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词研究论文

苏轼与辛弃疾两位豪放派的大家的作品，总使人有不尽的遐想。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苏词有诗化的倾向，使词的审美价值上升到崇高的境界。生动的景物描写生成雄宏壮阔的画面，所能宣泄的激情与义愤，往往以不可遏阻之势表现理想与抱负，以及理想与抱负难以实现的怅惘，也显得那么自然与雄放。放逸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所体验的人生，常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这种渗透人生感悟的情愫，从激越的冲动终归于深沉的平静。华丽典雅而又高傲不羁的语言风格，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佛老思想，使其本来故作矜持的态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度。把喧哗与骚动的人生看作一场大梦的喟叹，超重低音的穿越，打破时空的樊篱，与遥远的圣哲一起，在宇宙中共鸣。 辛词有散文化的意境，这种笔法有利于表现散乱的心灵。慷慨纵横是其情绪的主流。以炽热的政治情感与崇高的政治理想来拥抱人生。豪爽的英雄本色常常企图与历史上的众英雄相认同。关注社会现实，往往以时代的歌手自居。执着的爱国热忱与壮志难酬的忧愤悲情相交织，使其内心痛苦不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诘问与感喟，使人产生几多悲凉之感。田园风光所能慰藉的苍凉老境，其温度毕竟还是有限的。典故所能表达的文化底蕴与口语化的鲜活话语所包装的鲜活而又坚持的思想，以及以后意义的坚持，以及以后的再坚持，是其人生最彻底的悲剧。至于意象的奔腾耸峙所呈现的阔大境界，只能看作一种故作深沉的虚张声势罢了。怀揣一块永远也晤不热的石头，永不放弃；如同一个见弃于途中的妇人（这一点又似屈原⑵），而“归正人”所感受到的猜疑与歧视，使其常常自怨自艾，用来剖白的语言，琐屑到婆婆妈妈的程度，往往也能博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 苏轼是北宋继柳永之后第二位对词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词人.但他的词在当时引发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争论:一方面,有人充分肯定其对词的开拓和革新之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以诗为词",要非本色. 苏词在内容方面的突破.苏轼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的词可分为三类：抒情、咏物词、农村词。苏轼词在风格上的突破.苏轼词风可分三类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早年受祖父辛赞影响,培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他20多岁时，曾组织了一支抗金义军。并受当时义军统帅耿京的派遣，与南宋朝廷联系，试图里应外合,协同作战。后南下，任江阴签判，在此后四十余年的生涯中，他除了有一半时间辗转在江西,福建等地任地方官外,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作为一个主战派，他有勇有谋，但生不逢时,郁郁而终。辛弃疾的词集名《稼轩长短句》，存词600余首，是宋代存词最多的词人。他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1：爱国词，主要追忆当年的抗金生活，抒发自己的报国壮志，表达对于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投降派的愤懑之情。代表作有《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农村词，主要描写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以化解现实中的痛苦，代表作有《清平乐》(茅檐低小)等。闲适词与言情词，代表作有《西江月·遣兴》和《祝英台近》(宝钗分)等。辛弃疾词的内容虽有差别，但都贯串着爱国主义的英雄情怀。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1：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导风格，但不拘一格。意境开阔,气势飞动。多用比兴，博征典故，语言繁富。 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相同之处：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不同之处：苏轼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气势沉雄，豪壮悲愤。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 苏轼的豪放是很洒脱的，是个性使然。因为苏轼是一个很达观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不顺达，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个性，使他始终能够很洒脱很轻松的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和不满意，所以苏轼的豪放是从心里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给人的感觉是飘逸和洒脱，如行云流水。但是辛弃疾的豪放给人的是壮烈是沉郁，因为辛弃疾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的词人，他最大的愿望是收复北方失地。但是南宋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大部分当权者是主张苟且偷安的主和派，毫无疑问，辛老先生的主战肯定会得罪当权者。他英雄一样直爽的性格，使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够实现，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自然充满了一种冲天的豪放感觉，弥漫着一个爱国战士的悲壮和激情。可是他的不受重用又导致他的失意，这就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杜甫似的沉郁。总起来看苏轼的豪放是达观者的风采轻松而迷人，辛弃疾的豪放是壮志难酬的悲壮之音,沉郁而震撼人心 。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出现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对苏词，特别对其“以诗为词”的特点提出了批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词论》）。这些意见都是从词的传统标准、传统观念来提出的，而忽视了苏轼使词得到解放，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这一重大意义。即便苏词中有些是“不协音律”即不合适演唱的，也未必是什么毛病。脱离音乐的书面化的词和与音乐紧密配合的词，未尝不可同时存在。 而辛弃疾则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辛弃疾的艺术成就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正是因为辛弃疾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会觉得“信着全无是处！”。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辛弃疾是一位英雄，而这首词却恰恰体现了辛弃疾作为一个词人那多愁善感的一面，套用郭沫若老先生赠给陈毅元帅的一句诗“将军本色是诗人”，来给辛弃疾一个中肯的评价“将军本色是词人”。我的博客开始了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

