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奴隶制毕业论文

晚清士人在最初接触美国历史知识时，就曾涉及早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了美国立国的历史；徐继畲在所著《瀛环志略》中，则对乔治·华盛顿和美国建国史做了一些介绍。到20世纪初年，美国革命、华盛顿和《美国宪法》的名称以及相关史事，不时出现在中国改革派和革命家的政论时评当中。【注释】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0、43~72页。【注尾】但是，关于美国早期史的学术性探讨，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从20世纪初到1978年的3/4世纪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处在草创时期，美国史也不例外。除了一般通史性著作中涉及美国早期的史事以外，专门的早期史著述可谓凤毛麟角。【注释】1978年以前中国学者撰写的美国早期史著作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胡伯恳《美国独立》（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郭圣铭《美国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73、1984年版）等；专题论文仅有几篇论述早期奴隶制、独立战争和“谢斯起义”的文章。【注尾】 197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早期史领域的专著寥寥可数，但论文的数量已然相当可观，涉及的课题逐渐增多，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与此同时，未来早期史研究的重点和走向，也变得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一这里所说的美国早期史，是指1815年以前的美国史。【注释】这里的“美国”换成英文应当是“America”，而不是“The United States”（合众国）。它不是一个国名，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比“合众国”要宽泛和模糊；殖民地时期没有“合众国”，但仍是“美国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合众国史”的背景或前奏。【注尾】在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的世界史教学中，美国早期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的世界史教科书，通常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的历史。【注释】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美国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所占篇幅为44页，而此后直到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分散在各章，合起来所占篇幅为20页左右。【注尾】但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早期史却并不受重视。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包括研究生在内，可能不到20人。在国内的研究者中间似乎存在一种未曾明言的看法，觉得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只是美国建国的背景，而建国初期的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蕞尔小国”；研究美国史，应当以内战后、特别是20世纪已然强大的美国为重点。也许是由于相似的原因，在内战以来的美国史中，外交史又格外受青睐，研究人员和研究论著的数目，几乎相当于美国史其他所有领域。【注释】在1989~2000年间，发表过美国史（不含美国外交史）文章的作者有585人；而同期发表过美国外交史（不含中美关系史）文章的作者，就接近400人。见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注尾】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比较不同时期性质相近的专题的文献数量，同样可以说明早期史相对不受重视的状况。在1979~2007年的中文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华盛顿之名的文章有77篇，含有杰斐逊之名的文章有71篇；而含有林肯之名的文章有186篇，含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名的文章更多达366篇。在同期的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独立战争”（或“美国革命”）字样的文章，只有108篇，而含有“内战”（或“南北战争”）字样的文章，则达到170篇。【注释】据2007年3月26日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其中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另，本文所引中文论文，除出自论文集的以外，均系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下载，以下不一一注明。【注尾】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早期史成了某种“思想偏见”和“学术势利眼”的受害者。其实，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并不晚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老一代学者对此无疑有开拓之功。黄绍湘教授、丁则民教授、张友伦教授等前辈学者，都曾发表过美国早期史方面的论著。特别是黄绍湘教授在1957年推出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注释】黄绍湘教授后来对该书做了修订和扩充，更名为《美国史纲，1492~1823》，于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注尾】全书叙述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直至“门罗宣言”发表约300余年的美国历史，内容涉及“北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早期共和国时期。作者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线索”来构筑美国早期史的框架，对1823年以前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趋势作了叙述和评论；重视“人民群众”在早期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独立和革命、争取民主的最坚定力量，同时对建国一代领导人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作者参考了早期史各个领域的多种代表性著作，并利用了若干种基本史料集和历史人物文集；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这可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书中附有历史图片、地图、大事年表、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和索引，便于读者阅读，而这种优点正是后来许多学术书籍所缺乏的。在老一代学者中，专门研究早期史的有刘祚昌教授和齐文颖教授。刘祚昌教授是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一部160页的美国独立战争史；【注释】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注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更是集中研究美国早期史，在关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奴隶制的起源、美国革命和杰斐逊的研究方面建树甚多。