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研究方法论论文示范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设计管理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对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提高管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科发展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管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管理学论文 范文 一：执行型下的软制度建设

一、执行型政府与行政执行力

(二)行政执行力的构成

有效的执行力是由许多要素和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行政执行力不是单个的力，而是由诸多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合力。而其中忠诚力、理解力、 领导力 、控制力是构成行政执行力的基本要素。忠诚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对党和国家、上级政府以及自身工作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热爱而产生的强大执行力。忠诚力是一种由信念产生的强大力量，会唤起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道德责任，从而把人的无意识的行为转变成为自动的、自觉的执行行为，是执行的最大动力。理解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准确把握国家的法律法规精神和深刻领会上级部门的政策意图的能力。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及政策本身的内涵是政府部门高效执行的开端，只有做到“吃透法律”“摸透政策”，才能确保依法行政和高效执行。领导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模范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协调各类资源和各方利益关系，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效贯彻落实的能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协调指挥，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府部门能够紧密结合当地执行环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排除法律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阻力和障碍，成为执行活动的“大脑中枢”。控制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常变不居的法律和政策执行环境中应对执行变化、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法律公正和政策落实的能力。这种控制力表现为对法律法规推行过程的把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确保国家对社会的依法治理，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体现法律的威严和公信力。行政执行力不是以上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基本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力。同时，政府的行政执行力还受到执行环境、政策资源、制度约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外在的影响因素中，制度约束因其普遍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成为了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三)制度因素对行政执行力的影响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执行型政府的执行行为亦然。执行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有效履行政府职能，与其自身的制度约束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制度约束角度来看，执行型政府的制度约束由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章条例等刚制度约束和价值理念、政府 文化 、伦理道德、心理约束等软制度约束组成，同时受社会环境变迁因素的影响。正是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规范性特征的刚制度与具有广泛性、自发性、持续性特征的软制度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对执行型政府执行力的强有力约束和驱动效应。

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的现存问题

执行型政府在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管制”理念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利益主体结构、需求结构和利益实现途径的日趋复杂化，“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遭遇多种复杂因素的阻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作为国家治理中德治的主要抓手，其现状不容乐观，产生了以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内在软制度建设缺失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执行型政府作为国家改革方略和政策的最终实施者，在贯彻法律法规时往往通过制定政府 规章制度 等来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予以落实。这种用刚制度来推动刚制度实施的方式过于简单直接，忽视了相应的内在软制度的建设。使执行型政府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疲于应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在执行型政府内部达成广泛共识。没有了“改革进取”“自我超越”等软制度精神的强烈召唤，执行型政府的内在改革也会动力不足，使法律和政策执行停留在表面，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难以实现。

(二)软制度与刚制度相互分离

良好的制度体系必须由刚制度和软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而成。刚制度只有植入软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因地制宜地与之深度融合，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样，软制度也必须依靠刚制度的强制力才能有效发挥其约束作用。一旦两者分离，制度约束的效力将大幅削减。然而部分执行型政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没能深刻理解刚制度与软制度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偏重于规章制度等刚制度的建设，而忽略了其与软制度的协同，致使软制度建设滞后于刚制度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部分执行型政府尽管大力推行软制度建设，却没有为这些软制度配套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奖惩 措施 ，导致其仅仅停留在 口号 上，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中，在公共治理中出现治理不力、社会互动不足、法律和政策执行阻力重重等后果。

(三)软制度建设脱离社会

环境好的制度必须“落地生根”，才能“开花结果”，软制度的实施尤其如此。然而执行型政府在开展软制度建设时，由于对其特性缺乏深刻把握，很容易将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制度移植” 方法 运用到软制度建设当中，直接复制和引用其他政府部门的软制度规范，忽略了政府部门自身的基础和组织内部各个体的认同情况。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差别和内部文化差异，这些外来的软制度很难真正得到政府执行人员的深度认同，他们依然按照原有的执行理念和行为规范开展工作，使外来的软制度成为了形式上的制度符号，没有实际效用，造成了软制度的“仪式化”。