苏轼、辛弃疾词的异同比较，是一个有质量、有用的课题。因为两人的作品同属宋词中的豪放派，探究其异，非常有必要。从内容上，苏生活在民族矛盾不太突出的北宋，抒发怀人、念友、际遇、人生感情的题材较多。而辛弃疾生活在偏安一隅的南宋，作为一个爱国词人，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题材不少。从风格上，东坡通过词作体现的是宽广的胸怀、高雅的气度和不羁的性格。而透过稼轩的词作能看出词人的悲壮气节和力度蕴含。所以才子元帅陈毅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均。

相同之处：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的词中，都饱含着热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豁达、乐观的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正是他们的这种豪情壮志，决定了苏辛词的独特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由于苏辛词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的扩展，词的意境的提高和加深，因而词人的生活和思想在词里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词人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更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不同之处：苏轼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气势沉雄，豪壮悲愤。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 苏轼的豪放是很洒脱的，是个性使然。因为苏轼是一个很达观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不顺达，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个性，使他始终能够很洒脱很轻松的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和不满意，所以苏轼的豪放是从心里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给人的感觉是飘逸和洒脱，如行云流水。但是辛弃疾的豪放给人的是壮烈是沉郁，因为辛弃疾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词人，他最大的愿望是收复北方失地。但是南宋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大部分当权者是主张苟且偷安的主和派，毫无疑问，辛弃疾的主战肯定会得罪当权者。他英雄一样直爽的性格，使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够实现，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自然充满了一种冲天的豪放感觉，弥漫着一个爱国战士的悲壮和激情。可是他的不受重用又导致他的失意，这就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沉郁。总起来看苏轼的豪放是达观者的风采轻松而迷人，辛弃疾的豪放是壮志难酬的悲壮之音,沉郁而震撼人心 。

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词的两大家，在中国词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两人 是宋词不可企及的两座高峰，如同唐代“李杜”一样值得称道。两个人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在人生境界、品德修养上也都属上乘，但是由于所处时代、成长环境、人生经历有着诸多的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况味与追求，而这些差异表现在两人的创作之中。虽然同属豪放派，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知人论世”——苏轼、辛弃疾的不同人生经历 先秦思想家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 子·万章下》强调得到文章“真义”的条件之一就是“知人论世”，即了解作家并联系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状况。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回顾一下苏轼和辛弃疾的不同人生经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字画家，他出身于清寒地主之家，自幼聪慧早学，20岁随父亲苏洵参加科举即以文采扬名天下，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自此以后历经宦海沉浮，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由于不能见容于任何一方，多次遭到贬谪，成为北宋王朝党争的牺牲者。苏轼一生离京外放三次，分别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八处担任了16任地方官。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被贬黄州，59岁因“诽谤先帝”被贬英州，后又一贬再贬置惠州、儋州。后哲宗驾崩，徽宗立，苏轼才终于遇赦北归，于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终年66岁，追谥“文忠公”。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后改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 辛弃疾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因为处于金人统治下的沦陷区，从小深受爱国主义熏染，立志恢复中原，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耿京领导的起义，后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归途中，听到起义头目被杀， 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擒回叛徒擒交给南宋朝廷处决，成为名噪一时的少年英雄。从此开始了在南宋坎坷的仕宦生涯，他重建滁州、消灭“茶商军”、论“盗贼”、办荒政、创建“飞虎军”，虽然他的才能有目共睹，南宋统治者却因为他是主战派不敢重用，只是当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时才会启用他，而且将他频频调动，主和派又嫉妒他，因此，他被迫退居带湖、瓢泉二十年，虽晚年启用却终因病入膏肓于铅山含恨去世，终年68岁。 