【注释】代表性的论文有：《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4期；《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4、5期；《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论北美殖民地政治结构中的民主因素》，《文史哲》，1987年第3、4期；《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注尾】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革命的成就和影响的论述，挑战了美国学者50、60年代的观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关于托马斯·杰斐逊民主思想的论述，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他于1990年出版《杰斐逊传》，【注释】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注尾】 2005年又推出了长达百万余字的《杰斐逊全传》。【注释】刘祚昌：《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2005年。【注尾】后者是目前国内最有分量的美国早期史著作。这部巨著不仅体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力，而且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史的独到认识。他在研究和写作中着力追求外国史研究的“本土化”：一方面比照中国历史人物和传统价值观念来诠释杰斐逊的思想和人格，同时在表述中采用古雅流畅的文字，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对于这种尝试，美国史同仁可能会见仁见智，但他这种探索外国史研究“本土化”的良苦用心，无疑是令人感佩的。齐文颖教授不仅在殖民地时期教育史和美国革命史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而且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美国早期史硕士点，为国内早期史研究人员的培养开启了先河。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指导了10余名早期史研究生，其中一些人后来到美国深造，在学术上有了新的发展。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涉及的问题包括：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北美的“光荣革命”、殖民地的“代役租”、殖民地时期的妇女、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英国“文艺复兴”与北美殖民地移民等。【注释】这些论文的缩写或从中派生的论文，大多收入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注尾】这些问题都属于美国建国以前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在中国以往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中，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仅仅被视为美国革命的背景。她倡导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就是要突破这种“旧框架”。【注释】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前言”第1页。【注尾】同时，她在北大进行了以早期史为重点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与外国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先后邀请美国和英国的早期史名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斯坦利·卡茨(Stanley N．Katz)、迈克尔•坎曼(Michael G．Kammen)、玛丽·诺顿(Mary Beth Norton)、.波尔(J．R．Pole)到北大讲学；她主持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至今仍然在研究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可视为一个真正起步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涉猎早期史的作者增多，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注释】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列篇目统计（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注尾】多数论文属于政治史领域，涉及美国早期的主要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建国先辈等，具体包括早期奴隶制、“契约奴”、清教、议会制度、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托马斯·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等。1990年以来，早期史研究的领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前述重要的事件、制度和人物，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美国革命、联邦宪法、1812年战争和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和潘恩等人物。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论文数量显著增加，17年间的论文总数达到310篇左右，【注释】据2007年3月25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注尾】以10年平均计算，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10年；第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探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具体，使用的原始文献有所增加；第三，观点和解释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教条化的独断论语式开始淡出早期史的写作。这表明，虽然专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些可喜的变化。在讨论美国早期史上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学者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取向。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但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词句，往往作为直接引语出现在许多文章中，甚至是作为论据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转化为一种方法和分析工具，或者内化为建构解释框架的一种要素。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运用当时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梳理了美国早期历史的脉络，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来解释早期史上各种事件和制度的性质与意义。例如，独立战争被视为“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要求建立适合当时蓬勃发展着的生产力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注释】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注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早期史中也经常得到运用。