不是我独创的。”他说，更何况，“那是我们的杂志，（总编一栏）不写我写谁呢？”在公开信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这些备受争议的出版物终于被送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此后，记者采访到该局的一位官员。他表示，“有些刊物原来确实没看到过”，但是否属于非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拒绝给出调查进行的明确日程。这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起事件的调查中进度缓慢的部门。此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纪检专员李大用是最早开始调查此事的官员之一。但在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仍旧“不知道李昶此次去台湾的公干项目，也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这样缓慢的调查效率，让编辑们和很多忠实读者不解。苦里的热闹，沉闷里的窒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幻世界。”李昶坚持为自己辩白，编辑的指责让他觉得委屈。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这本刊物的质量和销量并没有出现急速的下跌。编辑和读者都承认，它的影响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缓慢地走下坡路了。有人进行了一项“纯技术分析”，经过调查，“《科幻世界》每本的传阅率在4~6人”，保守估计，“20年里,全中国有亿人次读过这本杂志”。直到阅读种类极其丰富的今天，它仍然保持着月发行量13万份的数字——然而比起2001年的发行最高峰，这已整整减少了28万份。来了“一个不懂行的社长”，并不是这家31岁的杂志社第一次经历困境。《科幻世界》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只有4个编辑苦撑。1990年，时任总编辑申请举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冲破了国内的舆论阻力后，这个瘦瘦的女人坐了7天7夜的火车，从中国赶赴荷兰，最终在海牙年会上击败波兰，获得1991年年会的举办权。从此，世界才知道，中国“居然”还有一本科幻杂志。在那样艰难的时期，编辑们还是坚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笔会，见见作者。第二任总还记得，他曾在火车站里冻了一宿，却只接到了两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即便如此，4个编辑和七八个作者，“挤在招待所里也开了一场笔会”。1997年，《科幻世界》在北京举办国际科幻大会，谭楷和后来接任总编的房间成了“科幻迷的会客厅”，经常是五六个科幻迷“聊到深夜，就挤一挤，睡在地板上，天亮前肚子饿了，把小冰箱洗劫一空”。2009年5月，科幻世界杂志社本该迎来30周年社庆，已经退休了的谭楷却“没听说社里有什么动静”，甚至连原本一年一度的笔会都搁浅了。这个66岁的老人焦虑万分，自己买了一个大蛋糕送到杂志社去。“当时我特别难受。拿得起，放不下啊。”他说。2009年5月《科幻世界》整个编辑部里安静得近乎沉闷。外界曾经怀疑，这是一场因薪酬待遇问题而“集体大爆发”的行动。但参与此事的一个编辑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表示“来到杂志社之后，节缩了部分编辑的编辑费和栏目撰稿费用，但同时增加了员工福利费用，包括节日奖金和年度绩效奖金，整体而言编辑收入比之前事实上略有上升”。“我们是因为理想才留在这本杂志，如果是因为薪水，我们早离开了。”一个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在杂志社做编辑后，“薪水立减一半，只有1800块”。在这里，几年不调工资也并不稀奇。 在熟悉他们的人看来，这些写科幻、编科幻的人，几乎都是些“不太物质的人”，“只要不是伤害这本杂志，一切都可以容忍”。2009年调查还在继续，没有人能预测最终结果。“如果李昶不离开怎么办？”有人问。“那我们就离开。”编辑们说，“毕竟，自由不是全无代价。”但这里几乎已经是“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领地”了。