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创作研究论文

（1）联系工作实际选题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自身工作实际），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特别鼓励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建议立足于本地甚至是本单位的工作进行选题。选题时可以考虑选些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论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实践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以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所掌握到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引起实际工作问题。（2）选题适当所谓选题要适当，就是指如何掌握好论题的广度与深度。选题要适当包括有两层意思：一是题目的大小要适当。题目的大小，也就是论题涉及内容的广度。确定题目的大小，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如果题目过大，为了论证好选题，需要组织的内容多，重点不易把握，论述难以深入，加上写作时间有限，最后会因力不胜任，难以完成，导致中途流产或者失败。相反，题目太小了，轻而易举，不费功夫，这样又往往反映不出学员通过几年大学阶段学习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也失去从中锻炼和提高写作能力的机会，同时由于题目较小，难以展开论述，在字数上很难达到规定字数要求。此外，论文题目过小也不利于论文写作，结果为了凑字数，结尾部分东拼西凑，结构十分混乱。二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当。题目的难易程度，也就是论题涉及的深度。确定题目的难易，也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量力而为。题目难度过大，学员除了知识结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外，资料搜集方面也有局限。这样，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论文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中途要求另选题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要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去选一些自己不可能写好的论题；又不能贪图轻便，降低要求，去写一些随手可得的论题。（3）选题要新意所谓要有新意，就是要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虽已提出来，但尚未得到定论或者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论文观点正确鲜明，材料真实充分，论证深刻有力，也可能填补我国理论界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或者对以前有关学说的不足进行补充、深化和修正。这样，也就使论文具有新意，具有独创性。

复苏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简论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从1958年6月15日《一口菜饼子》的播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历程。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个案中理清头绪，还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一个清晰、准确的原貌?这首先需要从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手进行研究。在对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时代背景、叙事内容、形态特征、历史局限、理论研究作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大致可将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划分为起步、停滞、复苏、兴盛、边缘、复兴等六个时期。本文试就复苏时期(1978～1985)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政策背景、形态特征和叙事内容略加分析。一、政策背景(一)农村政策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先后制定有关文件，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鼓励实行生产责任制，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并很快收到成效。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由此拉开了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允许不同地区搞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民在实践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形成会议纪要。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第二个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第四个一号文件)，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二)文艺政策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被称为“两个凡是”。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直指“两个凡是”，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也是讲不讲实事求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一场争论。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12月23日晚8：00，中央电视台以插播形式，播出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新闻。从1979年4月《上海文学》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开始，一场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虽然参与讨论的几百篇文章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都能够立足于文艺的本体属性，力求摆正文艺在社会中的位置。