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名胜的发展研究论文

论文应以我国旅游景区的事件营销为例，分析了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的分类，以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阐明了事件营销给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带来的显著效应。在研究、分析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策略。一定要有实例子，要丰富，这样，几万字没问题，具体例子在网上查找就行了。相关文章，好好充实一下就行，按照论文的套路整。第一篇：中国的旅游景区开发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的问题，这和我国旅游业发展时间短有关系，和我国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系，和景区开发资金短缺有关系，下面我们就细细分析。(一) 景区开发体制是症结我国景区管理体制的现状：在风景名胜区设立人民政府及设立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在全国风景名胜区，尤其是著名风景名胜区实行了10多年。在10多年间，各地风景名胜区根据自已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逐步摸索出了适合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总结出了许多好的经验。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由于最近10多年我国正好处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时期，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现实情况与当年制定国家和地方法规的经济体制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利益驱动机制完全改变，再加上当初国家和地方所制定的法规的不完备、不配套，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各地景区管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体制不顺、不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问题，给景区的保护、开发和建设带来了困难，并使新景区的开发建设难以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运作。目前，实行的人民政府和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旅游景区管理机构庞大臃肿，精力分散设立县级人民政府的风景名胜区，以政府行政权力管理景区，有立法权和执法权。因此，凡是人民政府所设立的机构它都必须对应设立，导致了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必须管理景区内的国计民生等经济、社会问题，如学校、医院、城市人口就业、计划生育以及工农业的发展等等，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景区领导的精力，使其不能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抓景区建设和保护。以管委会模式管理的景区，由于不能依法享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因此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没有独立的公安、工商、税务、财政等管理权。由于授予的行政管理权限不够，对景区的管理力度不够，对景区的开发建设也很不利。2. 景区管理条块分割严重许多国家级景区就设立了县以上人民政府，也受到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如武陵源风景区设立的人民政府，它对天子山、索溪峪拥有顺畅的管理权，但对景区内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却无法行使有效管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是由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和省林业厅双重领导的事业单位，与武陵源区人民政府级别相同，于是出现了一个景区内存在着两个处级管理机构的多头管理问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没有规划建设行政管理职能，武陵源区政府虽有行政管理职能，但无法对森林公园区域实施监督管理，致使森林公园区域的规划、建设与总体要求脱节。设立了县级人民政府的景区尚且如此，采取管委会形式的景区受到的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就更严重了。3. 景区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景区管理法律法规条款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配套性和统一性。执法队伍力量不够，执法水平低，不能对景区内违规事件实行强有力的执法，不能对影响和破坏景区形象的建设项目依法整改或拆除，也不能依法根治环境污染。4. 景区内原有居(村)民控制困难几乎所有的景区都有世居的农民。现在，他们的生活来源除少数人员耕种土地外，80%以上居(村)民靠旅游接待服务经营发家致富，景区内农民人口逐渐增多，希望扩大经营，子女长大成人要求分户居住，原有住房不适应居住要求改建等，造成景区内农民建房无法控制，对景区旅游资源、环境破坏都很大。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许多景区都计划搬迁景区内的世居农民，但拆迁费用太高，一般景区都无力承受，景区旅游资源保护受到威胁。5. 景区建设资金不足，人员素质不高由于景区管理体制不顺，法律环境不健全，市场资金不敢大胆介入，国家拨款逐渐减少，导致景区建设资金不足。许多景区都处在边远地区，难以吸引人才，造成景区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极为缺乏。体制不顺，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特征，但是体制不顺阻碍发展，却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下子整体性完成。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要寻找一些突破口。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说不仅条件已成熟，而且比较紧迫，应该成为当前进行体制改革的重点。