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塑像研究现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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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雕塑艺术是人类情感外溢的物化形态，是中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古代还是近代，雕塑的创造都体现着时代的文化精神，是人类主动的创造行为。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思维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各自的雕塑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首先，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所决定的中西方雕塑在题材与形式上的不同 。 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对文化的产生及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西方文化不断断裂，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条件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西临太平洋，地理环境封闭，这就为中华文化自身的融汇，为避免外来文化的冲击确保了客观条件。在地理上自然形成的西高东低的阶梯状，从资源分布上也为牧业、农业、农牧业做出了明确的地理划分，为黄河、长江中下游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奠定了客观的条件，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依托。从文化的形成来看，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从整个欧洲讲，多处温带，地理差异相对较小，但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西班牙的群山连绵，冰岛的茫茫冰川，也在地理差别中培育了欧洲人不同的民族个性、不同的文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中西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封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元化，一元化又促使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连绵不断；欧洲人的开放及形成了欧洲人的迁徙和商贸，也促发了政治的民主和国家的分化。 古希腊的神祗与人同形同性，自上而下为“神系”，加之有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城邦与城邦间的联盟和城邦内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因此其雕塑以人体、人像为主题，从古希腊创立并奠定了以人为主题的雕塑形式后，一直到现代雕塑兴起的2500年中，人像始终占据着雕塑题材的主导地位，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人像雕塑作品。有单人的也有组合的，动作姿态丰富多彩，这与古希腊“人，乃万物之尺度”的观念有着文化上的必然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雕塑显示了题材广泛的特点，不仅有人物，动物，虚构的动物（龙、凤、麒麟等），人与动物的合形（女娲、伏羲的人首蛇身），还有山水树林，云朵雾气，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场景，以及大量动物器物的造型。尤其在早期雕塑艺术中，各种题材并无明显主次之分，也无主辅之别。只是到了后期，特别是宗教雕塑兴起后，人像才得以充分发展。由此可见，以人为中心的现象显示了中西雕塑的人文主义文化内涵，以景致、动物、植物等为题材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图腾文化和自然主义精神。中国的神与人互相融合，神会下凡，人能升天，帝王英雄就是其代表，因而自商周以来，宗法制就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这种封建宗法制和礼乐文化，形成了雕塑功能上的封闭性特征，雕塑不是被埋入地下作为陪葬，就是被放置在帝王的陵墓前作为仪卫；另一方面，在西方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大量的人像雕塑放置于广场和街道，从而显示出雕塑艺术功能的公共性特征。这种封闭性与公共性不仅是中西雕塑2000多年在题材和文化上最大的不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陵墓雕塑是为死人服务的艺术，而西方大多的人像雕塑是为活人欣赏的艺术，显示了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不同。 其次，由于观念意识、思维模式不同所造成的中西雕塑在表现方式上的差异。 对比中西文化的思维模式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追求合二为一，把宇宙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综合的一元论；而西方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则以分析为手段，把世界视为不同的部分，追求一分为二，是解析的二元论。在中西思维模式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又形成了重视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它结合古希腊的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为雕塑艺术的典范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的文化则形成了强调直观意向的思维方式，它通过直觉来直接体验、感悟并把握对象。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逻辑、概念而更长于悟性，这种所谓的“豁然贯通”、“点石成金”，也形成了与西方注重分析、偏于抽象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文化特质。 这种文化特质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形成了中国雕塑注重意向浑融，注重通过意向之后的表现，从而也形成了中国艺术注重营造意向的观念。这种偏于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和善统一的思维模式与西方注重再现、模仿、写实、追求美和真统一的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西传统雕塑中最大的差异。“美”是中西雕塑的共同追求，但“善”体现的是中国的“德”，是伦理性，而“真”体现的是西方雕塑的科学性与知识性。基于伦理性的要求，所以中国的雕塑艺术很少出现裸体的人体雕塑，基于写真和科学性的要求，西方的人像雕塑艺术自古希腊以来就以人体为主，西方的雕塑注重形体的比例、结构、神态、转折，而中国古代雕塑强调神、气，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从这一点出发，促成了西方雕塑写实，而中国的雕塑写意的不同特征。