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我们的艺术属于人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艺术事业，提高文艺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1]1980年1月2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怎样判断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问题”指出：“我不大赞成机械地把某个标准排在第一，某个标准摆在第二。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品应该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或者说，应该使思想性和艺术性浑然一体。”1980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样，文艺终于从政治附属品的地位中摆脱出来，实现了本体性回归，开始拥有了独立的品格。1979年8月18日至2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首次召开的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提出了“大办电视剧”的号召，建议各地电视台有条件者都可制作电视剧。全国各地电视台相继建立了电视剧制作部。在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中国电视台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85年，全国已经有172个市、县电视台，电视发射和转播台也增加到了12000多个。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作了题为《立志改革，发挥优势，努力开创中国广播电视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的重要口号，广播电视个性化、原创性、独特性的追求得到肯定。在上述背景下，电视剧工作者开始认识电视剧自身的审美属性，寻求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创作的特殊规律。1983年底，广播电视部委托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召开了全国1984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会上议定1984年要把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放在主要位置，并具体安排了各录制电视剧单位1984年题材规划。此后，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成为一项管理制度。据资料统计，从1979年到1985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由485万台增加到5000万台，观众人数由8000余万人增长到两亿多。由此，几年前被文艺界、电影界视作“小弟弟”、“只是传播工具”的电视剧艺术，已经后来者居上，成长为令人羡慕的新兴事业。“电视艺术”、“电视艺术家”也已经成为热门词汇出现在媒体语言中。1984年4月29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成立;5月16日，北京电视制片厂更名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电视艺术家协会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85年度，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300多集，仅中央电视台就播出825集。随着中国电视机和观众的快速增长，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进入复苏时期。二、形态特征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形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向现实主义风格回归就内容取材来看，复兴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从开始就具有贴近生活、关注普通人情感和命运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与同时期电影的纪实美学相呼应，电视剧的创作者追求“更生活化”、“更朴实些”，纪实性电视剧和纪实手法受到青睐。演员注重本色表演，拍摄选择真景、实景，朴实无华是这些农村题材电视剧普遍的艺术风格。农村题材电视剧乘着改革开放“快车”，积极关注和反映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侧重对改革的艰难和改革者的魄力进行全方位的展现和赞扬，和其他反映改革开放进程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一起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宣传，对改革开放存在的障碍性因素进行揭示和评析，涌现出《乡里妹子》、《花生阿狗》、《雪野》、《麦客父子》、《新星》、《蒲叶溪磨坊》等一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作品。譬如，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4年摄制的电视剧《蒲叶溪磨坊》，是根据古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它运用了电视剧的艺术手段，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原著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特征。古老的磨坊象征性地体现着落后、陈旧、保守的农村经济和思想面貌。复员军人莫凤林一回到家乡就首先向它开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家庭的和社会的矛盾便不断出现。更有赵家妹子推波助澜，向农村封建愚昧的道德观念和经济势力以及新兴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发起的冲击。“主题的深入开掘并不在于曲折故事的叙述，主要是建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2](二)向视听艺术本体回归就节目形态而言，随着电影界“电影与戏剧离婚”、“抛掉戏剧的拐杖”呼声的渐渐加强，电视剧的美学观念也发生质变，从以戏剧美学为支撑点转向以电影美学为支撑点。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制作以实景为主，以镜头为单位，单机拍摄，后期合成，导演则以电影美学为参照系。主要依据电影方式拍摄的电视单本剧和电视短剧成为电视剧的主流形态。观众也以长期形成的电影审美观念评论电视剧，称之为“小电影”。当然，“尊重舞台演出，不等于照搬舞台，必须要运用电视特点大胆创造，在舞台基础上设计电视处理的总体构思。”[3]在借鉴电影美学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也越来越多的具有电视剧艺术的本体美学特征，如“在剧本创作上注意到文学语言与视听画面之间的不同，强化文学作品改编过程中的视听化;在镜头运用上开始区别电影镜头语言和电视镜头语言的差异，注重适应电视荧屏特征，景别上以中景、近景、特写为主，表达上以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心理为主;手法风格上贴近现实，追求自然朴实的风格”[4]。