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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关键词]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1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盘古开天地 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这混沌之中,一直睡了十万八千年。 有一天,盘古忽然醒了。他见周围一片漆黑,就抡起大斧头,朝眼前的黑暗猛劈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混沌一片的东西渐渐分开了。轻而清的东西,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 天地分开以后,盘古怕它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着天,脚踩着地,随它们的变化而变化。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也随着越长越高。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逐渐成形了,盘古也累得倒了下去。 盘古倒下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双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四肢,变成大地东、西、南、北四极;他的肌肤,变成了辽阔的大地;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 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这个传说故事虽纯属虚构,但它说明了人类改造、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气魄,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抗争、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聪明才智。女娲补天 出自《淮南子·览冥篇》,全文如下: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 女娲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造化世上生灵万物。女娲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她慈祥地创造了我们,又勇敢的照顾我们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 女娲补天的记录见于《淮南子》: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而大打出手,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打输而羞愤的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哪知那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我们伟大的女娲的补天神石的彩光。夸父逐日 夸父逐日是一个神话故事。它讲得是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最后被太阳烤死的事情。古籍《山海经》对此有详尽描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 这段记述是说:夸父追赶太阳,追至太阳身边,因炎热而口渴,喝干了江河仍嫌不足,于是,欲饮沼泽之水,未等喝到,不幸渴死。手杖弃于路边,竞长成一片桃林。 夸父为何要去追赶太阳? 有人认为“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快;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水(不妨将水当作知识的象征);也只有获得更多的水,才能和时间竞走,才能不致落后于时间”。 还有人把夸父逐日看成是自然界的一种争斗,夸父代表“水”,而太阳代表“火”。水神、火神相争,水火不容。 夸父逐日的故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已不仅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而它积极的意义在于,人们以各自不同的理解,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实现自已美好的追求。精卫填海 《山海经》原文: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枯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译文:再向北走二百里,有座山叫发鸠山,山上长了很多柘树。有一种鸟,它的形状像乌鸦,头部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名叫精卫,它的叫声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传说这种鸟是炎帝小女儿的化身,名叫女娃。有一次,女娃去东海游泳,被溺死了,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化为精卫鸟。经常口衔西山上的树枝和石块,用来填塞东海。浊漳河就发源于发鸠山,向东流去,注入黄河。 传说在上古时代的发鸠山上有许多桑树。树上有只小鸟,它的形状像乌鸦,头上有花纹,白色的脚爪。它的啼叫声像“精卫!精卫!”所以人们便称它为“精卫”。 精卫鸟本是炎帝(即神农氏,传说中我国农业和医药的始祖)的小女儿,名叫女娃。她很喜欢玩水,一天到东海去游泳,不幸遇到了巨浪,被海水吞没。 女娃死后变成精卫鸟。她从不闲着,每天从西山叨着树枝、石子飞到东海上空,将它们投下去。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直如此。原来,它决心要把东海填平,免得别人也淹死在大海里。 “精卫填海”的故事,反映了上古时代人类对大自然艰难的斗争。由于当时人们抵御大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大海经常吞没人的生命财产,于是产生了填平大海的愿望,精卫鸟正是当时人们征服大海的坚强决心的象征。 “精卫填海”比喻意志坚强,奋斗不止。精卫填海的传说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一些有志者为成就自己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着共工怒触不周山① 昔者共工与颛顼②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③,天柱④折,地维⑤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⑥;地不满东南。故水潦⑦尘埃归焉。 注释:①选自《淮南子》。②共工与颛顼(zhuanxu):共工,传说中的部落领袖。颛顼,传说上古时期五帝之一。③不周之山:神话中的大山。④天柱:古代传说天是用九根大柱支撑着的。⑤地维:古代传说地是用四条大绳拴着的。维,大绳子。⑥焉:这里。⑦潦(lao):路上的流水。 翻译:从前共工与颛顼争做皇帝,(共工在大战中惨败,)愤怒地撞击不周山,支撑着天的大柱子折断了,拴系着地的大绳子也断了,(结果,)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这里移动;地向东南方向下塌,所以江河道路上的流水尘埃都在这里汇集。黄帝擒蚩尤 蚩尤作兵,伐黄帝〔2〕。