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天命观念研究论文

基本内容：

一、要牢记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能贪图安逸，荒怠政事。周公一再告诫人们，殷商王朝之所以丧国，就是因为“荒腆于酒”，作为继商而立的周王朝的统治者，应该时刻牢记这一历史教训，“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周公认为，周人虽然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但并非从此就一劳永逸了，周王朝一旦失德，仍然要受到天的惩罚。“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们周人虽然承受了原来为殷人所有的天命，但是我却不敢说我们的基业永远这样牢固美好。

二、要体察民情。周公认为，治理民众是十分严肃的事情，统治者应该谨慎小心，一刻也不能荒怠。

”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要使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得以巩固，就必须使民众安乐，而能否使民众安乐，则在于统治者能否体察民情，周公不止一次地告诫群臣子弟，要”知稼墙之艰难“，要知道民众的痛苦，”知小民之依“。

体察民情，不能局限于了解民众的疾苦，更重要的是要体察民众的心理。周公认为，小人的怨詈，往往产生于为政者的失政，如果为政者相率欺诈，小人则人怨詈，明哲的统治者就是要善于从小人的怨詈中闻知已过，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过错。

三、要慎用刑罚。周公认为，刑罚是国家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但是，如果用刑不当，则将招致民怨。商王朝后期滥用刑罚，导致民怨沸腾，是应该汲取的历史教训。因此，周公主张统治者应该修明自己的道德，慎用刑罚。

《尚书·康诰》载周公告诫康叔封要“义刑义杀“。古代义与宜通，”义刑义杀“即宜刑宜杀，即刑罚的使用一定要适当。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用刑适当，周公认为，刑罚适当的关键在于按照国家既定的法典用刑，”勿用非谋非彝“，谋、彝意为常典常刑，统治者在动用刑罚的时候应该以此为根据，绝对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刑罚。

周公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应该根据国家的法典使用刑罚，另一方面也主张统治者应该根据罪人的认罪态度，对于刑罚的轻重程度加以调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

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如果一个人犯了比较轻的罪过，但却不思改悔，不反省，不认罪，这样的人即使罪行并不严重，也非杀不可。

如果一个人犯了重罪，但却有认罪悔改的表现，并且罪有缘由，则不可杀。同时，周公也主张在量罪定刑时，对于寇贼奸宄、杀人越货、不友不孝、不从王命者要严加惩处，使刑罚能够充分反映统治者的意志，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意义：

“敬天保民”的思想，是商周之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周公用“民情可见”的观点解释天命，把天命理解为可以认识的客体。在对待天命的态度上，虽主张要敬从天命，但又不盲目地依赖天命，周公甚至明确指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的发展路向。另外，周公强调从民情知天命的观点，也表明他对于民众的力量以及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上的作用予以高度的重视，这一思想实际上开启了后代重民思想的先河。

扩展资料：

“敬天”一语由周人提出，然其萌芽则在殷代。“敬”是尊崇、畏惧，“敬天”就是崇拜、顺从以上帝为中心的鬼神世界。殷代“敬天”思想的萌芽，《盘庚篇》中有反映。

商王盘庚在诰命中反复强调“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不仅要照先祖遗训办事（“承于古”），更要按上帝指示办事。殷人无“敬天”之名，而有“敬天”之实。“敬天”一语首见于周成王对周公旦的谈话中。成王说：“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其以予亿万年，敬天之休。

”人们“敬天”，是因为天“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命哲”是决定政治道德法则，“命吉凶”是赐福降祸，“命历年”是决定国祚。“哲”虽然是宗教理性，但具有积极意义。总之，“敬天”是殷周思想的基本原则，其他一切都要以此为依据。

“保民”是为安邦治国，使民乐其业。这是政治的基本任务。如何治民，殷周两代有一定思想差异。殷统治者把治理民众这一政治任务称为“畜民”、“承民”，并且把民众称为“畜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敬天保民