体制问题是旅游景区在开发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它已经成为束缚我国旅游景区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又是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有些地方由于受制于体制问题，旅游景区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许多对旅游景区有开发兴趣和投资意向的投资商也因此而扼腕叹息。比如，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曾一度成为被许多地方效仿的上佳模式，有些地方也因此而推进了景区的发展。可是由于我国的旅游景区隶属于多个部门，比如建设、国土资源、林业、文物等部门，旅游景区的经营权外包后，相关部门就会表示反对，使得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成为敏感问题。因而急需建立一种协调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促进我国旅游景区的开发，进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二）景区开发资金是瓶颈景区开发资金一度是我国旅游景区开发所面临的瓶颈，资金不足将严重影响景区的发展，因为在旅游景区的开发过程中，前期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旅游景区的开发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政府对景区开发的投入又有限，而旅游景区若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其发展的后盾，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则只是粗糙的，其开发的程度及配套的设施不到位则会严重影响旅游景区的长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社会上积累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这些资金的持有者到处在寻找资金的投向，而旅游业迅猛的发展态势给了他们把资金投向旅游景区开发的信心，这给我国许多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带来了希望，旅游景区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进行其开发与建设的工作，一方面保证了资金的充足，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社会资金的利用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资金严重不足而产生的以系列问题，但是相关制度若不能支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经营模式，则使实际操作变得困难重重。因此从根本上说，资金虽是旅游景区开发的瓶颈，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景区建设和开发只是短期的行为，不能够保证景区的长期发展，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资金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的同时，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体制。（三）景区开发保护是焦点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薄弱，旅游景区开发会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开发不当的话，则会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特别是对于人文类的旅游景区来说，还会对文物等具有科研、考古价值的资源造成破坏。在我国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有些地区确实存在如匆忙上马、盲目开发、近距离重复建设等问题，个别地方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理，致使出现旺季游客数量失控、白色污染、文物古迹屡遭破坏等问题。对于景区开发中的这些问题，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相应的控制应该可以解决，但不能把生态环境和文物的破坏完全归结于旅游的开发。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存在密切的联系，开发不是放弃保护，保护也不能放弃开发。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保护风景区至少要研究它的哲学基础、群众基础和资本基础。风景区保护不能意味着一切不准动，不准动的保护是从来没有的。保护风景区必须遵循风景区资源自然消长的客观规律，必须遵循风景区定义规定的游人为本的客观规律。因此，动态保护是风景区保护的哲学基础。第一，景区可以动，是前提；第二，景区必须按规划动，是根本；第三，要动景区必须依法动，是保障。规划是风景区保护的总纲领和总依据。旅游景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果不对其进行开发的话，资源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关键是看如何处理好旅游景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因此，用科学的发展观开发建设景区，是解决争议的主要方法。具体措施有行政征费如收取资源维护费；还可以设立物业管理公司；也还可以如门前三包形式的切分责任区，让资源保护事权融进经营管理事权之中，把资源保护义务与资源享用权利对等起来。风景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实实在在的功在当代、福泽千秋的伟业。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定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核心问题，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第二篇：农民旅游的市场有值得开发的潜力专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农民旅游已经启动,东部地区4亿人口中,农民约占近2亿,这成为中国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区的农民旅游现在刚刚起步,有一部分农民企业家和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现在已经进入了旅游大军的行列,而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旅游正处在蓄势待发阶段。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魏小安认为,中国农民旅游市场具有旅游目的多元化、旅游方式多元化、区域差异化和消费层次化的特点。