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悲剧论文范文写作

麦克白悲剧的原因分析主观原因：自身因素 （1）不安分的天性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 通过文本中关于麦克白的描述，读者可以看出麦克白的本性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也正是这不安分的本性最终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麦克白的夫人评价麦克白：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 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 不愿玩弄机诈，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可见麦克白天性中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即使没有女巫的预言，妻子的唆使也终会暴发来，“跃跃欲试的野心”总有一天会扫除一切思想道德的障碍而展露出，即使没有外力的推动，麦克白也必然会走上“弑君”之路。 （2）恶性循环的罪恶感使他成了嗜杀成性的暴君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行为不成为悲剧，主张通过行为表现人物。麦克白悲剧过程中有三次严重的罪恶行为：弑君，暗杀班戈父子，屠杀麦克德夫一家。如果说麦克白“弑君”时还曾有一丝怜悯之心，犹豫不决，在暗杀班戈父子时只剩下残酷了，而在屠杀麦克德夫一家时更把残酷狂暴之情暴露无遗。麦克白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常使他感到恐惧和惴惴不安，但罪恶感不等同于懊悔之情，他也没有察觉他罪恶的根源。在罪恶感的痛苦折磨下，他继续他的罪恶只为掩饰以前的罪恶，这必然使麦克白越来越迷失，越来越疯狂，终成为一个嗜杀成性的疯狂的暴君。 （3）麦克白本人对宗教中神圣自由的错误理解 从宗教观点来看，人生下来就有天赋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即可以驱使你选择善，同时也能怂恿你趋向恶。可悲的是他最终选择的是恶，误用了这种自由意志，他误把神圣自由当作了自由意志，这样自由的误用必定会使人陷入囹圄之状，最终酿成了无法挽救的命运悲剧。 客观原因：邓肯、班柯、女巫、麦克白夫人的外在影响 （1）邓肯的过度信任和依赖 麦克白是国王邓肯的表弟，根据当时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他也拥有王室继承权，更重要的是在“征讨叛逆”“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邓肯感慨麦克白的功劳太超越寻常，认为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他的伟大勋绩。邓肯表现了对麦克白的巨大的信任和依赖性。这刺激了麦克白的野心，使他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完全无理由的。 （2）班柯的拒绝 在收买诱惑班柯这个绊脚石不成的情况下，麦克白只好杀害了他。从那之后，麦克白内心的冲突开始减弱，认为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3）女巫的预言及麦克白夫人的刺激 女巫的预言被验证后，促进了事态的发展。麦克白告诉了夫人，于是预言激起了两个野心家的欲望。麦克白夫人是事态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当麦克白进退两难和犹豫不决时，麦克白夫人在旁边煽风点火。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总之，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他错误地听信了女巫的预言丢失了自己的信念，错误地遵从了妻子的指示丢失了自己真正的勇气，错误地不肯悔悟而走向了终极的毁灭。

范进中举是喜剧还是悲剧？是考了几十年都没有中举，忽然中了，人却傻了，后来被丈人打，居然好了```属於黑色幽默，具有一定反映当时社会黑暗的用意，算是讽刺向范进这样一类的人

不管做甚事，皆有两种结局——成功与失败，失败固然可怕，因为它会导致悲剧发生，其实悲剧并不一定可悲。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有多少悲剧发生。如若没有悲剧的发生，也就没有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和的情景，那么我们生存的空间会有多么平淡儿枯燥乏味。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悲剧又何谈幸福与快乐。正是有了这种相对性，世界才因为它而变得绚丽多彩，充满酸甜苦辣的味道，才有了坎坷与平坦，悲与欢的生活阅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悲剧是在所难免的，只有正确去面对，懂得欣赏，悲剧或许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举世无双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耸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万里长城，是由千千万万堆白骨筑积而成，为了它，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惨死与长城脚下。有了它，凶奴才被拒之长城以北；有了它，才有了梦姜女哭长城的佳话；有了它，才有至今仍令人流连忘返的美景；有了它，才使中国腾飞的经济有了一大支柱。建长城的历史背景是凄惨的，但是如今确成了风水宝地。秦还建过阿房宫，耗资巨大，鱼肉百姓，可怜楚人一炬，成为焦土，失去了古代另一奇观。 莎士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还有化蝶双飞的梁祝，成为鸳鸯的仲卿、兰芝，双双徇情，以死来捍卫纯真的爱情。这些都揭示了封建社会腐朽的制度，把一对对恋人摧残，这与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恋爱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去追求幸福、自由，珍惜这美好生活，创造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清末，八国联军洗劫了皇家园林——圆明园，是我国瑰宝流失异国他乡，这是悲剧。但他向各国展示了我国古代辉煌的成就，是各国所不能相媲美的。清朝后期，蛮夷入侵，一系列的条约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这也是悲剧，不过，为此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人民当家作主，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为何不因悲儿乐乎！ 悲剧固然可悲，但悲剧的结果并不一定可悲，有时，它能够是人们觉悟；有时，它能鼓舞人的勇气。鲁讯曾经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懂得欣赏悲剧美的人才能在精神上站起来”。悲剧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化悲痛为力量，重新努力，重新拼搏，成功之门会向渴望而需要它的人打开。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