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3〕。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4〕。黄帝乃下天女曰“魃”〔5〕。雨止,遂杀蚩尤。注释:〔1〕本篇选自《山海经·大荒北经》。神话反映了上古氏族间的战争,其间对于战争手段的描述在我们今天看来充满了神奇色彩,却是古人解释战争胜败的常见思维。〔2〕黄帝与蚩尤是传说中上古两个强大的部落集团的首领,他们之间经历了多次的战争,互有胜负。作兵,造作兵器,传说蚩尤发明了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3〕应龙:传说中长翅膀的龙。〔4〕风伯雨师:风神、雨神。〔5〕魃(bá):黄帝的女儿。一说是旱神。后羿射日 传说中后羿和嫦娥都是尧时候的人,神话说,尧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常俊命令善于封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除人民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带着他的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 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除下那红色的弓,取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顷刻间十个太阳被射去了九个,只因为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才拦阻了后羿的继续射击。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但是后羿的丰功伟绩,却受到了其他天神的妒忌,他们到天帝那里去进谗言,使天帝终于疏远了后羿,最后把他永远贬斥到人间。受了委曲的后羿和妻子嫦娥只好隐居在人间,靠后羿打猎为生。 嫦娥又是怎样奔月的呢在古书上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淮南子》的记载是,后羿觉得对不起受他连累而谪居下凡的妻子,便到西王母那里去求来了长生不死之药,好让他们夫妻二人在世间永远和谐地生活下去。嫦娥却过不惯清苦的生活,乘后羿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全部的长生不死药,奔逃到月亮里去了。另一种说法是屈原(约前340年-78)《天问》的记载,说后羿后来对嫦娥有不忠行为,和河伯的妻子发生暖昧关系,因而引起嫦娥极大的不满,便离开后羿跑到天上去了。嫦娥奔月以后,很快就后悔了,她想起了丈夫平日对她的好处和人世间的温情,对比月亮里的孤独,倍觉凄凉。 关于后羿之死,战国时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年-89年)所著《孟子》和西汉初年刘安(前179年-22)编成的《淮南子》都说他是被恩将仇报的徒弟逢蒙暗害的。暗害的手段记载各不一样,有的说是用桃木大棒打死的,有的说是用暗箭射死的。总之这位盖世的英雄死在阴谋家的手里。 有的传说里还说,后羿死后英魂不散,变成了打鬼的钟馗神。这一说法是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根据《淮南子》等古书的记载考证出来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这位不幸死去的英雄的无限怀念。大禹治水 &n中国远古神话传说bsp;鲧因治水失败被流放后,他的儿子禹接替了鲧的职位,成为夏部族的首领。面对仍在到处肆虐的滔滔洪水,众人又向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舜推荐禹来治洪水。禹在接受了任务后,没有贸然动手,而是带领益、稷等人,先到全国闹洪灾的地区进行全面的勘察。史书记载说:大禹先用测量工具对洪水泛滥地区进行测量,了解各地的山势地貌,摸清洪水的流向和走势,制定统一的治水规划。他接受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凿山开渠,疏通壅(yong)塞,将洪水引入大江大河,最后汇人大海。 禹在治水中身先士卒,常年奔波在外,弄得皮肤黝黑,蓬头垢面,手上长满了老茧,指甲也脱落了,脚底布满了血泡,腿上的毛都磨光了,老百姓见了无不心痛落泪。传说大禹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据《淮南子》记载,大禹治水时,为了开凿轩辕山,他化身为一只力大无比的神奇动物大熊。一次,劈山崩裂的石块,误中了大鼓。鼓声是送饭的信号,禹的妻子涂山氏听到鼓声,连忙烧火做饭,饭刚做好就拖着怀孕的笨重身体,挑担上山送饭。当他看到变成怪物的丈夫时,受到惊吓,顷刻间化为巨石。大禹随后赶来,呼唤着妻子和妻子胎中的儿子,巨石突然从北面开裂,生下了儿子启。于是后人称这块裂开的巨石为“启母石”。到了西汉武帝巡游嵩山时,也被这个传说所感动,令人在这里修建了启母庙。今启母庙虽然无存,但东汉时在庙前修建的启母阙还依然保留着。从残存的碑文中依稀可见汉代对鲧、禹治水的记述和对启母涂山氏的颂扬。 大禹在治水的同时,还指导人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重建家园。史书上记载,在洪水退去后,他带领人们在田间修起条条沟渠,引水灌溉,种植粟(su谷子)、黍(shu大黄米)、豆、麻等农作物。他还让人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水稻。在获得治理洪灾的巨大成功的同时,农业生产也取得了进步,人们逐步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大禹治水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传诵。大禹不仅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象征。刑天舞干戚故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于常羊之野。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刑天,传说中的兽名。:刑,刑杀,砍伐;天,巅也,意思是头.刑天者,被砍掉头颅的人.干戚,盾和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斧。一个被砍掉头颅的人挥舞着斧头和盾牌与天帝斗。刑天为炎帝近臣,自炎帝败于阪泉,刑天一直伴随左右,居于南方。蚩尤起兵复仇被黄帝削平,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刑天吞不下这口气,他一人手执利斧,直杀上中央天帝的宫门之前。黄帝也不是好惹的,他亲自披挂出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刑天终于不敌,被黄帝斩下了头颅。黄帝把它的头颅埋在常羊山里。没了头颅的刑天却突然立起身来,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一双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持斧,向着天空猛劈狠砍,战斗不止。相关阅读:日本上古神话@上古神话传说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介绍组图 玄武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武,是黑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古希腊的神话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 蚩尤,中国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风唤雨,以金作兵器,常以兵作乱。