2001年，《科幻海洋》停刊；2003年，《梦想者》停刊；2004年，《科幻世界画刊·惊奇档案》停刊；2005年，《幻想》停刊；2007年，《世界科幻博览》停刊；2008年，《幻想纵横》停刊……从2001年到2008年，国内至少有10本幻想类杂志停刊，死因大多“不详”，外界猜测多是由于“销量不佳和资金缺乏”。2013年《飞·奇幻世界》停刊。 如今，1994年创刊的《科幻大王》仍在坚持，但却限于邮局订阅，“很多科幻迷甚至都没听说过”。《科幻世界》会成为这份“死亡名录”上的一行字吗？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这明显就是官僚，外行领导内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科幻世界》肯定完蛋。”一个在科幻梦想伴随下长大的读者，如今发出这样的呼吁：“对我而言，《科幻世界》不仅是一份地方刊物，更是我和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在这艰苦拼搏、冷漠现实的世界中，一处珍贵的梦想放飞之地。想要什么，尽管拿去。但是……请把科幻留给科幻。”2010年9月26日上午，四川省科协纪委李大用书记来杂志社宣布了省科协党组于8月30日作出的关于李昶的处理决定：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科幻世界》杂志社2010年9月26日晚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四川省科协党组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

一九七九年，四川省科协创办了一个名叫《科学文艺》的科普杂志，就是今天《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前身。大家一定要注意“四川省科协”这五个字，否则你无法理解《科幻世界》的真实地位。近几年来，这家杂志社在广大科幻爱好者心目中已经隐约有了“国家级科幻杂志”的权威性。一次，《科幻大王》杂志社邀请太原当地的科幻迷座谈，那些被邀的科幻迷们就私下里嘀咕：“总部”知道后会不会生气？河南刘相辉掏自己的钱办了《科幻小品》，就有读者写信质问：你办这个杂志，有没有得到《科幻世界》的批准？甚至一些比较有见识，知道中国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人也不清楚真相。前年，笔者参加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科幻课题研讨会，会上一位来自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就问：为什么中国科协把这样一份“国家级”的科幻杂志放到了四川？另外大家还要知道，在中国的计划体制下，每个省都要办一家科普刊物，象上海的《科学画报》、海南的《大科技》等。如果你没有找到你那个省的科普刊物，基本上是由于它的发行量太小的原因。《科学文艺》当初就是作为四川省下属的省级科普刊物出台的。那个时代里，科幻和科普是不分家的。甚至中国科幻作家的全国性组织都被称作“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并延续至今。当时的《科学文艺》上充满了科普文章、科学家传记等内容，当然也有大量科幻小说。而那时许多科普刊物甚至纯文学刊物也都在发科幻小说。《科学文艺》只是更为集中一些。当时与它风格一样的刊物有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黑龙江的《科学时代》和《科幻小说报》，被称为中国科幻的“四刊一报”。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里，《科学文艺》轻而易举就达到了二十万册发行量。其它几家科幻报刊也是一样。但是很快，政治和市场的压力双管齐下，其它几家无法抵挡，败下阵来。最后一个倒闭的是天津的《智慧树》，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压力之下，四川省科协让《科学文艺》自负盈亏，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那以后，这家杂志社慢慢变成了“红帽子企业”：头顶着国家刊物的名义，实际上是股份制的民营企业，它的老板就是杂志社里的几个大股东。这也是中国的科幻爱好者应该知道的，否则你无从了解它的许多作法的基础是什么。它拥有国营出版单位无法拥有的灵活，同时对于市场垄断也拥有一般国营出版单位无法拥有的渴望。没有婆婆，一方面没有靠山，一方面也没有了束缚。当时不足十人的小杂志社民主选举了自己的社长，就是现在的杨潇。