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历史论文

浅谈中国书法艺术风格一、书法风格形成的条件风格是什么?西方美学家总结为“风格即人”,这与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家都喜以人格化来比喻书法有其契合之处。具备一个人的条件,不但要有形体,而且还要有个性、风度、思想和感情。书法艺术不但要有“骨、肉、筋、血”,而且还要求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艺术个性、风度、神采和意蕴。风格的形成标志着艺术生命的成熟,独特的风格,是每一个学书者终身为之奋斗和追求的艺术理想,只有具备独特的风格,才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保持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学书者虽人人都有自己的“体”和“面目”,但不一定人人都具备风格,面目是浅表的,而风格却是表和里的统一,形和神的统一。凡具有风格的作品,古人称谓“上品”或“入品”,故风格之形成必须以三个条件为前提:中国书法是以写汉字为基础的艺术,离开了这个基础,也就不是书法,也就谈不上书法的风格,这是书法的第一前提。五官四肢构成了人体;点画的不同搭配,构成了字形。书法必须受到文字笔画结构规范化组织形式的约束,必须具备可读性,楷有楷法,篆有篆法,草有草法。任何一个书法家都不能离开这个谱,去创造。中国书法艺术的风格必须具备书法艺术的共同美,风格的美在形式上虽具有丰富性,但在其本质上却有它的共同规律。人们观察到形的产生离不开正侧、方圆、轻重、徐疾、刚柔、浓淡、枯润、奇正、疏密、巧拙等两个对立面互相之间的协调配合,所以“阴阳既生,形势出焉,”寓多样于统一是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孙过庭《书谱》说:“违而不犯和而不同。”通过对比统一,可以避免单调刻板,从而可以产生无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能离开匀称、协调、统一、和谐等基本法则,人们还观察形的变化离不开势的作用。“古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字有筋骨、血肉,以气充之,精神乃出。”(张怀瓘《用笔十法》),“书之大局、以气为主。”(包世臣《历下笔谈》)。因势生形是结字章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具备势的作品,才能给人以一种生命力的艺术享受,在书法创作中可以变形以求新,但必须在势的管束下进行组合,方能合乎情理。“力”在书法中也占据极重要的地位,点画浑厚饱满,笔力遒劲,沉劲入骨,是对每一个书法家的具体要求,所谓“众妙攸归,务存骨气”,只有“藏骨包筋,含文色质”的线条,才能表现出点画的形质美。人们还观察到“节奏”“、韵律”是表现书法动态美的重要方法,运笔时通过轻重、徐疾、提按、顿挫等多种手法,不但使静止的字形产生一种和谐的动感,而且还可以产生墨色的变化,故节奏是气韵生动的重要表现手法。由此可见,对立统一、势、力、气韵等是各种风格和流派必须遵循的共同的客观规律,是组成书法艺术共同美的重要因素,是书法艺术的“理”。但“理”又必须依赖于“法”去达到,实践证明,一个书家的技巧越精熟,功力越深厚,就越能把握自己,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忘我”的境界之下,用熟练的技巧写出来的作品,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我”,这个“我”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这就是“我”的风格。所以风格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技巧和锻炼中,加上知识修养和自己的性格所形成的,它不是笔墨游戏,也无捷径可走,故“理”和“法”是形成风格的重要的前提。风格必须具备意的境界。具备了筋骨血肉,四肢形骸还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只有躯壳,而无思想;只具形质,而乏神韵;只有面目,而无风度;只有形体,没有个性,是谈不上风格的。书法艺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借助笔墨的外在形式,而显示出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意蕴。所谓“意”不是指局部,具体的点画和结构,而是指整幅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统一而和谐的精神境界。汉代的赵壹,已经意识到书法是技巧和艺术个性的有机组合,提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以后书论述说更详“,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黄山谷《论书》)“,书道妙在性情”(朱履贞《书学捷要》)“,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包世臣《艺舟双楫》),只有具备意蕴的作品,才能耐久所玩,给人以美感的持续,才能具备风格。综上所述,中国书法艺术对于气势、力量、形质、韵律、理法、神采和意蕴的研究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罕见的。无怪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也。”因此,书法风格必须以上述三个前提为基础,否则就难以入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缓慢的过程。立意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除了在不断的书法实践中逐步提高外,还必须从文学诗词、哲学、音乐以及金石绘画中触类旁通、汲取营养,以提高自己的眼力。只有将这些字外工夫与笔墨技巧相互渗透时,才能孕育出博大深邃的创作意境和熔造出优美高雅的艺术个性。