2008年02月19日评论0|浏览11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蚩尤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 蚩尤,中国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风唤雨,以金作兵器,常以兵作乱。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摘 要:作为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在对技术创世、技术过程、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而有关技术的误读,则流露出浓厚的“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这些技术意识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技术意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技术活动,是先民技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这里所说的古代神话,采用神话学家袁柯先生的“广义神话”概念,即不局限于上古的狭义时间范围内,并将民间流传神话、道教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都纳入神话范围。这些神话传说是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中蕴含对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通过分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有助于了解技术思想演变的脉络,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 技术创世的解读中国古代与技术相关的语汇包括技、伎、艺、巧、工等,这样的技术空间是一个包含着巫术、文学、艺术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些纷杂的概念通过其意义的原生、增生、转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本文只摘取其中与生产技术含义链接的部分,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工具以及人的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早期的神话大多是创世神话,讲述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起源的故事。这类神话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蕴含着古人对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在这类神话中,“女娲造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对这则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可以获得三条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其一,“抟黄土”这项技术活动打造了人类。其二,造人的技术是一项崇高的生产活动。其三,在这项伟大的技术活动中,女娲采用的质料是泥土。古希腊、希伯来、古埃及、北欧、印第安人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讲述着神以泥土为质料造人的故事。其中,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黄土捏成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爱神厄洛斯给他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他灵魂,造人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气息”吹入泥人的鼻孔中,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亚当就此诞生了。可见,“两希”(古希腊、希伯来)神话中出现的造人技术完全是物质性的,技术打造的只是人类的肉身,而生命的真正源泉———灵魂、精神却来自于神的“气息”。因而,人类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性的人的泥土属性和具有精神人格的神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却是矛盾对立的,由此导致了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永恒的冲突。于是,当亚当被罚落大地时,上帝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到诅咒。”由此可见,“两希”神话明确表达了对构筑人类肉体的技术质料———泥土的贬抑之情。与“两希”神话不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缔造神女娲本身就是土地神。葛洪的《子·释滞》中提到“女蜗地出”,女蜗与其所创造的生灵是同质同构的。这里对于造人的质料—泥土并没有“两希”神话中的贬抑,相反却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女蜗造人显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意蕴,技术主体在富于创造性的技术活动中,生产出的不是硬邦邦的物质产品,而是将心灵、情感、精神这些构建生命本体的要素一起融人人类的肉体中,生命从女蜗的手中柔软地流淌出来。技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女蜗术仅仅是技术或工具的操作者,她本身就处在技术之中,这个技术过程就是技术生命展开的过程,其创造的技术产品直接就是人的生命。在比女蜗稍后的盘古神话中,技术的威力得到了又一次张扬,技术不仅创造了生命还创造了世界。盘古生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盘古用斧与凿,开辟出广裹无际的天地。在盘古的斧凿痕迹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现实的技术也得以讴歌赞美,成为人类能够繁衍壮大的有力武器。(韩非子·五蠢》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艾蚌蛤,腥躁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隧人氏。”从“构木为巢”到“钻隧取火”,技术带给了人类生存的机遇,因而是神圣的,掌握技术的人便成为“圣人”、“王者”。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所有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技术发明都源于神化了的圣主贤臣: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娟作笙簧。领项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沮诵仓领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贵尤以金作兵器。巫彭作医。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胶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 盐。