三、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构成

执行型政府作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的核心主体，其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需要有力的制度支撑。其中，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作为各项刚制度的有效补充和行政执行力的深层次柔性调适机制，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一)“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

执行型政府的价值理念是执行型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政府行政所持有的一种较稳定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观念体系。它是政府执行活动和政府人员行动的指南。“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则是政府执行活动的先导。执行型价值理念的培养，能够促进政府人员以执行为天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执行责任感，提升执行刚度，从而提高行政执行力。

(二)“崇尚服务”的政府文化

文化根植于社会和组织之中，是一种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全面、巨大且持久的。而弥漫于政府组织内部的政府文化，往往能以强大的影响力引导政府执行者的思想意识和执行行为，并将其崇尚的各种价值观念、信念及行为规范逐步演变成为执行者自觉的执行思维和行动习惯。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目前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种以“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为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更加强调政府对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执行，更加重视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使“服务而非管制”“掌舵而非划桨”的理念成为执行型政府的政府文化核心。

(三)“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

心理约束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依据内心自发形成善恶好坏标准从而自觉遵守某些准则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超脱于外力的，而且一旦形成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一旦内化为行政主体的内在信念与行为模式，就会产生长期的自我约束力，使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做到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坚定贯彻到底，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自觉远离。“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为行政执行力提升提供了法律法规之外的隐形保障，是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内核之一。

(四)“乐于奉献”的内在激励机制

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组织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而相比外在的制度激励机制而言，内在的自我激励机制更能激发人的工作动机和潜能。执行型政府的执行活动面临着上级、协作部门、执行对象等多方面的压力，且由于利益因素的干扰和社会互动不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执行过程往往充满阻力，存在诸多挑战。乐于奉献的精神能够激起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唤醒不畏艰难、直面困难的执行意志，不断克服执行难题，勇于实现执行目标。

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密切结合，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强化以软制度为基础的道德教化，才能确保符合道德精神的良法和体现公共利益的政策的产生，并使这些良法和善政依靠具有高尚道德的行政执行者在公序良俗的社会环境中推行。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现道德教化、通往社会善治的路径。

(一)弘扬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政府治理理念从根本上革新了政府部门的行政价值取向，为政府部门塑造了全新的政府形象，也为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聚集着新的能量。它蕴含的服务型政府、依法治国、参与管理和以人为本等核心价值理念，为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标明了航向，对执行型政府强化执行力有着强大的指引作用。服务型政府理念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原来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转变为现在的“服务供给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执行型政府需要坚持“顾客导向”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力求为“顾客”提供更具人文关怀的高效、高品质的服务，并积极对“顾客需求”做出快速回应，使执行型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服务性和回应性中得到不断提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执行能力的关键环节。执行型政府在强化软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法治理念和依法行政的原则渗透到每一个执行环节和执行过程。现代的政府治理是多向互动的治理模式，因此执行型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有效吸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以此激发社会公众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全力配合政策落实，从而促进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改革蓝图在基层“落地生根”。“以人为本”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也是现代治理型政府、执行型政府区别于传统的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及管理型政府的重要标志。因此执行型政府必须将以人为本的核心治理理念浸润到每一个政府部门及其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大力弘扬民本作风，自觉摒弃和抵制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促进行政执行力的提升。

(二)引导驻存改革演化中的先进文化

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层层推进的改革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改革演化过程中先进文化的引导驻存，将为执行型政府营造浓厚的执行氛围，打造崇尚服务、令行禁止和乐于奉献的高效执行型政府。社会软制度层面的规范和价值观等强化了正式制度，并使这些正式制度被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而得以延续。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正式制度的发展和演化，是正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政府机关文化对执行型政府的工作效率、执行效果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塑造先进的执行型文化，使之在执行型政府中引起广泛共鸣，凝聚团体共识，并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确保其始终处于引领执行型政府发展、促进执行力提升的先进地位。

