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苏轼词的论文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大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李清照作《词论》，标举“词别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认识词的体性，强调了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共同之处；那么，李清照则以词应合律为基本立场，强调了词与音乐的血脉联系和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认识、维护词的独特性，严分诗词界限。 首先是词必须合于音律。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也称五音。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诗歌的传统审美规范。从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词与诗的密切联系。 再次，词和诗各自适宜表现的题材和要求。 这是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内涵之一。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诗言志词缘情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李清照所作的诗词作品，便不能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在她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统治者的鞭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怀念。如《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然而在她的词作中，却看不到这样慷慨悲壮的语句。前期词多写少妇闺怨，词风比较清新如《如梦令》等；后期词则转向悲哀深沉，如《声声慢》、《永遇乐》等。题材、内容与其诗截然不同，就连风格也迥异，此中原因，不在其它，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总之，诗与乐的结合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词正是在这矛盾中走向成熟、完善。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掩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的灵魂。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 苏轼不愿恪守音律的严格约束，既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用意，毕竟也存在有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李青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首先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应合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从而使词的音乐属性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与完善。其次从文学角度区分诗与词。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诗词界限。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风格。它极富变化的句式、句法、声律、叶韵等特点，密切配合乐曲之优长，又确非诗之所有，较诗更适宜表达宛转曲折的感情。因此，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将词与诗等同视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意严分诗与词的疆界，反而显得有些过犹不及。我们应该承认词与诗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词作为合乐之诗，兼具它的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及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人耳目。珠联壁合，方是歌词创作的理想境地。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