化益作井。……先民沉浸在技术给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扯的狂喜之余,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技术被神化了,这一神化的指向,其一是技术本身,其二是创造技术的主体。随着技术越来越深人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崇拜更加扩大化,不仅技术的缔造者,就连能娴熟使用技术的能工巧匠也被神化了。神话中的堰师、鲁班、巧锤、墨翟等,能用过人的才智创造各种灵巧的机械,甚至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堰师为周穆王所造的“机器人”能够“钥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以至周穆王由衷地感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人工”形式的技术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天工”的在场,“天人合一”在技术活动中得以完美呈现。中国古代对技术极为推崇。技术发明是圣人所为,普通工匠不是圣人,只能继承不能超越。中国古代技术意识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在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指“天空”、“天然”,即自然;另一方面也指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一些最普遍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相互止约关系的深层体验。 “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因而“天人合一”规范下的技术也是有意志、有情感的。笼罩于“天”之下的技术,必须听命于“天”,“天”是立法者,技术仅仅是执法者。上天制定出技术的范式,圣人作为“天”的神化意象因循技术范式创造了各种现实技术,而普通工匠只是技术的应用者,无法超越和创造这种天工之技。中国古代技术意识扎根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之中。早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已进人农耕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强化着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孕育着人们的恋土情结:老百姓最崇拜的大神女蜗、黄帝、炎帝、尧、禹等都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文化构建的世界基本模式—五行模式中,居于中央以控四方的是“土”。由此,以平和、仁厚为旨归的土地精神和恋土情结,犹如中华民族的血脉,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技术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技术严重脱离工商活动,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与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失之交臂。二技术过程的解读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是一个通过发明而不断创生的体系,“技术的本质的、固有的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动态性。”困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理解是把握技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技术发明过程的解读,从中透视出古人对技术本质的诊释。对于原创技术的来源问题,不少神话传说都有所涉猎。《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就是对传说中圣人原创技术的解释: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栖氏没,神农氏作,研木为耗,揉木为未,未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断木为杆,掘地为臼,件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列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掉,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古人将其概括为“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思想源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是指“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中国古代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女娟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娟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蜗所制的笙簧是一种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绵绵瓜贬”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蠢(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必然要经历从智能技术向现实技术的过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某种技术设想,随后才能将这种设想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中。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活动中,往往过于强调智能技术即经验、诀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咏叹着技术活动中如何将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众所周知的《厄丁解牛》: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琦,者然向然,奏刀·锗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危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襄,因其固然,技经肯李之未尝,而况大抓乎!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删。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沐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厄丁之言,得养生焉。“厄丁解牛”所要言说的中心话语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梁惠王在观赏完厄丁解牛的全过程后,从中感悟到的是“养生之道”,而非仅仅对解牛技术的赞叹,更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加以推广。