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关研究新论文

弘扬岭南文化——谈广州西关城市建设1、岭南文化的特点(1)开放与兼容。从历史上看，岭南文化秉承了中原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在中原人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岭南人基本上都是“客家人”。岭南人很早就向海外拓展，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交流更为普遍，与中华文化的其它支流相比，岭南文化较为充分地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岭南近代思想家们主动接纳和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学说，认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并直接用来和落后的势力作斗争。文化的开放性必然带来兼容性，岭南文化对各种外来文化一直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从文化的国际交流的视野考察，岭南文化融贯着中西文化的特色，包含着许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同时，岭南文化也十分注重外来文化与岭南本地的自然和人文相互融会贯通，形成自身的独特之处。(2)重商与务实。岭南沿海地带向来有经商致富的传统，历史上，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是一个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发展工商业以富国成为岭南近代思想家们的共识。重商思潮是岭南文化在思想构成方面的一个重大特征。与商品经济发达相配合的文化特点往往表现为务实性，岭南浓厚的商业性，促进了岭南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从而培育出物质文化的实用性。岭南文化很注意讲求实用，少保守性或空想性，特别是清朝中期，外敌不断入侵，民生困苦，整个社会形势促使有识之士振臂高呼，凡事不宜流于空谈阔论，以讲求实用为追求。(3)开拓与创新。岭南的居民大部分是中原和各地移民，历史上有过秦汉、两晋南北朝、两宋、明朝末年等4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南迁。移民前往新的地方谋生，必须具备进取精神，从而形成岭南社会勇于冒险、勇于创新的风气。岭南到了近代更加富于创新，勇于打破民族和国际的隔阂，吸取外族、外域的先进科学文化，改造和变革自身的落后局面，开拓出自身发展的新道路，很多方面跃居全国领先地位，新思想、新理论更是层出不穷，无论是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康梁戊戌变法，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还是国共两党合作及北伐战争，都以岭南为起点。2、西关最有条件建设成岭南文化中心的中心“西关”的地域范围大体包括今广州市东到人民路，北到东风西路，西、南到珠江的地域，即荔湾行政区范围内的大部分区域。西关因其历史上是中外文明的交汇之地，富商文人聚居之区，商贸繁荣，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市井风情，形成了丰富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点，是岭南文化最典型的代表。西关是岭南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重点发展地(1)西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明、清时期广州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明、清时期，广州旧城已不能满足商业和生活需要，只有河流冲积形成的西关平原有大片土地可供利用，为当时广州大面积的纺织工场和住宅建设提供了理想用地；西关地区交通便捷，是广州西面的门户，通过西、北江及其支流，连通陆路，白鹅潭周边的码头是广州重要的对外口岸，西关平原河渠纵横，便于运输货物，发展成为城西主要商业街圩；西关地处广州旧城之外，更加有利于商业发展，明、清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准洋人入城，一切外贸只能在城外进行，从而促进了外贸业在西关的发展。(2)十三行“一口通商”直接带动了西关经济和文化发展。明成祖永乐三年在十八甫路一带设立怀远驿，供外商在广州贸易和住宿，清康熙二十四年在广州建立了十三行建洋行制度，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十三行便成为当时一国对外贸易的垄断场所。“一口通商”不仅使西关的对外贸易空前繁荣，还带动了广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批西方近代的先进机械设备和技术首先在西关得到了引进和运用。随后沙面几乎控制了广州的进出口贸易。(3)西关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岭南文化在西关的发展。