这四个方面的特点使农民的旅游市场有别于城市的旅游市场,但是现在的旅游经营者仍然很难看重农民旅游市场,这也就意味着会放弃很多商机。据专家分析,从目前农民旅游的特点来说,观光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观光的过程中发现各类商业机会,形成各类新的市场。所以今后农民旅游会形成一个花样百出的局面。”周围有好多的同学估计以及意识到这个团量的巨大，所以我认为农民旅游的市场大家要重视起来。第三篇：毕业论文的文风一、文风的含义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①真实和虚伪。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②充实与空洞。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毛泽东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⑧新鲜与陈腐。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①新颖与老套。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②质补与浮华。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②精当与冗长。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1．文风的时代特征。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2．文风的个人风格。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3．文风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是渗透在时代风格之中，是构成文风的重要因素。写论文要运用民族形式，即语言特色、章法结构、各种表现手法等，使文风具有民族的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要继承旧传统，又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外来文化的传入，民族特色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中形成的。

一、文化, 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立足点和灵魂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及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 在当代文化价值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生产和消费, 尤其是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因为, 人们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 一旦物质需求满足以后, 更多的是追求文化、精神方面的享受。今天中外旅游者不再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观光旅游, 而是渴望通过旅游活动获取知识, 追求有一定文化境界的精神感受, 寻求深层次的美的欣赏。前不久, 世界旅游组织所作的《世界旅游报告》分析了国际旅游的趋势, 指出在21 世纪, 旅游市场对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强, 文化旅游正以每年10～ 20% 的速率增长, 现代旅游已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向更高层次发展, 文化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 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欧美有70% 的旅游者是进行文化旅游消费。近两年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和法国, 有2/3的旅游收入与文化旅游有关。国外旅游消费是这样, 国内旅游亦如此。文化旅游正在国内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北京的故宫、长城, 深圳的“锦绣中华”, 云南的民族村, 陕西的兵马俑等大批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成为人们旅游首选的对象。如桂林市靖江王陵墓出土了大量明代梅瓶, 2001 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经新闻媒体报道后, 有28 个国内外参观团分别从韩国、日本、广东、陕西等地专程来桂林旅游, 除了看青山秀水,另一主要目的便是欣赏明代花瓶。近年来在中国掀起了西欧诸国游、澳新游、新马泰游等, 人们舍得花费这么多钱参加这些旅游活动, 主要目的是领略异国风情和质文化。这一现象, 现实地展示了旅游文化的人文魅力。国内不少游客亦提出这样的口号: 带着文化去旅游才是旅游的真谛, 也才是较高层次的旅游; 高质量的旅游就是品味文化、回味文化; 玩到最后是玩文化⋯⋯这一切告知我们: 旅游业已进入了竞争的最高阶段——文化竞争阶段。文化旅游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旅游的本质属性是文化, 而感受文化差异、探索文化、体验文化则是旅游行为永远的动机。换言之, 旅游业本身就是生产文化、经营文化、销售文化的产业, 尤其是景区景点的建设和经营。如魏小安研究员所说: 旅游景区景点的经营彻头彻尾就是文化, 而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则是在消费文化、享受文化、购买文化。一些知名度较高的风景名胜区, 往往代表着某种独特的文化, 其本身就是一本耐读的书, 所谓“入目三分景, 七分在内涵”就在于此。但旅游资源不等于旅游产品,只有经过文化的挖掘、冶炼、设计和制作, 才能成为旅游产品。所以说, 旅游文化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立足点和灵魂, 亦是旅游产品竞争的底蕴所在, 抽去这个灵魂, 就没有吸引力,更谈不上竞争力了。国内外文化旅游的兴起和迅速发展, 得到了国家旅游局和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 国家旅游局已把“文化导向”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补充到《旅游区(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中。从等级划分和评定标准上强调旅游景区(点) 的文化内涵, 意在要求各地注重提升旅游景区(点) 的产品档次, 以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充分挖掘自然资源中的文化内涵, 是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立足点, 已成为旅游界的共识。