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里,“道”是一个特有的范畴,也是一个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根基。“道”是天工造物的最高技术形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道”是变化万物的自然的程序,包括自然创化的技术态势、技术机理和技术运作。所谓“道进乎技”,“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程序的过程。这是技术活动中智能形态的表现,它强调的是技术活动中以意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和直觉(官知止而神欲行)为根本的思维方式,技术过程就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潜能的过程。在轮扁研轮、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纪昌学射等叙事中,同样反复强调着“道进乎技”的智能技术形态。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技术意识中,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意识,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三 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技术以及人工制品可以成为人们为完成某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不管这一目标的性质如何。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中国古代神话文本中将技术的这两种工具性价值作了形象的诊释。直接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力的驾驭:尧之时,十日并出,燃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并,上射十日。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倡议,谓不得乘云而过,须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于是,铁拐李投杖水中,自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蓝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其余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等亦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终俱得渡海。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像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蔽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叩石垦壤,其春运于渤海之尾。无论是射日的后弈、过海的八仙还是移山的愚公,都将技术作为驾驭自然的手段。射日的箭、渡海的宝器,移山用的斧、凿、箕备等工具,具有典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但是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应用技术的行为和过程偏离了技术的初衷,去实现其他间接的工具性价值,就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者,肃州敦煌人也,莫详年代。巧伴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聋,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话之,妻具说其故。其父伺得聋,楔击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在上述神话作品中,鲁班制作木车马、木莺的初衷是美好的,期望达到便利日常生活的目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必定出乎鲁班所料,这也说明技术的间接工具性价值是难以预测的。有些时候,技术刻意地偏离其初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比如,牛郎织女神话中,纺织技术就成为天帝惩罚触犯天规的织女的手段,“纤纤摧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古诗十九首》)与织女具有类似命运的还有“学仙有过”的吴刚,被滴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赵巧送灯台”的传说:鲁班的弟子赵巧一次奉鲁班之命,送木制避水灯台到龙宫去镇压水波。赵巧嫌师父所作的灯台质朴陋拙,于是用自己做的精巧灯台作了替换,企图取悦于龙王。不料油漏灯灭,江涛大作,赵巧也葬身水中。技术及其制品的多重社会效应,使人们在看到技术直接工具性价值给人带来的福社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间接工具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中一则寓言提到,子贡见一老者一趟趟奔走于菜园与井之间,抱着瓦瓮来回灌溉,十分辛苦,于是好心告诉老者可以借助于一种名为“桔梅”的器械轻松浇灌。老者听后却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者对于“机械”所导致的“道之所不载”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技术负面效应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亚里士多德曾说:“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对此,苏格拉底也说:“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神话对技术及其制品多重社会效应的理解,对于人类正确地应用与把握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四有关技术的误读由于时代与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神话叙事中也出现了对技术的误读。在一些神话中将巫术与技术混为一谈。传说中鲁班不仅具有能工巧艺,而且还精通法术。在造建赵州桥时,将绵羊化为“洁白细润之石”,才建成了坚固奇巧的大桥,以至“张果老骑驴,驴背搭链装太阳月亮;柴王推独轮车,车载四大名山”也未能将桥压倒,“桥身、桥基经此重压,不但未损丝毫,反更牢固坚实。传说中的铸剑能手—干将,在其制剑过程中也充溢着巫术色彩:匠门又名干将门。……阂间使干将于此铸剑,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索,金银不梢,铁汁不下。其妻模娜曰:“铁汁不下曰(可)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栋耳。以口口成物,口口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模 娜闻之,口入炉中,铁汁遂出。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摸娜,鳗文;余铸得三千,并号口口文剑。