虽然苏轼和辛弃疾所处的时代相隔一百多年，但是两人却有着众多的相 似之处：他们都历经宦海风波，遭人嫉妒陷害，一生坎坷波折；两人都有着安天下、济苍生的宏图，都是百姓称道的好官，当然他们都有着令人称道的文学创作，同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两人不平凡的经历才使其创作时能够摒弃那些靡靡之音，能够开拓词的境界、开辟词的内容，使豪放词能够被创立、发扬光大并最终和婉约词分庭抗礼，这一切正如清代诗人赵翼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少年成名是因为文采卓绝，而辛弃疾少年名动一时则恰恰是因为他的勇猛，可以说两人本可能一个成为大文豪，一个成为封疆大吏驰骋沙场，然而由于所处的时代，最终倒是两个人都成为了大文豪，但是人生追求的不同还是造就了他们词作中人生况味与具体风格的差异。 二、苏辛词作所体现的不同人生况味 所谓“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人生态度、爱恶喜好、理想追求 无不在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本文拟从写人、写景、记梦、怀古、隐逸五类写作题材上来具体分析苏辛词作所体现的不同人生况味。 （一）写人 苏轼和辛弃疾词作中都有大量描写人物的句子，但是两人所描写的人物 却有很大区别。苏轼平生仰慕张良、贾谊、陶渊明，如：“瑶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临江仙·赠王友道》）“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由此可见苏轼追求老庄的隐逸，因此内心中向往的都是世人难得一见的游仙及洒脱的隐士，他虽然经历宦海沉浮，却能够在磨砺中深刻地领悟老庄思想，凡事淡然处之。 而辛弃疾的词作中出现的更多的是豪气冲天的英雄人物，如曹操、刘裕 等沙场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见辛弃疾少年英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统领千军万马、纵横沙场的将军，但由于所处时代这一理想竟然一生未能实现，假如辛弃疾生在秦皇汉武的年代，也许历史上就多了一位封疆大吏，但文学史上也就会少了一位才气纵横的词人，正是由于报国无门，作者才将满腔愤懑寄于词作之中，故他的词中充满了一个爱国志士的满腔热情和悲壮。 （二）写景 在景物的意象选取上，两人也有很大不同，如在苏轼的词中，虽然也有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奔腾豪放的色彩，但更多的是“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浣溪沙》）“到日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渔家傲·送张元唐省亲秦州 》）“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行香子·过七里滩 》） 那样幽远、深邃、淡雅的景色，在意象选择上，多是薄云细雨、清风明月、青山碧水，无不给人以澄澈、旷逸之感，和苏轼文人才子的气质极其符合，这些清丽雅致的词句，无不体现了作者高洁的人生志趣。 相比而言，辛词则长于描写飞腾壮阔的景象和场面。辛弃疾本是行伍出身， 对军旅生涯十分熟悉，他所选取的意象自然都是带有沙尘味道，场面往往都是气势恢宏，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搂。”（《水调歌头·舟次扬洲和人韵》）词人以一个军人的意念，把静态的山水都写成了万马奔腾的动态，他的笔下很少有小桥流水的宁静，写人便是千军万马，如：“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写山水则是千山万水，如：“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满江红》）这些群山阔水的描写，无不有着壮阔磅礴的宏大气势。由此可见，辛弃疾纵然是进行文学创作，也处处体现着他英雄的气概和军人的心胸，眼界和心境到哪里，笔锋自然转到哪里。而这些经历苏轼并没有，他更多的是一个文人，所以他眼中的景物自然也就处处充满着娴静之美，这和辛词的动态壮阔之美是两种类型的美，这恰恰反映了两人的人生体悟有所不同，自然界的景物本应都是一样的，就是看的人因为心境、思想、追求有所差异而对其赋予了不同的感情色彩，所以在作品当中才会呈现差异性。 （三）记梦 在苏词和辛词中都有大量描写梦的句子。古人大都愿意写梦，因为现实 生活中总有许多的不如意，也会有许多的顾忌，而在梦里就不同，所以梦是古人慰藉苦痛、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对于苏轼和辛弃疾则更是如此。苏词中的“梦”多是两种体现，一是将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需要在梦中达成，譬如《南歌子》：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英豪，自爱湖边沙路兔泥行。 这首词作于苏轼改知湖州，因写诗被指“谤讪”朝政而入狱，词中他化用庄周梦蝶自表倦于俗务，想要归隐田园的心境。又如“夜来幽梦忽还乡”（《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则反映了夫妻永别而长期被压抑的情感需 要，而在梦里让这一切得到实现，来慰藉自己在现实中已经倦怠的灵魂。 然而对于苏轼来说，他并没有沉湎其中，他清醒地意识到，梦是虚幻的，并且由此引申出一系列人生哲理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 [7](P65)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这里干脆将一切都视为梦，以之为虚幻的了。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反倒能从中获得感悟，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 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从梦中醒来之后，他能超脱自我，这就是为什么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苏轼依然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不断地走向成熟，最终超脱自我的原因。 相比较而言，辛词的梦却没有那么轻松，对于一个报国无门的英雄志士来说，梦境可能会为他提供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只有喝醉了，睡着了才能实现夙愿，这是多么悲凉的一件事。这和南宋的另一位伟大爱国诗人陆游很相似，陆游也曾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诗句。更多的时候，辛词的梦里，没有苏轼的那种超脱，他不是在梦里寻求解脱，不是在梦里超越现实，而是即便是在梦中，也依然为现实的痛苦所累。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辛弃疾忧国忧民，一想起祖国沦陷的山河，想起自己那些生活金人统治区的乡亲父老，当然是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即便入睡心中也满是牵挂，如：“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他梦里也忘不了祖国的万里江山，只是梦醒以后，发现自己却是华发苍颜，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又如：“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是梦里、寻常行遍，江南江北。吴楚地，东南拆。