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教育改革论文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00（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0（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四）大学的改制（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00（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一生除旧布新，锐意改革，其五育并举、教授治校、教育独立等思想均流传深远，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语）这是对蔡先生的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从清末的翰林到出国留学，蔡元培不仅具备了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同时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痛切地认识到中国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扼杀，对科举制的余毒深恶痛绝，提出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认为新教育“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在他看来，教育之目的在于健全人格，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教育的目标之所在。他在《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这个思想贯穿到他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实践中去。一、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首倡于蔡元培于1912年2月11日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发表的著名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与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针锋相对，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项教育。这五项统统不可偏废，并且是相辅相成，相融相通的。前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后两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蔡元培尤其注重后两者，他曾说惟世界观、美育“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美学文选》）在我们这里着重谈谈美感教育。美感教育即美育。它不仅仅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方面，而“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所在包”，所以说这是一种广义的“大美育观”。它与上述所说的人格教育密切，人格教育强调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是对人的全面的、健全的人格进行培养和塑造，这本身也是美育的方向和前提。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原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美育论集》）他认为，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这种感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只有美感教育能够使人脱离杂念，脱离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与造物为友。因此，这种教育的目是在于超越现实利害，架起进入绝对自由的观念世界之桥梁。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以美育代宗教”，即是反对愚昧和蒙昧，提倡自由和理性，使人的感情变得纯正健康。他认为，“美育是进步的，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其有界表现在不仅教类众多，各教又有派别之分，而这些弊端为美育所无。宗教不能代美育，因为“宗教上的美育材料有限制，而美育无限制，美育应该绝对地自由，以调养人的感情。”（《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认为，美育只有从宗教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超逸现世之观念，才能起到陶养情感的作用。可以保留宗教中美育的价值，但却不能用宗教来代替美育。在他看来，美育在五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可以说，“五四”后被教育界普遍接受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美育一项实由蔡元培所首倡。二、坚持教育独立思想所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党，超然于教会，蔡元培在1922年3月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即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他主张“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之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排斥宗教势力介入教育等等。这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教育界要求独立自办教育的良好愿望。三、“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改革思想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期，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改革，不仅标识着他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表明他同时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1917年，他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学与术分校，文与理同科。他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两类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不同，但地位同等，不存在高低之别。同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精简学校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学生自治。这其实是借鉴了德国与美国的教育模式，在当时一扫旧制，相当地引人注目。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显示出他海纲百川的宏大气度和开放心态。1917年在北大就职演说上又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不为升官发财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长”这三项要求。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反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并不予以干预。这体现在他不仅聘请思想进步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同时延揽了思想保守但学识渊博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任教。譬如教文字学，旧派学者黄侃和新派学者钱玄同同时任教，学校并不予以干预，学生可自由选课不受拘束。他还三顾茅庐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以及尚在美国的胡适，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搬进北大，使北大很快便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阵营。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学识、胸襟、性格密切相关。因此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毛泽东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作为民国初年对我国教育界影响极深的一人，蔡元培曾经深受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他就深情地呼唤着中国产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式的文化巨人，而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这一伟大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教育史的巨人。美国学者杜威也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业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四）大学的改制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1912年1月3日南京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成立教育部，教育部的重要任务就是为教育发展规划蓝图，教育方针的制定是其中最具意义的。蔡元培于1912年4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对清朝政府颁定的教育宗旨进行批判，主张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和美育。蔡元培对民国教育方针的币休构想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探讨，引起了关心教育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参与讨论。在他这一思想指导下，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讨论并通过新的教育方针，并于1912年9月2日，正式颁布实行。新教育方针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基本反映了蔡元培的思想这个教育方针，包括了德、智、体、美四育教育，体现了受教育者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把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国民作为首要的任务。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否定了军权的绝对权威和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新教育方针的颁布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进步，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颁布教育法令法规的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标准和课程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其中规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同时还具体规定了各级学校各学年的科目，以及每周各科的教学时数。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另外还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手脑协调发展的特色。民国初年的各级学校就是按此实施的。应该说，课程设置明确体现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的民国教育方针。它奠定了民国初年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课程设置的基础。 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政体的变化要制定新的学制，在参照日本学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形成了民国新学制草案在教育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有关方面决定重订学制，于1912年9月颁布《学校系统令》称“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学制”、也称“1912 1913年学制” “壬子癸学制”仍然保持以小学到大学教育为骨干，兼重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整体结构。这个学制规定整个教育期限为17年或18年，共分三段四级。初等教育二级，其中初小年，男女同校，高小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设中学校1年。高等教育设立大学，6年或7年。小学之前有蒙养园，大学之士有大学院，均不计入学制年限。从横向的方面讲，也分为三个系统，除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帅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级，相当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实业教育有乙种实业学较和甲种实业学校，相当于高小，中等教育阶段，还有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教育阶段。 “壬子癸学制”和“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进步。 1.缩短了学制年限，较之癸卯学制，缩短了3—4年，有利于曾加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 2.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 3.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涉及女子教育的地位，而“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病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同学。 4.在课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壬子癸丑学制”作为民国的第一个学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它是民国初期的中心学制，至1922年学制出现以前，有过局部的调整，但是整体的框架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