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