干将进雌剑于吴王而藏其雄剑,时时悲鸣忆其雌也。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不存在没有宗教和巫术的民族,不管它们多么原始”。古人之所以信奉巫术,是因为他们认为“巫术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为人类提供主宰大自然的力量,它是人类抵御各种危险的武器和盔甲”。因此,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巫术等同于技术。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文化中冶金活动的一定过程,比如冶炼操作,要求人的祭献。各地的清洁仪式,特别是包括性禁忌的贪多都与采矿相联系,因为人们认为,地球的内部对于各种精神和诸神们来说是神圣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总是带有巫术和神抵的色彩,而其创造者也常被当作巫术师。在干将铸剑的叙事中便有用人来做牺牲祭炉神的情节,而牺牲者则是干将的妻子摸娜。在另一篇有关干将铸剑的神话文本中,则写摸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女三百人,鼓真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技术性的铸剑活动成了巫术仪式的一种表现。受巫术影响的技术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在自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像冶炼这样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技术活动,对于技术过程很难把握,难免使工匠产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以巫术的形式祈求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这一技术现象也表征出“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框架构筑而成,一切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在技术领域也不例外。巫术的精神性与技术的物质性相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技术活动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意义。在上述神话文本中,干将将雄剑藏匿起来,而将略有残缺的雌剑献给吴王阖间。当阖阁在鲁使季孙面前卖弄雌剑时,季孙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我虽好之,其可受乎?”季孙的话隐喻着剑全国兴、剑缺国亡的叙事话语,明显地将技术作了比德化的处理,即将铸剑技术的物质属性同人的社会属性相比附,从关照的对象身上看到人自身的人格力量或某种道德意识。这也意味着技术只有在人伦道德的规范下,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兴旺。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丰厚的技术意识。这些技术意识为构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体系起到一定作用;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这些技术意识又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对理解今天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价值也有启迪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领域。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刘朝谦.中国古代技术与诗[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42.[3]列御寇.列子[M].王强模,译注.中国台北:台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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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古神话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上古神话有着极为鲜明的尚德精神,这一点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进行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大神均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凡人情欲的神格特征;神话中充满对远古英雄和帝王献身精神的讴歌与礼赞,以及对神话人物保民佑民的职分要求。这其中一部分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后天的改造。几千年来,这种尚德精神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现实人物的期望,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 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尽管神话没有十分完整的情节,神话人物也没有系统的神系家谱,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它的尚德精神。这种尚德精神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的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这种尚德精神,一方面源自于原始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后代神话改造者们着墨最多的得意之笔。在西方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褒贬标准多以智慧、力量为准则,而中国上古神话对神的褒贬则多以道德为准绳。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注入中国的文化心理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神话的这种尚德精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与现实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对人们进行教育的内容与目的,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一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情欲”,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们神格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的很多经史典籍中,中国上古的主要大神们,诸如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的,十分注重小节、注重品行和德操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几乎每一位神王都没有“红杏出墙”或“乱播爱情种子”的现象。