在西关从事贸易及丝织业生产的富商巨贾众多，其优美的环境又吸引了一大批富商豪绅以及社会名流到此居住，十三夷馆和沙面等还聚集了大批洋商、传教士、西医等海外人士，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业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从而使西关地区在推动岭南建筑艺术、饮食文化、书画艺术、粤剧曲艺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岭南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西关保留有较多的岭南文化历史遗存西关历史上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岭南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重点发展地，到了现代，又因偏于城西一隅的地理位置及广州向东、向南发展的城市战略，与其它城区相比，西关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外来人口急剧增加等带来的文化冲击，保留有较多的岭南文化历史遗存。(1)保留着基本完整的旧城风貌和大量岭南特色历史建筑。西关的路网格局呈棋盘式，内街砌以麻石，由一个个住宅区构成，西关地区的建筑因为亚热带的温热气候和中西文化的交融而形成建筑布局的开放性和多元兼容性，即岭南风味，目前仍大量保留着西关大屋、竹筒屋、骑楼茶楼、西式建筑、庙宇宗祠等多种类型的传统建筑，辖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内控文物单位12处，其中陈氏书院是岭南文化上升期的岭南建筑代表作。传统的城市格局和传统建筑为保护和弘扬岭南文化提供了重要载体(图1，图2)。(2)保留着诗书画曲传统。西关是粤剧曲艺、岭南文学、岭南画派的重要发源地，是诗人词人聚居、书画名家荟萃之地，素有“粤剧曲艺之乡”之称。现在，西关仍有众多的诗词爱好者及书画人才。粤曲、粤剧在西关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目前粤剧爱好者自娱自乐、自由结合的“私伙局”就有36个，荔湾区还举办每年一届民间音乐曲艺“私伙局”大赛。(3)西关民俗风情浓郁。广东话以西关口音最为正宗；西关小姐是南方靓女的代名词；外地人说“吃在广州”，广州人却说“味在西关”，西关饮食闻名中外；西关地区著名老中医荟萃，清平药材市场是全国定点的首批八大中药材市场之一；西关人有着博古好雅的文化情调，文物鉴藏家众多，西关古玩城、源胜陶瓷工艺街等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另外，舞狮、西关古仔、西关七十二行等民俗风情在西关仍然随处可见。各级政府和广大市民为西关弘扬岭南文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西关文化是广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近代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近年来，荔湾区加强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先后修复、开放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著名道教建筑仁威庙，复建了清代岭南名园海山仙馆，利用陈廉仲故居建成荔湾博物馆(图3)和西关民俗馆。在“三年一中变”期间，市、区政府投入亿元建设陈家祠绿化广场，投入8 000万元对上下九步行街等进行了整饰，投入5 000多万元整饰了沙面部分重点建筑。“小变”、“中变”过程中，荔湾区的投入相对其它城区不算大，却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这与荔湾区善于利用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很大关系，而在这些保护、整饰和利用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广大市民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形成了弘扬岭南文化的良好氛围。3、在西关城市建设中弘扬岭南文化的措施发挥省、市、区三级政府的积极性，把西关建成“文化特区”西关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成为弘扬岭南文化重要基地，从而使广州市荔湾区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弘扬岭南文化排头兵的角色。精神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政府行为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西关城市建设中弘扬岭南文化必须发挥省、市、区三级政府的积极性。建议在省、市、区的共同努力下，把西关建成我国第一个“文化特区”，参照当时对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做法，用特殊的政策、资金、人才等优惠措施支持西关的文化建设。