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意象传承和创新研究论文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浅谈创作者对古典诗词词汇的运用 —— 继承与创新 摘要 ： 古典诗词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范式，其词汇经过一代代人的锤炼与发展，形成了一些公认的特具审美意味的暗示义，经过时间的淘洗与润泽，在人们的心灵印象中达成共识，只要一看到那些词汇，就能自然感知它的意义内涵，联想到相关的事件或情感，从而勾连起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情理关系，使得相互之间更容易发生共鸣。本文结合古典诗词中具体的词汇，从继承与创新两方面谈一谈，在当下诗歌创作中我们对古典诗词词汇的运用，期待这一点小思考能对诗歌创作者有所启发。关键词 ： 古典诗词    词汇    运用    继承    创新 一   引言 本文所指古典诗词是经过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诸如市面上常见的《古诗十九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千家诗》一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词作品距离今天有一定的历史距离，有的距今千年，有的距今几百年，它们诞生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其社会生活面貌、物质经济条件、精神文化追求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不同，我们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不过短短几十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心、审美情趣亦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对古典诗词词汇的继承与创新。二 继承 古典诗词里，有许多值得我们继续沿用的词汇。通过学习，再经过我们实际生活经验的检视，情感上的内化，看到那些词汇，读者很容易明白作者所传之情，所达之意。那些词汇带有我们情感上的共性，带有一些鲜明的情感色彩，值得我们在创作中灵活运用，去表现我们需要表现的内容。1 意象词汇。古典诗词里，有一些词汇在传情表意上有相对固定的象征意义，比如“折柳歌中得翠条，远移金殿种青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我们熟知的“折柳”，柳与留，音相似，一语双关，它往往用于离别场景，表达对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可是，朋友们，今天的我们通过学者考证了解到这个意象的含义，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不太可能那么去做了，换言之，折柳在古代是一个比较具有仪式感的送别方式，在今天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生活实际，我们只能通过想象去感受那种情味，很难在现实中也折一根柳条去为朋友送行。当然，写文章不可迂腐，这个美丽动人的意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因为从内心里，我们还能感受得到它。再比如“月”与相思、怀人，“鸿雁”与书信、思念，“梅”与傲骨、高洁，“竹”与刚劲、正直，“芭蕉”与离愁别绪，“杜鹃”与愁苦等等，这些词汇构筑了鲜明的、人们可感知的情感内涵，从古至今，人们看到它们，联想到它们的形象，经过心灵活动，融情入景，进入到作者营造的情境中去，便能生出各自人生况味，实现了文本的情感价值。这样的意象词汇还有很多，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拿来使用，需要格外关注它的普适性与个性，要去了解它们在古代环境中象征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宜选取为大众所熟知的意象，特能激发人们心理情感的意象，符合内容情感的意象；不能依葫芦画瓢随意使用，不能生搬硬套。需要留心的是，由于这些意象被广泛使用之后，缺少了文学表达上的新意，显得老套，也许不那么迷人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感染人了，而选用比较陌生的意象词汇，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应明白，大多数的创作者是没能力去挑选甚至培养自己的读者群体的。）怎么办呢？这将在后文“创新”中着重讨论。2 典故词汇。刘禹锡的《泰娘歌》 ：“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斑竹”一词含有典故。白居易的《长恨歌》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鸟”一词含有典故。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羡鱼”一词含有典故。我们对“比翼鸟”这一词汇的使用频率很高，还有一个词语叫“比翼双飞”，用来比喻夫妻情投意合。经典词汇的生命力是恒久的，运用典故词汇，可以言简意赅的表达作者的感情，古典诗词里有许多典故，用得好犹如“枯木逢春”，用得不好则“画蛇添足”。