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在我国的神话天地中,姑且不说被后世改造过的神话,就是古老的原始神话,我们也看不到对大神们爱情生活的描写,见不到他们这方面的生活细节。由于中国上古神话中有关爱情的内容极少,因而嫦娥奔月神话和后起的巫山神女传说在中国神话天地里就显得秀丽旖旎,风景这边独好了。相反,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天神都是世俗的,是满身人间烟火味的形象:众神之王宙斯狂放不羁,拈花惹草,在神界与人间留下了一大串风流债,更严重的是他任意行事,不讲原则,充满嫉妒和个人爱好;神后赫拉,本是众神的表率和人间的神母,但她却经常为嫉妒和仇恨而迷失了本性,做出一些残酷和无神格的蠢事来,没有丝毫让人类敬重的地方。主神如此,他们手下的众神也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性。在希腊军队与特洛伊的战争中,阿喀琉斯让阿伽门农把抢来的女俘克里塞斯送还到他的父亲阿波罗的祭司的身边,因此时阿波罗神正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劫而用瘟疫来消灭希腊军队,阿伽门农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硬是将女俘克里塞斯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阿喀琉斯愤而带领他的军队撤出了战斗,使特洛伊大将赫克托很快地杀掉了还没有死于瘟疫的希腊士兵。希腊人的这次惨败只是因为一个女人,这种结果是中国人无法理解和原谅的,也是中国神话中的尚德精神所不允许的。又如,阿波罗因同玛耳绪比赛吹笛子而失败,便残酷地剥了玛耳绪的皮,并把它挂在树上;再如月神与阿波罗兄妹,因尼俄泊嘲笑了他们的母亲提坦巨人勒托只生下一子一女,并禁止忒拜妇女向勒托献祭,他们便射杀了尼俄泊众多的儿女。如此等等。可见,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除了力量上的差别外,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当神们脱掉神的外衣之后,个个就都成了世俗的凡人。二 “对神的献身精神的崇尚和礼赞”,是中国上古神话尚德精神的另一重要体现。这种牺牲精神首先表现在古老的创世神话当中。中国的创世神话,是以牺牲创世神的肉体来完成天地开辟和万物创造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另一位开辟大神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不仅创世神和始祖神如此,在对我国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及对英雄的讴歌中,同样也反映出一种崇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在这些神话中,大凡是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英雄备受人们的赞颂;反之,凡是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唾弃与批判。所以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也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而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人物,如果不被英雄诛灭,也会被历史文化所诛灭。中国上古诸神所普遍体现的献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所不具备的。在希腊神话中,其开辟神话充满了血腥:宇宙最先生下了开俄斯(即混沌)、胸怀宽广的地母该亚、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爱神埃罗斯。开俄斯又生了黑夜之神尼克斯和黑暗之神埃瑞波斯。尼克斯和埃瑞波斯结合后生下了太空和白昼。该亚则生了乌拉诺斯(天空)、大海、高山。这时乌拉诺斯成了主宰,他与母亲该亚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共十二位天神。后来,第一代主神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了。克洛诺斯与妹妹瑞亚结合也生下了六男六女,宙斯是最小的一个。克洛诺斯害怕他的儿女们像他推翻父亲一样来推翻他,便将自己的所有儿女都吞进了肚子之中。在宙斯出生之前,瑞亚在地母该亚的帮助下逃到了克里特岛,上岛之后才生下了宙斯,宙斯这才幸免于难。后来宙斯联合诸神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逼他吐出了哥哥姐姐们。宙斯于是便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了神性王国,自己做了至上神。这则希腊神话表明,宙斯的神界秩序是在代代天神们的血肉之躯上建立起来的,更严重的是这种杀戮还都是骨肉之戕。不独希腊神话如此,巴比伦神话和北欧神话同样也都带有浓浓的血腥味。记载着巴比伦神话的《埃努玛·埃立什》说,开初,神族有两大派:一派象征着无规律的“混沌”,是从汪洋中生出的神怪;另一派象征着有规律的“秩序”,是从汪洋中分化出来的天神。创世的过程被理解为混沌与秩序的战斗过程,最后秩序战胜了混沌,且以混沌族神怪们的尸体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北欧神话则说,天神奥定杀死了强有力的冰巨人,以他的尸体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三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尚德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大神们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以及伟大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体现在他们“保民佑民的责任感”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既是被人们所礼拜的神,就应该尽到保民佑民的职责。远古时代,中国的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这些始祖神均是自己部族中功劳卓越的人物,他们在为本民族的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或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自西周以来,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需要,诸子百家有意识改造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将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都加在了他们身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结果,使得存留在上古神话人物身上的野性消失得干干净净,有的只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于是这些上古的神话英雄或始祖神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神祗摇身一变成了品德完美的人间帝王。首先,他们均以天下苍生为重,平治天下、造福人类是他们的根本职责。其中大禹就是一个典范。