风格的形成是实践与思维的结合,风格形成后,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它往往随书者的修养、兴趣、审美观念、艺术见解的变化形成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型风格,所谓“不失本调,兼得众调”。如杨凝式之四贴各各不同,兼具面目。惟其不变,才能保持其相对稳定性,惟其变才能保持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二、中国的书法艺术的特点多流派、多风格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特点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得以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风格的命名以技巧而论,有苍劲雄厚、奇险凝练等。以风格而论,有威武、雍容、俊秀、潇洒等;以个性而论,有粗旷、豪放、倔强、孤傲等,以品格而论,有平和、庄重、雅逸、瑰奇等,但总的来说,风格可以分成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两种不同的风格都可以给人以美感,二者可以结合,但必有偏胜。当然,也不能过度,若“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则不可以言文”,各种风格都以自身之特点而存在,他们之间争奇斗艳,各有其胜,促使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秀美的书法作品好似一位天真、妩媚、楚楚动人的苗条淑女,给人们以赏心悦目的阴柔之美;壮美的书法作品则似一个威武、魁伟、英姿勃勃的无畏勇士,充满了力度、节奏和阳刚之美。无论在戏剧、音乐、舞蹈乃至书法、绘画等不同艺术门类中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表现。在书法这一艺术长河中始终存在着秀美和壮美两大主要风格,它们各自闪烁着不同的光芒。远在殷商时期人民已经注意把汉字写(刻)得美观一些。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就存在着秀美和壮美的不同风格,据此可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即使是在早期萌芽阶段,也同样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观,出现不同趋向的表现形态。在早期的钟鼎文字中,属于飘逸、妩媚的也即秀美风格的代表者应是战国中山王十四年鼎铭文,它一改西周金文的雄浑壮实而别开生面,出现了修长秀丽的风格,透露出飘洒、俊俏的美感。可惜此鼎出土太晚,故不能为以前许多学书者知晓。在汉隶中属于秀美风格的有《礼器》、《曹全》等石碑。在行书中声名显赫的《兰亭序》就是属于秀美风格的,它的原本虽不可见,但从一些唐摹本及定武刻本来看,是大致仿佛的,可以相信王羲之的字就是这个风格,历代都有继承者,如唐代的欧阳询、宋代的米芾、明代的文征明,近代的沈伊默、现代的启功都是秀美的一路风格的大师。壮美一路风格的书法,亦代不乏人。在早期钟鼎文中,表现出质朴、壮美的《散氏盘》是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佼佼者,此盘文字线条泼辣,行笔跳跃性大,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汉隶中,如《石门颂》、《张迁碑》结体高古、厚重凝练,奇纵恣肆,很好地继承、表现了质朴雄壮的书风,继而进至北魏时期,埋藏于洛阳芒山一带的墓志铭以及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便是一大批书法艺术的瑰宝,其中虽然用笔各异,有方起、圆起,结体上有野逸、高古、朴素,但总的来说大都是追求粗犷、奇诡的壮美风格,又如刻于山东掖县云峰山的石刻群,如郑道昭所书的《郑文公碑》,此碑即为康有为所提出的圆笔最高准则“石峰石刻”。它的笔道犹如篆书,圆浑而古朴,结体犹如隶书宽博而又豪放。在行笔中又如行、草书一波三折,流畅而有神采,也是属于壮美风格的代表作品。总的来说,秀美和壮美两种文风在历史上,或齐头并进或此起彼伏,作为一种风格和流派,实际上谁也无胜过谁,因为两者都是美的。即所谓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作为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好恶来倾向于其中的一种,但却不能因此而论另一种就不美。我们要以“百花齐放”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有些人,为了标榜自己是“阳刚之美”,因而竭力贬低“阴柔之美”,我们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实际上,作为书法的一种风格来说,也没有绝对的“刚”或绝对的“柔”,多半是“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只不过是以何者为主而已。如果是只“刚”不“柔”或者说只“柔”不“刚”,则不能给人以美感。美应该是多样的,应该“百花齐放”。三、书法艺术的创新风格贵在独创,但如何去创?什么是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事实上书法艺术本无新旧之分,只有高低之别。狭义上来看,多种风格,似乎都已经被前人捷足先登,各占山头,后人已无插足之地,但从广义上来看,同一种风格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正如同一种性格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面目一样,这样就可以大大开拓我们创作的领域。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谓的“新”只不过是有自己与前人不同的面目而已,也即是追求法和意,形和神相统一的不同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由于受到文字的约束,点画之间的搭配相差毫厘之间便可形成一种面目。有古才有新,有源才有流。古人创的新,在今天我们叫它“传统”。风格的独创不能脱离传统凭空而来,从历史观点来看,古代书法家无不在精研前人的基础上,经过自身的蜕变,才有所突破而自创面目的。