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作者看着景色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是梦里曾走了无数遍。“不堪向晚檐前雨，又待今宵滴梦魂。”（《鹧鸪天》）现实中的凄凉夜雨让他即便伸出梦中也难以释怀，即便梦中也是孤独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辛词中，“梦”与其说是作者现实的寄托还不如说是残酷现实的又一映衬，他执着于现实梦里不能自拔，也体现了他是像屈原一样的“往而不返者”。所谓“盖庄子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越缚越紧。”（《缪钺说词》）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四）怀古 苏轼最为著名的的怀古词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当时苏轼遇“乌台诗案”被赦，是其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奔腾不息的江水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引出“羽扇纶巾”、“雄姿英发”的周郎，内结连理，外拓君臣，以三十四岁的年纪就统帅三军，建功立业，是何等的让人羡慕。这让作者想起了自己，自己有着“安社稷，济苍生”的积极入世思想，然而世事的艰辛，宦海的浮沉已经让他身心疲惫，已经“尘满面，鬓如霜。”古人怀古都是为了伤今，然而苏轼若也是简单的伤今，这首词也就不会成为千古绝唱，经过了磨难的苏轼已经涅槃再生，虽然“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结句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却将刚才所引发的一缕人生短暂、壮志未酬的叹息瞬间溶解了，读至此句，心中都会升起一种豪迈之感，这就是这首词的魅力，怀古却没有给人伤感的感觉。 相比较而言，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是久负盛名，但是和苏轼的怀古却有很大的区别：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当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赋闲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当时他已经六十四岁，这年春初，又受命知镇江府，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从表面看来，朝廷对他似乎很重视，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他那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到任后，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自身处境的艰难，深感很难有所作为。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北伐声中，当然能唤起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是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又感到忧心忡忡。这种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的情怀矛盾交织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首篇幅不长的作品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而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词的上片就运用了孙权、刘裕一系列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他们都曾驰骋 疆场，弄潮时代，正是作者最敬仰的人，下片则以刘义隆好大喜功，打无准备之仗结果一败涂地，影射了当时的韩侂胄，事实上，后来作者一语中的，南宋王朝大败而归。结尾作者引廉颇典故，再一次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这是一首最正宗的“怀古伤今”词，词人运用了大量恰当的典故，与苏轼的词最大的不同就是全词笼罩着一种悲壮、愤慨之感，读完让人心中难以平复。 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怀古，苏轼是作为一个历史旁观者的身份加以评价，虽有伤感但却不会过深的走入苏轼就像是一个学习者，他可以看见古人身上的缺憾，从中明白人生的缺憾在所难免，即便是古今风流人物，又何况自己呢？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超脱；而辛弃疾则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体验和古人结合起来，深陷于古人的遭遇不能自拔，在他的词里，弥漫着抹不去的忧伤，词外，自己仿佛就是那个不行的古人，这样的思考只会让他越陷越深、越想心中越不平。缪钺在《诗词散论》中说道：“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又有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入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他认为庄子和屈原就是这两种的代表，现在看来苏轼和辛弃疾的区别也在于此，他又在《缪钺说词》中赞同陈廷焯的说法：“苏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辛词‘极毫雄而意极悲郁。’”他们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都写进词中，后人则从中读出了折射的人生况味。 （五）隐逸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大杂烩。”苏轼一生，对此三者，染濡均深，儒家给了他积极的入世思想，佛道则给了他出世和遁世的精神避风港，而他对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佛道的超脱隐逸思想能够达到融会贯通，所以在以后的生涯中，他才能既在处于庙堂之时坚持儒家经国济世的精神，又能在人生的低谷中超脱苦难、看穿功名利禄的虚幻无常，这样的人生况味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使其具有豪放旷达清新自然的风格，同时又于文学创作当中体现了他洒脱的人生态度。他赞美老庄、陶潜的隐逸是发自于真心，也怀有隐逸之心，“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幡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念奴娇·中秋》） 在他的作品中，田园和乡村是他的避风港，他也曾和苏辙定下“夜雨对床”的约定，相约要一起归老田园，还曾经劝说弟弟苏辙：“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他是清醒的，在一次次的沉浮中早就懂得“伴君如伴虎”虽然世事无常难遂人愿也让他发出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的感叹，但是当心灵清闲下来的时候，他是那么想驾一叶扁舟而去，从此寄余生于江海，这一切都体现了他隐逸的渴望，相比较居庙堂之高似乎他更愿意处江湖之远，当然这绝不等同于消极遁世，也不是没有责任心的表现，事实上，他绝对是个有治世之才又爱民如子的好官，可能 因为他以文采闻名于世，所以很多人都会忽略他的政治才能，事实上每次外调任职，他都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也正是由于在地方任职，深切的体验了百姓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些反映田园、归隐的作品才能感情真挚毫无做作质感。 