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自彩陶纹饰，青铜纹样起就非常注重意向的表达，它们包含文化的内涵与造型上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的雕塑在塑造人物或动物形象时，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严格的比例和解剖，不去追求外在形象的精确与酷肖，而是重视情感感受与体验，这种着眼点，不在对象与实体，而在功能、关系、和韵律的审美意识，更关注人物和动物的神采和意蕴，并加以有意的突出、夸张或变形，使形象更为鲜明。西方艺术把形的概念融入到几何形的类型化之中，在哲学和科学双重精神支持下，从对物象模仿，而达到了在比例解剖等方面近乎完美的状态，并为传统的人体雕塑和现代的抽象雕塑提供了可以遵循的途径，以此来归纳形体的变化和运动。而中国以把“形”的概念转向对“神”的揭示，提倡“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重神轻形，重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塑造。因此，中国古代雕塑注重表现对象内在气质的特征，而西方传统雕塑注重对外在形体的精细研究，形成了中西雕塑意向造型与模拟造型两种不同的方式。 此外，中国古代雕塑长期将绘画、雕塑并重，“塑绘不分”，“塑容绘质”、“三分塑七分画”，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一大特点，从战国的彩绘木俑、秦代兵马俑以及大量古代彩绘不难发现。而西方雕塑在古罗马之后则形成了与绘画分离的形式。因此，表现方式上，西方雕塑在“模仿说”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写实性，再现性的方式，中国古代在“意向观念”，对神与形的辩证理解，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追求，形成了表现性的方式。 再次，中西雕塑在功能和类型上的差异。 雕塑艺术作为上层建筑，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中西雕塑都十分强调其社会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等三个方面。雕塑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通过审美作用于客观的；审美作用同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不能分开的，三个作用统一于审美，但它又不是一回事。雕塑的功能脱离不了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中西雕塑源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社会目的和作用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古代雕塑与巫史文化、宗法制度、礼乐丧葬、宗教文化等社会功能都紧密地联系着，它从文化形态上就已经限制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基本发展形式。如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和陶器，商周时代的青铜石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时期的陵墓雕刻、墓用雕塑和宗教雕塑等多种文化融合的雕塑艺术，明清时期的装饰性和工艺性雕塑。这一点，在希腊、罗马等西方雕塑也同样存在。其中包括希腊、罗马队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揭示，包括中世纪雕塑对宗教文化的表现，文艺复兴以来雕塑对人文主义的宣扬，也包括现代雕塑对理性的叛逆，对非理性的体现。 从中西雕塑的类型来看，在二三千年间，中西雕塑都分别在自己的历程中展现了雕塑在形式上的主题性、纪念性和装饰性，也都反映出了在题材上的宗教性和世俗性。但中西雕塑在类型上的不同则体现在两点：首先，希腊的雕塑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了公共性的特征，而中国的雕塑则是封闭的。二、西方的雕塑与建筑经历了从一体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雕塑除了墓俑雕塑和工艺性雕塑外，几乎与建筑从未分离，这既是西方雕塑能独立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国雕塑对建筑长期依附的原因。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造就了中国古代的雕塑类型，形成了以陵墓雕刻、墓俑雕塑和宗教雕塑以及建筑装饰性雕塑、工艺性雕塑的五种形式；而西方的文化也影响着西方的雕塑类型，形成了公共性、纪念性、宗教性以及建筑装饰性和工艺性雕塑五种类型。倘若在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宗教雕塑主要是以石窟、寺庙为主，前者多为石刻，后者多为泥塑彩绘，而西方宗教雕塑主要体现在教堂建筑的室内外陈设上。在纪念性雕塑方面，中国以帝陵为主，而西方则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并以与建筑相统一的形式设置于广场。此外，中国的古代雕塑在彩塑方面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敦煌、麦积山，还是诸多的寺庙都留下了无数优秀的彩塑艺术，它们有的独立，有的组合，有的则与壁画、环境协调统一，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在二三千年来为中国造型艺术留下了丰硕的文化财富。 此外，源于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雕塑家也表现出差异性。在西方，古希腊雕塑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这一方面与雕塑家揭示神祗和英雄形象被视为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雕塑家在进行雕塑时对古希腊哲学、美学等方面的深刻揭示密不可分。雕塑家都是一些高层文化的思想者，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精神探索的学者，他们写出了众多辉煌的雕塑理论，这些理论又服务于雕塑实践，极大的促进了西方雕塑艺术的发展。反观中国，在古代，中国的雕塑艺术家虽然创造了商周无与伦比的青铜艺术、秦汉浩繁的雕塑作品、敦煌举世闻名的彩塑艺术，可以说，从规模、材质、工艺到造型、表现、塑造都取得了世所共见的丰硕的成果，但从来没有留下相关的雕塑理论或有关雕塑者的名字。中国古代雕塑家都从属于“百工”之列，属于工匠，在技艺的传承上，中国的“师傅带徒弟”、“面授心传”等方式也严重地阻碍了雕塑理论的发展，所谓“正宗”和“程式化”也极大的限制了中国雕塑艺术的进步。这都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雕塑家在社会上的卑微地位，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巨大差异。 结论：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同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化的关系一样，雕塑的发展和文化背景也是不可分割的。雕塑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决定着雕塑的形式，雕塑的形式也丰富着文化的内涵。雕塑是人类情感的物化形式，揭示着人类不同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蕴含着人类对生命的极大热情；文化对雕塑的作用，既造成了中国唐至宋代之后雕塑的衰弱，也促成了西方雕塑随着文化变革而不断的演进。正如庄子所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文化的特质，而中西雕塑的异同则在于雕塑的基本特征，中西雕塑的比较既具有着文化和历史的价值，也具有着时代和现实的意义。

麦积山的行不？

王昭君，小周后，杨玉环，李清照，秦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