二、桂林旅游文化资源现状及旅游景点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一) 桂林有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生动多彩的民族风情——桂林聚居的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 有各具特色的建筑、饮食、服饰以及婚嫁、节庆等传统习俗, 构成了桂林多彩多姿的民族风情文化资源。歌仙刘三姐已成为能歌善舞的壮乡人民的化身, 这些特有的民族文化享誉海内外。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桂林有着2000 多年的历史, 距今1～ 5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和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保存完好。桂林作为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一些景区(点) 历史文化内涵丰富, 既有兴修于秦代的兴安灵渠、明代的靖江王城、王陵, 还有着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的桂海碑林, 以及展现近代革命历程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园等。灿若星河的山石溶洞文化——桂林是个以山地为主的地区, 地形复杂, 石山林立, 喀斯特地形地貌遍布,奇峰异洞比比皆是, 形成了独特的峰林山地和岩溶洞穴景观。如桂林的芦笛岩、七星岩、荔浦的丰鱼岩等。从南朝著名诗人颜延之吟咏桂林独秀峰起, 唐代如韩愈、柳宗元、杜甫、宋之问、李商隐、张九龄、元晦, 宋代的苏轼、范成大、张孝祥、秦观、黄庭坚、李纲, 元至清代的著名文人石涛、袁枚、戴钦, 大地理学家、大旅行家徐霞客和现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贺敬之等, 均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游记、对联、碑铭和摩崖题词, 这是先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十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它不仅从不同的角度记下了桂林的历史风貌, 亦给桂林的山水风景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姿的水文化——桂林水资源十分丰富, 年降雨量是广西4 个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年降雨量在1 599～ 2 827 毫米之间。历代文人名士对桂林的水均有高度评价, 也不乏传世佳作, 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水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的千古佳句、现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世人皆知。名扬天下的桂林漓江、可与四川都江堰媲美的兴安灵渠、还有青狮潭、龙胜温泉等一大批人们早已熟知的景区(点) , 它们的美不仅在水,还在于它们的历史、意蕴和与之相辉映的湖畔、江畔建筑艺术。极具潜力的生态农业文化——桂林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森林覆盖率达66. 46% , 植物种类达1 415 多种, 目前我区有动物种类1 593 种, 是全国野生动物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 自治区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有8处, 其中国家级2 处; 自治区森林公园5 处, 国家级森林公园2 处; 近年来, 桂林的森林旅游、农业旅游悄然兴起, 桂林龙胜的龙脊梯田、资源资江—八角寨, 茶文化、酒文化、生态农业科普知识、田间实践技能的尝试、乡间生活的体验等, 构成了桂林魅力无穷的生态农业旅游文化。凝重渊博的宗教文化——广西在东汉时期起就有宗教传入, 佛教和道教在广西已有近2000 年历史。其中桂林有不少古代佛教建筑, 如佛寺、佛塔、石窟(主要是摩崖造像)、塑像, 如全州的湘山寺、恭城的文武庙, 除此外, 还有基督教的礼拜堂,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 这些建筑既有精湛的技巧, 也有感人的艺术, 它包括了建筑、雕塑、绘画、景观、造型诸方面, 内容十分丰富, 且极具桂林特色。这些都是了解桂林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桂林少数民族多聚族而居, 其房屋建筑以干栏型为主, 建筑样式却各有不同, 壮族的麻栏木楼、瑶族的半边楼、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风雨桥等, 虽是古老的传统建筑形式, 至今仍十分适合桂林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此外还有不少古老的桥、亭、阁以及明清古镇等, 构成了桂林极具特色的建筑文化。(二) 桂林旅游景点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桂林市各地虽然较为注重观光型自然景观的开发建设和宣传包装, 一些地方注意了民族节庆的开发和举办, 一些景区(点) 也以民族风格表演的形式来增加文化含量, 然而相当一部分景区(点) 深层次的、优秀的文化内涵还是未得到较好地挖掘和利用。即使是景区内的人文景观, 也只是重视实物的利用, 而忽略内在文化的挖掘, 没有把实物与无形的文化内涵有机结合起来, 使得一些人文景观外观形象丰富而内容空洞枯燥。一些地方的民族风情表演中有的节目格调欠高, 甚至有些庸俗化、过分商业化的倾向⋯⋯更为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地区还处于单纯出售旅游产品甚至是出售旅游资源的阶段, 没有在品牌策划、品牌运作上下功夫, 结果致使一些景区(点) 文化含量明显不足, 旅游产品档次不高, 游客到景区(点) 只是走马观花式看看山水风景和实物, 对游客的吸引力自然就不大。除此外, 旅游景区(点) 的讲解员和导游人员对景区(点) 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地理概貌、丰富的科学知识等不甚了解, 以致景区(点) 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现和宣传, 旅游者得不到高层次的文化享受, 其满意程度大大降低。 三、建设有桂林特色的旅游文化, 打造旅游景点新品牌在现代旅游市场的运作中, 人们已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认识到: 只有走出单纯出售旅游产品的低层次经营的老路子, 实行“品牌战略”, 才是旅游业长盛不衰的发展之路。旅游品牌的打造是要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基础的。从狭义利用文化资源的角度, 每个景点都有其历史背景、地域背景和景点本身的文化积淀。认真地分析、收集、整理和利用文化素材, 特别是那些可以用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素材, 结合旅游者需求特点演示和解说, 定会为景点增光生色, 形成新的卖点, 新的吸引力。