例如，美国北部的工商业者被称作“资产阶级”；美国革命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所建立的政体，被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冲突，被视为“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试图用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来解释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认为战争必然经历“武装起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四个阶段；美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致。【注释】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8页。【注尾】由于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理论，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普通民众、黑人和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注释】刘祚昌：《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1月号，第25~31页。【注尾】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尝试吸收和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概念，对早期史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尝试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分析邦联国会的运作及其意义，力图说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充分肯定了邦联作为美国最初国家形态的地位。【注释】雷芳：《邦联国会与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注尾】有的学者试图借助政治文化的概念来研究早期政治思想，以突破片面关注精英文本的局限，将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和见解，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注释】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注尾】还有学者利用社会学和宗教学的理论，并从“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北美奴隶制和黑人文化的变迁。【注释】高春常：《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宗教：一种文化混合体》，提交2006年8月“从国际视野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注尾】当然，这类尝试大体上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由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够发达，中国学者所能借助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欧美学术界；如何借助外来的理论资源而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资料的缺乏曾经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资料积累严重不足，早期史领域的资料尤其匮乏。因此，多数学者在写作时主要依靠从美国和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摘引史料。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道：“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殖民地时代的经验》一书，对殖民地时期政治、战争、宗教、科学、出版、语言风格、医药、艺术各方面的情况如数家珍，在我们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历史时，这些具体史料，还得参考、择优选用。”【注释】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页。【注尾】以严格的标准来看，布尔斯廷的这部书属于通论性著述，转引其中的史料须极为慎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看到布尔斯廷著作的原文，乃是一件令不少研究者羡慕的事。在研究美国宪法的制定时，能够使用麦迪逊的《1787年联邦会议辩论记录》和海因曼等人编辑的《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集》，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美国建国先辈的个人文件集，在国内一些图书馆能够找到，但大多不完整。另外，由于条件的限制，当年许多研究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美国史研究训练，对于利用原始文献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解读史料的技能也存在局限，因而有些国内能够获取的第一手文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获取美国早期史资料的渠道逐渐拓展，美国史文献资料的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利用史料的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刘祚昌教授关于杰斐逊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多种版本的杰斐逊文件集和著作集；研究汉密尔顿的文章，大多引用了汉密尔顿的文件集和著作集。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各高校数字化资料建设的进展，借助网络获取早期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便捷，这对于提升研究水平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近年来，南开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连续开通了里德克斯（Readex）公司的“美利坚档案”系列数据库、盖尔（Gale）公司的“18世纪文献”数据库和“早期英文图书”数据库；加上“JSTOR”“EBSCO”“ProQuest”系列数据库，以及大量免费数字化文献网站，当前研究者可以大为方便地利用各种史料，并掌握相关的研究信息。最近，一个研究约翰•温斯罗普的博士生，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温斯罗普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和一些村镇的档案汇编；一个研究邦联国会的博士生，从网上获得了全套《邦联国会日志》和全套《邦联国会成员通信集》。她们都没有获得到美国做研究的机会，但在资料工作上达到了这种程度，这在数年以前乃是无法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早期史和外交史一样，已成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中资料条件最好的领域，其发展潜力确实是鼓舞人心的。