杨潇当选除了本身确有能力外，前四川省委书记女儿的身份也是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如果不是这个挡箭牌，中国科幻惟一的一脉香火也将不复存在。那么九十年代中国科幻的复兴将因为缺乏核心，会比现在更困难一些。在杨潇的带领下，杂志社举办了世界科幻大会，改变了办刊风格等等。这些＜科幻世界＞本身有大量文字宣传，我就不多说了。有一个事实我可以告诉向往英雄主义的朋友：《科幻世界》发行量最少的一期仅七百份。而今天是数十万。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商业英雄。当时，科幻世界的决策层主要由四人组成：杨潇、谭楷、向际纯、莫树清。向际纯时任美编负责人，也是一个策划人。老读者们一定还知道，九四、九五年那时，《科幻世界》象今天的《科幻大王》一样，一半文字一半卡通。没有这个转轨，《科幻世界》就无法切入中学生市场并获得生机。而整个工作基本是向策划并组织的。当时还有一套畅销的科幻美术卡片也是向的手笔。人的功劳大了，自然不满足原来的地位。于是决策层中发生了一场1：3的斗争。结果以向际纯离开成都到北京一家出版社任职告终。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向杨潇的地位挑战。今天，她是杂志社的绝对权威，整个杂志的行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她个性的延伸。只是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公众并不熟悉她。《科幻世界》艰苦多年，到九四年才扭亏为盈，后来经历了一个暴涨期，钱大把的进来，又不知如何管理。当我九八年到《科幻世界》时，杂志社正处在这个时期内。成都的科幻迷组织只要报个活动计划，就能成百上千地从杂志社拿出钱来。装修个办公室也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无预算无计划。他们在上海搞的大型宣传活动花费了两万块钱。九七年那场完全由《科幻世界》一家出资，投入巨大的世界科幻大会更不用说了。公正地说，《科幻世界》那些年搞的活动是中国大陆仅有的科幻活动。没有这些活动，世人更不知科幻为何物了。笔者于九八年初进入科幻世界，除本人申请外，还因为一个非常荒诞的原因。当时，他们开始想在科幻爱好者圈子里找编辑人员，先考查了江苏一位姓侯的科幻迷。结论是此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对杂志社的形象有影响。正好我提出申请，于是我这个身材不矮小的北方人就占了便宜。虽然我作了充分准备，但没有任何考试、测试，我就进了《科幻世界》，直到我自己不想呆下去为止。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没有这种任职考试，是因为社里根本就没有人能考我。我到杂志社最初一个多月里，竟然没找到能够谈科幻的人。当时杂志社的编辑部由来自成都一些文学刊物、剧团的编辑组成，本身对科幻全无理解。我与一位五十出头的老编辑住对门，他家里有许多古典文学著作。他对我说，下了班以后他就看这些，对科幻全没有兴趣。至于年轻员工更不用说了，他们基本上是科协老员工的子弟，来《科幻世界》单纯是为了一个饭碗。那时社某领导爱提的一件事就是，他把年轻员工召到一起，让他们每人说出三个科幻作家的名字，无论中外均可，结果成绩最好的说出了两个！当然，这些职工的为人都很不错。同事期间，他们也很关心我这个外地人。但是这种兴趣和志向上的错位不能不说是个问题。自我以后，杂志社陆续引进了姚海君、文瑾、唐风、刘维佳等人，这才使《科幻世界》里有了懂科幻的人。在杂志社与作者和读者交流时，这些年轻朋友作了主要的工作。但是你千万别有误解或者多大的期望，因为他们只是打工仔，在大政方针上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阿来进入杂志社又是另外的问题。九七年我参加北京世界科幻大会时，阿来就随谭楷来到的北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北京“消息灵通人士”远远地指着他说，这个人将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那时我连茅盾文学奖几年一届都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想到，这位老兄竟然在“预言”三年以后的事情！当然，《科幻世界》的领导想必更有“预见性”，所以早早地把未来的茅盾文学奖得主聘于账下，等待新闻爆起的那一天。作为生意人，杂志社高层在扭亏为盈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幻的市场就这么大，也没什么搞头了。于是把大量资金抽到其它项目上去。颇为讽刺地是，这些项目都赔了钱，个别小公司甚至走到倒闭的边缘。