复兴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已经摒弃了最初的屏幕演剧形式，开始走出演播室，在时空表现上更加自由，特别是对电视剧的直观叙事能力及画面内容张力进行了探索，如《太阳从这里升起》中用古墓挡住推土机代表古代文明阻拦现代文明，用掘土机托起一轮红日代表现代文明之光的胜利等，使电视剧艺术借助声、光、电以及多媒体等手段，获得了比传统文艺作品更大的优势。三、叙事内容尽管1978年就有了农村题材作品《三家亲》，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集中亮相，却是1980年的事情。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1980年国庆全国电视台节目大联播”。这次大联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多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如《瓜儿甜蜜蜜》、《结婚现场会》、《牛庄风波》、《信任》、《浪花》等。尽管这几部电视剧写的场面不算大，而且艺术上还显粗糙，但总可以看出农村落实经济政策、落实干部政策后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意味着与“旧”的对比，在新旧对比中展望和期待农村、农民、农业欣欣向荣的未来，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持续而普遍的主题。1981年是农村题材电视剧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岸》、《大地深情》、《萤火虫》、《能媳妇》、《山道弯弯》、《矿工新曲》、《一千八》、《卖大饼的姑娘》、《老兵》、《你是共产党员吗》等118部电视剧中可以看出，电视剧坚持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格调健康，精神境界较高，“直接反映当前现实题材的占85%，其中描写工农兵、新人新事的将近一半，有15部农村题材，直接表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新面貌的有5部”[5]。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对动荡年代的反思主要表现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对农民人性的扭曲。代表作品有《信任》、《葫芦坝的故事》、《放鸭童》、《喜鹊泪》、《她从画中走出来》、《春回桃花寨》等。这些作品极力描绘十年动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980年播出的《信任》是陕西电视台首部有录像的电视剧。该剧根据陕西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上下集单本剧。该剧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及以前极左思想时代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阂、最终得到群众信任的故事。陕西电视台和陕西广播电视文工团1982年联合拍摄的《喜鹊泪》一部上下集电视单本剧。该剧根据王宝成的同名小说改编，外景在陕西关中的华县拍摄。《喜鹊泪》讲述的是一出爱情悲剧，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颇为凄测、哀伤、深沉的声画语言向观众敞开了那场历史大劫难留给人们的一块令人颤栗的伤疤，如泣如诉地述说了关中农村那位纯洁质朴的喜鹊姑娘的不幸遭遇。剧中对于关中农村的实景展现，与剧情紧密结合，使得陕西关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剧中有了恰当的发挥，相比较于《信任》是一次较大的进步。该剧在陕西和全国播出后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大众电视》、《广播电视杂志》、《中国电视周报》等国内十余种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热情肯定该剧在主体、悲剧性、本土化方面的探索。转贴于 233网校论文中心

浅析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性及其体现方式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的艺术呈现——贾樟柯电影作品研究摘要：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体现文化价值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表现手段，由于其制作手段和取材的陈旧，使得很多及其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录片并没有被观众接受。文献纪录片如果想走近电视主流群体，就必须在受众观赏的融合性上多下功夫，探讨出更加贴切现在社会的表达手段。关键词：文献纪录片；受众观赏；表达手段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标识逐渐成为一种影像语言性的文化产品，这其中包括对自然生态、地域文化、社会事件、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纪录，而文献纪录片则是这其中最严谨最能反应历史性的一种纪录片，也因其对文献史料要求的真实性谨慎性，使得大部分文献纪录片的叙述方式看起来死板而教条，在观众的接受过程中，这种死板教条的印象有时甚至让降低了观众对于文献纪录片的兴趣，从而降低了史料价值的珍贵性。一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从电影纪录片过渡到电视纪录片，又逐渐分离出的一种纪录片类型，文献纪录片不仅传承了纪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珍贵文献的价值性，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纪录片都是现有影像资料、文本资料、当事人口述等方式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纪录、演绎和剖析，从而达到纪录历史、反应历史、还原历史的目的。所有纪录片都具有文献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纪录片都是文献纪录片——文献纪录片必须有文献，即影像、图片、档案等资料，而不是泛泛的文献价值。文献纪录片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文献价值是其最基本的价值。法国《电影辞典》这样定义纪录片：“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这种广义的文献纪录片概念赋予了所有纪录影像以文献价值。中国承袭了苏联的纪录片观念，习惯上将“汇编性”纪录片称为“文献片”，即利用以往拍摄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影像资料辅以新近拍摄的素材进行再创作性编辑。这种狭义的“文献纪录片”历来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所重视。以上两种定义或过于宽泛，以至于忽略了文献纪录片的特质；或过于狭窄，不能全面涵盖当今文献纪录片发展的新态势，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解。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纪录片已逐渐包罗各种题材样式，构成了以“非虚构”为根本属性的影像集合，是与故事片并列的片种；另一方面，文献纪录片不再局限于对历史资料的简单汇编，口述、扮演、情景重现、动画等手段都可以表现具有文献价值的内容。而这种文献的组合是“作者的主观意图要靠调动材料自身的意义和组合后的含义来完成，在对事实的描述上求细、求近，在思想和感情的抒发上，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尽量隐藏作者的主观叙述。”