从弘扬岭南文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各项工作把西关建成弘扬岭南文化的“文化特区”，荔湾区的各项工作都应该统一到为这一目标服务上来。首先，区委、区政府应统一认识，把弘扬岭南文化作为今后发展的首要战略，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高度，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弘扬岭南文化的目标指导各项工作。其次，各部门、单位的工作都应为弘扬岭南文化服务。把弘扬岭南文化变成全区的统一认识和行动，不仅仅是文化和宣传部门的事，如城建部门要在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提高城区的文化品位，经济管理部门对文化产业予以相应的政策扶持，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在各自工作中注意发挥岭南文化特色，各街道做好将弘扬岭南文化推进到社区居民的工作。要做好这些工作需要全区干部有较高的岭南文化的素质修养，应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中开展岭南文化的知识培训，并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对于文化留存相对集中的昌华、金花、沙面等街道，培训和考核推进到社区居委会。第三，把弘扬岭南文化变成全体市民的共同意识。把弘扬岭南文化的理念向全体市民宣传、推广，使之变成每个市民的自觉行动，从而成为岭南先进文化的宣传者、支持者和建设者，共同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好历史文化保护的空间规划西关地区人多地少，建筑密集，弘扬岭南文化必须进行科学周密的统一规划，尤其是空间规划，故应由省、市牵头，组织规划、建筑、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确定能体现出把西关规划为保护、继承和弘扬岭南文化的“文化特区”的思想。在具体的空间布局上，注意点、线、面相结合：面是指划定各种类型“传统文化风情区”，相对集中地保护历史文化。划定“传统文化风情区”的条件，一是要集中保存有较多的真实历史遗存，包括房屋、街道、桥梁、古树等；二是要保存有完整的环境风貌，杜绝严重不协调的景观造成视觉干扰；三是要保存有相对完整统一的传统民俗风情；四是要有一定规模以构成观赏视线的完整性。在西关范围内可初步划定荔湾湖公园一带的西关民居民俗风情区，上下九步行街一带的西关商廊风情区，陈家祠一带的民间工艺风情区，沙面地区的欧陆风情步行区；远期还可将十三行一带规划建设成相应的风情区。对风情区内传统建筑原样修整(图4，图5)，适当迁疏人口，重建甚至迁建一些历史知名建筑，需要增补的新建筑要与原有建筑风貌互相协调。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城市传统风貌，有利于开发旅游，还可较少影响旧城改造。点是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制定严格、明确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措施，除了本身的保护和恢复外，还要特别强调对周围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如结合古建筑保护修建绿化广场，整治周边交通(图6)。线是指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城市街道，目前西关重点建设一旧一新两条，旧的是上下九路至龙津路的全市最长骑楼街建设，呈环形贯穿西关中部，新的是40m的康王路，将按照岭南文化风格对两侧景观进行全面的规划整饰。通过这两条线连通全部的风情区和大部分的文物点，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弘扬岭南文化与商贸旅游发展紧密结合将传统文化保护与商贸旅游结合起来，在得到社会效益的同时，适当兼顾经济效益，为历史文化保护提供经济支持，提高保护的积极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形成文化建设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广州市政府采取的积极巩固上下九步行街的经营特色，建设西关古玩城，开辟西关风情一日游等措施均颇有成效，为弘扬岭南文化开辟了新路。要继续选择传统建筑集中、传统风貌保存完整的地段开辟文化商业街，利用传统建筑提供的场地，开展有岭南特色的商业经营。与历史文化保护空间规划相结合，利用历史文化的点、线、面系统，开辟以岭南文化为主线的旅游线路，必将对全面促进西关岭南文化建设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

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建筑参考文献

文献意思为有历史意义或研究价值的图书、期刊、典章。下面我为大家带来建筑参考文献，希望大家喜欢!