几年来，仍然只有他们从内心深处并不喜欢的科幻给他们带来了利润。并且利润十分巨大，足以把那些亏损冲得无影无踪。后来他们变“扎实”了，只是把从科幻上赚到的钱置换成房地产：住宅房以奖励为名送给“老职工”，另外还有其它一些房地产，置业范围甚至远达成都以外的某郊县。当一个科幻爱好者走进他们那些拥挤的办公室时，很难想象这个杂志社真正的家底。这种“见好就收”的举动从九八年就开始了，这也是促使我离开杂志社的原因。杂志社的领导都临近了退休年纪，这么作无可非议。而我还是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坐在一辆日见保守的车上是没有前程的。只不过那时，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这个心里话。人们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评价《科幻世界》的性质。我个人认为，《科幻世界》总得来说，只是一家介入科幻市场的普通文化企业。它在以自身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中，大大开拓了中国科幻的市场，在九十年代以后，提高了中国科幻本以衰弱的影响力。但它从来不是，也从不准备成为中国科幻事业的某种核心。在科幻方面，笔者只看到过杨潇的两篇文字，一篇是八十年代初期发表在《科学文艺》上的科幻小说《兰》，一篇是九七世界科幻大会上的论文。谭楷发表过科幻小说《太空修道院》，以及《林聪点评科幻》。除此之外，在私下场合里，他们对科幻是很淡漠的，甚至颇有自卑感。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在科幻作者和广大的科幻迷中间，而在他们真正生活的那个环境里，说自己是搞科幻的，一直会受到周围人的白眼。这几年情况之所以好转，也完全是因为《科幻世界》是整个四川省最赚钱的杂志，看在钱的份上，没有人再笑话他们是“搞科幻的”。笔者半年中参加了十几次社内会议，没有一次谈科幻文艺的创作问题，甚至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因为那时《科幻世界》在全国科幻爱好者中间已经有了坚实的影响，杂志社可以把它当钞票来印刷。最近两年里，《科幻世界》的大批年轻编辑写下了不少有关中国科幻事业的文字，但他们从来没有决策权。作为一家商业企业，进行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行为，都是不应受指责的。但是，如果这家企业试图打破游戏规则，变自由竞争为垄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中国科幻，该杂志社主要领导私下里下过断语。客气些会说：没有《科幻世界》就没有中国科幻的今天。不客气时也说过：没有我某某某，就没有中国科幻的今天！（对包括笔者在内仅有的两个听众讲的。）所以，任何染指这个市场的力量，必然被他们视作当然的敌人。当《科幻大王》于一九九四年准备创刊时，主编曾经到成都去向老大哥请教。受到冷遇自不必说。可笑的是，后来，在《科幻大王》已经生存了数年的情况下，《科幻世界》却在任何公开场合都称，自己是中国惟一的一家科幻杂志。直到九九年天津《科幻时空》创刊时，才改称自己是“中国最大的科幻杂志”。之所以给《科幻时空》这个面子，是因为《科幻时空》的前身《智慧树》乃元老级刊物，中国科幻圈里的元老们都与它有过合作关系，再不能视而不见。垄断作者是《科幻世界》领导一惯的作法。在九七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曾给每个作者一份合同，要求全面垄断作品的使用权，但只付给一次性的稿费。这个《版权法》并不保护的无效合同在作者圈子里被戏称为“卖身契”。就是后来不再有这个合同时，他们也一惯视在该刊上发过作品的作者为“我们自己的人”，对他们到其它地方发作品非常反感。其实，现代出版业有“签约作者”制度存在，如果杂志社真的与某位作者签约，出钱买断他一定时间内所有作品的首发权，是可以将他称为“我们自己的人”的。但《科幻世界》从来不准备运用这种商业手段，而一直想靠“感情投资”来达到目的。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杂志社、出版社找到《科幻世界》门下，想与他们合作出书。被一概拒绝。想打听作者的通讯地址，那更是没门。尤其是后者，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利益和中国科幻事业的整体利益。因为《科幻世界》版面有限，再好的作者一年也只能发表几篇作品。而作者无法与其它出版单位沟通，手边大量积压稿件不能发表。想搞科幻的出版社又找不到作者。最后“出面”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现在绝大多数主力作者都已经上网，《科幻世界》已经根本无法再搞这钏封锁。