(三)培育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实施机制

完善的制度不一定必然导致完美的结果，还必须配套相应的制度实施机制才能产生现实效力，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效力的充分发挥，除了不断完善软制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培育和健全软制度的实施机制。第一，建立软制度落实的引导激励机制。“制度本身是无生命的存在，它的活力必须由人赋予”。由此可见，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制度落实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软制度实施的效果。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执行型政府需要对所属人员进行执行理念和执行精神的正面 教育 引导，并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服务意识、自觉做到令行禁止和充满奉献精神的执行组织和个人给予薪酬和职务的提升，进行荣誉和称号的授予，同时通过公开表彰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先进 事迹 等形式对这些行为进行正强化，不断巩固效果，扩大影响。第二，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不仅体现了社会道德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主题，而且是影响其成效的关键因素。因此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出表率，自觉做到依法行政、无私奉献，带头践行各种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体现这些理念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用实际行动感化和号召全体执行人员树立良好的执行意识，促进各项软制度的有效落实。第三，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软制度的非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实施主要依靠社会成员的自我心理约束和自律行为。但仅依靠软制度内在的感召力和约束力来发挥其效力是远远不够的，执行型政府必须建立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对执行型政府中的官本位、以权谋私、执行不力、松散懈怠等不良作风进行坚决查处，并通过政务平台、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多种途径将这些现象公之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使执行型政府中的不端行为无处藏身，进而促进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人人敬畏软制度、各个落实软制度的良好风尚。

(四)发挥软制度与刚制度的协同效应

一项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完善与否，还取决于和其他制度的协同与融合的程度，这是我国在社会治理中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因。若要最大化发挥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效力，必须促进软制度与刚制度有效协同，通过这两种制度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融合，使软制度在协同体系下凸显作用。第一，要发挥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补效应。软制度与刚制度因各自的特点不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在执行型政府强化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于刚制度尚不健全的领域，必须加强相关软制度的引导和约束;同样，对于软制度制约乏力的领域，必须强化刚制度的支撑和依托作用。两种制度相互补充，才能有效减少制度约束的盲区，对执行型政府形成全方位的制度覆盖和无缝隙的制度约束。第二，要增强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促效应。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与刚制度本质上的一致性和互通性决定了它们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一方面，执行型政府软制度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是执行型政府各项刚制度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同时软制度可以推动刚制度之间争议的解决，增强刚制度的合理性。因此执行型政府在制定行政法规和各级规章制度时，应坚持以执行导向、崇尚服务、令行禁止、乐于奉献等先进的执行型理念为指导。另一方面，刚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能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实施提供支撑，降低软制度实施的阻力，增强软制度实施的效果。第三，要促进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融效应。执行型政府刚制度与软制度的互相融合是指二者通过一系列彼此相互适应和协调的有效制度变迁，最终达到彼此共生、相互促进的一个帕累托改进。执行型政府需要适时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和改变刚制度与软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使二者之间更具恰适性和耦合性，从而实现共生互进的良性循环。

管理学论文范文二：城市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一、社会保障中的内容

1.社会 保险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社会保险的概念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专门机构负责实施，运用社会力量，通过立法手段向劳动者及其雇主筹措资金建立专项基金，以保证在劳动者失去劳动收入后获得一定程度的收入补偿。社会保险的种类有许多，主要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

2.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社会上低收入者与弱势群体，通过直接给予这部分群体经济上的支持，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救助的形式同样都许多：包括住房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贫困救助制度等等。

3.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最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面向社会全体公民，提供良好的，免费的服务。社会福利从实质上说应该是一种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津贴。

4.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针对的对象比较特殊，对象大多是国家或社会上那些现役军人，残疾军人，退役军人，烈士等。社会抚恤的本身就是一项较为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针对的对象十分狭隘，享受社会优抚待遇的对象是为整个国家及社会有所付出，牺牲的，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社会优抚的待遇往往是比较高级别的。