1）“天”这个概念是西周初的思想家政治家周公等人在扬弃殷商的至上神“帝”的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天命”的概念的直接意思是君权神授。3）“天命”可以引申出两个重要的理念。4）第一个理念是上天福善祸淫，让善良的君主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惩罚作恶的君主。5）第二个理念是命数，当上天授予某个宗族统治天下的权力的时候，预设了统治的时间，如三百年、四百年等等，好像是一种任命书。6）这两种理念存在内在矛盾，但是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统治者作恶多端却不一定立刻灭亡，因为存在定数。7）但是定数可以改变，道德因素可以让任命延长或缩短。8）最初这个东西只和最高统治者有关，后来渐渐影响到普通人。9）儒家思想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追求高尚道德，不在乎定数对人的权力和财富的影响。但是他们绝对不否认定数。10）大部分的教科书对这个东西的诠释是错误的或者片面的。

西周拓展了殷商时期单一的“神灵崇拜”思想，“德”成为天命观的核心，“以德配天”顺理成章被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与西周政治紧密相连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回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夏商周时期，科技不发达，对世界理性认识不够，那是的人们用自己的感官认识世界，面对自然界及社会上发现的一些难以解释或没见过的现象，他们会认为是神秘力量的操控，而这个神秘力量在殷商时期被称为“帝”。

他们认为通过祭拜祖先可以与神形成一种冥冥之中的沟通。自古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这种神灵崇拜思想渗入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中，于是就有了君权神授思想，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披上神的外衣，到西周时期，这种思想为适应统治的需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德”成为天命观的核心，顺理成章地被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

天命观这一定义发生在西周，查阅殷商的相关资料并没有发现天命观这一说，它出自西周人之口，但它的形成与殷商的神灵崇拜有很大联系。在殷商以前的古人早就有对神崇敬的意识了，只不过在殷商时期，人们崇敬祭拜的对象已经被具体化，这些对象被认为是“天”或“帝”抑或是已经去世的祖先。

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和天帝是一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他们会给人间带来风调雨顺，一旦人间对天地或祖先不敬就会被降临灾难，如一些洪涝、日食或地震，这些都被认为是上天在降罪于人间。在商朝占卜是人们对天帝崇敬的最明显的表达，统治者一条措施、什么时候收割粮食、耕种，在做这些事情之前都要占卜，问问天帝的意见。

从商朝开始，统治者就认为自己的祖先与天帝同在，祖先与统治者有着血缘关系的联系，上帝必会保佑自己坐稳位置，所以，对殷商的王来说，不管暴政与否，王位都不会动摇，商朝的政治统治始终都被埋在神权的面纱之下，人在国家统治中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其局限性，所以西周取代了商，并且西周时期是天命观的转折点，“以德配天”在西周开始出现。

商周更迭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宗主商一直标榜自己君权神授的说法不攻自破，强大的商被周所灭，殷商的转变表明血缘纽带已不再被人们所信，祖先及上帝也不可能无条件地给予统治者庇护。西周建立后，对商朝的灭亡有深刻的反思，究竟有祖先及天帝庇佑的商人为何被击败，由此，周人对君权神授提出新的解释，周人提出了“德”字，“以德配天”从此出现，完善后的君权神授思想更加强调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夏朝时人对世界保持好奇，神秘的面纱一直未被揭开，君权神授发展到商代，人们已经把这种神秘具化为“天帝”，具体如何庇佑又是如何约束的，在商朝并没有形成意识，“有德”或统治者采取德政才能获得庇佑。因此，想要获得天帝庇佑，必须采取德政，这是延续统治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说明了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把审视的目光投到现实生活中来了，只有符合“德”

的利国利民之策，才能使统治权力得以延续。西周的天命观体现了上天不再对人起到决定性作用，自己的统治是否可以延续，不单单是天帝所能决定的事，更要靠统治者自身的作为。

西周天命观强调“德”与“天”的关系，具体要求对象从神转向人，统治者的德政修为是君权神授的重要条件，天命观成为大臣上谏帝王的政治手段，同时与“以德治国”主张不谋而合