辛词中也有一部分赞美隐逸的作品，如《清平乐》、《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但是隐逸对这样一位少年就立志横戈杀敌，收复失地而直到中年都还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将帅来说，恐怕赞美也只能是出于无可奈何，并非真心想归隐，在很多的词中，更多生发的都是不甘被弃置，被迫隐逸的情绪，如：“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八声甘州》）在作者心中，归晚田园是无奈之举，封侯都是落魄之事，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他以东晋谢安自比，但是谢安晚年得以启用用于东山，而自己就只能在田园靠棋局打发时间，所以才会“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事实上作者也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他和苏轼一样很欣赏陶渊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他早年的《美芹十论》、《九议》都化为了纸上谈兵，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和遗憾。 辛词有很大一部分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满怀着爱国之情，所以他被称为爱国词人，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苏轼不爱国，苏轼没有生活在战乱的年代，自然没有那种体会，他生活的北宋虽然处于“积贫积弱”的局面但至少还算是个太平之世，而辛弃疾从小生长在金人统治区，又深受祖父爱国主义的教诲，对民族忧患感同身受，当然会造就一个那样的他。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一个失意的文人，而辛弃疾却是一个失落的英雄，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必然会让他们对人生有不同的希冀，但最终两人的归宿似乎很相似，相比较来说，辛弃疾的遗憾也就多于苏轼，渴望建功立业的辛弃疾只能是忧愤以殁，含恨而终。 三、苏轼和辛弃疾不同的人生悲剧 苏轼和辛弃疾的人生一定程度来说都是悲剧的人生，他们人生的悲剧在于，有满腔学识和抱负却不能见容于当世；他们悲剧的不同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辛弃疾比苏轼更加不幸，更加充满悲剧的色彩。 苏轼将儒、道、佛三家学说融合，使自己具有超然的人生态度，他虽然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但当朝的统治者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很多时候是由于遭人嫉恨，而他自己又生性耿直，才导致仕途坎坷。而且虽然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苏轼却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则气势沉雄，豪壮悲愤。所以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苏轼的豪放是很洒脱的，是个性使然。因为苏轼是一个很达观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不顺达，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个性，使他始终能够很洒脱、很轻松地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如意，所以苏轼的豪放是从心里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给人的感觉是飘逸和洒脱，如行云流水。 而辛弃疾的豪放给人的是壮烈是沉郁，对于辛弃疾来说他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他生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最大的愿望是收复北方失地，本应被委以重任，披坚执锐，可惜宋王朝是一个重视文治的朝代，而且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苟且偷安，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大部分当权者是主张苟且偷安的主和派，毫无疑问，稼轩的主战肯定会得罪当权者。他英雄一样直爽的性格，使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够实现，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自然充满了一种冲天的豪放之气，弥漫着一个爱国战士的悲壮和愤激。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个传奇的词人，同时也注定了他一生浓郁的悲剧色彩。

上文已回答得很详尽,我想从他们二人的出身背景比较应该也能反映一定问题.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 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 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 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 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南宋 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 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 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 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韩□（tuo1）胄当政，一 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 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 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 《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本人比较喜欢辛弃疾的词.虽然都是豪放派,但辛词带有的感时伤事的情怀更为强烈,与词人的伟大抱负遥相呼应,相映成趣.仅举一例以说明: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 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是一首千古传诵的杰作，写得沉痛悲壮，语言精炼深刻，虽然用典很多，但关合时事，用得十分贴切，艺术感染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