5.社会互助

社会互助更加能体现一座城市在社会保障上的“温度”，因为社会互助是针对那些有生活困难社会成员，并由公民自愿帮扶形成的一项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指的是社会组织和成员自愿组织和参与的活动。他是一种自愿的、非营利性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的捐款、自愿捐款，政府救助资金来源是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社会互助的主要形式有：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慈善救济的民间公益组织;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组成的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等。

二、社会保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1.维持社会稳定，为城市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一个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让居民充分享受更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活，居民在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满足感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犯罪率。整个城市呈现出安定和谐的局面，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中，将能够更好地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土壤”。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让社会能够安定有序。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将公平与互济为主题，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权益，人们内心的自由与平等的意识不断增强，这就对社会公平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仅仅关注公平本身，开始更加关注整个社会公平的进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正好契合广大群众内心的需求，符合每一个社会人的内心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每一个人的生活保证在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的极端情绪，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能够有效地缓和社会上的矛盾，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阶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好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是和生产力同样的以制度为保证的尊重。

2.促进城市居民消费，拉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随着出口锐减，投资下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消费这一项。因此促进城市居民消费，对拉动内需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在制定经济政策中明确指出将扩大内需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想让社会群众大胆放心地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广大社会群体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享受相对应的有保障服务。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吸引人口定居

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为了让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控制在一个设定好的标准之上，在满足了这些群体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后，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将会大大提升，这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打个比方，广大群众更加愿意到大城市去生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社会福利，由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来到这些大城市，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这些人口带来的生产力，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建设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

4.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上文论述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给予广大群众最直接的公平与正义，让全体社会群众能够享受到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上的生活。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这些收入差距的存在让整个社会结构十分不稳定，为了避免出现不想出现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套完整有效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去缩小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尽管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上的能力与税收相比十分薄弱，但是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为广大社会群众提供一系列的最低保障的生活服务，这是不能通过税收做到的。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1.采取多种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尽力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乏为了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投入的资金足够大，但是如果社会保障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掏腰包，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会十分的大，因此，政府应当广开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源，大力鼓动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以及公益组织充分地参与到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活动中来，尽可能地减少财政支出压力，尽可能地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乏，尽可能地让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稳定在一个高标准的水平之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填补空洞的社保基金账户，逐步减少社保基金运营的风险。我国商业保险是落后于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的，因此，未来所有的系统设计应考虑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协调、相互促进，确保商业保险补充社会保险缺乏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可以争取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援助，建立教育、卫生保健、职业培训等社会保障项目，甚至可以将国际保险基金引入国内市场，通过多 渠道 融资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实现多层次社会保障，加强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从多个方面展开。同时社会保障的制度应当讲求高效率，即通过最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保障效果。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分析，规范的试点调研才能广泛地展开，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严谨、科学。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资源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提供的福利必须是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够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应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社会资源供应能力、政府的财政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3.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实现保值增值

实现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必须依赖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要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投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在投资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稳定投入，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操作必须是高质量，高标准的，同时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来帮助基金的保值增值，只有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才能确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区间内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效果能够有效控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来剪短基金的整体运作，才能全面地控制社会保险资金的流动与运作，也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出现社会保险基金流失的情况。

管理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示范

论文参考文献，相信是一个困扰了很多毕业生的问题，下面特意为大家收集了一篇《管理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示范》，供大家参考。

[1] 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财

经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清泰，吴敬琏.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法规政策研究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2001

[3] 陈树文,刘念贫; 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高管人员持股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2)： 137-143

[4] 陈志广.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2，(5)：32-35

[5] 谌新民，刘善敏.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结构性差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

2003，(8)：55-63

[6] 程国平.经营者激励[M].经营管理出版社，2002

[7] 邓莉.股票期权在美国“失宠” [J].经营与管理，2006，(6)：21-22

[8] 付强，吴娓.限制性股票奖励、激励性股票期权与企业薪酬制度的选择[J].

财会月刊，2005，(11)：47-48

[9] 顾斌，周立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 [J];会计研究;

2007，(2)：79-84

[10] 郭福春.股权激动机制的理论基础及效应介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2，(9)：45-48

[11] 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J].