①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丰富，但是文献纪录片的最基本最突出的特色还是其历史性，文献性，所以形式只能服务于类型，而所拍摄的内容的必须绝对真实，这样才能进一步体现其历史性与文献性，在形式有所变化的情况下，让观众没有产生虚假的感觉，形成对历史的现实化注解和对现实的历史性纪录的有机结合。所以文献纪录片应该是，“文献纪录片”当指那些具有重大留存价值的、实现了对历史的现实化注解或对现实的历史性记录的非虚构影视作品。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文献纪录片具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是民族和国家的影像档案。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纪录”，文献纪录片的核心要素是它的“文献性”，“文献”二字正是对纪录片“纪录”功能最有力的注解。百年来虽然有多种理论观点、众多学术流派和不同创作倾向，但是纪录片以“纪录”作为主要功能这一点始终未变。无论对人类历史发展而言，还是对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来说，文献纪录片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文献纪录片是民族和国家的一部历史影像档案。文献纪录片在记录社会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在观看一些珍贵影像资料的同时，我们也可触摸到社会思想趋势和时代文化思潮，其价值的凸显是“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化的发展为参照，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发掘其优秀的内核和传统，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架高沟通的桥梁”②，所以说，文献纪录片同时具有社会思想认知价值。电视文化角度看，文献纪录片的审美价值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从而有助于改善电视内容生产格局。文献纪录片具有较高的品位和审美价值，具体表现在：第一，视野更开阔。文献纪录片往往采取宏大叙事策略，从国家、民族、时代的高度把握主题，风格上追求大气磅礴、恢宏豪迈；第二，时空开合大。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作品，一般都具有大的时间和空间跨越；而反映当代的文献纪录片，也常常注意把当下的一些价值取向放到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其三，思想有深度。好的文献纪录片往往具有思想的魅力，可以启迪智慧，让人在历史中重新认识现实。在电视节目日趋娱乐化的今天，《大国崛起》、《新丝绸之路》等文献纪录片的播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观众对当今电视媒体的认知和评价，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改变了电视被娱乐之风裹挟的生态格局，为电视媒体自身的良性循环和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重塑了电视文化的尊严。三所谓细节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神态、心理、外貌以及自然景观、场面气氛等细小环节或情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丰满人物形象、连接故事情节、丰富作品内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纪录片通常最终都是要求达到对人的刻画，即也应当注意细节对人，对周围环境的刻画描写。生动的细节描写，有助于折射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不管是哪一类纪录片，他的成功与否最后都取决于对细节的拥有量和对细节的处理”③，文献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产品，又是综合艺术的结晶，与电影、戏剧、小说一样，同属文艺作品的范畴，要遵循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但是，它又不同于文艺作品，要遵循纪录片创作的特殊规律。一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离不开借鉴和利用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手段，细节描写就是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近20年的文献纪录片题材从政治宣传走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宏大叙事、空洞说教走向个人视角、细节叙事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不断在各种历史记录当中寻找被记录对象的细节，重视对文献的挖掘，从那些从来没有面世过的资料里找寻和收集，形成一种“揭秘”的效果。观众在被那些从未知晓的信息所吸引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接受了渗透于其中的观念。并对这些细节加以整理，表现，这既是纪录观念的变化，也是技术的改进。中国大部分的文献纪录片选材近似，或聚焦重大题材，揭秘历史真相，或呈现领袖人物的心路历程，普通百姓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状态，或通过对历史的全盘审视，解读今天的社会。但不同的是西方文献纪录片从198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政府或主流意识形态集团出资拍摄的宣传片大量缩减，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主的商业片成为主流，突出故事性与市场价值；同时坚持主流价值观。中国文献纪录片先前单一关注政治领域而忽视文化领域是明显的。我们从过去一系列的片子中可以看出记录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领袖这一群体身上，而对文化精英缺乏关注。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不计其数浅析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性及其体现方式张洁琼 （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影视与传媒大 众 文 艺174摘要：在电视节目泛滥的今天，综艺娱乐类节目几乎成了大哥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收视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观众更需要看到一些新的节目形式和新鲜血液的出现。