当下现实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不再着重强调对诗词的学习、欣赏、习作，更强调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综合运用能力。我们大多数的人对古典诗词中的典故知之甚少，也就是在小初高的语文学习中接触到了一些基本的典故，完全无法胜任更进一步的诗歌赏读，有太多曾经为读书人所熟知的典故，在今天已是闻所未闻。别说普通人，便是专门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在诗词创作中，对典故大多已做不到信手拈来，这是教育培养方向发生改变之后的结果，有些酷爱传统诗教的朋友对此痛心疾首，有些现代诗歌的创作者却嗤之以鼻，这样极端的态度都不利于诗歌的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文学样式、内容必然随着时间、社会形态、现实环境、审美趣味等等发生改变，基于已发现的诗歌传承问题，我们很有必要重视起来，利用小初高的教育体系，多做传统诗词文化的传承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和分数挂上钩，当成一门文艺欣赏课程，尽量让孩子们多接触古典诗词文化，感受古典诗词的美。而诗歌创作者们也应该主动去研究、整理古典诗词中的典故，用自己的写作让那些“典故”活起来，用当下创作出来的诗歌去为“典故”作活的宣传，相信一定会很有奇效。3 别具情味的词汇。“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春风又绿江南岸”，著一“绿”字而春意盎然。“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一噪一静，一鸣一幽，互为反衬，更显幽静深远。这些别具情味的词汇，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炼字”——精心选择词汇组合，来创造性的表现情与境，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当下的诗歌创作也应该深入到古典诗词的内部中去，去体会这些别具情味的词汇之妙，在创作中加以灵活运用。我们应该多想一想，这个词汇与那个词汇搭配在一起是否产生有美感，是否能勾连出一些言外之意，是否能升华我们语言的高度，是否能传递出一些读者可以感知到的隐喻，是否能做到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等等，只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并着力去打磨这些细节，我们的诗歌创作水平才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综上，现代诗歌的创作者，不必全盘否定古典诗词里的东西，而应该虚心学习，从中汲取创作营养。当下的诗歌创作者，不管是写旧体诗，还是现代诗，都很有必要认真细致的研究下古典诗词中的意象词汇、典故词汇、别具情味的词汇、诗人个性化的词汇等等，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结合我们的生活实际，结合读者群体对一些词汇产生的共识，去继承我们古典诗词中的词汇，在实际创作中灵活运用它们，提升我们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三 创新 有继承就要有创新，艺术创作绝不可以死板。在古典诗词的词汇中，有的我们很熟悉，有的很陌生，有些具体的物品、动物、植物或者风俗等等已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脱离了我们的生活实际，这样的词汇及其含义也就缺少了鲜活的现实基础，需要创作者去考量它们是否还适用于创作，不能为了表现一种古典的味道而刻意只用“古语”，那是一种掉书袋的做法，即使写得好，也不过是匠气很重的作品，只能是小圈子里的玩物。在心理上，人会对那些过去式的旧物、旧人、旧情怀有特殊的感情，一件明代瓷器，一颗唐朝的夜明珠，一个清朝的象牙雕等等，除去值钱外，人们大多欣赏其精美的工艺水平，通过这些旧物，感受那个时代的风尘气息，心生一些美好的情感。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也并非人人可收藏购买，但眼观心想，可产生一些对那个时代的追忆。它们既让观者产生有历史感、年代感和陌生感，又有吸引人的亲切感。那些“旧物”在当时也许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东西、佩戴的饰品、建筑物、出行的工具等等，但在后代人眼里成为了别具情味的“旧日情分”，成为了追念怀人的载体，也便具有了一种艺术上的审美感染力。比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我们看到“金樽”“玉盘”就能感受它很珍贵、奢侈；“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我们看到“玉钗”就能感知它的精美，进而联想到那个女子的美；“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我们看到“画屏金鹧鸪”就能感知它那装饰的华贵。例举的这些词汇，是简单的一看便知的能激发人美好感受的词汇，与读者之间没有什么距离感，如果创作者拿来使用，也许能增添作品的文采。