[12] 黄俊峰，股权激励：证券市场新期待[J].中国证券报，

[13] 黄湛冰,万迪日方.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行为因素比较分析[J].预测，2005，

(6)：37-39

[14] 蒋文杰.回归模型中虚拟变量的设定与应用[J].探索争鸣，2007(2)：12-13

[15] 隽娟.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深市的经验证据[J].市场论

坛，2007,(2)：64-65

[16] 李广林，周来振.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造与激励[M].南海出版公司，2004

[17] 李维友.中国实行经理人股票期权可行性研究[N]. 中国证券报 2001-7-26

[18] 李 曜 .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案例分析与方案设计[M].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19] 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 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

究，2000(1)：41-45

[20] 梁洪学，李慧燕.七种股权激励模式的利弊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3(5)：

32-34

[21] 米红，张文璋.实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spss应用[M].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121-193

[22] 宁相东.公司治理理论[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23] 潘颖.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北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07,(6)

[24] 彭祥敏.股权激励模式效果比较的实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4

[25] 少波.黄欣.企业激励机制创新-对三种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研究[J].财经

理论与实践，2002,(4)：27-28

[26] 沈沛.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7] 沈学军.我国实施股权激励主要模式的分析与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4

[28] 石建勋.中国企业家的股权革命[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9] 童晶骏.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J]，理论探讨，2003,

(5):48-51

[30] 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0(3):32-39

[31] 吴叔平，虞俊健.股票激励[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32] 徐振斌，方宇.股权激励要慎用限制性股票[J].中国改革报，2007-2-13

[33] 许晔 珉 .股票期权:一把双刃剑[J].新理财，2006,(3)：27-27

[34] 杨贺，柯大钢，马春爱，等.经理层持股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互作用机制

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 ,2005,(1)：24-26

[35] 杨红炳.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建[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6,(8)：42-43

[36] 杨家亲.对股票期权及其会计处理的系统认识[J].会计研究，2000,(12)：

34-37

[37] 杨志刚.股票期权方案一枝独秀--股权激励方案综述[J] ，中国证券

报:2006-05-31

[38] 于东智，谷立日.公司的领导权结构与经营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2，

(2)：70-78

[39] 于武等.国有企业经营者物质激励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1999,(7).21-24

与经济管理，2000,(5)：40-45

[40] 岳旭琴.期权期股两种股权激励方式的比较及其在我国的运用[J].市场周

刊.财经论坛，2002,(1)：41-42

[41] 张俊瑞，赵进文.，张建，等.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关性

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3,(9)：29-34

[42] 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43] 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4]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5] 张湛彬.股票期权与国有企业激励制度[M].辽海出版社，2002[46]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J].2005年12月31日

[47] 周建波，孙菊生.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3(5)：

74-82

[48] 周璐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J].内将科技，2006(5)：

32-33

[49] Aggarwal, R. K. and A. A. Samwick.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lative P

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e, 54(6), 1970-1999, 1999b.

[50]Berle, A. A., and G.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

erty[M].New York, 1932.

[51] Core, John and Wayne Guay. 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off: The Impac

t of Risk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A Comment[J]. forthcom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52]Garen, John 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J]. Jou

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6), 1175-1199, 1994.

[53]Hermalin, B. and M. Weisbach. The Effects of Board Compensation and D

irect Incentives on Firm Performance[J]. Financial Management 20, 101-11

2, 1991.

[54]Hubbard, ., and D. Palia. Executive Pay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

m the U.§.Bank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9, 105-13

0, 1995.

[55]Incen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I,1990，(8)：225-264

[56]Jensen, Michael C., Kevin J. Pay and Top- Management

La Porta, R. , F. Lopez2de2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2000.

[57]M. C. Jensen, K. J. Murphy. 1990. Performance Pay and Top2manangement

Incen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2p ril, Vol. 98, No. 2, p225～264

[58]McConnell, J. J., and H. Servaes. Additional evidence on equity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valu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27, 595-612, 1990.