笔者认为应从以下3 个方面打造好自己的旅游景点品牌。(一) 更新老品牌桂林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且种类多样, 特点突出,一些旅游景点经过不断的开发建设和宣传包装, 已成为区内乃至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但是一些老品牌无论是在产品开发、宣传包装还是运作方式上, 只重视自然景观和外观形象的策划, 忽略了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 故未能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因此, 笔者认为, 要打造桂林旅游景点的新品牌, 首先要抓好老品牌的更新改造。这里所说的更新, 不是对老品牌的全盘否定, 而是指深入挖掘这些景点的文化内涵, 进一步丰富景点内容,提升品牌档次。对现有老品牌可以从以下4 个方面挖掘其文化内涵:1. 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凡知名老品牌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如桂林山水之所以能“甲天下”, 绝不仅因其单纯的自然风光, 而是神奇秀丽的自然风光与附丽于其上的厚重的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桂林是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城, 已有2000 多年历史, 1982 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以甑皮岩、宝积岩为代表的史前古人类遗址文化异常珍贵; 以靖江王府、靖江王陵为代表的明代藩王历史文化壮观而完整, 全国罕见, 已成国宝; 还有南朝至近代的迁谪文化、科举文化、抗战文化⋯⋯正是这些丰厚而珍贵的历史文化和桂林秀丽的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 才构成了桂林这座旅游城市的知名品牌, 文化底蕴是桂林山水的灵魂。前不久在桂林召开的宋人王正功“桂林山水甲天下”研讨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均提出: 桂林旅游发展, 必须在自然与人文资源开发上齐头并进, 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 桂林山水首先要打好历史文化牌。兴安灵渠建于秦始皇33 年(公元前214 年) , 它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渠的修建勾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构成东、南半个中国水运网, 对秦始皇统一岭南发挥了重要作用。灵渠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亦是一处饱含文化内涵的旅游胜地。兴安旅游如打好“秦文化”牌, 可以让人们在游览中真切地了解历史, 进一步激发爱国主义激情。2. 科学文化内涵的挖掘旅游景点的科学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其蕴含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各有关门科的知识方面。如喀斯特地形地貌和丹霞地貌的成因、岩溶洞穴景观及其洞穴内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的形成过程及种类、温泉的来历及其利用价值、动植物的种类及特性, 以及许多著名木建筑靠榫卯而能经受几百年风雨安然无恙等有关地理、气候、地质、建筑、动植物等方面丰富的科学知识, 均蕴含于景区景点之中, 各景区(点) 如能深入挖掘这些知识并加以整理, 根据不同的旅游者的需求, 或用文字或由导游人员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 比到处是雷同化的比拟和象形更能激发旅游者的兴趣, 同时也满足了旅游者的求知需求。3. 文学审美内涵的挖掘桂林知名品牌文化内涵的另一个层面是: 秀美无比的自然风光与历代文人墨客无数之诗词吟咏、题记、楹联等文学作品交相辉映, 可以说是无景不诗, 无诗不妙,人文与美景融为一体, 由此营造出诗情画意的文化氛围。桂林旅游景区(点) 的开发建设及宣传包装应该着力于渲染强化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如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江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 现代诗人贺敬之的“情一样深呀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水”等, 只要精心策划和运作, 定能使游人慕名而来陶醉于其中而留连忘返。如把这些诗词歌赋用天然奇石刻成碑, 置于景区(点) 观景的最佳处, 美文与美景相互辉映, 渲染出浓浓的诗情画意, 使人在观赏山水的形态美、结构美的同时, 又能欣赏并诵读这些脍炙人口的美文, 引发其审美思维, 使其达到情景交融的最高审美境界。4. 宗教文化内涵的挖掘宗教文化博大精深, 内容丰富, 桂林的宗教及宗教建筑共100 处, 如西山摩崖石刻、湘山寺、文武庙等。其中湘山寺素有“楚南第一刹”之称, 为唐代所建,历朝皇帝5 次膜拜。有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寿世慈荫”崖刻。栖霞寺建于唐代, 殿宇幽深, 规模宏大。如能认真挖掘并加以整理, 便能使桂林的宗教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市场优势。5. 附会文化发掘整理附会文化主要指人为赋予自然的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 它使人们对自然景观的单一造型审美转向更加丰富多彩的人文审美, 从而增加自然审美的文化内涵。桂林自然景区(点) 的附会文化多与山、水、石、洞有关, 形式以象形为主, 如象动物或人物等。这些自然景观有了附会于其上的美丽动人(或凄婉动人) 的传说, 便由单一变得丰富, 生硬呆板变得生动而有活力, 景物的美感由此而生。如象鼻山的传说、刘三姐的传说等。可组织力量对桂林山水自然景观附会文化进行广泛地搜集, 根据不同景点的历史背景、地域背景和民族民俗文化背景进行去粗取精的加工, 同时还可在相应的景点进行必要的附会文化氛围的营造。(二) 打造新品牌1. 发挥民俗文化魅力推出民俗文化品牌桂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境内居住着壮、汉、苗、瑶、侗、仫佬、回、满等41 个民族, 民族风情浓郁。民俗风情是一种区域性极明显、渗透性极强、涵盖面极广、内容极为丰富的人文现象, 主要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文化特色的情趣上。长期以来, 各族人民在桂林这块土地上生活、生产和斗争, 创造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性文化、艺术性文化、竞技性文化、工艺性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婚俗文化和节庆文化等, 构成了桂林“人无我有, 人有我特”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体系。