(一)建筑设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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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窗”是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特有的窗扇装饰，在晚清民国的建筑中极为常见。这种技艺的正式名称为套色蚀刻玻璃，旧称“玻璃镜画”，民间俗称“满洲窗”。对于满洲窗的起源，坊间最常听到的解释，认为是受满人的生活习俗影响。甚至有的学者也受此误导，在研究论文里大谈清代广州驻防八旗的历史。实际上，“满洲窗”与驻防八旗没有任何关系。解开“满洲窗”之谜，从名字本身不能得到任何答案。反倒是放长眼光，从平板玻璃在中国建筑中使用的历史开始追溯，才能让人豁然开悟。中国的玻璃制作可上溯至先秦，但直到明清，仍以制造器具为主。建筑使用的平板玻璃是极稀罕之物。康熙三十五年，朝廷在紫禁城内设立玻璃厂。据各种资料记录，玻璃厂的产品主要是供皇家使用的玻璃器皿和光学玻璃，并无平板玻璃的制作。据朱庆征研究，清初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是紫禁城中的窗门，仍是以纸糊为主。直至康熙年间修建圆明园，才开始使用平板玻璃。到了雍正朝，平板玻璃开始在紫禁城中使用，但只是在一扇窗中心位置安装，其余部分仍用纸糊，称为“安玻璃窗户眼”。可见平板玻璃在当时颇显珍贵，因为这些稀罕物统统经由海舶进口。乾隆登极前曾有《玻璃窗》诗咏之：“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进口玻璃以大料为难得，故早期紫禁城只能用小块玻璃装饰窗户眼，称作“满安玻璃，碎分成做”，即用小料拼装成整块的玻璃窗，以完全取代纸糊的做法。乾隆朝中叶，大块玻璃逐渐常见，又发展至“满用玻璃”，即一个窗户镶嵌一整块完整的大玻璃。广州所谓的“满洲窗”实际应叫“满周窗”，即包括窗户中心的画心和旁边的衬底小格都满用玻璃镶嵌之意。当时紫禁城的平板玻璃，属于欧洲各国遣使来华贡物，经过粤海关的采办进入宫廷。康熙年间，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来华，就运载了大批玻璃，被两广总督石琳全部买下。随船来华的白晋神父甚至建议在广州城筹建一家玻璃厂，以避免长途运输的损坏以及制造不同的尺寸。与平板玻璃在宫廷中普及同时，在玻璃上绘制图案作为装饰的工艺也发展起来，称为玻璃画。早期的玻璃画是直接在上面用颜料绘制，既有中国传统主题，也有西方风土人情。宫廷画师郎世宁，就屡次奉旨为圆明园的玻璃作画。根据江滢河的研究，18—19世纪的广州是玻璃画的重要生产地，大量出口，外销欧洲。当时的中西文献都经常提到广州匠人用背画方式绘制玻璃画的精湛技艺。而观察从清宫流传下来的玻璃画，也很明显感受到其中的广作风格，说明其制作也出自广州匠人之手。当时居住在广州城内外的达官巨贾，也与宫廷的时尚同步。像是写于乾嘉年间反映广州行商生活的小说《蜃楼志》，里头描述一位大盐商家里的装潢，写道“三面都是长窗，正面是嵌玻璃的，两旁是雨过天晴蝉翼纱糊就的。”可见当时玻璃镶嵌窗户是奢华之举，然而即使富如盐商，长窗三面，亦只能一面镶嵌玻璃。但这也说明，广州的宅邸园林很早就开始使用玻璃镶嵌窗门。随着国内外市场对玻璃需求增加，广州除了进口玻璃和出口玻璃画，18世纪末，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Gillan，在广州看到了玻璃制造业。而流传网络的一张晚清学海堂旧影，其中启秀山房建筑，窗方框，上下成行，似已嵌有玻璃。再以陈兰甫《山堂看月记》所云“三更睡，至天明日光穿玻璃窗照床而醒”此句为证，可见同治年间，广州建筑以玻璃作为窗屏，似已为等闲之物。而套色蚀刻玻璃技术也大概在此时引入到广州。据《广州市志》记载，同治年间一位黄姓外交官在美国学到玻璃刻画原理，带回广州试制，效果成功而且很受欢迎，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彩绘玻璃，深受官绅商贾的欢迎，不仅建筑上大量使用，构图题材也迅速为士人阶层审美消化，出现大量山水花鸟、金石博古等传统题材。像是居廉的作品，经常被用作为玻璃画的摹刻样稿。广州永绍公司制作的玻璃画，则屡屡见到画家容祖椿的落款。民国年间也是广州蚀刻玻璃行业最风光的时代，成业玻璃镜画公司鼎盛时期先后有分店六七家，从业人员百多名。玻璃镜画行业在1949年以后日趋式微，但回响不绝。1957年，著名建筑师莫伯治主持修建北园酒家时，就用比杉木门窗还便宜的价格买入一批满周窗作为装饰，不少是从当年士绅大贾宅邸流出之物。如今我们在广州几间著名的园林酒家内仍能欣赏到不少年代久远的蚀刻玻璃。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保存这项传统手艺以及满足出口需要，一直有组织人员研制，并与当时艺术家共同合作。如今广州市文物商店内堂屏门上的一组蚀刻玻璃，就有来自广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刻制的沈仲强《菊花图》和卢子枢《山水图》，精美雅致，不逊前人。而市内最为壮观的蚀刻玻璃，则属兰圃国香馆内的花鸟四屏，四片足有两米多长的独板玻璃片上，分刻不同主题的写生花鸟，动静呼应，细节极富，令人叹为观止。如今民间拆房流入古玩市场的满周窗价格日高，而真正意义上连画心带衬底而且主题成套的满周窗则更受藏家追捧，但喜爱的人往往以地方为主。追溯满周窗的前世今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满周窗，它不仅仅是广州一地的家居装饰风俗，而且还能折射出近数百年来海上贸易时代有关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