巴泽尔在其《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专门辟一章分析奴隶制。他认为，奴隶制有两种形式（或起源），一种是强制式奴隶制，它起源于“海盗行为”，即自由人被抓走并被迫沦为奴隶。另一种是自愿式奴隶制，它是奴隶主与奴隶双方公开签订合同的结果。如在历史上某些自由人为了从欧洲去美国而借债买船票，借债就是自由人与船长签订劳役契约。到美国以后，船长就把劳役契约送到奴隶市场上去“拍卖”。在这种市场上，买主通常是美国农民。哪个买主提出的劳役年限最短，船长就把劳役契约卖给谁。成交以后，自由人就像奴隶那样为自己的“新主人”干几年劳役，以偿清债务。在巴泽尔看来，废奴运动只是偿清债务、撤销合同的一种行动。在法律允许蓄奴的年代，问题在于如何解放奴隶。那么是谁能够解放奴隶呢？是奴隶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他人财产一部分的奴隶本人，靠什么办法买下自己的卖身合同呢？这就需要用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来解释。奴隶尽管是奴隶主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与一般的财产有很大的差别，奴隶是有思维的人，是一种能动性的财产。奴隶主要使奴隶这种财产发挥最大价值，那么他就要花很高的监督成本。过高的监督成本最终使奴隶主不得不放松监督工作，不再尽力谋取最大的产出。这样，就使奴隶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与其实际产出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成为奴隶自己的财产。这个差额并不是产品而是奴隶少付出的劳动量。奴隶们通过其他方式把这种潜在的财富的一部分变成现实的财产。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奴隶主既要监督奴隶的劳动，又想节约这种监督的成本，这就使他对奴隶所拥有的所有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界定。而奴隶就可能借机占得一些未被界定的权利——这里指支配他们自己的权利。奴隶既可假装低能，又可从事渔猎，还能钻奴隶主犯错误的空子，如此等等，这就使一些奴隶最终有能力为自己赎身。 奴隶制为什么最终被废除？这与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保护奴隶制的成本越来越高，也就是其制度成本越来越高。如在美国南方，长期以来奴隶就是黑人的代名词。而大部分自由人即白人则不必担心会成为奴隶，因为肤色不同，奴隶都是黑人；即使奴隶逃亡，也很容易辩别、捕获。然而，随着自由黑人越来越多，就很难再按肤色区分自由人和奴隶了。结果使保护奴隶制所费的成本增长，净收益相应下降。从奴隶制的兴衰可以看出，任何制度，如果其运行的成本太高，终究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如巴泽尔所说，如果私人要求国家保护自己的某种行为，而保护成本却超过了私人由此而得到的价值，则国家将禁止这种行为。 奴隶制可能不是一种好制度，但曾经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福格尔在其《艰难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撇开农奴制的不道德因素，仅从经济的角度来上看，农奴制对于发展战前南方经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制度因素。因为计量结果表明：1、仅就南方而言，购买农奴的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制造业的收益率；2、南方种植园的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使得南方种植业生产效益高于北方35%；3、与从事种植业的白人相比，黑奴更为勤奋，生产效率更高；4、南方城市中从事工业劳动的黑奴的勤奋和生产效率，绝不逊色于那些自由民。城市地区对黑奴需求增长超过农村的事实表明，农奴制与工业化可以和谐并存的。5、黑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黑奴一生所生产的90%是归自己所有的。6、战前南方经济并未衰退，而是增长迅速，南方的人均收入增速远远高于北方。马克.布劳格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书”。无论我们今天怎样评价奴隶制，但是用理性的眼光去分析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及灭亡的过程和根源对于人类寻找一种好制度是很有意义的。

巴泽尔在其《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专门辟一章分析奴隶制。他认为，奴隶制有两种形式（或起源），一种是强制式奴隶制，它起源于“海盗行为”，即自由人被抓走并被迫沦为奴隶。另一种是自愿式奴隶制，它是奴隶主与奴隶双方公开签订合同的结果。如在历史上某些自由人为了从欧洲去美国而借债买船票，借债就是自由人与船长签订劳役契约。到美国以后，船长就把劳役契约送到奴隶市场上去“拍卖”。在这种市场上，买主通常是美国农民。哪个买主提出的劳役年限最短，船长就把劳役契约卖给谁。成交以后，自由人就像奴隶那样为自己的“新主人”干几年劳役，以偿清债务。在巴泽尔看来，废奴运动只是偿清债务、撤销合同的一种行动。在法律允许蓄奴的年代，问题在于如何解放奴隶。那么是谁能够解放奴隶呢？是奴隶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他人财产一部分的奴隶本人，靠什么办法买下自己的卖身合同呢？这就需要用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来解释。奴隶尽管是奴隶主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与一般的财产有很大的差别，奴隶是有思维的人，是一种能动性的财产。奴隶主要使奴隶这种财产发挥最大价值，那么他就要花很高的监督成本。过高的监督成本最终使奴隶主不得不放松监督工作，不再尽力谋取最大的产出。这样，就使奴隶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与其实际产出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成为奴隶自己的财产。这个差额并不是产品而是奴隶少付出的劳动量。奴隶们通过其他方式把这种潜在的财富的一部分变成现实的财产。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奴隶主既要监督奴隶的劳动，又想节约这种监督的成本，这就使他对奴隶所拥有的所有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界定。而奴隶就可能借机占得一些未被界定的权利——这里指支配他们自己的权利。奴隶既可假装低能，又可从事渔猎，还能钻奴隶主犯错误的空子，如此等等，这就使一些奴隶最终有能力为自己赎身。奴隶制为什么最终被废除？这与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保护奴隶制的成本越来越高，也就是其制度成本越来越高。如在美国南方，长期以来奴隶就是黑人的代名词。而大部分自由人即白人则不必担心会成为奴隶，因为肤色不同，奴隶都是黑人；即使奴隶逃亡，也很容易辩别、捕获。然而，随着自由黑人越来越多，就很难再按肤色区分自由人和奴隶了。结果使保护奴隶制所费的成本增长，净收益相应下降。从奴隶制的兴衰可以看出，任何制度，如果其运行的成本太高，终究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如巴泽尔所说，如果私人要求国家保护自己的某种行为，而保护成本却超过了私人由此而得到的价值，则国家将禁止这种行为。奴隶制可能不是一种好制度，但曾经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福格尔在其《艰难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撇开农奴制的不道德因素，仅从经济的角度来上看，农奴制对于发展战前南方经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制度因素。因为计量结果表明：1、仅就南方而言，购买农奴的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制造业的收益率；2、南方种植园的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使得南方种植业生产效益高于北方35%；3、与从事种植业的白人相比，黑奴更为勤奋，生产效率更高；4、南方城市中从事工业劳动的黑奴的勤奋和生产效率，绝不逊色于那些自由民。城市地区对黑奴需求增长超过农村的事实表明，农奴制与工业化可以和谐并存的。5、黑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黑奴一生所生产的90%是归自己所有的。6、战前南方经济并未衰退，而是增长迅速，南方的人均收入增速远远高于北方。马克.布劳格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书”。无论我们今天怎样评价奴隶制，但是用理性的眼光去分析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及灭亡的过程和根源对于人类寻找一种好制度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