2011年1月，湖南卫视重力推出解读姓氏文化的电视节目《非常靠谱》，节目形式新颖，风格幽默娱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作为一档新生的节目，《非常靠谱》也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主要分析讨论《非常靠谱》独具一格的特点以及急需改进的缺陷，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关键词：非常靠谱；电视节目；文化；娱乐2011年伊始，综艺大台湖南卫视就发布声明，表示今年湖南卫视将有几档新的节目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并强调今年湖南卫视的主题将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在其热力推出的《非常靠谱》、《好奇大调查》、《给力星期天》、《喜剧之王》这几档节目中，以解读姓氏文化为节目内容的《非常靠谱》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非常靠谱》节目介绍《非常靠谱》于2011年1月3日开播，由湖南卫视资深主持人汪涵挑大梁，每期节目中都会请到几位对姓氏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到场组成“摆谱团”，对每一姓氏背后的故事展开挖掘，每期到场的观众中有80%都是那一期姓氏的同族。迄今为止，一共做过7期节目，分别是刘姓专场、姜姓专场、欧姓专场、许姓专场、伍姓专场以及开春特别企划节目和十二生肖姓氏专场。《非常靠谱》旨在解读中华民族的姓氏文化，以姓氏为包装，晒百家姓里的人杰、绝活、故事等，晒祖宗、晒历史、晒文化，让观众在了解这些姓氏历史的同时找到共鸣，为自己的姓氏而骄傲。该节目制作人徐晴表示：当下电视荧屏上的文化类节目大多与解读历史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姓氏解读还属冷门。电视观众看解读历史的文化类节目只能倾听、借鉴；但《非常靠谱》可以参与。2011年2月28日做完十二生肖姓氏专场后，《非常靠谱》一直处于停播状态，5月10日湖南卫视发表声明，《非常靠谱》将于5月16日正式回归。二、《非常靠谱》如何“靠谱”从契合当今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一点上来说，《非常靠谱》的出现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人历来讲究认祖归宗，血脉相承，而姓氏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通常成为了血缘之间隐形的纽带。另外，《非常靠谱》节目名称中这个“谱”字指的是家谱、族谱。家谱和族谱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符号，其承载的意义非同一般。另一方面，从节目形式本身来说，也有许多的创新之处。1.文化性和娱乐性的结合当今社会是一个浮躁的多元化社会，传统文化式微、流行文化喧嚣。《百家姓》、《三字经》、《论语》、《道德经》、《庄子》这些国学中的经典固然大家耳熟能详，但是真正能阅读并理解的人是越来越少。反之，流行元素却铺天盖地，这是一个把文化弄丢了的时代。纵观各个电视台的节目，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节目实在是太少了，还不及娱乐节目的一半，能去收看这些文化类节目的观众更是屈指可数。《百家讲坛》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成功过的案例之一。但是《百家讲坛》作为一档高端的文化历史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走的高端路线，请来一些学者专家做讲座，收视率甚微；直至出现了刘心武、易中天、纪连海等等这些人之后，《百家讲坛》才随之火了起来。火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会讲历史会讲故事，娓娓道来，十分传神。从《百家讲坛》的案例可以看出，板起一副面孔以一副老学究的姿态来讲历史讲文化已经过时了，人们需要了解历史，但是不代表历史就是枯燥的说教，换一种轻松的方式讲述效果会更好。《非常靠谱》就非常注意文化性和娱乐性的融合。主持人汪涵和摆谱团的专家们在讲述姓氏文化的历史时经常会调侃，也会通过一些flash的小短片对姓氏历史上的名人做简短的介绍，增进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寓教于乐，让观众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比单纯的讲述更能加深观众的印象。2.主持人与摆谱团的智慧《非常靠谱》还在策划的时候，汪涵就直谏台长，要求做该节目的主持人，甚至连该节目的名称都出自于汪涵的创意。汪涵自己说，台上的他幽默搞笑，私底下的他却是个非常安静的人，平时喜欢看书、研究古玩，非常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说，《非常靠谱》这一档节目就是为汪涵量身定做的，也是他从娱乐节目向高端文化节目华丽转身的转折点。因此，在最初汪涵主持这档节目的消息传出时，他就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观众都在猜测，那个在《天天向上》中搞笑的他能控制好这样文化类的节目吗？而节目播出之后，汪涵凭借自己的实力给观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节目中的他幽默而不失睿智，搞笑而不失深沉，正是他身上散发的这种魅力，使得整个节目既有文化气息又通俗易懂。该节目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由对姓氏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非常靠谱》是否靠谱崔 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 江苏南京 210000）的历史事件。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文明的变迁与过度，中国人民在数千年中经历了无数的伤痛但是依然挺立不倒，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这样生命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可以指导中国人前进的明灯，也是吸引外国友人了解中华民族的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很多历史题材的挖掘和呈现上都有所欠缺。中国文献纪录片近年来在艺术表现上实现了大面积突破，突出体现在手法多元，如真实再现、电脑动画等，叙事上开始追求故事化、悬念感，剪辑上注意蒙太奇效果。但是，就整体而言，电影语言陈旧依然是纪录片的一个普遍现象，其理论依据是纪录片的真实性依托于纪实手法。，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法符合纪录片创作的语言系统，并不违背纪录片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纪录片比较，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符合时下纪录片创作手法多元化的时代特征。情景再现是符合现阶段纪录片创作特点的一种有效的手法之一。然而，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需要不同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与之相适应，尽管现阶段它体现出的优越性令众多题材的纪录片增色生辉，然而它只是符合这个时期的创作热潮，如果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则必须在不违背纪录片本质的前提下，将其丰富、发展、完善。注释：①时间.《简论汇编性纪录片（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11期.②金元浦.谭浩哲.陆学明.《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705-706页.③ 陈汉元.《纪录片的类别》.《电视研究》.1998年04期.影视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