大禹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的幸福鞠躬尽瘁。其他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同时,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大神们并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并且素有“禅让”的美德。所以,尧年老后便把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同样也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境界如此之高之美,以至于后人甚至搞不清这究竟是史实还是神话了。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表现出了与中国神话大不相同的文化特色。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与人类一样,也表现出爱、恨、怒、欲望、嫉妒等凡俗的情感。“潘多拉的盒子”便是一个例子:当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后,英雄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观察星辰,发现矿石,掌握生产技术。作为天父的宙斯竟出于对人类的嫉妒,拒绝将“火”送给人类。普罗米修斯从太阳车的火焰中取出火种赠送给人类。宙斯发现之后就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凶狠的饿鹰啄食他的肝脏。与此同时,宙斯加紧了报复人类的步伐,他命令火神造出美丽的潘多拉--“有着一切天赋的女人”,诸神赐给她柔媚、心机、美貌,让她带着盒子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厄庇墨透斯留下潘多拉,打开了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盒子,于是从盒子里飞出了痛苦、疾病、嫉妒等等,从此人间便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对此,宙斯并不满足,他又发动洪水来灭绝人类。西方神话中的这种种行径和中国神话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神话相比,真是判若天壤,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宙斯不幸成为中国上古的神王,那么他早就被打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了。中国上古神话中体现出的这种尚德精神,有一些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而另一些则是后天人为改造的。它是文明社会中文化的重塑与选择的结果。经过这种文化的重塑与选择,在古老的大神们身上还遗存的一点点“人性”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远远脱离社会、脱离人类、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理念化形象,于是他们原有的神性也随之削弱,他们成了人间崇拜的偶像,变成人间帝王们的典范。于是神话中的大神们最终演变成了人间的始祖,敬神变成了祖宗崇拜,神话变成了宗教崇拜。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在后天漫长的文明社会里,无论臣废君取而代之,还是君贬臣、诛臣,往往都有从“德”方面找借口的。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又一个杀机横生的“政变”或“贬诛”才显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这种文化的选择,甚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和习惯中,依然处处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宣钉奎: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学之关系考察中国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特征的各种观点可以发现,中国古典文学总体上具有三个特征:以言志抒情诗歌为传统文学主流;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或将美置于善的范畴之内,以尚善为艺术观之根本;排斥悲剧,具有乐观精神。这些特征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对中国文学以上特征的缘起进行研究,得出了中国神话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学之特征的结论。 分析了中国神话大量的具体个例,并与其他地域的神话,主要是与西方神话进行比较,通过挖掘中国神话产生的社会根源,对中国神话的构造特性和根本精神进行了归纳和把握。发现中国的神话在形式上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原始的质朴性。中国神话中神的形像具有原始性。 2) 强烈的地域性。中国神话中存在很多独立的、共存的神,却缺乏主神。 3) 宗族化倾向。中国神话具有血缘系谱。 而在内容上具有以下特性: 1) 以人为本。中国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从内容到社会根源都体现着人的中心地位。 2) 不死观念。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3) 以彼我争斗的神话内容为主。中国神话体现出善恶对立的观念等特性。中国神话的这些内在与外在的特性,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在诗歌方面,阻碍了民族叙事诗的诞生,使抒情诗成为主流。而被阻碍的叙事传统,发展为中国繁荣的史学传统,催生出史传文学。 2) 中国神话以人为本的意识,产生了中国文学为人生的艺术观。在神话被历史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学的功利主义倾向给予了重要的影响。 3) 中国神话的不死信念创造出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4) 中国神话彼我争斗的基本思维因素催生了中国文学尚善的文艺思潮。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起源于中国神话。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抒情文学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中国神话的原始的质朴性、地域性及宗族化倾向阻碍了民族史诗和长篇小说的发展,确立了中国文学以抒情短诗为主流的传统,并促使史传文学发端。而且,作为中国神话内在特征的以人为本、不死观念及善恶之对立等特性,不但发展成为中国文学为人生的文艺观确立的契机,还扩大了乐观精神,阻碍了悲剧的发达。而中国文学以伦理道德判断来评判文学之功能的尚善美学,也正是发端于中国神话的诸要因之中。
刑天舞干戚 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译文 刑天与天帝(黄帝)争夺神位宝座。二者相斗, 帝终断刑天首级,并把他葬于常羊之山。但刑天魂魄不灭,竟以乳为目、脐为口,手执干戈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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