西周天命观第一次把德与天联系起来，在德政和德行的前提下不再盲目迷信天帝，统治者的私德和德政是维护稳定统治的根本，所以统治者在治理社会时刻想着德政，虽然这是被动的，但对西周自身的统治及后世的影响深远。

“以德配天”更加强调德，西周的君权政治主张认为，同统治者的权力不仅要依靠上天，如果统治者自己的德行不为上天满意，一旦成为失德之人，必将失去统治权。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商朝只提出上天会庇佑统治者的权力，但上天会会把权力给什么样的人。这是殷商时期所没有被提到的部分，所以当商纣王失德，以暴力治国，那么国家必将灭亡。从《周书》中可以看见周朝在商灭亡后做出了许多反思，

“有殷受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强调了“德”的作用，有德之人才能有资格当统治者，是否敬德已经成为衡量西周统治者的重要标准。

在西周“以德配天”是统治者治国的思想基础，所以当统治者颁布诏令时，都要考虑自己的措施是否违反“德”，纵观西周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西周所谓的“以德配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指统治者自身的德性行为，更深一层是指统治者的德政，这是“以德配天”的主要内容。

由于神灵崇拜盛行，所以人心惶惶，西周建国后，提出了自己天命观，对稳定民心有着重要意义，既没有抛弃君权神授，由提出德政，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

天命观成为大臣上谏帝王的政治手段，同时与“以德治国”主张不谋而合。

儒家全面地继承了西周的天命观，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所以说天命观始终贯穿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西周的天命观对统治者是一种约束或监督，第一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天帝与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

夏商盲目地对天帝充满崇拜，但对自己的行为却没有任何反思，对现实社会的关心远远少于对神灵的崇拜，这可能是导致商朝君王暴政的一个原因，

西周的“以德配天”中的“德”是对人提出的要求。

以神为本是西周以前的思想，西周的天命观是民本思想的发端，它是民本思想的源泉，它也会适应时代需求，被儒家思想吸收，成为历代统治者思想的根本。后代统治者的执政思想最根本的是受到天命观的有关德的影响，天命观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根基。

如果没有周人的这次转变，那么因为暴政而被灭国的朝代不知会增加多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可能不复存在。西周天命观是统治者思想的思想旗帜，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它还是百姓的福音，民本思想的源泉，它具有神灵崇拜思想的神秘感，又兼具自身“以德配天”的睿智。

西周天命观除了对统治者进行规范，同时由此衍生出的“保民、慎罚”等民本思想相继萌发，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重心，独具鲜明的历史特征和价值，是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突变，“德”与“武”是一对矛盾，春秋战国以武得天下，是一个“武”字当道得时代，“以德配天”似乎已不再适应时代需求，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得一部分，它在那样一个时代被继承发展，以适应战争年代的需要，独具鲜明的历史特征和价值。

所以春秋战国时，民的地位高于天，这是巨大的转变，天命观还是天命观，统治者的权力还是由天赋予的，但民是连接统治者和天的纽带，统治者需通过德政善待百姓，上天才会庇佑统治者。

诸子百家对天命观有各自的继承和发展，孔子一直主张克己复礼，主张复兴周礼，他对待鬼神的态度完美体现了西周对鬼神的看法，“敬鬼神而远之，敬之而不亲近之意”。

道家学派对天命观是彻底地颠覆，老子对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以前，老子认为天的存在不过是一种自然形态，它与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道才是一切抽象的源泉。荀子的受天命而制之更是强调了人的强大作用。春秋时期的“以德配天”

往往都要服务于政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对德政的要求变得比西周更高，人在神上是这个时期天命观的新发展。

西周初人认识到“天命糜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惟时求民主”，人主只有敬慎其德，治理好国家，“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周初人的“敬”、“敬德”、“明德”的观念，是一种充满责任感的忧患意识，从把责任、信心交给神而转为自我担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警惕性而来，精神敛抑集中，对政务、事业的谨慎、认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心理状态，不同于宗教的虔诚。这不是消极的主体性，而是自觉、主动、反省的凸显主题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早的表现，是以敬为动力的、具有道德性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