[59]Morck, R.,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

arket Valu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 293-315, 1988.

[60]Palia, Darius. The Endogeneity of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in Firm Valuat

ion: A Solution[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4, 3, 735-764, 2002.

[61]Ross, S. A. . 2004.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the Duality of Risk Aversion

and Riskiness. Journal of Finance. 59:207～

[23] 潘颖.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北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07,(6)

[24] 彭祥敏.股权激励模式效果比较的实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4

[25] 少波.黄欣.企业激励机制创新-对三种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研究[J].财经

理论与实践，2002,(4)：27-28

[26] 沈沛.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7] 沈学军.我国实施股权激励主要模式的分析与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4

[28] 石建勋.中国企业家的股权革命[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9] 童晶骏.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J]，理论探讨，2003,

(5):48-51

[30] 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0(3):32-39

[31] 吴叔平，虞俊健.股票激励[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32] 徐振斌，方宇.股权激励要慎用限制性股票[J].中国改革报，2007-2-13

[33] 许晔 珉 .股票期权:一把双刃剑[J].新理财，2006,(3)：27-27

[34] 杨贺，柯大钢，马春爱，等.经理层持股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互作用机制

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 ,2005,(1)：24-26

[35] 杨红炳.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建[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6,(8)：42-43

[36] 杨家亲.对股票期权及其会计处理的系统认识[J].会计研究，2000,(12)：

34-37

[37] 杨志刚.股票期权方案一枝独秀--股权激励方案综述[J] ，中国证券

报:2006-05-31

[38] 于东智，谷立日.公司的领导权结构与经营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2，

(2)：70-78

[39] 于武等.国有企业经营者物质激励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1999,(7).21-24

与经济管理，2000,(5)：40-45

[40] 岳旭琴.期权期股两种股权激励方式的比较及其在我国的运用[J].市场周

刊.财经论坛，2002,(1)：41-42

[41] 张俊瑞，赵进文.，张建，等.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关性

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3,(9)：29-34

[42] 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43] 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4]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5] 张湛彬.股票期权与国有企业激励制度[M].辽海出版社，200240

参考文献

[1] 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财

经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清泰，吴敬琏.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法规政策研究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2001

[3] 陈树文,刘念贫; 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高管人员持股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2)： 137-143

[4] 陈志广.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2，(5)：32-35

[5] 谌新民，刘善敏.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结构性差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

2003，(8)：55-63

[6] 程国平.经营者激励[M].经营管理出版社，2002

[7] 邓莉.股票期权在美国“失宠” [J].经营与管理，2006，(6)：21-22

[8] 付强，吴娓.限制性股票奖励、激励性股票期权与企业薪酬制度的选择[J].

财会月刊，2005，(11)：47-48

[9] 顾斌，周立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 [J];会计研究;

2007，(2)：79-84

[10] 郭福春.股权激动机制的理论基础及效应介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2，(9)：45-48

[11] 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J].

[12] 黄俊峰，股权激励：证券市场新期待[J].中国证券报，

[13] 黄湛冰,万迪日方.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行为因素比较分析[J].预测，2005，

(6)：37-39

[14] 蒋文杰.回归模型中虚拟变量的设定与应用[J].探索争鸣，2007(2)：12-13

[15] 隽娟.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深市的经验证据[J].市场论

坛，2007,(2)：64-65

[16] 李广林，周来振.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造与激励[M].南海出版公司，2004

[17] 李维友.中国实行经理人股票期权可行性研究[N]. 中国证券报 2001-7-26

[18] 李 曜 .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案例分析与方案设计[M].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19] 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 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

究，2000(1)：41-45

[20] 梁洪学，李慧燕.七种股权激励模式的利弊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3(5)：

32-34

[21] 米红，张文璋.实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spss应用[M].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121-193

[22] 宁相东.公司治理理论[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更多论文参考文献请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