就是对一般科幻爱好者，“效忠”两个字也是必不可少的。九九年九月份，长春的科幻爱好者计划举办大型科幻活动，邀请了《科幻世界》。同时也邀请了《科幻大王》、《科幻时空》，以及当时准备复刊的哈尔滨的《科幻小说报》。结果，《科幻世界》发现竟然有竞争对手也要到场，就扬言收回准备提供的两千元赞助。活动组织者都只是高校学生，没有这两千元，已经准备了近半年的活动就只有泡汤，只好在压力之下向其它三家说了拜拜。由于事发突然，《科幻时空》的主办单位，天津新蕾出版的副社长和该刊主编没得到通知，已经到了长春。于是几个高校科幻协会的负责人们只能用搞地下活动般的方式，偷偷地和他们见了面。长春那些可爱的科幻迷我都见过，也打过交道。但这件事发生后我一直没敢问他们，他们对中国科幻事业所抱有的理想主义是否有所衰退？但愿结果不是这样。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前几年的《科幻世界》上印有“特邀副主编吴岩”的字样，现在已经没有了。吴岩虽然今年尚不满四十岁，但却是中国科幻的前辈级人物。七十年代末，初中生吴岩就开始创作科幻小说，产量颇丰，并且是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七名中国会员之一。经历了中国科幻二十年的兴衰史。又因为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的科幻讲座，在作者群中拥有大量人望。当年《科幻世界》还非常弱小的时候，也颇能礼贤下士，于是有了这么一个“特邀副主编”的安排。吴岩为《科幻世界》作了两件事：首先是帮他们建立了与世界科幻协会的关系。今天《科幻世界》能够年年出席世界科幻大会，能够通过这个组织方便地购买海外科幻作家版权，吴岩作了重要贡献。另外，就是帮他们协调与年轻作者的关系。没有他的安抚，那些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作者与《科幻世界》的关系可能会更糟。但是，由于《科幻世界》一惯不变的霸气最终损害许多作者的利益，吴岩也不得不出来为作者们说话。所以他再不可能是《科幻世界》的“特邀副主编”了。阅读面更广，关注中国科幻时间更长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七、八十年代一些科幻前辈（不方便具名，大家能理解）现在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他们编从书，搞翻译。到书店里能从各地出版的科幻图书中发现他们活动的身影。但却没有人与《科幻世界》合作。除了应酬性的活动和文字，双方就象是两个派别。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晚辈”的《科幻世界》现任领导希望一点点在年轻的科幻爱好者心目中抹去那些前辈的影响。另一方面，那些老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们也不买《科幻世界》的账。这种关系双方心照不宣已经有若干年了。九七年世界科幻大会召开前两天，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北京郊外某风景区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幻研讨会。包括“中国科幻之父”郑文光在内，老中青三代作者济济一堂，探讨中国科幻事业发展的前景。而近在咫尺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的人却谁都不去。某记者就此询问当时《科幻世界》来的一个高层领导，那个会与这个会（北京世界科幻大会）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位领导很简明地说，两边不是一派！这段对话就发生在笔者面前。当然，还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科幻世界》的高层领导一直在徒劳地试图使中国科幻成为自己一家的天下。只是那些事情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或者一时无法核实，笔者就不写在这里了。笔者曾经亲耳听到一位资深科幻迷说过，《科幻世界》就是中国科幻的“延安”。当然，在事实的教育下，今天他已经不再抱这个幻想了。笔者写出上面这段文字，就是希望更多的科幻迷不要对那些自己树起来的偶象抱有幻想。科幻是需要想象力的，但科幻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存在。如果你能这样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