如前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所说“民族文化、民俗风情, 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要努力开发它完善它精化它。”对桂林的民俗风情文化如能精心策划并采取各种形式表现之, 定能形成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品牌。2. 发掘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品牌人文景观大多具有史学价值, 是直观的历史教科书, 是历史的见证, 亦是历史的载体, 对这些历史知识承载物的发掘和利用, 能使游人了解人类的昨天, 从而获得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如兴安灵渠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一道被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它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 它的古、灵、巧令中外专家名士和旅游者叹为观止。参加在灵渠召开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中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2000 多年前有这样伟大的工程并且现在尚存完好, 这是奇迹, 不但中国没有, 全世界也没有。人们评价灵渠之游为“不到灵渠岸, 无由识始皇”。悠久的历史形成了桂林灿烂的历史文化, 不管是上万年前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还是红军第一次重大战役——突破湘江等, 都能激发旅游者对桂林的深刻认识和旅游欲望。3. 充分利用名人文化资源发挥景点名人效应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史实的原则, 根据旅游者的需求和创造品牌的需要, 发掘整理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名人在桂林的遗迹、遗存, 采用旅游者喜闻乐见的形式, 并进行适当的包装和宣传, 使其充分发挥“名人效应”, 是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重要途径之一。桂林的名人文化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到桂任职或旅桂的著名文人名士, 他们中许多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学艺术遗迹。二是近现代以及当代来桂的外国著名人士及国家领导人, 他们对桂林的赞美和评价是桂林名人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分。三是近现代以及当代我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到桂林游历、考察留下的踪迹以及对桂林的评价等。四是桂林涌现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传奇人物和军政名人等。对名人文化的发掘利用, 可根据不同人物的情况和景区(点) 的文化需求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对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可将他们对桂林的评价或作品用文字形式展示出来, 以扩大景区(点) 的地位和影响力; 对在桂林留下遗迹遗物的还可开放他们的故居, 展示他们的遗物等; 而对那些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则可将他们的传奇经历、传说故事进行包装, 增强景观的神秘性和生动性, 从而增强吸引力。 4. 弘扬古建筑文化内涵重塑景点品牌建筑师们曾这样诠释建筑:“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灵感的凝结, 历史的注脚, 文化地平线上的侧影”, 简言之, 建筑是物质外显和文化内涵的结合, 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审美观的综合写照。一些名建筑还体现了建筑师和工匠们为人类造福的理想和人们对某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 开发建筑文化资源, 重点不在建筑本身, 而是在其结构外观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文化意味。这种体现在建筑物中的文化才是人们的审美价值所在, 只有把它挖掘出来, 并为游客所理解和欣赏, 才能使建筑文化转化为独具魅力的旅游产品。桂林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独特的建筑遗产。如可与四川都江堰媲美的兴安灵渠, 恭城的文庙、武庙等。除此外, 市内众多施工巧妙、结构严整、情趣独特、造型美观、保存完好的明清古镇和亭、台、楼、阁、桥等, 均是各个历史年代的文化纪念碑。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采取有效地保护措施的同时, 挖掘和体现它们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知识, 对增强华夏子孙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有着特别的意义。(四) 注重导游文化的建设为品牌景点锦上添花导游工作者作为旅游文化的传播者和旅游审美行为的引导者、协调者, 其个人的文化素养、审美水平、导游艺术以及对景观文化内涵的理解等, 直接影响到游客对景观文化的审美和认知。一个知识丰富、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导游工作者, 能够凭借艺术化的语言, 故事化的讲解, 借鉴前人的审美结果, 结合自已的亲身体验, 根据游客的审美需求, 巧妙地引导游客去欣赏美、体验美, 使游客“化景物为情思”, 得到审美上的最大满足, 情感上的充分陶冶, 精神上的高度升华, 从而使景观文化价值得以极大限度地增值, 游客也因得到超值精神享受而对该景观产生认同和赞美。反之, 如果导游员素质不高, 对景区(点)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了解, 则会导致上等绝美的景致, 高品位高等级的景观, 在他们的导游下黯然失色。因此, 培养一支文化素养高、内在气质好、语言能力强、热爱导游工作并具备较好地导游技能技巧的导游员队伍, 是桂林旅游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总之, 桂林旅游要上新台阶, 必须注重文化导向, 发掘景区(点) 的文化内涵, 打造好具有桂林特色的旅游景点新品牌。完善国际旅游城市新形象。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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