不同的探索道路,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审美情趣,产生了千姿百态的不同风格。只有遵循书法艺术的客观规律,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给人以美感的持续,只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作品才能保持其艺术的生命力。因此,书法艺术的创新是一种长期而艰苦的艺术活动,甚至于是一种超出于个人功利,完全不计较利害得失的独立思考和全神贯注的艺术活动,它需要一定的胆识,需要不破不立的精神,需要强烈的艺术个性,也需要一些浪漫主义色彩,需要一点“怪癖”的艺术个性,也需要呼吸时代的气息。只有这样才能在理性的把握下,闯出古人的樊篱,自出新意,从而创作出有自己独特风格而又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来。参考文献:[1]中国古代书法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2]书品[M].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号月池）为当地名医。少年时期开始系统地阅读过一些医籍，曾随父诊病抄方。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李言闻不愿李时珍以医为业，要他走科举道路，还特领他去拜访进士顾日岩为师。顾日岩家中藏有大量书籍文献，李时珍因此有机会阅读到许多文献和一些珍贵的书籍。李时珍在14岁考中秀才。17岁、20岁和23岁时，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从此之后，他放弃考科举而决心随父亲学医。他刻苦钻研医理，用心汲取前人医疗经验，并且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加上对病家的高度同情心，他行医不仅疗效好，而且医德高尚。短短几年之中便享有声誉。其间，他因诊断治愈了楚王府中小儿的“虫癖”怪病，医名更增，旋被楚王府聘为“奉祠正”，并掌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多便托病辞归。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深感这将关系到病家的健康和生命，于是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他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除认真总结吸收前人经验成就外，还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劳动群众请教，并常亲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对某些药物亲自栽培、试服，以取得正确的认识。经过27年漫长艰辛的努力，参考了800余种文献书籍，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六年（1578年）他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52卷，收载药物多达1800余种，附图1000余幅，药方11000余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的进展，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草纲目》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某些错误：如把实为两药而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女萎分清；把同是一物而被误为两药的南星与虎掌统一；把被误为兰草的兰花、被误为百合的卷丹区分开；把被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归为菜类等等。同时，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一是按照“从微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二是“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纲辖目，依首归类。所以用“纲目”，一是“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二是“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即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三是同一种药物，由于其不同部分均可供药用，则以此药总体为纲，各部为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等列为目；标梁为纲，而赤、黄染米皆列为目之类”。《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记述，包括较正、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到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尤其是发明这一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和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对于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作了不少正确的叙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天文、气象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的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各种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厂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