用今天的眼光看，在古典诗词中，凡是具有现实情感基础的，我们今天熟悉的词汇，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如果运用得当，也许能因为人们对那些“旧的”怀有一种“旧日情分”，而格外能感动人。但是，也存在有另一种情况，可谓“不明觉厉”。创作者采用的那些古典诗词中的词汇，因为它们过于脱离当下人们的生活实际和审美需要，让人难以欣赏，沦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自嗨。比如：“酌一卮，须教玉笛子吹。”“卮”是古代的酒器，今天的人大多不认识卮，就算通过注释明白其意思，也比较难在心里投射出它的具体形象，所谓隔靴搔痒。因此，今天我们创作诗歌，在写酒器的时候如果用“卮”或者“樽”，需要掂量一下，是否真的有必要用这样的古词，它是有益于我们的表达，还是实际上会拉低我们的表达效果，会不会造成整体语汇上的不和谐，这是我们在创作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并不是多用些古典词汇诗歌的水平就上去了。比如：“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画舸”是装饰有各种图案和花样的大船，“桡”是船桨。试问，不看解释，几人知其所指？又有几人看了注释能具体清晰的想起来它们的样子？看官们莫说这是笔者在钻词汇的牛角尖，试想，如果我们从不曾见过它们、摸过它们、用过它们，只是通过书本知道它们，那么很有可能，它们对我们而言就只是一个名词、一样物品，或者一个指代词，缺少了情感上的关联，我们很难把它与我们的心灵联系起来感受，也因此它只不过是一个词语、一件东西而已，我们不能深入进去，我们也就感知不到那词汇暗含的深情。如果我们的诗人使用了这些“古味”词汇来创作诗歌，因为那份“隔阂”，很有可能让艺术效果大打折扣，只不过他们自己不以为意，甚至可能还会自鸣得意。在他们的观点里，那是有水平的表现，如果读者不懂，那只能怪读者读书太少，没有文化修养，可惜这样的优越感于事无补，倒可能会让诗歌又臭又硬。这样的词汇，在这里不妨再例举一些。（划线加粗词汇即是） “ 白纻 春衫如雪色。 ”“ 香貂 旧制戎衣窄。 ”“ 玉勒雕鞍 游冶处。 ”“ 临风谁更飘 香屑 。 ”“ 手提 金缕鞋 ”“ 雕栏玉砌 应犹在。 ”“ 只与 蛮笺象管 ， 拘束教吟课。 ”“ 常只恐、容易 蕣华 偷换，光阴虚度。 ”“ 千骑拥 高牙 。 ”“ 径莎平 ， 池水渺。 ”“ 欲寄 彩笺兼尺素 。 ”“ 候馆 梅残，溪桥柳细 。 ”“ 紞如三鼓 ， 铿然一叶。 ”“ 寒光零乱，为谁偏照 醽醁 。 ” “斜阳院落，红成阵、 飞鸳甃 。 ”……因此，笔者在这里提倡实事求是地选用古典诗词中的词汇进行创作。不是说完全弃之不用，而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化用，不要一心一意只求古人境界，完全按照古人的模子来，把诗写得完全和古人一样。这样的作品写得再好，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来说，也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不要让今天的诗歌变成棺材里的遗物。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古代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感知范围与古人很不相同，很多古人才有的意境和审美追求，在今天已成“绝迹”，根本无法复制，哪怕心向往之，实在并无“桃花源”。也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本时代的风物，力求词汇上的创新；我们应该努力提炼一些具有现代化象征意味的、暗含当下社会情感心理的词汇或意象，去丰富我们的表达；我们应该努力从古典诗词的词汇当中总结出一些核心的造词规律，结合当下的环境和创作需要加以创造，形成有时代个性或者作者个性的诗歌语言；我们还应该从日常生活用语、民间歌谣中提炼积累那些特具文学意味的词汇或者句子，把它们运用到我们的创作当中，发展和丰满我们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发展怎么能墨守成规呢？比如之前很火的一个词汇“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它是两个叠词相加，用来表示遇到大事后精神恍惚，不知所措。这个词语笔者以为很活泼生动，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加入到创作的文本中去，我们应该留心这样的语言，加以分析，活学活用。翻越艺术高峰的方式，往往是再立一座高峰。艺术中“术”即方法，如果创作者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那么很有可能是采用的方法还不够好，不必片面谈灵感、天赋，很多时候是方向不对，方法有误。唯有积极探索、试错，坚持，才有望在失败一千次之后，继续一千零一次，终于匹配到了点亮创作灯泡的“钨丝”。四 结语 现代汉语的发展远未成熟，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创作者们应该有发展和丰富自己母语的自觉，到古典诗词中去找寻配方，找寻灵感，就像医药家屠呦呦女士从中草药中提炼萃取出治疗疟疾的灵药——青蒿素，我们的诗歌创作者们也可以到古典诗词中去，深化对诗歌的认识，强化创造能力，成就自己的创作高峰。在这里衷心地祝福诗人们“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炉火纯青。不老花魁/胡柳烟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